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游华清池 回顾捉蒋史
王玉瓒
毕业讲武堂·随扈去南京
1928年我在沈阳讲武堂第九期受训时，少帅兼任校长。他常去讲武堂讲课视察。鲍文樾、周廉先后任教育长。举行毕业典礼时，周廉教育长说，这一期毕业人最多，再有两个就是2000人。当时万毅名列第一，我考第十名。考在10名以内者，少帅各奖指挥刀一把。
那时少帅有个规定，凡是在部队表现好的军官，就得调到他的身边服务一段时间，观察其人体质、智慧、工作能力，以便选择任用。我在少帅身边服务时期，正值蒋在争取东北三省易帜，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以图增强他们自己的势力。蒋的代表吴铁城分秒不误地天天下午3时到帅府会谈，希图说服少帅与蒋合作。东北易帜后，少帅以惟一的中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地位去南京参加会议。当时派我在副官处汤文藻(南洋华侨)处长领导的交际科工作。少帅是乘飞机去的，赵四小姐以及随扈工作人员是乘专车去的。少帅到南京住在财政部长宋子文腾出的华贵舒适的公馆里。少帅的夫人于凤至几天后乘火车去的，那天我以迎接的任务见到宋美龄到车站欢迎于夫人。那次张学良将军到南京，是以一个人之副，万人之上的大人物出现于国务会议的主席台上!此后，一段时期内蒋、张合作了，汪、胡(汉民)下台了。
离京赴陕保卫总部
我是1934年从平津卫戍司令部上校参事调任该司令部卫队营营长的。由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张学良将军出国考察，西北军宋哲元接王树常任平津卫戍司令后，又把我这个营调到军分会担负警卫任务。那时日寇铁蹄踏遍长城以北，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步步退让，承认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存在，使华北五省名存实亡。
1936年初春，战乱，忧愁，使得古城北平人心惶恐!三五成群逃难躲避的东北老乡，乞丐般地流落街头。要求民主、抗战的学生宣传队，经常出现在我们营房门前。这些情景对长期遭受沦亡之苦的我们东北人来说，不能不激越肺腑，感动心怀!
“营长，我们还能打回东北老家去吗?”一些连、排长和战士们时常这样地问我。
“要打回老家去就得找我们的张学良主任，惟有他才能带领我们打回东北去!”我这样暗自思考着。
有天下午，宋哲元部(老西北军冯玉祥的旧部)的一个姓牟的师长请我们在北平的几个东北军军官吃饭，我也应邀参加。他手拿酒杯走到我的座旁，假作十分亲近的样子对我说：“老弟，碰一杯!最好你能留下，跟我们一起干，我们是不会亏待你的。”
牟师长的好意反倒使我多了心。我营是由三个步兵连(第一连附设一个手枪排)，一个机关枪、平射炮组成的特种连，和一个骑兵连编成的能独立作战的加强营，共1200多人。这1200多人和我一样，远离家乡，舍老抛少，若是我见异思迁，忘本负义，走错了路，怎么对得起他们!怎么对得起张将军!
我悄悄地去见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对他说：“全营官兵思念张副司令，思念东北家乡，北平又不是个久留之地，请你拍个电报请示张副司令，把我营调到西安去吧。”
鲍主任同意我的想法，正要拍发电报之时，张副司令调我营去西安的电报发来了。我们高兴极了!军分会副官处处长高胜岳告诉我：“不要声张，要立刻准备，抓紧离开北平，到良乡东站乘火车去西安。副司令还特意电示，发给你们官佐每人50元安家费。”大家感激万分地说，张副司令事事关怀我们，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他的周围，尽力保卫他的安全，好跟他一同打回东北去。
离平事宜在秘密进行。我把五位连长和手枪排长找来，做了研究部署。先把一部分家属安排到天津租界的旅社里，以避免遭到意外的阻拦，尔后转赴保定，同部队会合后同车赴陕。
当时，我营住在北平西四牌楼东南西安门街的光明殿内。出阜成门经卢沟桥到良乡车站上火车较为合适。奉命出发那天凌晨两点钟，我们开始行动，计划出阜成门，经卢沟桥到良乡东站上火车。少校连长王世民带步兵第一连走在前头。他用一个排的兵力，先把守城门用的电话线掐断，并将十几个宪兵警察堵在屋里，强令他们交出钥匙，把城门打开，只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这事。于是，全营按步兵第一连、二连、特种连、步兵三连和大车队之行军序列，跑步出城。骑兵连作后卫，阻止万一有兵追来，就把没带什么辎重的大车横在路上，起迟滞作用。
部队向良乡方向迅速前进。时值初春，冷气依然逼人，官兵们怀着给东北军最高统帅当卫队的兴奋心情，不顾寒冷，很快地通过卢沟桥，并未发现有追兵，我们才喘了一口气。赶到良乡车站，天已放亮了。
第二天，鲍文樾主任要好的车皮已按时开到良乡东站。全营准备了给养，便登上火车，急向保定开去。到了保定，我们又把从天津转移来的家属安排在车上，一记长鸣，火车载着全体官兵和家属向西安进发!
