难忘的1936年
宋黎
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至今已整整五十周年了。半个世纪前的1936年，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决心联共抗日收复失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及其功绩永垂青史。张、杨两将军为国为民建立了伟大功勋，成了中华民族千古功臣，人民永远不会忘怀。
1936年，承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三次电召，我们东大学生代表赴西安在其身边工作，直至他送蒋介石回南京。那难忘的1936年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时值西安事变50周年，记述几件事，以兹纪念。
三邀学生代表 五次长谈抗日
东北军是张学良将军“披甲还乡”依靠的军事力量。1935年9月至11月，东北军与北上抗日的红军交战，连续被消灭将近三个主力师。东北军广大官兵普遍厌恶内战，如今士气更是一落千丈。“剿共”惨败，南京政府又取消了被歼灭师的番号，使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广大官兵处于极度震动与苦闷之中，普遍感到红军是抗日的正义之师，是消灭不了的，东北军绝非对手。“剿共”只能两败俱伤，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有利。不停止内战，打回东北老家的夙愿将难以实现。加之我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党内外进步力量的影响和东北军官兵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推动，张学良将军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能否救中国产生了怀疑，开始寻求联共抗日的新途径。恰在这时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流亡北平的东大学生慷慨激昂，奋不顾身走在运动的前列。张学良将军得知后，以东大校长名义电告校方：“北平学潮未息，请将主动分子名单开来，并促其来陕一谈。”当时学生不知张学良将军在军事上受到重创后的思想状态，对身居“剿匪”副司令要职的张将军颇有疑虑。又因电文中把学生运动称“学潮”，把学运中的领导都称为“主动分子”，误认为有敌视学运之意。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商讨后，决定拒绝派代表赴陕。随之第二封电报又发来：“……请邀主动分子促其来陕一谈，弟实善意。”东大学生救委会经商议后，又予拒绝。张学良将军见学生拒绝派代表赴陕，乃委派“总部” (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原东大法律系教授赵翰九为他的代表，专程携款到北平慰问东大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东大召开大会予以欢迎。赵代表张学良将军致慰问词，我代表学生在会上报告了学运情况。赵返回西安后，张学良将军发来第三封电报：“请派民主代表前来西安。”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几经慎重讨论，认为形势有变化，张学良将军似有诚意，因此学生都主张派代表前去。于是，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正式推举韩永赞、马绍周(后来叛变)和我，作为东大学生及北平学联正式代表，同赴西安面见张学良将军。我们三人中，当时只有我是共产党员，党组织指示我“见机行事”。
1936年1月底，我们到达西安时，正值张学良将军在南京。国民党特务对我们侦察、监视。为了抵制特务监视，冲破封锁，打开斗争局面，我们走出住地，到学校宣传“一二·九”运动。西安师范校长田杰生接见我们时表示：“戡乱时期，召开大会不合时宜。”我们遭到拒绝后，便在学生中散发准备好的“一二·九”抗日宣传材料。接着，我们又去西安二中，校长罗端先排除种种干扰，毅然召集两千多名师生，听了我们做的“一二·九”抗日运动及东北军民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报告，收到很好的效果，可是第二天罗校长却因此被撤职。我们十分愤慨，为鸣不平求见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杨将军盛情款待，诚恳地说：“你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也就是我的客人……”我们向杨虎城将军详细介绍了“一二·九”运动，讲述了十七路军、东北军、西北人民、东北人民应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杨将军十分赞成我们的观点。在杨虎城将军邀请下，我们向十七路军参加孙总理纪念周的七百多名尉级以上军官讲述了上述内容。会上群情激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共鸣。杨虎城将军十分激动地走上讲台，慷慨激昂地说：“抗日学生在华北前线，赤手空拳同日本鬼子作战，具有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手握枪杆的军人岂能坐视不动!”说到这里，领头振臂高呼：“抗日学生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月上旬，张学良将军返回西安，立即让副官通知我们等候接见。当天，副官用专车将我们接到公馆。未及寒暄，张学良将军第一句便问：“谁叫宋黎?”我认答后，他赞许说：“你们来得好，来后做了不少好事。”闻此言，实出我们意料之外。