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师开入西安的经过
宋希濂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迫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不能不结束其“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当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我任国民党政府的陆军第三十六师师长，部队驻在苏州一带，担任国防工事的构筑，得悉这个消息后，确是感到惶惶不安。蒋介石是否会因此丧失生命?今后政治局势的演变如何?如果蒋介石不能再出来负责，南京的军事统率权必然落在何应钦的手里，他能否不记旧账，而对我相容下去(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我任八十七师二六一旅旅长，所部驻在南京附近，因那时蒋介石下野，离开南京回奉化去了，何应钦在军事上负全责，我坚决要求所部开往上海参加抗日，并鼓动部属向何请愿，曾在言辞态度上予何以难堪)?这些问题经常在我的脑海里萦绕着。
12月13日晚，何应钦亲来电话叫我马上到南京去，14日晨，我乘早班京沪快车于12点多钟到了下关车站，立即雇了一辆汽车直驶鼓楼斗鸡闸何部长公馆。何应钦和几个重要的高级军事幕僚正在吃饭，何见我来了，离座起来和我握手，并招呼他的侍从人员为我拿来一份碗筷一起吃饭，态度很和蔼，我和何应钦十多年来的部属关系，他这样不摆上官架子，还是第一次。饭后他带我到里面的一个会客室谈话。他说：“这次西安事变，名义上是张学良、杨虎城干的，实际是共产党策动的，我们和共产党斗争过多年，共产党人的厉害是你们所知道的，委员长这次被扣，能否保存生命?能不能出来?很成问题。中央昨天开会，对张、杨的叛变，已经决定讨伐，并命我负责指挥军队。黄埔军校系统的军队，是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支柱，只要你们同学——尤其是带兵的将领，能一致团结起来，是可以应付这个局面的。”他这段话，实质上就是要我们黄埔系的同学起来拥护他做蒋介石的继承者。接着他又说：“中央已经拟好了一个讨伐的计划，等一会可由王厅长(参谋本部厅长王伦)把大概的情形对你讲一讲，你的部队应即由苏州出发，经津浦、陇海路运到华阴、华县一带集结待命。我已经要墨三(顾祝同)、经扶(刘峙)到洛阳负责指挥，你路过洛阳时，可去看他们。”他说完，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自闻西安事变后，我内心里感到很难过，就是恐怕内战会更加扩大，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更多可乘之机。张学良、杨虎城的叛乱(实际上张、杨两将军是为挽救国家的危亡而起义)是可恨的。我拥护中央所做出的决定，一切听从老师(何应钦是我在黄埔军校一期时的总教官)的指挥。可是我有点担心，过去在江西和共军打了将近十年，我们都不能消灭他们。现在如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都倒向共产党方面，他们的力量更壮大了，恐怕很难在短期内消灭他们。同时，如果打起来，会不会危及委员长的生命，也是值得考虑的。”我表示拥护何的态度，不用说，何是很高兴的，但我后面说的这段话，并不符合何的心愿，而他又觉得我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对。他想了一下就说：“你的意见是值得考虑的，我们现在第一步是部署兵力对西安形成包围态势，看情况的发展再作决定。你赶快回去，此间已通知铁路运输司令部迅速调拨车辆装运你的部队，你可和他们直接接洽。”我辞出后，到另一间办公室里和王伦厅长谈了一会儿，了解了所谓“讨伐计划”的概要，也就是一个用军事包围西安的计划，就我记忆所及，部署的主要内容大略如下：
1.以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第五十七师(师长阮肇昌)、第七十九师(师长樊崧甫兼)及炮兵第一、第五两团的主力和一个工兵团为骨干，担任铁路正面沿陇海铁路两侧直攻西安。统归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指挥。
2.以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第八十三师(师长刘戡)归李默庵指挥，部队车运到潼关后开往渭南进取蓝田。
3.命驻天水的胡宗南第一军向宝鸡、凤翔一带前进。
4.命驻汉中的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取道子午谷进出西安以南地区。
5.命驻在宁夏吴忠堡附近的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徵)向固原平凉地区前进。
6.命第二师(师长郑洞国)、第二十三师(师长李必蕃)为沿陇海铁路进攻的总预备队，集结于潼关附近。