全营顺利到达西安。
古城西安，自从西北“剿总”成立后，军事机关剧增，随军眷属也随之拥来，房屋非常紧张，几乎没有我营落脚之地。经与总部副官处处长马小寒(音同)研究后，决定令王世民的第一连守卫总部，住在总部院内；金万普手枪排守卫张副司令办公室；第二连分别担任军法、军医等几处的守卫任务；第三连驻防渭南；特种连驻防华县；骑兵连住在西安南门外一个小村子里；营部住在城里木头市印花布园。
部队安排妥当，第二天，我就去见张副司令。我来到总部副司令办公室门前，见门上红灯亮着，副司令正与人谈话。等红灯灭后，经侍卫传达获准，我才整整服装，轻步走进办公室。
我向副司令敬礼后，报告说：“我营奉令已全部来到西安。”张副司令点点头。“各连官兵听到给副司令当卫队，都特别高兴，就是没有住的地方。”副司令微微笑了一下，很快又把笑容收住说：“谁也没有办法。”当我报告我们离开北平没有报告卫戍司令就不辞而别，以及如何掐断电话线，闯出北平城等情况时，副司令点点头，意思像说，你们做对了。随后他又笑着说：“你们不怕宋哲元把你们留下吗?”我说：“正因为怕，我们才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措施。自开城门这个办法，离开北平的。”张副司令听我这么说，十分会心地笑了起来。报告进行了一个来钟头，临走时，张副司令指示我说：“要带好队伍，完成总部交给你的任务!”我连连回答：“是，是。”就退了出来，巡查岗哨去了。
我营调到西安称为西北“剿总”卫队第一营，担负总部守卫任务。原担任总部守卫的手枪营，改称卫队第二营，专负张副司令公馆守卫任务，住东城门楼上。其营长先是周文章，在围剿陕西省党部(8月29日晚)事件后，改任孙铭九当营长。我们两营互无隶属关系，一切关于重要任务，各自直接受张副司令的命令。至于一般勤务方面的事，第一营听从总部副官处处长指示办，第二营听从张公馆副官长兼一○五师副师长谭海指示办。我们两营是互相协助保卫“剿总”和张将军安全的兄弟营。
王曲受训 临潼卫蒋
1936年五六月间，我乘坐卡车，带着行李，赶到王曲，参加第一期军官训练团。王曲是西安南郊的一个小镇，到这儿参加集训的都是连以上团以下的现任军官。这个训练团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顺应当时的形势，响应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整顿内部，培养抗日力量而开办的。参加第一期集训的有一百多人，万毅、孙铭九、邱立亭都是我们第一期的同学。王曲房子很少，我们学员大部分住在窑洞里，训练团团部设在一个大庙里，上课、开会都在那里举行。张副司令对训练团抓得很紧，自任训练团主任，并经常亲自讲课。“披甲还乡，打回东北老家去，联合抗日”的思想，就是他首先在这里系统讲明的。这些深得军心的话，大家听后，爱国抗日情绪顿然高涨!集训期间应德田还常常教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张副司令也爱唱这支歌，有时还同大家一起唱：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激昂悲壮的歌声，常常勾起我们还乡之情，鼓起我们杀敌斗志!在训练团里我虽然只受了短短两个月的训练，而那披甲还乡联共抗日的思想在我脑海里越扎越深。后来在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后，我以东北军一○八师六四四团团长在河北战场和上海战役中，能使我团成为救亡图存奋勇杀敌的部队，就是这个思想理论培养出来的。
蒋介石在两广事变解决后，为防止张、杨向红军靠拢，积极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剿共”的政策，于10月22日飞抵西安。行辕设在临潼南门对面，风景优美，静肃无哗，且有温泉的华清池。
