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安事变有关的思想准备
孙铭九
张学良在洛川与红军代表李克农会谈
1936年2月21日，由李克农携带随行人员四名，由高福源引导于2月25日到达洛川的。张学良此时正在南京开会，先由赵镇藩参谋长负责接待红军代表，为了防止泄漏消息，暗中隐住一个地方，当即立刻密电张学良。张于3月3日返西安，于3月4日飞抵洛川。张学良希望的洛川会谈实现了。这是张学良第一次与中共党代表正式会谈。这次会谈时，有张学良、李克农、王以哲和赵镇藩参加。谈话大意说是：张学良谈为什么反蒋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不包括蒋在内?张认为蒋介石亦有抗日之心的，应该联合。在现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怎样抗日?又怎样能取得苏联的援助等一系列的问题。李回答，蒋介石决心死打共产党，安内攘外打内战，所以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不能包括蒋。但蒋如放弃打内战的反共政策，能共同抗日，可以重新考虑的。李又谈，抗日主要是依靠人民的力量，武器虽然重要，但决定胜负的因素是人。唯武器论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多，抗日是长期的，速胜论是错误的。战争方法是各种战争形式相结合的等等。张、李商谈了许多重大问题后，共同协议商定一些具体事项。
张学良请求中共再派出全权负责代表，最好请毛主席、周副主席二人中一位与张再商淡一次。地点在肤施(即延安，当时未改名)，时间由中共决定。双方都派代表与国际联系，出国路线由张学良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中共派出代表常驻西安，以便协助今后抗日的活动工作等等。另外东北军六十七军与红军在当时亦具体商议定口头协定：主要的是东北军六十七军与红军一致抗日，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六十七军所有在陕甘边区及关中之防地)及恢复红区和白区间的通商关系等等。
3月5日会谈结束，双方秘密商定下达施行。3月7日红军代表离开洛川。
刘鼎来到西安
张学良在洛川与红军代表李克农会商并达成协议后，在此基础上又约定请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和他在肤施(延安)见面会谈。
1936年3月下旬，刘鼎在李杜的介绍下，通过关系秘密取得与张学良派到上海去的赵毅取到联系后，被他亲自接到西安来的。当时是极严密的，乘坐火车都是暗中分开的。刘鼎到西安来，是张学良在思想转变后(即联共抗日的思想)的第一个实际的收获。即是张确立自主独立行动后所产生的成就。
刘鼎初到西安时，我记得他身穿灯芯绒的冬季外短大衣，手中常挟着一本很厚的外文书籍，好像一位外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研究什么科学似的。我与他常在张学良面前碰头。他态度和蔼可亲，但总是不开口多讲话。这时我心中已知道他是一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了。他住在我随从参谋机要室的楼下层，常被张学良找到西楼和张单独谈话。
刘鼎在和张学良将军的一系列的谈话中说：东北军当前的敌人是蒋介石而不是红军。因为蒋介石不抗日而红军抗日。请你深思考虑之!东北军和你自己的出路，只有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可洗去你的“不抵抗”的罪名，摆脱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这是东北父老和全国人民对东北军和你的希望!联共抗日的道路是你的明智之举。东北军与红军共同抗日，是张将军自己洗刷“不抵抗”罪名的最好机会，是东北军惟一的新生的活路。东北由你手中失去，抗日胜利后，东北又由你的手中收复，这在历史上是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刘鼎的谈话打中了张学良的心，正击中了要害。张学良为了到洛川去等待党中央派周恩来与他见面会谈之事，张极欲赶快到洛川去住，张带着刘鼎同志到了前线洛川。这期间张与刘的谈话很多，因而更加亲密。张学良亦把高福源沟通党中央的前后情况和洛川与李克农会谈等经过都告诉了刘鼎。当时我也随同驻在洛川，正是刘鼎给张学良提议，才提出训练抗日干部的问题，因此张学良决定成立王曲军官训练团和干部连。张命令我选出100名干部名单作为王曲军官训练团的骨干，当时我以张学良的旨意立刻派参谋室的工作人员邹宝良乘军用飞机，由西安送来有关东北军人事调查的卷宗和卡片来到洛川，迅速从人事调查中选出来这批人的名字呈阅，由张学良批准而后，及时按计划从各军、师部队中调来，到西安王曲镇受训。
