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将军的参秘室
林世权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将军继3月3日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会谈之后，又与周恩来副主席在肤施(延安)清凉山下的桥儿沟天主教堂举行了会谈。结果对张学良将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双方同意互不侵犯、互帮互助、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并加强部队抗日思想教育等。张学良将军为履行协议，7月间接纳中共代表刘鼎带领电务员一人、电台一部，进住金家巷张公馆东楼。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将秘书科夜间设在张公馆负责处理紧急公文和军事电报的值班秘书取消，其值班任务改由新成立的随从参秘室代行。
随从参秘室的前身，是东北军总部副官处人事科的特别人事股，负责人是孙铭九参谋。办公人员金家巷一部分，总部一部分，人事档案保存在金家巷。孙铭九任卫队二营营长后，改由应德田负责领导。
随从参秘室的工作内容是：1.管理情报；2.人事调查。参秘室编制人员很少，但质量较高，当时的工作人员有：
应德田，1929年7月毕业于东北大学第一期。同年9月出国留美，先在伊利大学攻读政治，后又到密西根大学攻读市政专业，1932年返国即随张学良将军做秘书工作。
孙铭九，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出国回国期间都与张学良将军的二弟在一起。
燕庚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35年回国后，即任张学良将军秘书，专门研究日本问题。
杨心梅，日本明治大学肄业，是跟张学铭一起去日本的。
关时润、孙维栋、荣敬庵等，都是东北大学法律系学生，毕业于1933年。
林世权，1934年6月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
上述人员都是和张学良将军有密切关系的人，所以委任在随从参秘室工作。
参秘室的情报工作范围很广。国内外大事背景，社会人事的调查，东北军的动态，东北军官佐的思想情况等等。特别人事调查，包括军官的升迁、调转、工作情况、思想情况、工作能力与擅长嗜好等等。情报来源，关于国内外的社会调查，由政训处黎天才副处长负责主办。军队内部调查，由参谋处情报科陈旭东科长负责主办。收到情报后，拆封由孙铭九负责，再交给杨心梅和关时润摘录，然后呈张学良将军审阅。重要情报摘录时用粉色纸，次要的用浅黄色纸，一般的用白色纸。每当张学良将军从总司令部下班后，孙铭九便将摘录好的情报和原件亲自送呈张学良将军。为了保密的关系，孙铭九虽身为卫队二营营长，这一重要工作还是由他进行处理。情报经张学良审阅后，有关人事的并有张学良将军批语的，由孙铭九交给管理特别人事的人员记录于该人人事卡片内，备作将来审核参考依据。非东北军人事情报，经张学良将军审阅后，按性质分门别类归档。
特别人事调查的来源，主要是通过各级领导官按表填写，逐级上报，由各级领导主管由军汇总报送总部人事科，每年报送一次。各级领导必须对部下各个方面，如思想、工作、健康情况、家庭生活、社会关系做出恰当的结论，填入表内，汇总上报。连长要负责对连附和三个排长作出年总结鉴定，团长要负责对营级官佐作出全年总结鉴定，军长要负责对各师长和直接领导的官佐进行年度总结鉴定，其余类推。军汇总后报总部，总部人事科原封不动送交随从参秘室拆封分发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顺序由军部官佐作起，摘录于旧有的每人档案里。注意事项一栏，是张学良将军的批语和军长对直属官佐的鉴定评语，依此类推。进行摘录时，如摘录五十一军军部官佐报来的调查表，就将该军部档案提出，先行核对人数、职称，然后摘录之。如有不符时，由总部人事科查办，再通知随从参秘室。特别重要的，由摘录人负责标记红线于字下，以示注意。摘录毕将调查表原件作为原始资料和摘录卡片分别归档。我们工作人员统称原始调查表为大卡片。随从参秘室特别人事调查有大、中、小三种卡片，大卡片是8开张，中卡片是32开张，小卡片是活页的，一师人员仅用一个小笔记本就完全记清楚了。每当张学良将军到部队检查时，随从参秘室就将要去的某部队官佐的中卡片卷箱提出来，交给孙铭九或应德田携带前往。小活页卡片本，一般由张学良将军随身携带，他要随时查阅。每逢提升官佐时，档案随同被提升人员的公文一并送呈张学良将军审核。特别突出的人员在提升时，一般不呈送原始档案，张学良将军身边都有他们的卡片。
东北军军官，每人在参加工作时都要亲自填写一份自传，归入档案。这是特别人事的原始资料，往后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生活上的情况，都由每年的调查表详细记载，不再写自传了。随从参秘室掌握的人事卡片资料是逐年记载下来的客观情况，不是从人情愿望出发的，比较科学。如西安成立军官训练团时，先选送一个干部连，备作将来军官训练团的干部，这批人就是由随从参秘室负责选定的108人参加训练，都是根据特别人事卡片记载对抗日有认识的干部。这批干部后来在训练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张学良将军下班后常有干部到家找他谈问题。他都接见，无论公事私事，谈话后对来人如有评语时，用便条写出也交随从参秘室记入卡片里。张学良将军对校级以上军官都有较深刻的印象，这是卡片档案帮助他起到了作用。有时到部队检查，见到有关下级军官，他都能叫出名字来。被叫的人很惊奇，自己从未和副司令(张学良将军)谈过话，他怎么认识我呢!
特别人事档案，是张学良将军在1934年回国后任“豫鄂皖剿匪总司令”时由孙铭九负责组建的，全部档案在西安事变以后，由淮阴绥靖公署主任于学忠将军携往苏北，在抗日期间南北转战无有下落了，可惜!
* 作者当时系东北军参秘室人员。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