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押中的张学良
韩庆恂
1936年间，我给特务头子戴笠当警卫副官。西安事变后，我又被戴笠亲自派去看押张学良达二年之久。在这二年中，我同张学良将军朝夕相随，对国民党当局如何对待张学良将军和张将军苦闷的囹圄生活至今仍记忆犹新。
张学良抵宁前后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采取果断行动，宋美龄、宋子文等宋氏兄妹及亲蒋的南京政府要员们，绞尽脑汁地策划着救蒋的办法。
当时戴笠掌握着全部特务情报机构的大权，系蒋介石可靠亲信和重要耳目。此时此刻，他感到报效主子、立功讨封的时机已到，便百般殷勤，大显身手。他除利用原在西安的特工人员探听消息外，还派了大批人马去西安四处活动。这样一直折腾了两三天才得知蒋介石被扣押后人身安全无恙，宋氏兄妹和戴笠他们才略感宽心，但整天仍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直到张学良将军发表了放蒋声明，并向南京政府发出了派员接蒋的电报，宋氏兄妹及戴笠等才迫不及待地决定立即去西安接蒋。
在决定去西安接蒋的当天深夜12点左右，戴笠心情显得十分沉重和空虚，张学良究竟是真心放蒋，还是想以放蒋为诱饵调虎离山一网打尽呢?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狡猾、老练的特务头子戴笠来说，是不得不首先考虑的。他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进出出，踱来踱去，一会同这个密谈，一会找那个训示，有时拿起笔来写一阵，有时伏案苦思冥想，在他看来此次西安之行凶多吉少，必须做好各种思想准备。在他的办公桌上我看到他亲笔写了一张“去，如何如何……；回不来，如何如何……”的纸条，尔后便叫我去把他的秘书毛人凤找了来，二人密谈了很长时间，最后戴对毛说：我走后或者万一出了问题的话，局里的一切责任你要担当起来。毛则满口答应，并要求戴笠亲自写一手令给他，以后也好对部下讲话，戴笠答应后便写了一个手令交给了毛人风。
第二天上午8点钟，戴笠由南京鸡鹅巷53号他的住处，乘车去城里明故宫机场，乘专机去了西安。
身 陷 囹 圄
过了几天，戴笠从西安给毛人凤发来了电报命他在晚上8点钟以前派车到机场接他，并要选人另备汽车接张学良。
原来张学良将军是善良、直爽、仁义之人，他满以为“兵谏”已经奏效，便决定放蒋，并要亲自送蒋回京，以礼相待感化蒋心，达到“既往不咎，重新同委员长真诚合作，共同抗日”的目的。可见张将军以礼义代替了理智，真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岂不知蒋介石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张将军送蒋回京只能自投罗网，一错铸成千古恨!
当天晚上8点多钟，三架载着蒋介石、宋氏兄妹、戴笠及张学良等人的飞机在机场降落，机场上迎接的人比较多，大小专车各接其主，一时比较忙乱。在接到戴笠的电报后，毛人凤立即选派了南京交警总队长周伟龙和南京警察厅特警科长王得龙二人乘车去机场接张学良。可是周、王二人，对张不甚认识，再加之机场人多、车多，又是夜间，二人竟没有接到，只得空车而归。
五 易 其 居
张学良将军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正义主张，合乎国情，顺乎民意，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爱国进步力量拥护。因此，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之后，当即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爱国进步力量的谴责，纷纷要求立即释放张学良将军，并调转枪口，共同抗日。而蒋介石深知，如果释放了张学良，他必然会同共产党在行动上合为一体，破坏了他所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只是“剿共”、不抗日的政策。所以他置全国人民的坚决要求于不顾，耍尽了反动伎俩。他一方面慑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不敢轻易除掉张学良；另一方面他视张如虎，认为如其纵虎归山，倒不如囚虎于笼，将其秘密地囚禁在一个僻静而安全的地方，使其与世隔绝，消磨其志。然而，在抗日烽火燃遍全国的时局里，到哪里去找一个合意的世外桃源呢?蒋介石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以保证张学良将军“人身安全”为名，在扣押期间，共迁居了五次之多。
张学良将军开始被扣押在南京聿江别墅，蒋介石感到极不安全(所谓不安全，不是怕张学良被害，而是怕有人营救张学良)，第二天就下令用飞机将张学良将军由南京迁到了奉化溪口，住在武陵中学旁边的一座小楼上，并派军统少将特务队长刘乙光始终专门“相陪”(名曰相陪，实则进行监视)，配备有便衣警卫30人(我是该警卫组组长)和一个特务宪兵连，还配备了电台一部、报务员一人、邮电检查员一人、厨师二人、医生一人，高射机枪二挺、大小汽车11辆，这些人员与装备全由刘乙光直接指挥。另外还有张将军原有随从副官二人，伺候其大太太于凤至的老妈子一人。
在看押张学良中，上峰规定的纪律是非常森严的。临迁溪口之前，戴笠就亲自向我们暗授密令，给我们规定了很多条条。大体内容是：
(一)要严加看管，不准发生任何事故，不准其逃跑和自杀。
(二)看守人员不准与张交谈国事，更不准与外人、亲友通信涉及张之住处等事宜。