见张学良将军持此态度，我们稍释疑虑，为了争取张学良将军的同情与支持，我们围绕事先准备的有关“一二·九”学生运动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情况，改组东大、为抗日培养人才，东北军应枪口对外、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三个中心问题，同张学良将军畅谈。他连续安排了五次时间同我们长谈，我们谈时他听得十分认真仔细，时有插话、提问。他曾坦率地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们佯做没听懂，他便直截了当问我：“宋黎，你是不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员不能随便暴露政治面目，所以我回答：“不是。”后来听说，他当时即判断我是共产党，曾同别人讲过这一猜测。
经过五次长谈，张学良将军认真看了我们写的意见书和宣传材料，感慨地表示：“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先父坟墓还在东北，国难家仇集于一身，抗日救国义不容辞。东北青年、东北军、东北人民应团结起来，准备打回老家去。”张学良将军初述衷肠后，要我们暂留西安，并持其名片拜访杨虎城将军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我们回答：“杨将军那里已经去过了，并得其赞助。”张学良将军强调说：“正因为我没在家，杨将军照顾了我的学生，才请你们再去代为致谢。”当时，我们只当此举为官场礼节往还，并不了解张、杨两将军为了抗日都在努力团结对方的良苦用心。
东北军奉命进驻西北，在国民党特务的挑唆下，张学良“失之东北，收之西北”的惑言时起时伏，造成误解。杜重远、高崇民、车向忱等为了东北军、十七路军、东北人民、西北人民，以西北为依据，团结抗日收复失地，努力与之疏通。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均有抗日图存，团结合作之意。我们至西安直言团结抗日，杨将军已表示支持，此时由我们执张学良将军名片代表他再行拜谢，正是借此表明所思趋一，愿与之合作抗日。
主动营救东大在平被捕学生
1936年2月底一天晚上，张学良将军派副官将我们三人接至公馆，手持电报告诉我们：刚刚收到东大文学院方院长来电，内称东大有四十多名学生被捕。并直言不讳对我说：“你也在通缉之列。”听到消息后，我们说：“请校长想办法营救。”张学良将军说：“北平方面诸多情况不明，我正在设法了解。”分手时嘱咐我们：“你们先不要回北平。”晚上回到住地，韩永赞接到爱人东大学生徐琳从北平来信。当晚，我们决定，由韩永赞绕道天津，返回北平了解情况，速去速回。
当时“一二·九”学生运动不断深人发展。为了镇压抗日力量，北平当局根据南京旨意，在北平大肆逮捕，东大四十几名学生，在此次大逮捕中遭到囚禁。我们正为之着急，几天后，张学良将军又把我们接去告知：北平局势紧张，我去电给宋哲元、刘哲，均未回电。据说当局拟杀八个学生，不知确否，也不知有没有东大的。事不宜迟，你们可从“总部”物色一合适人选，速去北平了解情况。我们再三思考，觉得“总部”众多东大毕业生，虽不乏才干，但已离校日久，情况不熟，困难重重。我们商量后，向张学良将军提出，北平情况我们较熟，还是由我们回去为好。张学良将军顾虑我在通缉之列，所以沉思良久，问我是否与北平司令部邵文凯相识(邵原是东北军驻北平的宪兵司令)，我回答不认识，也没见过，张学良将军说：“你持我的亲笔信去北平见邵，把东大被捕学生营救出来。”随即亲自为我化名宋梦南，以其秘书身份赶赴北平。他在给邵的信中写道：“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对家乡子弟要更加爱护。特派秘书宋梦南全权处理被捕学生事宜。”他又交代说：如果学生没问题就就地释放，如已判刑在北平释放有困难，带回西安释放。待学生问题处理完，你再去拜访王卓然，只说我带有口信给他便可。临行时嘱咐我：“你在北平若遇到什么麻烦，立即电告。”
我潜赴北平后，径直面见邵文凯，邵为张学良将军部下，得知我是张学良将军秘书，热情款待。他看信后说：“我给张副司令添了麻烦，实在对不起。”他向我介绍说：“被捕的学生闹得太凶，我给他们戴上了手铐、脚镣压压火。这些学生没什么，我可以就地释放，请副司令放心。”我说：“副司令听说要杀八个学生，他非常关心。”邵文凯摇头：“没有这事。宋哲元对学生很有气，但无此意。”接着他又说：“现在抓了些学生，可是头没抓住。头子是宋黎，他是共产党，听说在西安。请你转告副司令，务必把他逮捕。另一个是邹素寒，他去上海了。”听到这里，我已知道了对方的底细。随之，邵文凯遵张学良将军旨意，将东大被捕学生就地释放。
我去拜访东大秘书长王卓然，传达了张学良将军的口信。他听后说：“张校长转变了，我跟不上了……”
过一会，有侍从通报，外面有人言称要捕家中来客，现因在家中不便，只待出去就捕，于是我告诉王说：“请你给张副司令发电报，告诉我在你家中遇到难处便可。”王卓然忙解释说：“哪里，哪里，你是张副司令秘书，又是全权代表，邵文凯敢把你怎样，我就去见他。”大约一小时后，他回来说：“邵文凯讲，既然宋秘书就是宋黎，这人胆量真大，倘发生问题，更对不起张副司令。他要你从速离北平，要么还得派人保护你……”当夜，我索性宿在王卓然家。第二天，乘王卓然汽车离开那里。
东大四十九名被捕学生全部释放和我能在北平安全地完成任务，是张学良将军全力营救和保护的结果。张将军救出的这批学生均为抗日救亡运动骨干，后来多数成为肩负重任的领导干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张将军对东大学生关怀备至，临危抢救之情，始终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
我从北平返回西安，汇报了营救东大被捕学生经过，张学良校长很满意。他为了培养抗日人才，毅然改组东大，选派周鲸文先生接替东大秘书长，这充分显示了张将军对东大前途的关心和对学生意见的重视。
创办学兵队 为东北军抗日培训骨干