当时张学良对外则借红军渡黄河，他必要亲自驻洛川督战“剿共”作掩护。实际每天与刘鼎共起居同饮食，日夜交谈自己所要了解的问题。张与刘的每次谈话后，张都感到十分敬佩和在精神上感到轻松愉快!因为这都正是符合他自己的苦闷中不能解决的问题而得到了解答。在此时期，我记得张有一次对我谈话时说：“我看共产党一定能在中国成功。他们真有人才!人数虽少人才真多。”张学良当时极注意研究红军的作战方法，为什么那样能征惯战!为什么能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和任何环境任何时候都能团结一致。这些问题，都是在刘鼎的谈话说明中更加认识了。刘说：共产党当前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继之又提出恳切的建议：在东北军中要用以抗日为中心的民族意识作为团结教育的中心思想来团结东北官兵共同奋斗。张学良对刘鼎的前后一些时间的谈话，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张的心窍，从此他对共产党、红军有了进一步深刻认识，更加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心。
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会谈
1936年4月8日，肤施(延安)会谈实现了①。这是在洛川会谈的基础上协商决定的。这次到肤施去随张学良会谈的人，有王以哲军长，有党代表刘鼎。随行人员有机要参谋孙铭九，还有侍卫副官刘海山等，共同乘张学良的波音飞机去的。我记得飞机在一条河边的空地上降落的。飞机场是临时新修建的一个简陋的飞机降落场，是在延河的北岸。我们下飞机后，先到一个教堂的小院中休息。天黑时有四五个人，其中有一位满脸大胡子的人，后我知道这位就是周恩来。还有李克农和随从人员，他们是按约定好的，从延安城东北二十里的川口前来的。
参加肤施会谈的有周恩来、张学良、李克农、刘鼎和王以哲，我在当时负责警卫任务，张学良未指示我参加，我只是从旁听到和了解一些概要的情况。
这次周恩来和张学良会谈的内容，其大意是：张学良首先谈了对当前国家前途的看法，认为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要法西斯独裁，一条是共产党的路。以前认为拥护蒋介石作领袖独裁统一中国，然后领导全国抗日。现在对国民党也没有希望了，对此条道路有了怀疑。请周先生指教!”周恩来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明确诚恳地对张说：“真正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便发动广大的群众。只有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抗日。个人独裁法西斯是帝国主义产物，是压迫人民群众的，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与日本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要想真抗日不能讲法西斯，不然就不能做到真抗日，因为看不到伟大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就不会有真正的抗日信心。”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的精深透彻的分析，并说近来已有此认识，今后将不再谈法西斯主义。张学良表示如东北军与红军能联合抗日，应怎样对待蒋介石呢?因为当时党的政策是反蒋抗日的。张随即提说：蒋的最大错误即是想先消灭共产党以后再抗日，即所谓“安内攘外”的政策。张认为蒋也是有抗日的心愿的。