张副司令开始考虑派孙铭九的卫队二营去守卫华清池，而国民党特务“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则主张派我们守卫总部的卫队一营去，张同意了。副官处马处长即传令于我，带相当兵力去保卫华清池蒋的行辕。
根据任务要求，我选派少校连长王世民率他的步兵第一连负责守卫华清池头道门和附近公路，门卫以四个岗哨，其中必有一个班长带领。由于房屋少，一连官兵分住在池外老百姓家。派少校连长邵兴基率他的骑兵连担负十里铺至临潼一段公路的巡逻警戒，住十里铺。又派中尉排长金万普手枪排住灞桥镇，担任灞桥附近地带的警卫。随从蒋介石来的侍卫负责二门和五间厅守卫。
在我首次保卫蒋介石的过程中，曾两次随蒋出行。
一次是10月27日上午，蒋介石到王曲训练团讲话。他穿着蓝色陆海空军大元帅礼服，腰挎一把指挥刀，手戴白手套，枯瘦的脸像涂了一层油膏，由张、杨两将军陪同，来到训练团。会场设在团部大庙的院子内，讲台就在戏台上，到会听讲的有五六百人，都站在戏台下面院里。军乐队鼓哇鼓哇地把他迎上讲台后，蒋介石就佝偻着身子这个那个讲了起来。先讲了一通礼义廉耻，又讲了一套“攘外必安内”，最后归到他的正题：“剿灭共匪”的决心与信心。军官们不爱听他狼嚎似的这一套，就用咳嗽声跺脚声暗示抗议。蒋介石讲了半个多钟头就收场了。
另一次是随蒋介石游西岳华山。我带30名战士乘大卡车跟在他侍从的后边。陪同去的几十个人都是坐滑竿上山的，只有我们跟在后面走。历代有很多名人游过华山，那里有很多古迹，都是为纪念他们而保存下来的。见到“韩愈投书处”我突然想起他的诗作《华山女》，心想：古来就有不平事啊!而眼前这位委员长，就是使我们遭受沦亡之苦的罪魁，要是张副司令有命令，一定会舍生取义，几枪结果了他。
西安学生临潼请愿
为逼迫张、杨两将军继续“剿共”，12月4日，蒋介石二次来到西安。专车直接开到临潼，他仍住华清池。头道门警卫依然由我们卫队第一营第一连担任，二道门和五间厅守卫还是由他的卫士担任。
12月9日是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一万多人，在地下党领导下，冒着凛冽的寒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在冲破了特务、宪兵、警察的重重阻拦以后，游行队伍直去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闻此讯，大发雷霆，立刻让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给张学良打电话，命令他制止学生闹事，如学生不听，开枪打死勿论!同时一个侍从也向我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说：“委员长命令你阻止住请愿学生，不准来到行辕，如不听从，开枪打死勿论!”我见事不妙，急忙乘摩托车向学生来的方向迎去，到灞桥和十里铺中间，正遇他们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开来。我一眼看到北平学联代表宋黎，正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我当即迎上前去把蒋介石的命令告诉了他。宋黎问我：“你怎么办?”我对宋表示：对请愿的爱国学生，我绝不许士兵开枪。但请愿队伍开到华清池时，蒋的侍卫必定阻拦，开枪伤人，这一点请你们慎重考虑。话未说完，张副司令由城里乘车赶来，下车后站在路旁土坡上，即对请愿学生们讲话。我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听他说道：“同学们的抗日爱国行动，我是钦佩的。但今天时已不早，而到临潼去的路途尚远，那里又无餐宿的地方，还是请大家回去吧。至于你们的请求，由我代表大家向委员长去讲。我说话是算数的，一星期内我将用事实答复大家!”只经过二十多分钟的讲话，张副司令就把请愿的学生们劝说回城去了。我也乘摩托回到华清池。他支持学生的爱国精神，深深打动着我的心!
