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学兵队史实
任志远 卫之
震惊中外的1936年西安事变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东北军学兵队(西安东城门楼学兵队)直接参与了这一历史转折的斗争。我们根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整理出这个材料，请知情的同志给予指正。
产生的历史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密令张学良将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受到全国人民一致谴责。蒋介石为了掩盖自己的不抵抗罪责，以张学良为替罪羊，在1933年又逼张学良将军下野，送他出国考察，去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学习拥护领袖独裁那一套。1934年张学良将军回国后，认为法西斯主义能复兴中国，主张统一救国，拥护蒋介石作领袖。蒋介石委任张学良将军为武昌行营主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张学良将军想通过委员长的安内攘外政策，取得信任，从而扩充实力，有朝一日实现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的愿望。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工农红军主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地到达陕北。蒋介石为了进攻陕甘宁苏区，妄想一举歼灭工农红军，将“鄂豫皖剿匪司令部”迁到西安，改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任命张学良将军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蒋介石调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一部分蒋家嫡系部队，对陕甘宁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大“围剿”，妄图一举全歼工农红军。结果先后在大、小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等战役中，东北军被消灭了一一○师、一○九师和一○七师四个营，何立中、牛元峰两名师长阵亡，团长高福源被俘。这次“围剿”失败，使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广大官兵受到极大震动。
东北军丧失了实力，蒋介石不但不给补充，反而减少军费，还取消了被歼部队番号，对此张学良内心愤懑尤深。国破家亡，新仇旧恨，使张学良将军不得不考虑改弦更张，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张学良将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国舆论压力下，在东北军广大官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的推动下，经过党对东北军一系列有效的工作，于1936年4月9日在延安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决定联合抗日。会谈以后，他的联共抗日决心更加坚定，并积极地与杨虎城将军联合，以至亲自向蒋数次恳切哭谏，但却受到严厉申斥。蒋以服从“剿共”或两军东调，让出陕甘相摊牌，使张、杨无法接受，被逼发动“兵谏”，逼蒋抗日。
张学良将军为了改造东北军，加强抗日力量，接受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干部要在培训中选拔”和隐蔽在东北军中党的工作同志提出的“为加强东北军抗日思想政治工作，提高部队战斗力，应当对营以上军官进行培训”的建议，与杨虎城将军共同办起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团级以下、连级以上军官。在这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有地下党工作的师、团、队中，如黄显声的一一九师、吕正操的六四七团、万毅的六二七团，以及陈大章的骑三师第七团，都先后成立学兵队、学生队或军士连，培养了一批政工干部，在西安事变前后为抗日救亡，都做了大量工作。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将军到延安，会谈的同时，委派宋黎以张学良将军秘书的名义到东北军部队考察，了解到东北军将士特别是下级军官、士兵抗日情绪强烈，但缺乏领导，营、连级军官政治素质很差，数量也少，缺少后备力量。经党的“东工委”同意，由宋黎给张学良将军写信，说明鉴于东北军现状，要抗日救国，复土还乡，尚须在政治上、军事上培养骨干力量，改造东北军，才能肩负这艰巨责任。从而提出东北军应该办个陆军学校。张学良将军考虑到陆军学校是国家统一办的，蒋介石是不允许东北军办军事学校的，同意办个抗日学兵队，并说学生学抗日、学当兵总是可以吧。为了保证安全，就办在卫队二营内，称卫队二营学兵队，由营长孙铭九兼管，学兵队就是这样成立的。学兵队一建立就成立了党的秘密支部，以后又成立总支，“东工委”指派宋黎直接领导。学兵队成立后，还是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注意，并派出特务化装成车夫小贩，不分昼夜地在东城楼下巡逻监视。