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把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不然，反蒋抗日，对抗日一定要增加困难的。蒋不抗日而且让我们后退，对抗日的力量是分散的。因为全国军事主要力量，现在他掌握着，为何不联蒋抗日呢?最后也要做到能够逼蒋抗日，抗日统一战线也把他包括进来。张又说，已准备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也就是为了打通西北先独立的抗日局面，以推动全国抗日的力量，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对张学良所提联蒋或逼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但认为必须把这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带回去，提请党中央研究后，再做最后的决定。
周恩来和张学良继续又谈了其他许多的问题，周恩来精僻深透的意见，使张学良极悦服。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做出了重要的会谈决定和其他各种具体的协定，决定了双方停战共同抗日。
肤施会谈后，党中央按照“互派代表”的协议，决定派刘鼎到东北军为代表作联络，刘回到西安见张，张学良极热情极热烈地表示欢迎刘鼎，乃约定以张的私人秘书出现在左右。及到党中央决定了逼蒋抗日的政策以后，电召刘鼎返陕北，张派飞机送刘经延安去瓦窑堡见到了党的负责同志，将党的“联蒋抗日”的方针转告张学良，并示意请张今后劝蒋抗日。在刘鼎这次返回陕北时，张学良也向党请示一个新问题，即万一张与蒋搞决裂时，是否可以同红军一起共同打游击去抗日?据说党中央的态度是：大家团结抗日，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下，要团结，不要破裂。刘鼎返回西安后，传达了党中央的逼蒋抗日的政策和毛主席对张学良的亲切指导和期望。张学良对此明确态度感到有了方向，表示极度的高兴和心情的愉快!他表示有办法劝蒋介石联共抗日，并以此为己任，一定能做到这一任务。这些话是我以后听到和看资料知道的。
高崇民、刘澜波和苗勃然等到达西安
1936年1月起，一些主张联共抗日的人，高崇民、刘澜波、苗勃然、栗又文和车向忱等，都先后来到西安，这对张学良的联共抗日的实际行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影响的作用。
高崇民是旧东北军中，在政治问题上素以有独立见解著称的上层文人，他的地位是属于高级政治幕僚顾问一级的。张学良将军在东北沈阳时，高是商务会的负责人之一。卢广绩(乃赓)亦是其一。高在张学良积极抗日的行动中，他为加强东北军抗日思想教育和联共抗日的活动，把在上海的地下党员孙达生约来西安和在西安地下工作的刘澜波等邀集在一起，共同计划推动联共抗日的各种活动工作。
高崇民与东北人杜重远关系密切。高与杜相商为了帮助张学良将军的抗日思想变为实际行动，经过杜重远的介绍认识了杜斌丞，然后又与十七路军的申伯纯密切联系。申是地下党的关系人，联共抗日的积极进步人士，是杨虎城的亲信，他与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南汉宸有极密切的关系。南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对东北军上下各层做联系工作的总负责人。刘澜波是地下党员，是东北军黄显声(警钟)的秘书，为人态度和蔼对朋友亲热诚恳，使人容易接近。他是在刘多荃师长掩护下在西安做地下工作的。我由应德田的介绍认识了他。我曾多次到过他当时住在刘多荃的家中去看他，请他指教!他送给我一本列宁主义的小册子。在王曲军官训练团时，我同他共同一起携带着留声机给学员们在广场、休息地方听唱片，唱进步歌曲，如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等进步歌曲。我做卫队营长后，我请刘澜波到营中给士兵们讲话，讲抗日必胜的道理。有时还在早晨与他共同在东城门楼东南城角下，以城墙做靶子场，在空地处练习手枪打靶等等。刘澜波打电话给我约定，他要同潘汉年见张学良陈述意见，我极力促请张学良接待他们并听取刘、潘等的谈话，并从旁促请张学良详细听取他们的各种分析。我还记得张学良对刘澜波说：你们青年人太性急了。我慢慢想想。谈话散后，张学良对我说：共产党每一个人都能讲话。当时潘汉年是两次见过张学良的。都是我转请示的。
