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捉蒋的一些参考资料
王玉瓒
一、我鉴于多年来，在书店里出售的有关西安事变的小册子，以及报刊上登载的有关西安事变的访问记等等，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尤其对华清池捉蒋一幕的说法，更是莫衷一是：有的排除共同参与者，说是自己一家之功；有的含混其词，以假充真，致使历史编著者建国30年来得不出正确的定论!为此，我愿以亲身带领步骑两连300人兵力，先担任保卫蒋安全的负责营长，“双十二”凌晨变为捉蒋的先行官，最终从骊山捉获蒋介石的经历，有责任有条件响应刘鼎等九人小组关于继续征集西安事变历史资料的信，把华清池捉蒋这一对国家民族对革命事业极有贡献的珍贵史料，实事求是地撰写出来，像摄影一样，给以真实的写照，献给国人，供给文史资料研究者们作参考用。为了写好这一史料，我曾于去冬，1980年12月间作了一次重游西安华清池之行，最后写出了《重游华清池，回顾捉蒋史》计12900字的资料。
当我开始写的时候，曾对别有用心的和一面之词的几本小册子，几篇访问记，作了揭露、批驳。然而又一想，这种揭露批驳应是历史学者应作的事，不须由我代庖。于是，又把已写的批判文字三页删掉了，只把我追随张学良将军工作的经历和临潼捉蒋，东北军被迫东调，身历目睹的经过，不夸大也不隐瞒，如实地写出来，而未提及西安事变其他种种事件。
我之所以未提及西安事变其他种种事件，由于我虽然当时身在西安，但对一些其他事件，我也是间接知道的，而不是直接参与者，我认为应该由亲身参与，详知其事而又忠诚可信者提供出来，才是第一手材料，才是真实可靠的东西。
二、如果有人问我：东北军一○五师参加没参加临潼捉蒋事件?我肯定地答曰：参加了!凡是“双十二”凌晨到达临潼县城附近的东北军部队，都是捉蒋的参加部队，都是为捉蒋而奉令开去的，这是事实。只是参加的各部队所担负的任务各有不同耳：
1.卫队第一营第一连(手枪排在内)二百多人的任务，先是奉令负责蒋行辕守卫任务，后又奉命捉蒋，在“双十二”凌晨我们这支捉蒋先锋队首先打进二道门，进入蒋卧室。在搜索骊山时与卫队二营一同捉获蒋介石并一同把蒋连推带搡架下山的。卫队一营骑兵连一百多人，担任包围华清池，逮捕外逃人员的任务。
2.卫队第二营王协一连五六十人于“双十二”凌晨从灞桥镇乘两辆大卡车出发，进入华清池，搜索骊山，与卫队一营一同捉获蒋介石，一道连推带拖把蒋架下山的。由卫二营开来的小汽车将蒋送新城大楼张、杨联合指挥部的。
3.一○五师约有一团兵力，也是“双十二”凌晨到达临潼的，但是，他们并未进入华清池参与捉蒋，也未参与搜索骊山。从他们这种行动来看，他们来到临潼是对潼关方面蒋之直系部队予以警备的战斗部队。又是协助卫队一二两营的预备队。总之“双十二”凌晨到达临潼县城的部队都是为捉蒋而去的，都是参加捉蒋的部队，只不过所担负的任务不同而已。
4.在卫队一二两营官兵把蒋架下山送蒋进城的时候，刘多荃师长和我站在华清池头道门外，我曾对刘说：请师长送蒋委员长进城吧!刘后退一步说：委员长认识我，我送他不方便，不好意思送。接着我向刘报告：我营是行辕守卫者，今早首先打进二道门后，孙营到来，一同搜山捉住委员长的。刘说：我知道。
5.在金家巷11日下午接受捉蒋命令时，张副司令并未指示我，听从某人指挥，也无人告诉我，要我听从他的指挥。我营的捉蒋行动是遵照张副司令的命令，我自己指挥的。如果知道听受某人指挥，当晚我必定先去找到某人，接受他的行动部署，这是必然的。哪会在谭副官长室内呆了半宿呢!