临潼捉蒋
1936年12月10日，张副司令又来到华清池五间厅对蒋介石进行诤谏，他慷慨激昂地向蒋介石指出，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再一意孤行，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但仍遭到蒋介石的斥责和拒绝。至此，张、杨两将军除对蒋“兵谏”外，再无他路可走。11日下午4点多钟，张副司令同蒋介石谈完话出来，走到头道门时，我正在那里值勤。他对我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一趟。” “是!”我立即回答。说完，他上汽车了，我随后乘三轮摩托跟去。我本应走在前边，为张副司令开道。但当时都是土路，司机也想到这一点，说：“我们跟在后边吧，别让副司令吃土!”我说：“对，对。”我跟到金家巷一号门外下了车，走进院中就停下来。他看我没跟上来，就说：“来。”我这才跟着他走进客厅。
我光顾跟他走，竟忘记了带门。他对我说：“关上门。”我关门后，立正站在那里。屋内就我们两人，他上下打量我一下，目光严峻，态度镇静地对我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我立即意识到“兵谏”的时候到了!坚定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蒋的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三百多人的兵力包围之，保证捉来。”他满意地瞧了瞧我，像同意又像嘉许，并以深沉的口气说：“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要作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作好这件事。”接着又说：“你营是华清池行辕守卫者，应先行动……”说到这，于学忠军长(五十一军军长)进入客厅(于军长个不高，瘦颊脸)，连个副司令也没称呼，神色急迫地问：“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张副司令没立即回答他，令我改穿蓝色棉军服，以便与蒋的侍卫身着草黄色的军装的随从人员有所区别等等。又说，具体事情由谭副官长告知。我退出客厅，找到谭海，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说：“好。开始的时候是明天拂晓，你先换衣服吧!”他令侍卫把衣服拿来，我一边换，一边想：我不能马上回去，更不能回家过夜，要是走露了风声，叫蒋介石跑了，可就误大事了。当夜倒在谭海办公室的一张床上，但一点也不想睡，也根本睡不着。
翌晨——12日夜2时许，我乘三轮摩托先到十里铺叫醒骑兵连少校邵连长，传达了捉蒋命令，并令他们包围华清池外围地带，抓住一切外逃人员。随后又赶到灞桥镇，命令金万普排长带领全排战士迅速到华清池参加行动。接着赶到第一连叫王连长把排长马体玉、匡德润、王金铭等找到一起，部署捉蒋事宜。有人问：“我排有一班与宪兵住里外屋，怎么办?”我说：“先下他们的枪，然后派人看守，不许他们出屋。”
在华清池西侧的禹王庙里住着一些宪兵，我令王连长派人收缴他们的枪支。与此同时，我率领马体玉等人进入头道门(头道门的哨兵是马体玉排的战士，看到营长到来，均持枪敬礼)。在门外的战士们就哗啦哗啦地装子弹，我怕院内有人发觉就小声对马排长说：“别让他们先上子弹，听我枪响，再动作也赶趟。”
此时，约在凌晨4时许。临潼大地，风寒天冷，一片寂静。那位蒋委员长万万想不到守卫他的“剿总”卫队营，马上就要动手收拾他!我朝二道门那边看，只见一个蒋的步哨来回走动，我举起手枪，连打三枪，命令我营战士开始进攻，并有意通知从灞桥镇前进的卫队第二营官兵迅速前进，该营官兵五十余人由王协一连长率领，昨(11日)晚进住灞桥镇。我头一枪就把二道门的哨兵打倒了。于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华清池捉蒋之幕于1936年12月12日拂晓拉开了!我由一位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营长变成一名捉蒋的先行官了。当我率王世民、马体玉等多人冲进二道门时，蒋之卫士长跑出房门，连喊带问：“什么事?什么事?”我们哪里理他，几枪把他们击倒在地。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蒋之侍卫惊醒后，凭借门窗拼命抵抗，我营战士义愤填膺奋勇进攻。这时，孙铭九带领卫队第二营官兵五十余人也已到来，加入了战斗。我营金万普排长带手枪排也赶到加入了战斗。
这时，各种枪声和手榴弹响彻骊山。我和王世民连长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五间厅门前平台上，一见蒋住的三号厅门半开着，我们就飞步闯进卧室，发现床上无人，被子掀着，伏看床底下也没人，但衣帽、假牙、黑斗篷大衣俱在，而人去室空。明知逃出不远，却焦急万分，急率官兵四处寻找。这时，传出城内张副司令的电话，说捉不到蒋，以叛逆论罪。我的心情越发急躁，掉脑袋是小事，完不成任务，可要误两军大计啊!