成立的经过
为了培养新的抗日干部，张学良将军接受“东工委”宋黎“关于学兵队队员要从北平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员中挑选”的建议，张说最好是东北家乡子弟。宋黎给北平党组织写信联系，经由北平党组织秘密介绍来的人，其中有积极抗日分子，有大学生，有党的各条战线上受到敌人的监视，已不适宜于在北平继续工作下去的骨干。如谷牧就是当时北平“左联”负责人之一，因呆不下去，组织决定参加学兵队的。也有社会青年。他们中有“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也有一些共产党员，如张折、侯晓岚、郭峰、谢克东、任志远等。还有少数是东北军军官的子弟。
第一批一百一十多名，经北平地下党介绍，赵天野同志带队，于8月先后到达西安。下了火车即到浴池洗澡，剃成光头，然后带上东城楼，换上灰军装，按士兵待遇，住在东城楼的东楼，编为第一连。
第二批一百四十余名，到西安时已是10月下旬了。同样洗澡、剃头、换装，住在东城楼的西楼，编为第四连。
三连成立得较晚，人数也少于一、四连，约六七十人。临时住在东北城角下，西安事变后，住进平民新房。其中一部分是去陕北未成的知识青年，如何天鹏、吕志先、罗立斌、吴振刚等人。
1936年11月间，学兵队招收第三批队员。派吴铎同志协同关时润去北平招收，经北平地下党组织的介绍，共招收二百多人。因国民党知道是训练学兵队，故意拖延给火车皮的时间，直至西安事变铁路中断。队员要来西安心切，于是绕道西行，行至韩城，被十七路军冯钦哉部扣留，不准西去。这二百多人就分散了，一部分辗转去了延安，一部分到了三原，一部分回了北平。
这时，学兵队队员和东北军派来的班、排、连干部，约有三百余人。队部设在西安东城门楼上。由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兼管，队长康鸿泰、队附于维哲，康队长走后又调来邬庆霖为队长。第一连，连长是于维哲。连下有排，排长有张折、朱云飞、刘明显和贾风林。军事班长全部由卫队二营抽调，学习班长由学兵中选举产生。开学典礼定在纪念“九一八”五周年这一天，在东南城角空地上举行。当时刘澜波讲了话，宋黎出席了开学典礼。学员由此开始过严格的军事生活。大约在十月，由招来的第二批学员成立了第四连。连长(队长)王匡、刘明显，排长(分队长)王琳瑛、罗广智、朱云飞、张景尧。西安事变前夕又成立了三连。为了对国民党保密，对外叫做卫队二营学生队，后来通称东城楼学兵队。
学兵队前后历时10个月，这支队伍是在我党建议下，经张学良将军同意而成立的，目的是为培训东北军基层军官，作为改造东北军抗日的骨干力量。它始终是在党领导下，在东北军中坚定执行着党提出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总任务而奋斗。
训练生活
学兵队的训练生活是艰苦的，队员按照士兵的待遇，也按士兵来要求，军纪严格，但政治气氛很浓，思想活跃。大家努力听课看书学习，积极开展文娱活动，言论比较自由，能公开地讨论抗日救亡的问题。是一支有觉悟、有热情、有朝气的革命队伍。
第一批队员全是学生，没过过军事生活。在正式开学前，有个准备阶段，学会着装、内务和陆军礼节。起居、行动和休息，都要服从号令，例如洗脸一律在城垛口上洗，冬季也不准用热水。吃饭也有时间规定，时间一到，没吃饱也要放下筷子去集合。这样经过20天的锻炼，懂得了当一个军人的初步知识。
“九一八”正式开学后，按课程表进行。上午学军事，下午学政治，晚上自习或讨论。
学政治。除形势教育外，还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采取上大课和小组讨论的形式。除有孔叔东、李梦令等专职教员外，还请刘鼎去做过政治报告。朱珏智、宋黎作形势报告，还请过车向忱、应德田、高福源和万毅等知名之士作报告。
政治教育内容：①马列主义理论，主要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哲学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几个基本规律。②形势教育，当时一般叫时事教育，而教的内容则是中国近代史的轮廓，重点是蒋家王朝反革命史，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尤其是“九一八”后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③讲苏联的革命经验，中国苏区的情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讲时，课目很单纯，但讲的内容却很广泛，队员很欢迎。在学兵队的班、排、连的军事干部，都是随堂听课的，他们学习也很积极，后来他们多数成了抗日的骨干。
学军事。军事课是课堂和操场野外相结合。课堂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筑城》和《测绘》等。课堂讲完，就到操场去做。如讲《步兵操典》，由单人教练，从走步开始到排教练，以至进攻与防守、紧急集合、夜行军和露营。如讲《射击教范》，就到操场瞄三角，实弹射击，以及进行武器的拆卸和组装。如讲《筑城》，就到野外做单人掩体、机枪掩体、战壕，以及学习地形地物的利用等。如讲《测绘》，到野外绘地图等，还有军事理论课。军事教员由连排班长担任，他们都是军事学校毕业的，军事素养比较好。队员们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接受和理解能力较强，整个军事训练进度比较快，也很顺利。