6.“双十二”捉蒋和送蒋进城，白凤翔、刘桂五二人是否参与了?因我和白、刘二人素不相识，我无法予以证实，但也无从予以否认。
三、我营特种连是以机关枪、迫击炮、平射炮各一排组成的，原驻华县城内。12月18日—20日南京桂永清部进攻华县时，我特种连少校连长侯明哲、上尉排长康宝钧、中尉排长庆丰田、徐庚阶以平射炮阻击蒋军之铁甲车，因众寡不敌被俘，后被释放。1956年周总理召开西安事变纪念会时，侯曾参加，任辽宁省政协委员，早已病故。
四、参加“双十二”捉蒋的卫队第一营第一连少校连长王世民，在我提升为十五旅四十三团团长时，是他接任卫队第一营营长的，之后王率领该营随于学忠去江苏，任江苏绥署卫队营营长，以后他就和我失掉联系了。
原第一连上尉排长马体玉，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据天津政协复信说，该人病故多年了。
原第一连中尉排长匡德润、王金铭于参加捉蒋后随王世民营去江苏，在江苏绥署卫队营工作，后就失掉了联系。
原手枪排排长金万普，从我营调到西安担负“剿总”守卫任务日起，他就担负张副司令办公厅守卫任务。在1936年8月29日围抄陕西省党部事件中，他奉谭海副官长指示带兵50人包围了省党部，由当时任随从参谋孙铭九等十余人查抄秘密文件，营救被捕的革命人士。11日下午，金万普在该排所在地灞桥镇曾为孙营王协一连50人设营安排住处，“双十二”凌晨带领手枪排到华清池参加捉蒋。他曾于1956年参加周总理召开的西安事变的20周年纪念会，任沈阳市政协委员。
原骑兵连少校连长邵兴基于参加捉蒋后，和王世民一同去江苏了，早已失掉联系。
五、最后把我在西安事变后被迫东调离开西安，从1937年4月起至现今的1980年底止，这42年零8个月的漫长岁月里我个人的经历简要地分述于后，用作参考。
(一)在华北战场和上海战役中抗日救亡
1937年4月(那时我的军职是东北军十五旅四十三团上校团长)，我旅被迫东调到安徽省涡阳县驻防整训。不久，改编为六十七军一○八师，我被编为六四四团团长。七七卢沟桥抗日事件爆发，我军奉令由安徽北上抗日，行至天津南子牙河地区，与日寇接触，激战三月，撤至河南新乡整顿补充。11月间调到上海战场松江县阻击由杭州湾登陆包围国军右翼的日寇。这一仗打得十分激烈!处处都是河道沟岔的松江县，对于来自北方装备的我们一○八师是不习惯，是有很多困难的，奋战三日反被敌人利用快艇包围在十里长的西关街道里。旅长刘启文阵亡于巷战，团长王云五被围自杀，军长吴克仁至今生死不明，官兵伤亡过半。撤出战场，我被晋升为副旅长。在战争时期，晋级是容易的，可是对我个人来说，官职愈高愈容易被蒋察觉。华清池事一旦暴露，性命必然难保。因而，不得不放弃打回东北老家去和抗日救国爱国的志愿，摆脱了军职，避居于陕西秦岭以南偏僻的小县——沔县(现改称勉县)二年。这时我刚满40岁，应该为民族为人民作点事才不负父母生我教育我的期望。初意，想让眷属自行返还东北老家，我轻身去陕北参加革命，但华北和东北都在日寇铁蹄占领下，一个青年妇女带三个小孩，又当交通不便，层层关卡盘诘的时期返回遥远的辽宁黑山，实际上是办不到的事。不得已仍携眷南去贵阳，在图云关卫生人员(现职军医)训练所任军事学教官六年。
(二)参加云南起义
1945年9月3日日本投降，中国在印度、缅甸的伤病官兵二千多人运回国内，住在云南省境内祥云、楚雄两县的飞机场里，编为荣誉军人第二十三教养院。1946年1月任我为院长。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先头部队陈赓、周保中部进抵云南省沾益县。这时云南省主席兼军政长官卢汉酝酿举行起义，我率领全院官兵2000人参加起义，并在宣布起义时拍给毛主席的电文上的起义人名里签署了我的姓名。1950年农历正月初五那天欢迎陈、周两将军进入昆明。我站在各首长欢迎行列里，高兴万分!一次又一次不断地振臂高呼解放军、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共产党、解放军把我从蒋介石枪口下拯救出来了，从此再不怕蒋介石报复了，从此敢于挺起胸膛立于光天化日之下为人民服务了! 1950年7月解放军鉴于我院参加起义，和平解放了云南之表现，免费供给车船和主副食品，派员沿途照料，送回原籍。我们被送回辽宁的14人，由昆明乘汽车动身经贵阳到重庆，改乘登陆艇到武汉，又乘火车到达辽宁。我和家眷历时102天于10月到达老家黑山县，得与阔别20年的九十多岁的老母亲见面团聚，何乐如之!这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祖国大陆赐给的恩情，我非草木能不感戴于无穷吗!
1951年至1959年经黑山县民政科安排，加入公私合营商业当营业员经销烟酒。
(三)结论昭雪沐党恩
1960年5月(62岁)，由黑山县迁至辽宁省抚顺市。那时正赶上连年粮食欠收，拿瓜、菜代粮吃的时期，被下放到长白山西侧的辽宁省新宾县响水河子公社三道沟大队参加农业生产，又赶上林彪、“四人帮”窃权祸国的十年，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对于我们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作过一点事的人，都被划为反革命分子或右派分子，白天不分老少勒令参加重体力劳动，夜晚聚集在强制学习班受审讯或挨打骂。就这样对我摧残迫害了15年之久。 1976年“四人帮”垮台，我因年迈(78岁)力衰，丧失了参加农业劳动能力，迁回抚顺依靠长子生活。经申请上访，承抚顺市委统战部委派曲学贵、李亚新历时三个半月，走遍辽宁、北京、上海和昆明等地，征集22人出具的证明材料。最后对我西安捉蒋、云南起义之表现，给予“有功”、“爱国”、“正义”的结论。复经辽宁省政协常委会于1980年1月决定，增补我为辽宁省政协委员。 (1981年)
* 作者当时系张学良部营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