3月，我从北平返西安复命不久，“东大”和“东中”在西安的学生代表组成联合代表团，以慰问东北军的名义到部队宣传抗日打回老家去。我们请张学良将军派了一辆卡车，并向他募了款，用以筹办慰问品、宣传品。联合代表团打着大旗出发后，张学良将军密召我立即去洛川。我被安置在洛川的一个院里，吃住条件都很好，就是不准走出院门。十来天的时间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来看望过三次，他透露：“副司令调你来，是想让你做代表跟共产党谈判。”后来张学良将军对我讲：“原让你去开的会，现在我亲自去。你以秘书身份，到洛川前线部队去考察。”按其吩咐，我先后到东北军六十七军各师及一○五师一部，分别召开连、营级军官座谈会，一面了解情况，一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前后历经一个半月。考察中发现，东北军抗日复土愿望虽然强烈，但多带自发性。连、营级军官，不仅数量不足，政治素质也很差，旧军队习气甚浓，而且多受“攘外必先安内”影响，是军官中抗日最薄弱的环节，需要充实和加强领导。
考察结束，我草成报告，分析了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现状，提出应及早办千人规模的陆军学校，以培训东北军抗日骨干。军校培养对象应主要是中下级军官。报告一式两份，一份交由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长，另一份请他转送张学良将军。他看后对我说：“你虽然是个学生，但看出了我们部队存在的要害问题，我一定转给张学良将军。”
返回西安，我向东工委书记刘澜波汇报考察始末，他完全赞同我的看法和建议，要我再向张学良将军详陈设想，以促军校早成。我按其所嘱，进一步详细阐述设想，呈交张学良将军。
7月，张学良将军将我接至公馆，对我说：“你写的两份报告我都看过。办陆军学校，为东北军培养抗日中下层军官，这一设想很好。但军校统一由国家来办，东北军自办军校南京不会同意，莫不如办个学生队。学生学当兵总是可以吧!”张学良将军紧接着又问：“学兵队员从哪里招收呢?”此议至关重要，倘若学员素质差，则短时间很难培养成抗日骨干。我向张学良将军建议：“应从学生运动中挑选积极分子受训。”他说：“很好，最好是家乡子弟，办学生队具体事宜你同参秘室主任应德田商议处理。”
承担任务后，在卫队二营筹备招生的同时，我又将详情向刘澜波汇报。他高兴地说：“这件事由你来做，两全其美，既可保证党对学兵队领导，张又满意。”随后，刘向北方局汇报了拟成立东北军学兵队情况，得到赞许与支持。在北平地下党、学联支持下，选拔“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分两批由北平至西安。从8月底至西安事变前，先后编成三个连。第三批因西安事变交通中断，有的回了北平，有的去了延安，极少数辗转到西安参加了学兵队。
张学良将军对学兵队寄以厚望。西安事变发生后，学兵队员立即调至重要部门，如军警督察处、抗日先锋队、报馆、文化机关、电台等。大部分队员分配到军、师、团编为五个宣传大队，任宣传员，广为宣传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所提的八项主张；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之意义。为稳定军心，提高觉悟，密切官兵关系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殊有贡献。
改组《西京民报》 广泛宣传抗日
《西京民报》是东北军的机关报，当时在西北影响较大。为了占领这个舆论阵地，我曾经与北平学联姚依林联系，邀请他来办报。他很快复函，愿意前往。正在这时，张学良将军在抗日观点上与原主编赵雨时发生分歧，赵因此被撤职。7月底，张学良将军找我，介绍了撤掉《西京民报》主编的情况，问我能否找一位合适的主编，我回答能够请来人。我正要向张学良将军推荐人选，恰值他告知其弟张学曾推荐张兆麟，问我是否合适。该人刚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是共产党员，燕京大学“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学生会主席。在此之前我便与之相识，此人选很理想，又为张学良将军提名，我极表赞成。张学良将军便要我设法将张兆麟请来，我应允去函相邀。张兆麟见信后，即赶至西安，又根据我的建议返回北平物色编辑，并请来了燕京大学新闻系刚毕业的积极抗日的东北青年刘克夷。随同黄诚来西安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北平学联代表何东辉，也答应留在西安办报。又留下了阎宝航介绍来的、原《西京民报》外勤记者吴雪生，由他们四人组成新的编辑部，张兆麟任主编，我与张学良将军直接联系。张学良将军时常过问办报情况。
陈翰伯、魏文伯等调到编辑部后，增强了该报社的力量。改组后的《西京民报》主要面向东北流亡集团，反映和增强东北军官兵及东北父老的民族意识，发动群众，争取共同抗日。该报同《西北文化日报》等进步刊物相配合，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东北军、西北军团结抗日，宣传西安事变主张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诸方面，颇具声色，为舆论界所关注。
尊重民意 支持群众抗日运动
由于我党争取东北军团结抗日的工作卓有成效，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1936年8月29日晚，国民党特务先后逮捕了东大和北平学联两名学生代表马绍周和我。“总部”职员关时润来取学兵队的材料，也被隐藏在我们住室的特务逮捕。在押送省党部的途中，我拒捕呼救，被十七路军宪兵营巡逻队从特务手中截夺下来。十七路军宪兵营巧与特务周旋，在西安绥靖公署一些官员的帮助下，杨虎城将军得知后，决定通知张学良将军，张将军立即派人把我接到张公馆。为了营救被捕的学生代表和职员，下令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事后张将军得知，此次捕人是根据蒋介石的密电，当天深夜立即按此密电名单逮捕了刘澜波，第二天逮捕了孙达生。这一天按韵目排列是“艳”字，因此这天晚上发生的上述事件被称为“艳晚”事件。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及东北军、十七路军，不惜冒政治风险把被捕的人员全部营救出来，使其幸免解往南京审讯，我们永志不忘。
