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亲身经历
郭增恺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距今已有45年了，但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我是1933年夏去西安，在杨虎城将军的西安绥靖公署任参议，并经杨将军介绍，给宋子文任经委会西北经济处处长。现将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亲身经历，尤其是杨虎城将军竭诚爱国的思想和忠勇奋发的行动以及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的活动追忆如下：
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之前
杨将军联共反蒋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1924年，他就和共产党人魏野畴和进步人士杜斌丞有密切往来，经过1924年—1927年的大革命，陕西学生“驱逐吴新田”，声援上海“五卅”惨案运动，“保卫西安战争”，杨将军总是和广大群众紧密地结合起来。当时，他的部队内已有许多共产党及青年团员王授金、赵宝华、张性初、张含辉、张金印、吴化之、狄步月、校明济、王林等和杨将军同生死，共患难。在发动群众支持军队方面做了极其重要的工作。杨将军在和共产党人的接触中，杨将军逐步对共产党有深刻正确的认识。这样，在1930年率部驻陕，首先把西安在押的政治犯全部释放，其中有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及共产党员王炳南、江隆基、亢心哉、蒲子政、郭则沉、崔孟博、崔仲远等人资送日法两国留学，为反蒋联共培植和准备人才，并重任共产党员南汉宸为省府秘书长，将民、财、建、教全权交给南，实行政治民主化，学术自由化。后来，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杜斌丞、陈子坚、申伯纯、宋绮云、金闽生、王尧青、吴波、王菊人、米暂沉、张道五、赵和民等在杨将军军处分任军政职务，杨将军在部队中任用了许多中共党员如：张汉民、阎揆要等。
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平、天津大捕参加过抗日同盟军的共产党员王林等二十余人，杨将军得悉后，即派赵和民前去设法营救，并将徐全忠、支应林、贾振中、周茂兰、尹心田、宋文梅、张希钦、李锦锋、李醒吾等抗日同盟军军官(均系中共党员)秘密接进西安，供给一切生活费用，随即派在步兵训练班中，任宋文梅为特务营营长，张希钦、李锦锋、何永安、李醒吾、席珍儒等为连长，后被蒋介石发现，蒋介石电杨将军将宋文梅等解京法办。杨将军拒不执行，并电复，查我部并无此人，经此，杨将军更加深对宋文梅等的信任。西安事变时，即派宋文梅等看押蒋介石。
蒋介石对杨将军驻陕时用人行政存有戒心，他派人随时监视杨的一切地下革命活动，在杨将军杀掉了蒋委派的西京日报社社长邱元武，驱逐了教育厅长李范一后，陈果夫又派周学昌、宋志先为肃反专员，专门来陕捕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1934年冬，周学昌向杨将军说：你的两个参议都是和南汉宸有关的，都是煽动抗日反政府的人物，请杨先生注意。杨将军听后勃然大怒，当面斥责：“我用南汉宸，你说南专门抗日反蒋，我用郭增恺，你们又说郭和南有关，我用你们政校毕业的学生，受过党的专门训练四年的学生(指赵和民)，你们也说是南派来抗日反政府的，南汉宸有三头六臂吗?你们对南汉宸为什么这样提心吊胆呢?难道我用的参议、秘书，都是南汉宸派来的吗?那只能我什么都不用，我不干了，请你们来干!”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3年冬，杨将军就秘电南汉宸由东京返回。南汉宸回到平津后，住北平拐捧胡同17号，我们就和杜斌丞、周梵伯、崔仲远、崔孟博、金闽生、赵和民等密切协商，派赵和民、崔仲远等两次到平见南为杨将军写了一个意见书(由赵和民执笔经南阅后交周梵伯呈杨)，希望杨响应党的号召，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联合各地力量，共同抗日反对南京安内攘外的政策。1933年，我随杨将军到汉中西乡一带视察，我向杨将军建议：蒋介石企图造成红军和十七路军部队短兵相接的局面，使红军与我们两败俱伤，他坐收渔人之利，我们绝不能上蒋的当，我们要和红军订立互不侵犯保存实力，让出一条路叫共产党顺利入川的条约。杨将军就密令赵寿山、张汉民等坚决执行和红军互不侵犯相互支援的政策，使红军很快就到达川北。蒋根据胡宗南的报告，曾电责杨将军“剿共”不力，杨虚与委蛇表面应付，实际上只要对共军入川有利，他就给以各种方便。1936年夏我给阎锡山一密电劝阎实践前约，相机联合韩宋组织华北抗日同盟……密电被蒋介石译出，事隔两天即被蒋派特务江雄风将我逮捕押解南京入狱，逮捕我的命令由蒋直接下达，杨将军、宋子文均事前不知，(杨曾向邵力子表示蒋对于逮捕郭增恺一事的原因何以不叫宋子文及我知道呢?)冯玉祥曾向蒋为我说情，请予释放，蒋以我“阻挠‘剿匪’、煽动抗日”罪名而拒之，不料几月之后，张杨两将军兵变，囚蒋，发起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我仍是被杨将军救出狱的。尔后宋子文又藉我与杨将军至交，偕我去营救蒋介石。
