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绥靖公署侍从室的成立和功绩
李直峰
1930年我在太原，破译别人与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来往的无线密码电报中，欣感杨既有民族革命气魄，又有民主革命精神，经于右任向蒋介石保荐，由皖豫率十七路军，过潼关进入关中，主持陕甘军政。杨即扩展陕甘军政，任山西同乡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任邓宝珊(邓虽是天水人，但与晋人有密切关系)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兼新编第一军军长，任续范亭为新编第一军总参议，兼驻甘行署参谋长，任续式甫为行署驻西安办事处长，任郝梦九、续约斋为行署参议，任于俊都为行署交际处长，任郭汉卿为天水县长。尤慕杨同情陕北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闹革命。左倾和革命志士，在西安大可容身，不禁心向往之。正值阎锡山电务处闹派系斗争，我一气之下，决心与同乡续式甫、续范亭、南汉宸秘密取得联系，于1932年秋，我对阎不辞而别，从太原潜往西安，遵南汉宸命，化名李致远，介绍给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任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主任的机要秘书，单独在新城大楼窑洞办公。这时杨的机要秘书主任米暂沉，已调任陕西省政府民政厅主任秘书，另派王菊人为西安绥署机要秘书主任，王亲率机要秘书康叔平、田屏轩等，集中新城绥署机要室办公，而机要秘书宋绮云同志，另为杨负《西北文化日报》主编。机要秘书杨明轩、郭则沉和后来的参议郭增恺等，均在外边为杨做民族民主政治活动。西安绥署新城大楼窑洞，光线阴暗，人迹罕至，适合我为杨成立密室，顾名思义：办的是“鸡鸣狗盗”，即秘密“检译”和“侦译”他人的有线无线密码电报。初则绥署机要秘书主任王菊人，随时送来从电报局检查回的有线密码电报，如甘南马青苑将率部叛杨投蒋的有线密码电报，经我“破译”出来，王则念给绥署杨虎城主任听，则是其中一例。后则商得绥署密电科长李云台，调来一位译电员武子明，武为华县人，原为共产党员，沉着寡言，刻苦钻研。人员增加，工作渐展，成效颇优。1933年机要秘书主任王菊人被特务诬为共产党员，蒋介石则命杨主任赶走，另由陕西省参议会议长王宗山保荐周梵百继任绥署机要秘书主任。周为人豁达，则使密室正式成立无线电侦收台，郎世杰为台长，报务员有王释奇、王守西、刘程云等六七人，密室始具雏形，则由“检译”有线密码电报发展到“侦译”无线电码电报。对蒋介石系统无线电密码电报，多所“破译”，如蒋介石先后阴谋处死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方志敏、吉鸿昌的无线密码电报，则是破译中的一例。1936年2月20日红军过黄河东征，杨虎城将军右路军总部进驻韩城，密室在周梵百机要秘书主任领导下，随之前往专门“侦译”阎锡山、蒋介石堵击红军的无线密码电报，颇著成效，如蒋介石阴谋使商震联合李生达倒阎锡山的无线密码电报，则又是“破译”中的一例。1936年12月12日，张、杨活捉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中，密室就奉杨命改称西安绥靖公署侍从室。周梵百机要秘书主任兼侍从室主任，李致远机要秘书兼侍从室第一组长，郎世杰台长兼侍从室第二组长。第一组又增加王经如、苏望亭两位“破译”人员。新城大楼因软禁着蒋介石，待从室第一组则由新城大楼窑洞，搬到杨虎城主任的新城官邸，日日夜夜“侦译”何应钦“讨伐”张、杨，进军陕西的无线密码电报，起了张、杨军和红军防御有方的莫大功绩。可是事变之初，侍从室侦收电台，发现东北军内有一无线电台，用“雷电社”名义，播发西安事变如何胜利的无线明码新闻电报，无线中泄露中共参与其事，起了对和平解决转为一致抗日的破坏作用。中共代表团长周恩来副主席不得不说服东北这部分青年军人，立即停止播发。侍从室又在事变中，除“破译”四十二军军长冯钦哉阴谋叛杨投何(应钦)，违杨命不扼着潼关要隘，致使“讨伐”军一部入关到达渭南赤水，与张、杨军隔鸿沟相对峙的无线密码电报，周恩来副主席不得不将红二十五军开赴商洛，威胁着潼关则是其中的一例外，还利用缴获胡宗南师驻西安办事处特印密电本，以及在城门查获军政部密派特务送进西安城内的双码代码密电本，进一步作为蓝本，将何应钦所指挥“讨伐”军约三十个师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口令信号、陆空联络符号等无线密码电报，基本上“破译”无遗，因此“讨伐”军不敢继续入关，只这一部“讨伐”军在渭南赤水，无法再越鸿沟一步。在此期间，侍从室主任周梵百奉杨命，在杨官邸将这些“破译”的无线密码电报，随时送给中共代表团长周恩来副主席审阅，这就引起周副主席的特别重视，即密使南汉宸，不通过杨虎城将军和周梵百主任，约在晚上引我到新城西门外中共代表团办事处，见到了神采奕奕，光明磊落的周恩来副主席，既蒙优礼相待的表扬，又受民族、民主的教育，即报请党中央批准我参加了革命。
