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讯情况的回忆
王昌烈
西安事变期间，我在十七路军无线电台担任报务主任，也住在新城，将当时的一些情况，分片断简述。因事隔多年，有的记忆不清，难免发生错误，请知者予以补充指正。
电讯组织概况
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均由杨虎城兼任，下设八大处。交通处设有三科(总务、材料、通讯)办理日常业务外，并管理无线电通讯和电话事宜。在无线电通讯上有第一、二、三、四共四部电台，一般功率为100瓦至150瓦；八个队，一般功率为15瓦，和三个分所，功率为五瓦。总部除二个固定台以外，余均配备给所指挥的军、师、旅随军通讯，在电台的组织上，有中校台长、少校主任和技师、服务员(上、中、少尉)、机务员(中尉)收发员，材料管理、事务、见习(一般为准尉)、技工(上、中士)通讯杂勤士兵等约三十人，分队约十余人，官兵伙食，每月发给六元，官佐另津贴二元菜金。当时一般军官的所谓“国难薪”，只发五成，每年能发九个月或十个月，就算很好了。电台因是技术人员，所以发七成薪，每年可能发齐。此外，还有西北各省住西安办事处，经常发电报，在每逢节日(端午、中秋、过年)时，也请客、送礼、送材料费，进行拉拢，以便利他们通讯发报。由于当时的有线电电报经常受到破坏，受阻不通，有时送电报局的电报，这一站寄到那一站，结果比信还慢。有一个人说西安起身到汉中，发了一封电报，人到了电报还未见。因之，一般报务人员，大都生活享乐，衣着阔绰，认为自己凭技术吃饭，超阶级，清高思想，较为突出，行动放荡，除过当班以外(一般五小时左右)，吊儿郎当。所发的电报是由两个地方送来的。一是绥靖公署办公厅(下设两个科机要电务)的电务科用发电纸译好送来，一系由交通处通讯科译好送来，电台的呼号，按1—4台为xyl、xy2、xy3、xy4，当时电台分工是一台为对外方的，通讯联络范围在西北各省有西宁(马步芳、马麟)、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兰州(邓宝珊、邵力子)、凉州(马步青)、太原(阎锡山)、开封(刘峙)、郑州、洛阳、济南(韩复榘)、北平(何应钦)、武汉(何成浚)、成都(刘文辉、邓锡侯)、三台(田颂尧)、贵州(王家烈)，在上海有四处，一为闭密电台，一为徐家汇天文台(主要系发气象电报和校对时间)，在南京方面，有军政部的29台测量总局电台，以及行政院的电台，此外，还有平凉、汉中等地本军的电台，每天业务较为繁忙，自清晨6点至夜间24点中间，没有休息时间(每半小时一个会晤时间没有假期，人多者可以轮休。每月收发报在1500份以上，军事期间，有时延到夜晚2点以后，第二台主要对内，但也对安康(庞炳勋)，榆林(井岳秀)等地联系，第三台先住兰州，以后移到汉中(三十八军)，第四台住平凉(陇东绥靖司令部)，业务较为平常。
在1935年间，南京军委会另设了通讯兵的兵种，将交通处改为通讯大队，电台改为一、二、三中队，每个中队，下管三个分队，这时将第四台裁撤了。电台由军政部统一登记，发证明书，并统一命名改为力i3A、力i3B……通讯大队长为黄念堂，其他仍是换汤不换药，内容编制没有变动，所不同的是在各军、师的团内编制上给配备了一部小型无线电机，由军、师直接管理，通讯大队就不过问了。
在当时不管机关和军队，都是黑幕重重、贪污公款，通讯机构也不能例外，如交通处在上海或天津等地买电讯器材时，公司里都要给打回扣(从总款中扣出5%左右)给购买器材的人，这些扣金大部被处长侵吞，此外处内有升级或开缺的，他们就压着不发或不报，如有的人在一月间由少尉提升为中尉，他们却在六月以后给起薪，有的请假或者开了小差，他们却过了半年再开缺，从中吃空名搞花样。记得电台有个收发员，是女性，名叫舒月圃，不干已将近一年，在年终点名检阅时，仍然依她的名写了一个新徽章，用头垢擦了擦，叫一个男见习生戴上去应卯了。在电台内对领到的汽油(发电用)和其他电料用不完，也就报作消耗而出卖了。也有些所谓有背景的，甚至没有一点技术，却来拿着服务员的薪水，而整天不做一点事。