(三)除持蒋之手谕或电谕者外，不准张学良同任何外人接触。在我对其看押的二年中，只有汪精卫和邵力子夫妇来看过他一次。
(四)张之行动只准在住处的10里以内，10里以外须经请示批准后方能照办。
(五)看守人员要各负其责，宪兵连担任外围警戒，发现可疑者要严加检查、询问，内卫由便衣警卫分组轮流值班，室外警戒，室内监视，并要将张学良每天的言论、行动当天电报军统局。
在溪口住了三天，又奉命迁至四明山，住在中国旅行社上海分社专供旅游者住的一处房子里。在这里住了达八个月之久，因上海、南京各方面战事吃紧，恐遭日机袭击，经蒋介石指示必须立即迁往湖南的僻静山区，于是即派人去湖南选择地点。经勘察选定了湖南南部的郴县。在郴县境内的苏仙岭上有一座庙宇，将道人赶走，把泥胎神像毁掉，殿堂加以修缮，这就算张学良将军的“修身养性”之地了。在此处又住了5个多月，日寇日趋迫近长沙，郴县也逐渐受到威胁，因此又将张学良将军由郴县迁至湘西的沅陵。住在沅陵附近凤凰山上的一座庙宇里，在此处共住了十个多月的时间。此时，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寇分兵几路蚕食中国，不到二年的光景，日寇的铁蹄几乎踏遍了我半壁河山，眼看整个湖南将全部沦陷，湘西也不是久留之地了。因此，于1939年冬，又将张学良将军迁至贵阳息烽的阳明洞，在贵阳住了不多日子，我就向军统局申请调动工作，后经批准我便离开了张学良将军。临走我去向张将军及其夫人于凤至告别时，张将军大有恋恋不舍之意，对我说：“为什么要调呢?又没出什么乱子!”我向他反复解释说：“不是因犯了错误，是局里来电要我回局部另派工作。”但他仍不太相信。后来我因公去贵阳，又顺便带了点食品去看望了他，同他谈些闲话，张将军这才放了心。谁知道这竟是同张将军最后的一次漫长诀别，后来闻听张将军于1943年又从息烽迁居而到了台湾省。
张将军的囹圄生活
要知道，作为一个惯于驰骋疆场的爱国将领，一旦被剥夺了保国卫国的职责，不能拯救万民于水火，而眼睁睁地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被外寇蹂躏，他的心情将如何痛苦，这对于每一个有良心的爱国者来说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作为押者的我来说，对张学良将军在囹圄生活中的心情也是深有感触的。总的来说，张学良将军漫长的囹圄生活，使他在身心各方面受到莫大的摧残，其在押期间的心情和生活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初到南京期间，尽管周围警备森严，到处笼罩着刀光剑影，但这时张将军对蒋介石能否赦免他，放他回西安还是抱有一定幻想的。因而在心情上表现得泰然自若，在寝食上也比较正常，大概他随时都在等待蒋介石的召见。
二是迁往奉化以后，张将军的心情即随之起了变化，可能是对委员长的动机产生了怀疑。对赦免的幻想破灭之故，他在精神和表情上表现得非常苦闷。整天坐立不安，沉默不语，徘徊不停，饮食也比以往大减，大概他的忧国、忧民、忧已之心甚切，每时每刻都在揣度着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及前途。
三是几个月之后，张将军对长时间的囹圄生活已习以为常，赦免的念头也彻底打消。开始是沉默寡言，后来似乎是看破了“红尘”，逐渐有所好转了，性格也变得开朗了，整天在饭后茶余，以弈棋、打球来掩其拯救国民之远大抱负，以游山逛水来消磨时光，代替其漫长的囹圄生活之痛苦。
张将军在押期间，只有其大太太于凤至每隔月余来看他一次，每次住上半月或20日；二太太赵四小姐在张的身边时间多于大太太，基本上或从西安、或从上海来往不绝。此外张将军身边再无亲人，惟独两夫人能在生活上、精神上以慰其心。
记得有一次大太太于凤至来张处住了不几天就要走。我问王老妈子：“太太为什么刚来不几天就要走呢?”王悄悄地对我说：“太太与少帅闹意见了，她埋怨少帅不该亲自送蒋回京，少帅也承认了亲自送蒋回京是失策。”可见张将军在长期的囹圄生活中已体察到自己送蒋回京的错误，但已经铸成大错，悔之莫及了。
张将军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对部属和下人从不摆架子、发脾气或提苛刻的要求。每月发给他的一切生活费用本来可由其自己随便支配，但张将军却很少自己支配，都是由厨师或他人建议使用，他从不嫌这嫌那。有时他要去百里之外游山逛景，都是头天晚饭后向我们提出，我们便发电报请示，批准后即去。如不批准，第二天看我们没做出发的准备，他自知不准，也就不加追问。正因为张将军具有这样一些可贵的美德和爱国的情操，所以尽管他是一个在押的重要“犯人”，但是作为我们这些看押者大多数对他都是内心敬佩，从不对他进行刁难或者施以非礼。
张将军爱好球类，特别是对网球最为擅长。每逢迁往一地，他都建议在住地修一球场，每天早晨和饭后我们看押人员都要陪他打一场。有时也让我们陪他去游览或游泳，晚上或饭后茶余，他总是愿和我们一起下象棋、打扑克、聊天，但他深知自己所处的境况而从不谈国事，不问政治。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想将其忧国忧民之心和囹圄生活之苦淹没在悠闲的漫长岁月中而已。
我同张学良将军相处，尽管只有二年左右的短暂时间，但是对他的印象却是深刻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尽管是看押与被看押的矛盾关系，但他那忧国忧民的信念，大义凛然的和平易近人的性格却不时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到今还怀着对他无限的思念。
(1981年12月) * 作者原系国民党军统上校特务组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