7.命空军主力集中洛阳，以洛阳为基地，待命轰炸西安，并协助铁路下面部队的作战。
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队，我记不清楚了。还有关于补给方面的一些规定，不详述。
我离开何公馆后即驱车运输司令部接洽，他们告诉我，已接到何部长的命令，正在积极调拨，所需列车，准于今晚至明上午先后集中苏州开始运送。我即于当天下午赶回苏州，部署部队出发事宜，到15日，三十六师全部分乘八个列车从苏州开出了，行驶的速度，超过了特别快车，于16日晚各列车先后通过洛阳向西疾驶。我到洛阳下车往见顾祝同、刘峙，得知下列各情况：
1.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派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
2.国民政府已颁布明令讨伐张学良。
3.中央派于右任宣慰西北军，即日来潼关，对西北军进行分化工作。
4.冯钦哉所部驻在渭河以北的大荔一带，不愿附和张、杨，正派人前往联系。
5.据空军侦察报告，张学良的部队，正在渭南以东的赤水镇一带布防，并构筑工事。又空军曾在渭南投弹。
6.我方的军事部署，根据讨逆军总部计划，正在积极行动，铁路下面部队，大体可于20日左右集结完毕。
刘峙、顾祝同指示三十六师开到华县集结后，先派一批干部侦察张学良部布防情况。同时我还会见了空军司令毛邦初，铁路运输司令钱宗泽等人。18日，我到华阴，会见樊崧甫，他告诉我，刚接洛阳电话，蒋鼎文已自西安乘飞机到了洛阳，即转南京，携有委员长亲笔信，看来有和平解决的希望。以后宋子文、宋美龄、戴笠等去西安，也随时获得消息。在12月25日蒋介石未离西安以前，部队在华县一带主要的活动，就是绑扎了许多梯子，每天练习爬梯，因为赤水一带地形，断壁陡坡，攻击前进的障碍，不能不作相当的准备。
蒋介石于12月26日回到南京后，立即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扣押，并由军委会派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等组织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于1937年1月4日发表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派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这些措施，引起东北军及杨虎城部和陕甘两省广大群众的愤慨和反对。蒋介石命何应钦继续用军事对西安方面施加压力，顾祝同于11月前来到潼关，与东北军及杨虎城的代表多次磋商。直至2月初才达成协议。顾祝同面示我率三十六师首先开入西安，在不伤害和东北军的感情下，逐步地和婉地接替西安防务。我遵照顾祝同的指示，率部于2月7日到达西安东门外一带驻扎。这时西安的城防是由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担任的。西安行营驻址，设在南院门，这是西安城内的繁华地区，本师负有保卫行营的责任。我于8日上午访晤刘多荃，并提出初步要求：1.派步兵一营到南院门行营附近担任警卫；2.由本师接替东门城防，因部队都驻在东门外，常要进城采买，恐易和东北军发生误会。刘多荃对这两点都同意了。是日下午我指派二一六团第三营附小炮一连开进城内南院内，并亲到南院行营驻址偕团长胡家骥、营长顾心衡详细侦察行营周围进出道路，配置警戒。9日上午派兵接替了东门城防。因顾祝同将于日内来西安，我又向刘多荃要求接替了北门的城防，大约是10日或11日顾祝同由潼关乘专车来到西安，同来的除顾的参谋长赵启禄等人外，还有黄杰、毛邦初两人。黄杰原任第二师师长，曾参加古北口抗战，在北平驻过两年多，与东北军各将领颇多熟识，同时他是顾祝同多年的部属，顾到西安后，即嘱咐黄杰、毛邦初和我三人，多做和东北军联络感情的工作。以后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常在一个东北人开设的一家公司的楼上(这家公司与东北军将领多有联系)或川陕公司总经理周文达(湖北人)家里打牌和叫条子，有时也到陕西省银行总经理李维城(湖南人)那里去玩。酝酿无虚夕，几达一个月，说明旧军人的腐化堕落，这种活动，对拉拢东北军上层分子，确也起过一些作用。
2月中旬，我的司令部由东门移驻西大街，所有西安城防，统由本师接替了。阮肇昌的五十七师亦开到西门外至咸阳道上驻防。原来入陕的部队，如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李默庵的第二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樊崧甫的第七十九师等，大约是2月下旬开始陆续东运，离开陕境。