栗又文是1936年初到西安的，他任张学良的总部秘书。他在北京做过商业学校校长。我是因为应德田的关系介绍而与他熟悉起来的。栗是地下党员、北京大学毕业，曾与应德田同在洛川随张学良住过的，当时常与张谈联共抗日的问题。我从应德田处知道张学良曾命令他同应德田共同草拟国防政府组织大纲和抗日联军编制规划等事。栗与应和当时给张学良做私人秘书的苗呈实(即苗剑秋)都很谈得来，常谈东北军怎样抗日打回老家的话。栗又文以后被张学良派往新疆去联络盛世才共同抗日事，并商谈沟通国际路线等问题。
苗勃然是东北文化教育界人士、地下党员。我和他有家乡亲谊关系，因之得以接近。我曾介绍他在东北军模范队做文化教员颇得学生好评，苗勃然曾写了援绥抗日的意见书，由我转交给张学良，以后张学良曾派他为代表到华北各地，如太原、北平和济南去做联络阎锡山、宋哲元和韩复榘等抗日的工作。以后抗日同志会成立时，由他拟出一篇抗日同志会纲领草案交给张学良的，同志会当时并无此类纲领性文件作准则的，以后他是抗日同志会的宣传部长。
车向忱是我在东北沈阳第三中学时代的老师，人称他为“甘地”，因为他平日艰苦朴素，如青松挺立不畏寒风吹打，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洁白。当时是西安东望小学的教务主任，以后做了东望小学的校长。积极做抗日工作，教育东北子弟抗日还乡，他是东北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
联共抗日派与拥蒋“剿共”派的暗斗
王抚洲(号公简)是拥蒋“剿共”的安内攘外派的主使人。他是以前东北冯庸大学的教员，在1935年间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未坚定时期，他颇为张所看重，并委之以政治处的代理处长之职。王抚洲表面上不是蒋中央的直系，但实系蒋帮特务，他拉拢一些东北大学毕业的学生!如李文圃(中统特务分子)和清华大学毕业的张人杰(张学良英文秘书)，联合一起反对我和应德田及苗剑秋(即苗呈实)等接近共产党的人。他们造谣诬蔑我们为共产党做事，并写密信报告张学良，挑拨我们与张学良的亲密关系。特别指名说我是共产党的人，不让张学良相信我。以后终于证实王抚洲是破坏张学良的联共抗日的坏蛋，而不是对张学良忠实的人，他是想利用机会投靠蒋的。因此，在我积极请求下，张学良严厉地指责痛斥了李文圃的不轨活动。并撤换了王抚洲的政治处长而调换卢广绩(乃赓)为政治处长。当时，卢到西安后一时无住处，我就请卢先住在我的家中。
赵时雨也是反对联共抗日的，他著文要东北军“剿共”积极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后激怒张学良，把他看押起来。还有张建中也是反对我们联共抗日活动的人，在外面到处散布说，在张学良左右的我们都是共产党。以后查实他与蒋介石特务接近，张学良命令我把他扣押在卫队营一段时间。
派我到南京军校约东北籍学生回东北军
1936年7月间，即蒋中央军校毕业前，张命令我到南京去劝说军校中东北籍毕业生，回到东北军中服务。张指示我要亲自与各学生接洽商谈，促其自愿回到东北军部队。当时军校毕业生均受蒋中央统一分配，张学良曾请求蒋介石把东北籍学生分派到东北军，蒋说：“军校分配学生由张治中教育长负责。有自愿回东北军的，可以与张教育长去谈。”我奉命到南京后，按张学良的旨意，先找张学思联系，了解本届毕业生的东北籍学生数目后，即开始由张学思和其他关系人的介绍，先约少数人个别商谈，概述张学良将军对家乡子弟期望的心情，愿共同抗日打回老家去，以激起东北籍学生对家乡的思念和对张学良的敬爱之情。以后我们约定更多人前来，经商谈多次和集会座谈后，又最后开一个自愿报名的学生大会，当时有100多名学生因为张学良将军的积极抗日和对学生们的期待，均欣然愿意回返东北军服务，如朱云飞和高存信(高崇民的长子)都是在此次自愿报名回东北军来参加抗日的进步学生。
我把自愿报名回东北军的学生名单报告给张学良，并转当时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我记得此次自愿回东北军的学生有一百多名。张即按此名单对张治中说明后，乃一律分派到东北军工作。我在这次按张学良指示的同时，又与在南京陆军大学的东北籍学生也晤谈过，如赵龙韬、蔡松林和秦靖宇等。我都把张学良希望他们早点回到东北军队中去的意思告知了他们。
枪毙董道源团长的经过
1936年9月间，我任卫队营长以后，营部设立在西安东城门楼上。这时张学良正在与共产党密切联系之中，他在行动上深恐被蒋介石发觉。