不一会儿，手枪排战士石志中跑来报告说：“后墙里发现一只鞋子。”我们立即意识到，可能越墙逃上后面骊山了。即令我营战士从左侧上山搜查，孙营战士从右侧上山搜查，我随即带人越过飞虹桥，跑出开阳门，同官兵们一起上山搜索。
这时天色微明，骊山上下尽是搜山战士，躲藏在距五间厅五百多米半山腰大石头后面乱草丛中的蒋介石，可能是由于又怕又冷，不时伸出头来窥视周围动静，准备翻山逃走。恰被我营手枪排的班长刘允政、翟德俊两人发现，连声大喊：“蒋委员长在这哪!在这哪!”我闻声跑去，而孙铭九已先跑到蒋躲藏的大石处。这就是今天骊山上捉蒋亭①的所在地。我们两营的官兵们遂把蒋介石连推带搡架下山来。他一屁股坐在公路上，大家都瞧着他，只见他身穿古铜色绸袍，下着白色睡裤，光头赤足，满身尘土，面色灰白，狼狈不堪，而又惊慌失措地东张西望连问：“张副司令在哪?在哪?”这时，不知是谁让号兵吹起号来，欢迎委员长进城，使大家感到十分惊奇。
张副司令交给我们“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的任务完成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孙铭九是乘汽车来的，只有他有车，而他又是警卫张公馆的。大约8点多钟的时候，大家把蒋塞进一辆小汽车里，由孙铭九等人押送到西安新城大楼。那里是张、杨两将军的临时联合指挥部。
华清池“双十二”一仗，蒋之侍卫全部被解决。秘书萧乃华由五间厅跑出，被乱枪打死在荷花池旁边，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背胸受枪伤。侍卫长蒋孝先之死，据说他从西安城里逃出，跑在临潼南门外，被人枪毙的。
在“双十二”之前，我是蒋行辕守卫的负责营长，夜间宿在管理人员的室内，行李是自己带去的。华清池内房屋虽然不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一个连的住处，所以只能把各排分散到附近的农户家里住。因而有人产生了错觉，认为我营只担任外围警卫，而不负头道门的守卫，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听周副主席的一席讲话
捉蒋以后，在对蒋介石的处理问题上，我们一些中下级军官，开始是不赞成和平解决的。曾记得有一天晚间，张副司令让副官处通知我们七八个人到张公馆开会。在这之前，中共代表团日夜操劳，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周副主席就住在张公馆东楼上。我们在一个陈设简单的小会议室里刚刚坐定，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就进来了。周副主席身穿蓝棉袄棉裤，面孔有点清瘦，眼眉很重，两眼特别有神，坐在我的斜对面。叶剑英也是穿着蓝棉袄棉裤，微胖脸盘，十分白净。周副主席与大家寒暄几句后就开始讲话，叶做记录。
周副主席讲话的大意是：现在全国各阶层都要求蒋介石抗日救国，英美等国为其本身利益，也同意中国抗日。在这样形势下，逼蒋抗日是可能做到的。东北军的官兵可能想不通，因为蒋介石不让东北军抗日，使东北沦陷，大家对他怀有深仇大恨，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共产党人在十年内战中被他杀掉的又何止成千上万，但在民族矛盾面前，我们自己的仇恨只能服从于民族利益，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我们就应该放他回去，只要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我们还要拥护他做抗日的领袖。不是要打回东北去吗?不是要抗日吗?只有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目的才能达到。这样做，对全国抗战是有重大意义的。你们现在怕放虎归山，回头蒋介石报复，但这并不完全取决于蒋。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和我们红军三位一体，团结一致形成强大的力量，他即使有报复之心，也未必能完全实现。
周副主席半个多钟头的谈话，使我们受到了教育，又想，共产党人真是了不得!讲的道理句句使人心服，我本来是不赞成放蒋的，经周副主席这番开导，从而逐渐放弃了原来的看法，完全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以后，因我离开西安驻防陕西乾县，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们两位。对我来说，虽是终生一面，但至今难以忘怀!