本师入城后不久，顾祝同命组织一个“西安军警宪联合办事处”，派我兼处长，警察局长马志超、宪兵团长为副处长，负责维持城内外治安。大约过了二十多天，撤消“军警宪联合办事处”，成立“西安警备司令部”，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我为西安警备司令，马志超为副司令。我担任这个职务至8月间上海战争爆发开往参加抗战时为止。此一期间，大家所关心所谈论的多半是抗日的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当时我在西安和第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叶剑英以及曾到过西安的陈赓等人见过面，谈论的主要也是国共两党真诚合作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问题，在我跟随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二十多年，这一段期间给中共方面的麻烦是比较少些。
约在2月下旬或3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贺衷寒曾来到西安，企图破坏国共的合作。他对顾祝同说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但他没有通过我，竟然直接指示三十六师政工处长蒋先启(曾做过总政工处的秘书科长等职)在西安的中心——钟楼上悬挂一幅“统一战线是共产党死灰复燃的企图”的白布大字标语，另外还张贴了一些足以刺激东北军和杨虎城部队的感情的纸条标语。这件事我事先完全不知道。大约是第二天或第三天，顾祝同找我去问这些标语是谁教张贴的?问我见过没有?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也未见过。他教我立即去查明后告诉他，我随即到钟楼看了这些标语的内容后即找蒋先启来询问，他把过程对我说了。我曾责备他，这样重大的事件，为什么不先报告我呢?随后我到行营见顾祝同，将事情经过向他报告，顾嘱我立即将那些标语撤下，并说以后如贴标语，统由行营第三厅负责，或将标语内容发交部队政工人员张贴。听说顾于我走后，即找贺衷寒去谈话，两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过争论，我未参加，内容不清楚。
大约是在3月下旬或4月上旬，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长(兼军事训练班主任)康泽也来到西安，我和他见过两次。他曾告诉我，共军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五、一二○、一二九3个师，他曾向顾祝同推荐刘伯龙、李秉中、任觉五三人去担任这三个师的政治部主任，问我的意见怎样?我说：“顾主任和周恩来先生谈判的内容我不大清楚。不过我想这样做，恐怕是中共方面所不会接受的。”
西安事变中耳闻的几段插曲
1.西安事变发生后，何应钦接掌兵权，贺衷寒为取得何的信任，将一向是蒋介石亲自领导的复兴社内部组织情况及社员名册，统统向何报告。蒋介石出来后得悉这件事，大发雷霆，说：“我还没有死，就把我出卖了!混蛋的家伙!”不久，贺衷寒就被免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职务，在复兴社内部亦削弱了贺的领导作用。这个还在1925年在黄埔军校就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标榜反共的急先锋分子，一向是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的，自这次事件后，他就不再为蒋所喜爱和信任，一直到后来在台湾还是这样。
2.贺衷寒为人狂妄自大，而又野心很大。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利用机会，一方面积极表示拥护何应钦，甚至将很机密的复兴社内部组织情况向何报告，以取得何的信任；另一方面向何要挟，要由他成立一军，由他自兼军长，所有三个师的师长团长营长等，完全由他提名，由军委会任命。这件事使得何应钦很不高兴，曾对人说：“贺君山有些无理要求，这些政工人员，怎样当军师长呢?”因而何对贺采取婉拒的态度。
3.西安事变发生时，胡宗南是第一军军长，所部驻在甘肃的天水一带，那时毛炳文是第八军军长，下辖第八师(师长陶峙岳)及二十四师(师长李英)，驻在天水以北地区，胡宗南曾向毛炳文提议，两军联合起来向西安前进，毛不同意，力主慎重。胡宗南大为不快，西安事变解决后，胡宗南向蒋介石报告，说西安事变发生时，毛炳文按兵不动，态度暧昧。蒋介石听此谗言后，认为毛炳文对他不忠实，从此这个曾被蒋介石称为“模范军人”(1929年蒋介石曾派毛炳文为其嫡系第三师师长，蒋亲自到师介绍，称毛为模范军人)的毛炳文，不仅不再被重用，而且以后连军长都保不住了!
4.西安事变时，曾扩情是张学良副总司令部的政工处长，他为了蒋介石生命的安全，希望南京方面和西安方面进行和谈解决，不要用兵，因此他曾向南京广播。蒋介石恢复自由回到南京后，陈立夫等将在事变中曾扩情的广播记录，送给蒋看，蒋大怒，在原件上批了“无耻之极”四字，并将曾扩情撤职交军法审办，听说曾扩情在军政部军法司被看管了半年，才被保释出来。
* 作者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