董道源的骑兵团就在此情况中被红军打垮的，但董道源在面见张学良时，当着晏道刚的面前说东北军与红军有联系。使张学良很愤怒!当场无回避的余地，因此不能不给予董以制裁的。关于董的事情经过是，有一天张学良找我去对我说：“把董团长押在你的卫队营，他乱说话，到处乱跑。”我对董团长说：“副司令叫你到我的卫队营去。”董未说话，神色有些不安，似已知道到我的卫队营去，是张学良的命令看押他的。我叫王协一连长来，把董道源领到卫队营去严密看押。次日张突然又找我说：“我要把董团长枪毙了，你快去办。”我当时认为张是很气愤的，感到这件事为什么这样严重而惊讶，但在我思想中并未认为张是真要办。我即说在卫队营中看押的很严密，不准任何人去看他的。过后，张又急促地找我去，催问我：“董团长事办过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办，等副司令的最后命令。”张即说：“你快去办这件事，我给你写一个命令。”这时张即在办公桌上取纸写一个手令。我接过一看，上面写有董道源、张潜华两个人的名字。“着即枪决，立即执行。”张学良签名。我转身持张的手令出来，碰到应德田，应德田问我什么事?我把张的手令拿出给应德田看。应德田说：我同你去再向副司令说，我思想上不愿意去，因为这是张已决定了的，但我被应德田强拉着去见副司令。见到张后应德田说请张考虑一下，张即说“对董道源(即源彰)一定要先执行，马上枪决。张潜华等一下吧。”我们随即出来，未再说什么。我即令卫队营的王协一连长转告董道源马上写一个遗嘱留给家中。
这时刘澜波来找我。我陪同他去看董道源。我问董说：“副司令究竟为什么要对你采取这样的处理呢?”董即说：“我死对副司令有好处。”我看他未再说什么，我也并未再追问下去。
王连长报告我已执行后，我立刻回报张学良。张这时才安心的样子。事后听说董是把张学良与红军的关系当着晏道刚的面前把这事说出来，替他自己推脱过失，使张难于处理而出此策的。张潜华，以后仍继续押在卫队营一连。西安事变后，据说是由何镜华负责把他释放的。
叶剑英、朱理治秘密住在我家中
1936年7月间，中共中央应张学良的请求派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正式代表，化名来到西安。当时张学良对我暗示有红军代表来，为了严密起见需要住在你家中。经刘鼎陪同叶剑英到我家，住在西厢房中。西厢房是独立的两间，其中一间是朱理治住。
叶剑英经常与张学良会面谈话，凡是有关国内国际方面的重大问题和逼蒋抗日等事，张学良无不请叶商谈，张请叶做他的参谋长。张命令我对叶参谋长严密保护，他不多言，对人和蔼可亲!我诚恳地以长者侍之。我命令守卫门岗和我妻子等人，特别加以注意大门来往进出的外人。我当时不懂革命理论知识，很少与叶交谈。但我对他尊敬之心是诚挚的。因为叶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
1937年“七七”抗战起后，我在1938年逃亡到香港时，叶曾因事到香港，托杜重远转告我去见他，我还记得是在香港跑马地黄段甬道，去时因叶有要事临时决定已离开了，我未能见到叶的面，只见到一位女同志对我说，叶已走了。当时他用的是假名的。
以后我在卫队营时，到达西安的还有邹鲁风。他是邹佩忱介绍我后，我把他安置在卫队营中的，给他一个名义作掩护，我当时已知他是为共产党工作的。他是与我随从参谋室工作人邹佩忱是族侄关系。
西安事变前叶给张学良提示了许多的军政重大的意见，据悉有逼蒋抗日，组织抗日联军和组织国防政府等问题。因为此事关系重大，叶为此特返陕北向党中央去请示，临行时张学良送给叶一笔现款。记得有一次叶在西安告诉我预备一部载重车，装有物品，同时秘密送丁玲去陕北红区去。我旅营附商亚东在天将晚时亲自负责护理丁玲化装出西安的。
卫队营中的抗日学生队
1936年9月间，张学良在党代表刘鼎的指导和积极推动下，为了培养新的抗日干部，吸收新血液增加东北军抗日的力量，接受了刘鼎的积极建议，采取在卫队营中创立抗日学生队的重要措施。
学生队的学生，大部是由刘鼎负责与在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南汉宸联系，秘密介绍抗日青年，其中大多数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学生，也有一部分是秘密的地下共产党员。我也从卫队营中的卫士当中，选拔出一批思想较进步，积极抗日的班长和卫士等参加。