CC企图搞垮密室
1932年冬，西安绥靖公署密室，正在开始工作时，适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处”，为加强其反共的特务工作，改名为“特工总部”。先派宋志先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杨志俭为国民党长安县党部书记长，均兼各该部“特务室”主任，逮捕过共产党人杜衡、陈建中、李犹龙等，叛党加入他们的特务组织。后又派沈子屏、王思诚等专任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室”主任，赵启平为组织干事，马德馨为组训股长，童剑秋为情报股长，班志洲为组训干事，原汾为情报干事，李拓夫为行动股长。在这30年代里，他们逼害过张学良将军“剿总”的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逮捕过张部宋黎，而又被杨虎城将军的巡逻队劫回来。李拓夫行动股长还逮捕过张部的孙达生、刘澜波，以及东北大学学生代表马绍周，张部的随从秘书关时润，均以共产党罪名，关在“特务室”所在地的“肃反会”。李亲自严加审讯，进行迫害。同时南京“特工总部”又把派在北平用“河北师范”作掩护的反共特工人员，调一部分到西安，改用陕西省政府教育厅作反共的特工掩护。这些被调来的CC特务们：周学昌任教育厅长，郭紫峻任教育厅主任督学，续约斋(只续是从兰州调来)任教育厅督学，银泽洪任教育厅秘书兼科长，张选青任教厅秘书。另外还以李考堂、李培厚等，派为税务分局长和主任，作反共的特工掩护，而这些CC特务们大都是山西同乡，从1932年冬起，以至1936年期间，教育厅特务们协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室”，先后密报蒋介石以杨虎城将军通共的罪名，将杨所兼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搞掉，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亦被以共产党罪名赶走，甚至对杨虎城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军事机关开了刀，也先后以共产党嫌疑将十七路军参谋长兼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王一山，西安绥靖公署办公厅主任陈子坚，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主任王菊人，以及机要秘书宋绮云、杨明轩、郭则沉、李致远(即李直峰)、参议郭增恺，交际处长申伯纯，驻沪办事处长李志刚，密电科长李云台，民政厅主任秘书米暂沉均以共产党嫌疑罪名，密报南京蒋介石，不是调免，就是赶走。杨虎城将军曾因以上种种磨拳擦掌地对张学良将军说过：“我实在忍耐不下去了。”张学良将军乃密令其卫队手枪营长孙铭九，率部包围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搜查了“特务室”，逮捕了行动股长李拓夫，释放了他们所逮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此时我忻县中学同学，CC特务银泽洪在西安密对我说：现在我们认为东线无战事(暗指在平津特务反共已告平息)，战事已经移到西线来了，所以我们才从北平到西安，开辟这个西线战场(暗指平津CC特务，来到西安开始反共)。所以我对这些同乡CC特务们，特别提高警惕，时刻提防他们的诬陷。果然不出所料，始则银泽洪窜到我办的成城汽车运输公司进行详细的侦察，继则郭紫峻偕银泽洪又通过西安绥署办公厅主任续式甫，潜入到新城大楼窑洞密室，进一步做过细致的调查，紧接着国民党陕西省“肃反委员会”给我住参府巷三号的家中，送来一份通知，说李直峰是共产党员，应自行到南院门“肃反委员会”受审，但是我很怀疑，既然说李直峰是共产党员，为何不逮捕，反而叫我自行前往受审。