“艳晚”事件实际是西安事变的前奏。这一事件对增强张、杨两将军及东北军、十七路军两军的团结，东北、西北人民的团结，促进逼蒋抗日局面的形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艳晚”事件发生后，西安很快发布了“援救宋、马及声讨特务蹂躏人权、执行日寇使命的宣言”。“艳晚”事件后，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一扫西安沉闷的政治空气。
“东工委”为了有组织地进行抗日活动，更有效地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积极主张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 (简称“东救”)。参加者上至东北军将官，下至东北普通百姓。“东救”是西北第一个公开成立的，具有广泛统—战线性质的群众抗日救亡组织。1936年9月18日，东北民众救亡会筹委会组织了“九一八”五周年纪念大会。与会人员有东北军官兵、东北讲武堂、东北大学分校、东北子弟小学师生、东北民众和西安各学校师生，计有万人。张学良将军应邀第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他心情激动，态度明朗地说：“东北军没有忘记东北父老兄弟姐妹和白山黑水，绝不负乡亲们所寄期望，一定打回老家去。”张学良将军胸怀坦荡，明确表示抗日决心，赢得雷鸣般的掌声，为“东救”大壮声威。“东救”成立，对东北以及广大群众抗日运动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成了群众抗日运动新起点。“东救”成立不久，秘密成立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公开活动了，对发动和组织西北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绥远，西北成了国防前线。
绥远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一致声援。西安各救亡团体为援绥抗日，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各阶层人民群起响应。学兵队全体同志为表决心集体绝食募款。为此，张学良将军接见全体学兵队员，对大家关心时局表示嘉许。他语重心长地讲到自己身负国难家仇，抗日复土之心与大家相通。但抗日绝非一时血气，须举国齐心协力，方能达到驱逐日本侵略者的目的。国内意见不一致，问题不解决，抗日只能是空谈。真情大家尚不了解，现在不便言及。张学良将军最后表示：“我要尽快促成一致抗日局面，绝不在你们面前食言。”11月27日，张学良将军致电蒋介石，请求率东北军援绥抗战。他在电文中恳切地说：“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尽一分之前愆，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他诚恳地请求“迅颁宠令，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但被蒋介石断然拒绝。而群众的抗日援绥运动却在继续发展，直至西安事变以后。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逼蒋抗日，为了更加坚定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走上抗日战场的决心，地下党组织决定，于“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发动西安各校学生及市民，举行游行请愿示威。在游行前夕，“西救”、“东救”、学联邀集近百人讨论，写成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上蒋委员长的万言书。为了试探国民党反动派动静，训练游行队伍，鼓舞斗志，在各街道组织街头讲演，宣传抗日。蒋介石的军警、宪兵特务未敢阻拦。经过三天的街头宣传和周密准备，西安学联、“东救”、“西救”在12月9日，共同组织了纪念“一二·九”一周年游行请愿。事前我曾请张学良将军向游行队伍讲几句话，表示一下抗日态度。他忧心忡忡地说：“蒋委员长住在这里，我不便出面。如坚持游行，我虽有军队也无法保护群众，学生吃亏将在眼前。”
果不出所料，国民党特务、宪警竟开枪打伤一名竞存小学学生。游行请愿队伍盛怒之下执意赶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面陈。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连忙带人前去阻截游行队伍，灞桥一带如临大敌，架起机枪。蒋介石急令张学良将军制止事态发展，否则“格杀勿论”。张学良将军知道事态严重，立即找我劝阻游行队伍前进。适时，我正在为游行队伍筹集食品，没有找到。张学良将军急不可待，驱车径直追赶游行队伍。至离临潼只15里处的十里铺才相遇。游行队伍高呼：“我们愿为抗日而死!”张学良将军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站立在一个土墩上，大声疾呼：“你们的要求，也是我的要求，我的要求比你们还强烈。祖宗坟茔尚在东北，我无时不挂记抗日复土，倘一息尚存，最后一滴血也要洒在抗日疆场。请把请愿书交给我，我一定转交委员长。请大家放心，一周之内，我将以事实回答大家。”游行队伍听从劝阻，返回西安城里。
赤胆忠心 为民请命