值得记述的有两件事：有一次全连演习转移，目的地是六十里以外的咸阳以北文武王陵。队员全副武装并带上工器具，在路上演习了正常行军(每时8里)、快行军(每时10里)、急行军(每时12里)。到时架帐篷，还学了放哨、偷袭等课目。此外，沿途还对群众进行宣传，讲解国家危急，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宣传中大唱救亡歌曲，受到群众的欢迎。
还有一次，时当“一二·九”一周年，到西安南的大雁塔去打野外，作军事演习。返回时听说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纪念游行横加阻拦和镇压，打伤竞存小学的学生，队员们非常愤慨，到城门楼上举行了以排为单位的分列式，步伐整齐，精神高昂，以示抗议。
学兵队的军训时间虽不长，但较为实际，做到了队容威严，动作敏捷，总的讲军事训练是成功的。
在学生队内部也有思想斗争。队员来自五湖四海，虽然大多数人经过“一二·九”运动的锻炼，还有少数是党员，但在极少数队员的思想中，也有复杂的一面，所以在小组讨论问题时，有时争论得很激烈。如对国民党的“攘外必须安内”、“唯武器论”、“七日亡国论”、“长期准备论”等谬论，对绥远抗战是否应该支持等问题，都有过争论，站在反面的人是极少的。有的人经过学习，观点也逐步改变了，有个别的人，学习不久就离开了学兵队。
宣传文艺活动也是活跃的。在党的领导下，利用“救亡室”这个公开组织，以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出板报、编写歌词和剧本，成立歌咏队、口琴队和剧团。有时召开时事座谈会，教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流亡三部曲》、《五月的鲜花》、《毕业歌》等。当时谷牧、郭峰、王林、徐瑞林、李伟和梁彦等在活动中都是最活跃、最积极的。还自己编写歌曲，梁彦、郭峰、徐瑞林等同志谱写成“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其词：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们不给日本当开路先锋，
我们要为民族解放斗争。
倭寇屠杀了我东北父老!
又进关来躁躏我们四万万同胞!
听吧!爹妈兄弟在老家哭叫，
勇敢的抗日战士遍地怒号(吼)!
我们决不再自煎自熬，
叫敌人笑哈哈的袖手取巧。
弟兄们，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携起手来，打回老家去!
携起手来，打回老家去!
这些歌曲，内容鲜明，政治意义深刻，符合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唱出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心声，鼓舞着人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意志。
学兵队不仅在东城楼上自由地歌唱，每当全副武装在市内行进或野外演习时也边走边唱，对东北军和西安各界群众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从“九一八”五周年到西安事变前，短短三个多月，在东楼上用床板搭台子，观众坐在石地上，开了四次晚会，演出的话剧有《中华的母亲》、《回春之曲》、《苏州夜话》、《喇叭》、《压迫》以及《打回老家去》等。话剧《打回老家去》剧本，是队员王林编写的，剧中老汉是王建中扮演的，曾演过三次，这个话剧第一次演出就收到强烈的效果，不少观众都流泪了。
西安事变后，组织合唱团，到广播电台唱革命歌曲。接着又由李伟、梁彦、程牧、孙毅人和刘杰等组成了“一二·一二”话剧团，在西安公演并去红军驻地三原演出。在演出王林编写的《火山口上》的话剧时，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女士和美国记者以及观众热烈鼓掌，美国记者还到后台访问了演员和剧本作者。剧本《火山口上》，在1952年曾由天津知识书店出版。
特别是值得记述的有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纪念“九一八”五周年时，也是开学典礼。全体队员面向东北，会场主席台正中悬挂一幅特制的象征东北的白山黑水图形的“旗帜”，会场气氛庄严肃穆，刘澜波在会上讲了话。据康鸿泰等回忆，大意说，我们东北军流亡关内五年了，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家乡还有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过着悲惨的生活。目前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接着他勉励大家，要本着抗日救亡初衷，遵守组织纪律，努力学好本领，为还我山河、光复故土贡献力量。宋黎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学兵队队员韩涛、李若愚、汪洋等代表全体队员讲了话，大会在高唱《流亡三部曲》声中结束。这次纪念大会既是学兵队的开学典礼，也是一次效果很好的抗日救亡动员大会。
第二件事是10月19日，举行追悼鲁迅先生逝世大会。大会由队员张桂主持，队员代表汪洋讲了话，表示要学习鲁迅精神和坚决抗日的决心。会上有班、排、连长的代表讲了话。大家表示要打下东城门楼去，走上抗日救亡前线!