当我到陕西省“肃反委员会”时，一见面原来是我任“西安汽车工会”主席时，所认识的国民党长安县的党部书记长杨志俭(字节斋，兼任“肃反委员会”主任)。他就对我说，我们知道你是被诬陷，所以请你来看这封信：“西安绥靖公署密电科长李直峰(郭、续、银不知道我在西安绥靖公署已化名李致远，是杨主任的机要秘书，不是密电科长)是共产党员，已密派他的成城汽车运输公司的会计陈万章到甘肃天水联系共产党去了，一旦联系成功，就准备在西安举行暴动。”信尾署名为“郭续银”和年月日，我则对杨说：“我的情况你很知道，并非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员，这郭就是教育厅主任督学郭紫峻，续就是教育厅督学续约斋，银就是教育厅的秘书兼科长银泽洪，分明因我和他们是同乡，并不亲近他们，相反我还反对他们这个特务，所以他们才用此特务手段陷害我，目的是企图搞垮西安绥靖公署密室。”经我说明情况后，因无证据，不受肃反，安全返回家中。但是我在西安认识的共产党员警察一分局长王世泰，西安汽车站进步人士正副站长戴子美、张明仁，稽查程飞云、白云章、姚启明(是我武汉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同学)等，均被这些CC特务们迫害的逃往陕北或是自行离职。这些特务们密报蒋的黑名单内，只有西安绥署密电科长李直峰并没有西安绥署机要秘书李致远，姓名和单位都对照不上，竟把李直峰名字误安在绥署密电科长李云合头上赶下台，杨另派原政庭接替了绥署密电科长。我这密室因以未被搞垮，才安全保存下来，始得在1936年西安事变中，改名为侍从室，完成杨虎城将军和周梵百主任所交给的重大任务。
侍从室的结束
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囚禁中，为了博得张、杨的释放，情愿接受中共中央代表团长周恩来副主席提出的和平解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六项条件，即蒋的所谓六项诺言：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具体的救国方法，则于12月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将军护送先飞到洛阳，后转回南京。但蒋在南京背信弃义，既扣押张学良将军，又调中央军第六、第十、第十四、第二十二、第二十八、第六十、第七十九、第八十三、第九十五、第一○三各师，以及教导总队，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先则用以压迫“三位一体”部队早日复员，继则用以压迫杨虎城将军，释放陈诚等十数人回南京后，就于1937年1月20日，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王树常为兰州绥靖公署主任，对杨虎城将军将给予撤职留任处分。致使杨主任在九府街公馆慨叹地对南汉宸说：我和张赞成中共提出的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就是要准备自我牺牲，而汉卿已经牺牲的差不多了，嘱南再不要过问西安那边的事。则偕南率侍从室主任周梵百，组长李致远，郎世杰等退居三原车里堡老家暂避。2月28日，蒋介石又火急命令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中央军快速进驻西安，杨不得不率侍从室返回西安，办理结束绥靖公署，则将侍从室第一组长李致远保送给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以县长尽快任用。而李于3月下旬奉周副主席命令，听从李克农、曾希圣、南汉宸布置，偕侍从室的武子明、郎世杰到南京道署街132号，打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第一处(中统前身)，秘密给党中央做高级情报。如在重庆我所做得高级情报，均亲自交给驻渝党代表叶剑英，还奉党中央来电表扬过我。但武、郎并不知李的实情，所以全国解放后，武、郎下落不明。4月初周梵百主任奉杨命，又将侍从室的王经如、苏望亭送到孙蔚如三十八军总部，受参谋长李兴中领导，组织起检侦破译有线无线密码电报的密室，但不久因无成绩就撤销了。迄至6月29日，杨主任被蒋命令出国赴欧美考察军事，侍从室就此根本结束了。
(1983年)
* 作者当时化名李致远，任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主任的机要秘书。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