华清池捉蒋成功后，我得到张副司令更加赏识和重用，不久被提升为十五旅四十三团团长。
正是由于我当上野战部队的团长，才有机会于卢沟桥事变后在华北战场和上海战役对日寇作战中得以尝我抗日救国之夙愿，后来又于1949—1950年得以参加云南起义之革命行动。
“二二”事件发生 三位一体瓦解
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很快赢得全国人民一致拥护。在西安迅速组织了抗日西北军事委员会。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合起来声势浩大，形势十分喜人。但是，好事遇上了波折，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扣留南京后，在怎样营救张副司令的问题上，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老一代将领和少壮派军官之间斗争十分激烈。
1937年1月末，我由陕西乾县防地回到西安家中。2月2日早晨，我带两个传达兵到东门外办事。回城时，城门关闭，不让进城，我给稽查处参谋文英奇打电话，问出了什么事?他说：现在正抓内奸，你由南门回来吧。回到城里才听说：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军官主张以打仗营救张学良，派人把主张以和谈营救张学良的核心人物王以哲军长枪杀了，同时又闯进新城追捕主和将领何柱国军长，因杨虎城制止，才未得逞。
这事对东北军震动非常大，使得军心涣散。渭南一些部队调转枪口往西安开拔；王以哲的部下誓要挖凶手的心，以祭奠王军长。
周副主席、叶代表在这危难关头，沉着冷静地处理着严重的局势。除亲自率代表团成员到王家吊唁外，还派人质问孙铭九等人怎么办，亦从全局出发把孙等送到云阳红军驻地，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的互相残杀。
王以哲军长在东北军中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将领。在张学良送蒋回南京遭到扣留，他是维护东北军内部团结的核心人物。杀害了他，使这个群龙无首的部队失去了团结的希望，而为蒋介石分化瓦解东北军扫清了障碍，并且严重地削弱和破坏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将军的力量与地位，致使三位一体瓦解，东北军被迫东调。
被迫东调 忍痛离陕
1937年4月初，关中小麦开始返青，农家的桃花接着杏花盛开的时候，可是我们却是心灰意懒，苦闷万状。当时我们部队驻在咸阳一带，家眷住在西安，当被迫接受东调皖北时，眷属们凄惨悲痛谁也不想去。因为要把家眷全送到北平，然后再由北平各自返回东北老家，而北平正处于兵慌马乱之时，东北更是在日寇眼下，那不是去送死吗!饱受沦亡之苦的东北人，谁愿自己跑进虎口呢!但又不敢在西安呆下去。尤其像我营亲自捉过蒋介石的，就更是怕特务、警察使坏，忐忑不安!在顾祝同进入西安时，我就怕老婆和孩子被牵连出事，让他们在当时在西安当邮政局长的我的老乡李东山家里暂时躲避了一段时间。现在又要远离开，没有一家不是相对垂泣的!
部队上上下下都知道调离陕西，前途渺茫，万分懊丧!所以我们旅长刘启文召集团营长开会时，好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他是了解他的部下的，以极其沉重的心情对大家说：蒋介石背信弃义，自食诺言，他把我们的副司令扣留在南京，孙铭九等人枪杀了主和将领王以哲，破坏了东北军的内部团结，破坏了西北三位一体的大好形势。现在蒋介石阴谋拆散东北军，逼我们向东开拔。我们此行的前途，真是不堪设想……讲到这里，他喉咙哽咽，泪水横流。我们参加会的人，本来就是愁肠百结，听到旅长这辛酸的话，不禁泣不成声!刘旅长见此情景，越发悲伤。索性站起来，说：大家到外边晒晒春天的太阳吧!说完，他第一个走出房门!
哪里有什么春天的太阳，有的是战乱、困扰和苦难。在风云多变的一天，我们怀着对张学良将军的怀念，怀着对东北军前途的担忧，怀着对西北三位一体破坏者的愤恨，怀着联共抗日爱国救亡志愿，离开了关中父老，向着祖国多难的东方前进。 (1981年5月)
*作者时任西北“剿总”卫队第一营营长。
①后改称兵谏亭 。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