第三件事是在11月中旬，日伪进犯绥远，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援绥运动，西安各救亡团体也纷纷响应。学兵队在党总支的领导下发起援绥活动，并组织了报告会、讨论会。会上群情激昂，高呼“反对内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王西萍等提出到绥东晋北做战地群众工作的意见，大家讨论时情绪高涨，有人提出东北军假道山西开赴绥东直接对日作战。还有人提出绝食一日，将节余的伙食费作为支援捐献。
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不能空言抗日，要求以实际行动支援绥东的抗战。学兵队派出由尚效飞等组成代表团，去向张学良将军请愿。第三天的下午，张学良将军在金家巷西边手枪营一个连部的院里接见了全体队员，向队员做了一次极其真诚坦率的讲话。据康鸿泰等回忆，他讲话的内容大意是：对大家关心当前时局，表示嘉许。并且说自己身上压着国难家仇，要求抗日的心情和大家一样的。但是，抗日不能只凭少数人一时血气之勇，必须全国上下一条心，才能把日本赶出中国去。国内问题不解决，意见不一致，抗日是不可能的，现在要解决存在的障碍。最后，他说许多真实情况你们不理解，他现在也不便向大家说明。希望大家相信他，他一定要很快促成一致抗日，绝对不会食言。有的回忆张学良将军讲到“我绝对不会在你们面前食言”的时候，感到他激愤而坦直，给大家印象很深。果然不久之后，他就和杨虎城将军以无比坚决果断的行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时的学兵队
西安事变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我们是不知道的。但自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学生游行请愿，张学良将军对学生宣布了“一星期以事实回答大家”的诺言，以及从其他一些迹象看，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
学兵队原来由卫队二营守卫，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后，据说卫队二营另有任务，学兵队要“自己保卫自己”，由此学兵队担起门卫和夜间巡逻的任务。卫队二营来的军事班长也都回去了。11日晚饭后，各连每人增发了步枪子弹。12日凌晨紧急集合，将一、四连和散兵线布置在东城墙上，面向城内构成简单的单个掩体。随即传来命令，见了宪兵警察向我们阵地前进就开枪射击。队员们担当了东城墙的防务，以城墙为依托，严阵以待。霎时，听到城内响起枪声和手榴弹声，越来越密集。队员们瞪着两眼等待宪兵和警察的到来，可是他们尚未到来，战斗就结束了。
12月12日早晨约8点钟，从小东门开进来一排汽车，说是把蒋介石给捉起来了。大家欢跳着向卫队二营的战士高呼：向卫队二营的战士致敬。接着大家就议论开了，绝大多数主张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也有少数人说从团结抗日出发不能杀。《西安民报》号外，发表了“一二·一二”兵谏的消息，并公布了张、杨“八大主张”。队部也给大家介绍了临潼捉蒋介石的经过，大家情绪更加高涨。
还有一件事需要记述的是，据早先分配到卫队二营工作的张化东和邹业顺等记述，他们也参加了这次捉蒋战斗，并亲自处决了原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蒋孝先是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他在北平杀害数千名爱国青年，到了西北又杀害西北的各界爱国志士。处决了他，为被他杀害的爱国志士报了仇，大快人心，大家莫不拍手称快。
古城西安的军民沸腾了，救亡工作生气勃勃。学兵队也分组出动进行街头宣传，维持治安，参加群众大会，有的队员到西京招待所去看管蒋介石的高级将领；有的去新成立的军警督察处(代替公安局)；有的去接管电台、邮电、报社；有的去接管剧社、剧团；有的去接收国民党部档案。不久，大部分分配到东北军各军、师和特务团以及新成立的“抗日先锋队”工作，投入新的战斗。
抗日宣传队
