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犹在耳
万毅
从1925年到1936年这12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追随张学良将军，由一个学兵升至中校团长，可谓是他的一个老部下了。这期间的几次接触，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言犹在耳。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掇录成文，以表示我对张学良将军的敬慕之情。
1935年10月，我被张将军调到西北总部“服务”。那时候，张学良将军担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在他的“西北剿总”统一指挥下，有西北的“五马”，这不是他东北军的建制系统，所以，他很想与这几支杂牌部队取得联系，使其听从他的指挥，共同“剿共”。为了和这些部队加强联系，我作为使者，被他派到甘肃省庆阳地区西峰镇骑兵三十五师马鸿宾那里去当联络参谋。临行前，张学良将军对我说：“马家与我们是父一辈、子一辈①交情。你上他那儿去，带上我这封信还有密码本，送给马师长并向他问候。但是你不要住在他们师里，要单独住在外面，有事情你就与他联系，如果发生特别情况，你就给我打电报。”我去不久，马鸿宾就接见了我。我把张学良将军带给他的书信、密码本和礼品都交给了他，他非常感动。
当年12月，我又被张学良将军调了回来，要我仍回一○五师三旅七团任中校团附。1936年1月，我又被调到被红军消灭而重新组建的五十七军一○九师六二七团任中校团长。就任前，张学良将军又单独召见了我，对我说：“三个团长，两个岁数大的，就你一个年轻的，你要好自为之。”接着他又说：“你们尽快把兵招齐，训练四个月后我要用兵。”当时，张学良将军所说四个月以后要用兵，显然是指的用于“剿共”，可是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兵自然也就没有用于继续“剿共”打内战了。
从切身经历和实际生活中，张学良将军逐渐认识到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继续“剿共”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看清了蒋介石想借“剿共”达到消灭红军、削弱异己而一箭双雕的用心。他在与我党接触中，特别是1936年4月9日与周恩来在肤施(延安)会谈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我党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明确的认识，所以在我又一次见到他时，他说话的口径与以前显然不同了。
那是1936年6月下旬，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干部连快要结业的时候。一天晚上，张学良将军与大家一起围坐着土做的桌凳共进晚餐。饭后，张将军向我们发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他首先讲，他对东三省的丧失负有责任，对不起家乡父老。接着他说：“中国现在的情况，只能全国一致抗日，共同御侮，如果还像现在这样的话，太危险了，中国的真正出路只有抗日。”又说：“我自己国难家仇集于一身，大元帅的尸体还浮厝着，不得安葬，所以一定要争取全国抗日，披甲还乡，还我河山。如果全民抗日了，我们东北军应该站在第一线。”接着他表示：“在抗日的问题上，如果看到我有动摇后退的话，枪在你们手里，随时可以处理。”从中可以看出他义无返顾的抗日决心。张学良将军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说出继续“剿共”，打内战是危险的，但是大家都领会了他讲话的精神。所以，当张学良将军将这些誓言付诸行动，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时，我并没有感到十分意外、震惊，因为这完全合乎张学良将军的性格和他的思想发展的逻辑。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将军命令五十七军开赴渭南前线，阻击从潼关向西安进攻的国民党军队。我即率领所部六二七团从西安西北的邠县(今彬县)出发。强行军的第三天，途经西安时，张学良将军卫队第二营孙铭九营长通知我说：“副司令明天早晨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你。”12月16日我按时去见张学良将军。见面他头一句话就问：“部队士气怎么样?”我回答：“士气很高。”接着他又问：“知道了吗?”我明白他指的是什么，答道：“知道了，捉住老蒋，不再打内战了。”他听了点了点头，说：“咱们这次举事，完全是为了抗日，可不是为了抢地盘，争权利，这个道理务必要跟下面说清楚，官士兵夫都要讲清楚。”接着又说：“这次到渭南的任务，我已经给你们军里统一下了命令，你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任务。”我当即回答：“是。”离开了张学良将军，当天我即率部开抵渭南前线。一路上我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张学良将军接见时那些讲话像一团火一样在我心中燃烧。“完全是为了抗日”这是时代的声音，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欲借此机兴风作浪，挑起新的内战。他们调兵遣将，蠢蠢欲动，五十七军这次开赴渭南就是为了堵住西进西安的国民党军队，粉碎他们的阴谋。开赴渭南后，我们除了修筑防御工事，积极备战外，还本着张学良将军指示精神，积极做好宣传工作，不仅叫我们自己的部队知道西安事变的目的，也想法使和我们对阵的国民党军队知道我们的真正目的是抗日救国。当时，部队中已有我党组织，还成立了“抗日青年团”、“歌咏队”等组织。经过我的介绍，党组织除在部队内部进行宣传教育外，还在火线上进行政治宣传，向对方讲清楚张、杨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抗日。我们还经常到火线上唱抗日救亡歌曲，记得当时唱了好多，其中有一首是《我们是中国人》，歌词大意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为中华民族奋斗而死，中国当前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非打倒它不止，我们非打倒它不止……”还唱了《黄埔军校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以此来揭露国民党方面的反动宣传。
我们还派小宣传队员带上蔬菜、豆腐等食品去慰问他们，并把登载八项纲领的报纸和宣传品送给他们看。强大的政治攻势，慷慨激昂的抗日救亡歌曲，不仅教育了我们的部队，也使对方官兵受到了教育。起初对方的军官不让他们的士兵与我们人接触，不让听我们宣传，但没过多久他们也都到战壕里来听我们唱歌和宣传了。
由于西安事变很快得到和平解决，所以，我们与对峙的国民党军队没有发生战斗。正当我们满怀信心地期望张学良将军率领我们东北军早日开赴抗日前线，复土还乡的时候，不料，风云突变。张将军以大义为重，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却背信弃义，把张学良将军软禁了起来。不久，在西安的少数不顾大局，不识大体的军官，发动了“二二”事件，枪杀了王以哲将军，造成了东北军的混乱。混乱中一○五师旅长高福源被杀，团长康鸿泰被扣。在五十七军把我也扣押了起来，一押就是八个月，直到1937年10月才放出来。
我虽然平白无故地受到打击和迫害，但是，抗日救国的决心没有动摇。我始终没有忘记张学良将军12月16日对我讲的话：我们完全是为了抗日，不是为抢地盘，争权利。大敌当前，我个人受到点打击和挫折算得了什么，只要我活着，就决不放弃抗日报国的信念。我被放出来不久，就又投身到全国汹涌澎湃的抗日洪流中去了。
(申世英整理，1986年)
*作者时任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九师第六二七团中校团长。
① “父一辈”是指张作霖和马福祥，“子一辈”就是指张学良和马鸿宾。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