西安事变中我与宋子文到西安的活动
我和宋子文原不相识，杨将军认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是英美派的代表，比亲日派进步，又与蒋介石有亲戚关系，杨将军眼光远大，与宋子文相交，可让宋在蒋方面为他讲话。杨将军还想让宋子文为陕西吸收些外资，以便开发西北。所以，我奉着杨将军之意，善于与宋子文接触和应付，费了许多曲折和心思，终于我和宋子文日益接近，宋也认为我为杨所信任，就委任我为西北经济处处长。取得了宋子文对我的信任。
在这期间，我通过宋的关系为陕西拨了一笔巨款，开发西北资源，发展铜川煤矿。杨将军叫我四处奔走，联合一切对蒋不满的人，联合北方将领商议组成反蒋大同盟。我曾三次出访到了冀察、山东、山西。我的活动被特务头子戴笠向蒋告密，蒋即直接下令叫特务江雄风把我押解南京。杨将军对此向宋子文、邵力子严厉地指出：“郭是我的朋友，是我推荐给宋先生为经济处长的，他犯有什么罪，蒋先生逮捕他还不容易吗?只要一纸电令，我即送他南京，何必要直接逮捕，之后还不叫我们知道，犯了什么罪呢?”当时，杨将军向宋子文提出抗议，宋子文也莫名其妙。蒋以为我是在杨虎城方面，推动杨专门联共反蒋的主谋人物。
“双十二”事变发生后，即1936年12月17日，宋子文深知我和杨将军有密切交情，他以为我是最能在杨面前说话的人，宋就借机将我从狱中要出来。一见面，宋子文就说：“蒋先生有些事做得太冒昧，不和别人商议叫你也受委屈了，我们大家既往不咎，这一次救救他吧(指蒋介石)!”宋子文约我同机到西安，宋在飞机告诉我说：“此行很困难，我料到张、杨的话很难说，你先争取虎城的意思，只有你能和虎城说话，虎城只要愿意，我们再做张学良的工作(其实这时我们在被人监视)。”
到陕西后，我首先见了杨将军。杨对我先有戒心，以为我和宋偕行，又系在押犯，惟恐我替蒋讲话，可是我对杨说：“蒋之国策，我们早已反定，我因为反蒋联共抗日被蒋关押，现在又为联共抗日救蒋而陪宋先生前来西安。我赞成你们的主张，你们的举动我也是赞成的。既然扣蒋，就得有个具体的做法，就得联合全国一致。”我就为杨分析宋哲元、阎锡山等人的态度。杨将军问我宋子文的看法，我直言相告说：“宋子文有抗日的要求，当然，他此来是以救蒋为目的的，他认为共产党的力量不是蒋的武力所能消灭的，蒋光想靠武力灭共，所以才有今天(即蒋被扣起来)。”杨对我说兵谏是为了要蒋停止内战，领导抗日，不会杀害他的。你可告宋好好劝劝蒋。我把杨的话转告给宋子文。
杨将军和宋子文有相当的交情。杨把希望寄托于宋，宋对杨之希望也最大，因此，宋又希望做杨的工作释放蒋介石。当时我那里了解到周恩来来西安，我就向宋子文说：“周恩来现在西安，不管周之主张如何，周是关键性人物，你要首先找周。”宋子文说：“周一来，西安的事情就更难了，我料周不会和我们的意见相同。”我说：“共产党是始终主张团结抗日的，他们早就发表了宣言，不会记私仇的，不妨试一试?我认为共产党和我们意见一致，张、杨两将军的工作是易于着手的。”在从西安飞回的途中，宋子文把蒋介石让他带回南京的手令拿出来一看，上面写的主要内容是“主张继续用武力威胁”这一手令与余日章的女婿黄仁霖带的手令一样，宋子文气愤得将手令撕碎，一边撕一边说：“我们当做他(指蒋)是病人。”说着就把手令纸屑从飞机上抛下去。在第二次飞回西安的路上，宋子文讲：“我们除了鸦片烟不干，什么都是人干的(指共产党也是人干的)，没什么奇怪。”他还讲：“他们以为我是资本主义的代表。”我说：“民族资本家也是抗战的。”回到南京，宋子文对英国大使兰青说：“现在决定抗战，你借给我一千万英镑吧!”英国大使兰青表示赞助中国抗战的态度。
1948年我第一次与周恩来会晤，周恩来一见面就提起蒋介石“双十二”事变中背信弃义，囚禁了张汉卿，残酷地杀害了杨虎城的全家老幼。周恩来勉励我们返虎穴，潜伏在敌阵营作地下斗争。我即返港工作三十载(1948至1978年)。蒋企图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诱我去台湾，借以欺骗中外人士，但我坚定地拿起笔来，写了十万余言，曾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和《热风》杂志上，大造舆论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欺骗世界的阴谋手段。
(1981年9月)
* 作者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参议。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