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全国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而蒋介石却调集三十个师左右的兵力，对西北形成包围之势。12月4日，蒋介石偕陈诚等二十余位军政要员，亲临西安坐镇，向张、杨两位将军摊牌：或按军令“剿匪”，或奉命将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予以“整训”。蒋介石限三日作答，并已内定蒋鼎文取张而代之。张、杨两将军与蒋的矛盾日趋白热化。
张学良将军为了抗日，多次向蒋介石陈述国亡无日，应该停止内战。12月7日、9日，张将军又一次进谏，面陈用军事围剿的办法消灭不了共产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行不通，统一中国只能政治解决，抗日才是中国惟一的出路。他一再苦谏，乃至哭谏，均遭蒋介石严词拒绝。张、杨两位将军既不能按军令“剿匪”，也无法奉命调出“整训”。为达逼蒋抗日的目的，毅然决定“兵谏”。12月12日通电全国，发表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将军撤销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组建了“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委任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集团军指挥官、何宏运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克日北上，光复失土。因西安事变，南京讨伐西北而未能实现。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救”、“西救”、西安学联等十八个团体联合通电全国，响应和拥护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八项抗日主张，呼吁：“全国同胞万众一心，联共抗日。”16日，“西北各界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抗日主张市民大会”，于西安革命公园隆重召开，计有十余万人参加。乐曲声中，张、杨二位将军及各救亡团体代表、欧洲华侨代表、工农商学兵妇女界代表登上主席台。落座后，张学良将军压低嗓音问我：“没请马占山将军吗?”我回复已请过。张学良将军吩咐我再派人去请。抗日将军马占山派他的代表来参加了大会。
市民大会由西北爱国民主人士杨明轩主持。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先后讲话，阐明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张学良将军说：“我同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面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乘军用飞机去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大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决不采纳我的请求。”“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切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由上项事情看来，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双十二’的事件。”“置生死毁誉于不顾，为民请命。”“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我们是诸位的公仆，我们替诸位打前锋，至于最后胜利，还赖全国人民一致起来争取……本人一定竭尽智慧，要求实现救国主张，不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民族解放目的，誓不休止。”市民大会最后通过了“请求政府立即召开各党派的救国会议，建立救亡政权”，“请求政府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收复失地”等十五项提案。 12月17日，由周恩来副主席率领的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及随行人员先后到达西安。中共代表以中华民族大业为重，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得到张、杨两将军的赞同。12月23日，以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周恩来副主席为一方，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会谈①。24日谈判达成六项协议。蒋介石以领袖人格保证，执行这些决议。至此，伟大的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25日，张学良将军为示诚意，陪同蒋介石飞往南京。从此我与之一别转瞬50载，我常常默念张学良将军“万里碧空孤帆远”的诗句，追忆往事，不胜依依。 (1986年）
*作者原为东北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西安事变时在张学良身边工作。
①《周恩来年谱》1936年12月23日记载：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谈判。同日另记：和宋美龄谈话。12月24日记载：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