在此期间，西北公路局成立，在宝鸡、平凉、兰州、天水、广元、汉中等地相继成立电台，因此类人员较缺，他们乃以高价吸引(一般在法币70—90元)因为军队中职位最高的报务员(上尉)拿不到60元薪水，加之定级编制，再无法提升，于是较为老练的和技术较好的报务员，多不安心，借故离去。因之，在通讯质量方面，不断降低，有的虽然表面干着，也是不安于职，有的搞兼差找外块。如当时“西京日报”社成立电台，抄收中央社新闻电报，是以钟点计算的，有几个人就合起来包一班，轮流去干，分得报酬。记得有个收发员王某兼了西安“民意报”的外勤记者，他将电台来往的明码电报消息，就抄送报社发表，有次一个消息上级还不知道，报纸上却刊登了，结果查了一下，他漏了马脚，被判处了一年多的徒刑。
在西安事变时电讯情况
在1936年12月12日，上午10点左右送来了一封通电，电文约八百余字，电文开头系致全国各省机关、团体、报社、军队以及各界群众，在内容上提出张、杨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改组南京国民党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八大主张”，署名的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共有108人，其中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官(旅长)以上的一般都署了名，此外还有从外地来见蒋介石的一些高级军官和活动职位的官僚。我们约用一天半的时间，分别向各方面发出了通电，同时在晚间也延长了时间，以发新闻电的方法向各地播送通电。
在事变发生的次日，张学良即将他的办公电讯机构搬到新城，一部分合署办公。孔祥熙当时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乃指定行政院的电台呼号为XQZ专与我们电台整日联络，随时收发电讯，表述双方意见。自通电发出后的四五天内，各方都有回电，有的劝慰张、杨和平解决，“化干戈为玉帛”。有的却谩骂如李烈钧等，刘峙在电报中说：要“三军缟素，共歼仇雠。”露骨的表现了封建顽固和忠实走狗的扮像。
事变后，西安就戒严了，在新城的四个门外，更是戒备森严，筑有鹿砦铁丝网，挖有壕沟，几道岗卫，出入人员，均佩带有红边胸徽的“出入证”，许多人带着玩笑说：“成为将官了”(当时国民党军官的胸徽章边子分为三种颜色，校官黄色，尉官蓝色的区别)，事变后的第三天，与素未联系的广西桂林电台(李宗仁)，和四川重庆电台(刘湘)叫通了，还受到传令嘉奖。当时新城南门外为交际处，各方宾客不断来到，每天来往的电报也不少。事变四五天后，通讯大队长黄念堂忽被管押，与黄一起被逮捕的还有东北军的交通处长蒋斌。约在1937年2月间，东北军少壮军官“二二”事件时将黄、蒋同一天枪毙了。
大约在12月20日左右，在渭南赤水以东东北军与“中央军”发生了接触和小的战斗，南京派飞机在渭南、三原等地投炸弹，有几名群众被炸伤，那几天在新城东边的革命公园体育场开群众大会，红旗如林，群情激昂，高呼口号，要求枪毙蒋介石。在“双十二”小调中有：“祝寿飞机炸渭南，贼兵开来几十万，他妈的巴子真浑蛋。”“组织人民审判庭，审判贼头蒋中正……”等语句，说明群众对这个对外退让、妥协，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的反动头子的痛恨的程度了。
1936年，第十七路军指挥的部队驻防地区已大为缩小，驻甘肃、平凉、汉中的军队，大部开到关中和洛川、宜川一带。其中四十二师冯钦哉部(冯系第七军军长兼四十二师师长)，驻大荔一带，事变后冯被蒋介石收买了(听说用300万元的代价)，背叛了杨虎城，杨派军法处处长张依中前去说服，冯将张杀害，劈成八块，投尸井中。原来给那里派去有三部无线电机，有一个队把机器偷着带出来，在大车上怕人查出来，将机器藏在厕所里，才安全到了西安。同时在蒲城一带驻防的东北军檀自新(新五师)也被蒋介石收买而叛变了，绥署由西安派了一部电台去，途中也被“中央军”将机器和人的衣物抢去了。南京政府在事变约一个礼拜，另耍了一个花招，给于右任个“XX宣慰使”的名义来陕西，想借杨、于私人的感情关系诱杨投降。于带了一架电台到潼关后就停住了，与西安电台联系后，于有一封亲笔电报，要求杨虎城亲收亲译。我们请示后，杨的态度非常坚决，既不欢迎于来西安，也表示不亲译他的电报，如若能发，就可以发来，否则停止，于被迫无法，还是发来了。在此期间，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到了洛阳，由洛拍来一封英文电报，仅十多字，经同意后，才由洛飞到西安。这是事变后由南京来的第一个人。