西安事变后，即撤销了“西北剿总”，成立于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处，应德田为主任，内有组织、宣传、总务和民运等处科。宣传工作以学兵队为核心，将学兵队的大部分队员编入抗日宣传队，共编为五个大队。军设大队，师设中队，团设宣传员。当时，赵天野、王建中、李正南、侯晓岚和卫之为大队长。新成立的特务团，营设营政治指导员，连设连政治指导员。为了工作方便，一律穿军衣，扎武装带，配紫边胸章，无军官阶衔。分配到东北军各部做抗日宣传工作，主要任务是向广大官兵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张、杨八大主张，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宣传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等。主要目的是争取和团结军官和广大士兵。采取的方法是讲时事，开讲演会、座谈会，出墙报，写标语，教唱救亡歌曲等。宣传队出发前由罗瑞卿作了“怎样做政治宣传工作”的报告。东北军各级的主要官佐与士兵，对这些青年宣传员都很尊重，认为是张学良将军派来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军队，名为“抗日先锋队”，相当于一个师的编制。抗日先锋队设总队长，由孙铭九担任，赵龙韬任参谋长，陈再厉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邬庆霖，第二支队贾陶，第三支队黄冠南，支队相当于团。学兵队很多同志调到抗日先锋队工作。西安事变后，抗日先锋队随军东调，编为一一○师了，张政枋任师长，赵龙韬任参谋长，以后在抗日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
这里顺便说一下平民新房。西安北城靠城墙，有一处大院，叫平民新房，是国民党的俘虏收容所，收容了四百多名红军西路军的流散人员。西安事变后，学兵队派卫之、王建中和谷小波到平民新房，宣布他们解放，并给他们传达了西安事变的前后情况，从中挑选一部分做宣传工作。大部分和家属回了陕北，只有王屏、尹先炳、魏国运和郭耕(根)堂等几人加入宣传队，一直跟到怀远差遣队解散才回到陕北。这些虽不是学兵队队员，但参加了西安事变后的宣传工作。
党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要和平解决，对蒋介石不宜杀，要揭露亲日派何应钦和汪精卫等借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阴谋的精神，在学兵队党内和全体队员中进行了传达，并讨论了形势。因此大家对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思想上接受了，认识比较统一了。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后，于12月25日获释。张学良将军出于真诚，以“君子之心”陪蒋飞返南京。但蒋介石失信，拘禁了张学良将军。当时在东北军、西北军和西北的军民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学兵队内也同样如此。由于党及时传达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印发了许多宣传品，宣传大队去后起了稳定部队的作用。但没料到发生了“二二”事件，使刚刚建立起的西北大好形势遭到破坏。
邠州青年训练班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中的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发动“二二”事件，枪杀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造成东北军内部分裂，东北军总司令部被迫撒出西安，开到邠州一带。在西安事变后，到东北军各军工作的宣传队，由于形势变化，全部撤出了各军。有人企图乘机拆散学兵队。这时宋黎在邠州，知道这情况后，以“东北民众救亡会”的名义发了宣言，说明所有学兵队员是张学良将军培养的抗日学生，不是孙铭九的人，要爱护他们，保护他们，宣传员奉命安全撤出各军到邠州集中。当时红军前敌指挥部在陕西省云阳镇，学兵队部分队员路经云阳镇时，纷纷要求留下。中共东工委的同志发电请示周恩来，他即电告“前指”，要学兵队员们仍回东北军工作。