学生队由刘鼎直接指导，学生队队长先是由我担任的，政治指导负责人是我推荐关沛苍(后改名吴俊如)担任。实际领导学生队的负责人是刘鼎。我记得在卫队营中成立抗日学生队的第一天开学时，在开欢迎大会上，我是在刘鼎的直接指导下，是由刘鼎亲手给我写的简要讲话稿，向学生作欢迎词，说明成立抗日学生队的意义作用和任务等等。以后刘鼎对我说：“还有其他的许多工作需要你去做，你不要兼任学生队长了。你可推荐别人做学生队长。”因此，我请示张学良批准调东北军一○五师的中校团附康鸿泰(博缨)接替我为学生队长，下设分队，分队长是我选派新由南京军校毕业的东北籍学生朱云飞、张哲和刘元铮等担任，军事班长多为卫队营的卫士担任。
学生队训练学习的内容，主要是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主要是学习抗日理论和国内外形势。所有学习的提纲都由刘鼎直接负责提出，交由关沛苍即关时澜(现改名吴俊如在地质部研究院担任副院长)去传达执行的。据我最近在北京见到吴俊如时的回忆，他对我说：“当时学习提纲都是依据马列主义和有系统学习毛主席思想结合中国具体实践即有关抗日必胜等理论。学生队全体学生在党的组织影响下和在刘鼎的指导下，自觉性很高。当时有各种活动，如经常写壁报的王林就是其中的地下党员之一。这在当时我是不知道的。以后王林被吸收在抗日同志会，负责编辑抗日刊物《文化》周刊。直到西安事变前夕，前后共有学生达四百多人参加学生队学习。”
西安事变爆发后，学生队大都分到东北军各军、师中做抗日宣传工作，部分进入红军，一小部分配到孙铭九的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中做政治指导员，如学生队学员张苏平同志，在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一七师吴克仁师中做政治工作，他以后领导该师的抗日，起到极大的作用。
抗日同志会
抗日同志会是以张学良为首的在东北军中的抗日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创立于1936年7月末。在张学良主持的会议上，首先是张学良签名，接着张指令孙铭九第二个签名，第三是应德田。并指定孙铭九为行动部长；应德田为书记；理论部长为苗勃然，组织部长为刘澜波，宣传部长为苗剑秋。这都是通过张学良的同意下推选出的。行动部长和书记是张学良亲自决定的。张自己任抗日同志会主席。以后开会由苗剑秋、刘澜波、苗勃然、卢广绩、何镜华、贾国辅、关时润、杨心梅(书绅)等继续签名。刘鼎是在个别情况下签名的。参加抗日同志会签名的东北军中的军、师、旅、团长等多人，如黄显声、董英斌、常恩多、霍守义、刘启文、刘桂五、张政枋、赵毅、高福源、吴克仁、唐君尧、董彦平、吕正操、万毅、康鸿泰、赵龙韬、陈大章、解如川(即解方)、乌庆霖、唐述吉、张学文、顾惠全、秦诚至和黄冠南等。还有各校级的干部多人，如陈再厉、燕庚奇、王甲昌、文英奇、周锟等。其他还有尉级军官商亚东、于维则、华围璋、贾风林、张哲、魏志国、孙巨魁、朱云飞、林世权、荣东阁、孙维栋、高光玉和苏庆伟等。此外还有东北军中有关的高级社会人士，如马占山、杜重远、周鲸文(当时的东北大学秘书长)、金质彬(即金锡如，当时任东北大学工学院长)、孙一民(东北中学校长)、孙东垣、宋黎等也先后参加了抗日同志会。当时刘鼎、刘澜波、苗勃然等都是中共党员在东北军中做抗日工作的，都是推动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人。刘鼎是党代表。抗日同志会成立时，第一次会是由张学良亲自主持的。以后多由应德田负责主持参加入会同志的签名。会员参加入会时，举行入会仪式。入会有誓词，其大意是：“我决心参加抗日同志会，遵守组织纲领，服从组织纪律，拥护抗日领袖。艰苦奋斗，不辞牺牲，努力向前，以求达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此誓。”然后，亲自签名于会员名簿上。抗日同志会在发展组织和宣传教育方面有很大的成绩。
总之，抗日同志会在极短的期间中，自成立到西安事变时不到半年，先由几个人发展到七十多人，在组织发展、宣传教育和配合东北军联共抗日，尤其是“双十二”事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3年7月)
*作者当时系张学良卫队营营长。
①《张学良年谱》1936年4月9日记载：张学良、王以哲抵肤施。是夜与周恩来、李克农在一座天主教堂内举行会谈。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