事变时，当时西安有边闻社，地点在五味什字街，每天约有300多字的新闻电来报导有关消息，由电台代发，我们每天晚上，还收听“红中社”的新闻电报，字数不多，约200余字，发的时间不到半个小时，内容多为报导抗日主张和对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等消息，有时一晚上却没有，可能是中国红军电台发的。抄收有20多天就停止了。
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当时是秘密的，因为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中下级军官中，一般都反对和不满蒋介石，好容易把他逮捕了，主张长期禁锢起来，以免放虎容易捉虎难，再受他的苦头。当洛阳等地电台发了蒋介石“脱险”的消后，每个人都很惊奇，以为事出意料之外。第二天杨虎城以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名义，召集在西安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官在省政府大楼讲话，杨在那天着灰色戎装，精神振奋，语气乐观，向大家说明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由张学良护送蒋回南京，要大家安心工作。但有些人在情绪上接受不了，在1937年1月间，十七路军有个旅长因不满放走蒋介石就带了军队脱离了，东北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变乱，人心惶惶，浮动情况，在一个多月内不能安定下来。以后不久，宋希濂带的三十六师到西安，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对他们仇恨情绪仍然存在，路上侧目而视，在一些公共场所也公开为难，这种激偏情绪长期不能得释。以后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得到启示。毛主席指出：“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更体现了党的高瞻远瞩，正确伟大。
1937年3月间，顾祝同等到西安①，住在“止园”(系杨的公馆)，开始对事变后的善后问题进行谈判，这个老军阀生活非常腐化，爱财好色，经常要有高级幕僚人员，陪着他打牌，另外交际处有个副官，每天他召征妓女来供其玩乐。在蒋介石的威胁和逼迫下，强令东北军离开陕西、甘肃陆续把于学忠、何柱国调往河南一带去了。4月间将十七路军编遣为两个师：十七师、一七七师，归三十八军建制，这样杨虎城就逼迫去了职，总部的人员一部分编到三十八军司令部，一部分遣散，交通处撤销归到了三十八军的参谋处改为通讯科，电台也成为一个台，划归司令部，余下报务人员作为编外，杨虎城于6月给了个军事考察名义，乘飞机离陕出国了，其他人员在6月间就搬出新城到了“南院”(南院门口官房)。于是陕西省政府住到了新城。
(1963年8月)
* 作者时任第十七路军无线电台报务主任。
①台湾《民国大事日志》1937年1月9日记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入西安。"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