第二天杨尚昆主任亲自出面做工作，动员大家仍要回到东北军去，大意是说以前到东北军去很不容易，现在东北军中有一定工作基础，广大士兵欢迎你们，东北军需要你们，党也需要你们回东北军去工作。于是同志们满意地离开云阳镇，经淳化、旬邑，翻山涉水到达邠州。在邠州，学兵队改编为青年训练班，郭维城为主任。主要学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及中组部党的建设的报告等有关建党理论。提高党性锻炼。通过学习，使党员对党的性质、党的民主集中制、铁的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在认识上有了明显提高，为整顿党的组织进行了思想准备。为了应付白色恐怖，进行了整党，党调整了组织，总支下成立七个支部。在整顿党的组织的基础上，发展了新党员。为了便于进行公开工作，青训班还成立俱乐部，选举罗立斌、王建中等七人为委员。在邠州月余，东北军撤出陕甘东调，青年训练班随东北军进驻安徽省怀远县。
怀远差遣队
“二二”事件的恶果是“三位一体”的大好形势遭到破坏，迫使东北军撤出陕甘，东调至安徽、江苏等省，总部设在蚌埠。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采取高压分化、分散、缩编的政策。东北军调到安徽后，被裁编的下级军官，生活无着，编为军官差遣队。青年训练班为了不暴露，免遭国民党的迫害，就编为军官差遣第二队。当时除上政治课，搞抗日宣传和演出话剧等活动以外，还组织读书会、办板报、诗社、球队，积极向怀远几所学校做交朋友的工作，对驻地群众做宣传工作。这时党组织工作加强，积极发展党的工作。同志们回忆，留下印象较深的事件是邢英之死，开了追悼会，汪洋和尚效飞都讲了话，慷慨激昂宣传像邢英这样的爱国青年，国仇未报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激发了爱国志士的爱国热情，要求蒋介石实现在西安答应的六项诺言。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影响很大。国民党政府于5月份勒令军官差遣第二队解散。北方局党组织派宋黎到安徽采取紧急措施安排队员去向。一是鉴于华北抗日形势有一触即发之势，为加强华北武装抗日力量，将已暴露身份的党员、群众以及不适合做军事工作的人员撤回华北；二是对未暴露身份又便于安置的，安置到东北军中继续工作；三是挑选了三五个人送往红军大学深造。到华北的有近百人，他们随军队家属车到了北平，经中共北方局东特委分配，有的到绥远和山西牺盟会，有的去了河北五十三军，有的去了山东，还有的去了上海和南方等地，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余皆留在北平。七七事变后，这批同志成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组织部队，很快发展到一千多人。这支抗日武装于1937年11月进到蔚县西合营，与八路军独立团杨成武和邓华同志会合，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后来成为晋察冀军区一个主力团，即晋察冀第三团。留在平西的同志，组成平西游击队，成为中共北平市委惟一的一支抗日武装。他们在不同地区和单位起了抗日救国的先锋作用，或由组织分配到敌后根据地工作成为骨干力量。
东北军学兵队中党的领导
东北军学兵队，是我党“东工委”直接领导的。当时中共“东工委”书记是刘澜波，苗勃然管组织，宋黎管宣传并直接负责学兵队党的工作。
由于地下党转党的关系，需要费些时日，所以队员中的党员陆续转来党的关系，党员数不断增长。一连成立之初，由郭峰和张折等组织临时党支部，临时支部书记是郭峰。不久，郭峰即调到五十三军去了。
郭峰走后成立正式党支部，一连支部书记张折，四连支部书记张勉(后被开除)，三连支部书记罗立斌，队部和卫队团支部书记傅纪刚。为了便于领导，成立了党总支，书记是张折，副书记是侯晓岚，总支委员有谢克东、任志远。西安事变前发展了一批党员。西安事变后学兵队改编了五个宣传大队，军宣传大队成立党总支，师宣传中队成立党支部，团宣传小队成立党小组。
到组成邠州青年训练班的时候，总支书记是谢克东，组织委员是任志远，宣传委员是赵天野，郑里坚参加总支委员会。这时已有七个党支部，谷牧曾担任过支部书记。到了怀远后，总支部书记是任志远，又继续发展了一批党员，一直到差遣队解散，党员共有二百多人。
*作者西安事变时均在东北军学兵队学习。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