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点滴
赵云飞
一九三六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经过情况早有专文，不待评述，这里所谈的仅是当时洛阳方面的一些情况。
当时，我在洛阳军校军士教导总队第一大队当大队长。这个总队是由张学良建议、蒋介石批准，于一九三四年九月新成立的单位。我是张学良派去的。该总队的干部大部是由东北军调去的。主要任务是训练东北军的基层干部。
蒋介石在洛阳军校祝寿以后的一个纪念周大会上，讲到国际国内的形势问题时，突然声色俱厉地说：“我们这里有人挟寇自重，认贼作父，极为无耻，我也绝对不能容许他那样做的。”当时，张学良正在主席台上，看他的表情也不太自然。听说，这是蒋介石针对张学良向他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后所表示的态度。会后张学良即回西安。不久，蒋介石和其他高级军政官员也陆续离开了洛阳。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张学良召我到西安去一趟，我到西安后，他在官邸接见了我。他首先问我洛阳军校情况，我向他汇报以后，他沉默了一会，便对我谈起当时的情况，并指示说：“以后有什么事情，你要按着我的电报行动，电报准备由炮六旅电台转给你，但是不许先对黄旅长谈，你记住就是。”接着又说：“你到楼下再和孙铭九谈一谈，他还有话对你说。”我到楼下见孙铭九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东北人活不下去了，东北大学的学生随便就被抓走了，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目前的情况，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他问我：“你敢干么?”我说：“敢干。”他就说：“好!那回去准备吧。”一切我已明白，思想上就作准备了。
我回到洛阳以后，从十二月初起，每天晚饭后率领全大队出发在洛阳郊区附近实施夜间攻防或夜间实弹战斗射击等演习，翌晨九时左右回校休息。我在内心里已作秘密准备，一旦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就要协同东北军驻洛阳的炮兵第六旅(一个重炮团、一个野炮团)来个突然事变。当时我曾经这样想过：洛阳除由祝绍周领导的洛阳军校和由王熊(叔铭)领导的洛阳航空分校以外，中央系的部队与洛阳都有一定的距离，而且洛阳军校的学员，除了杂牌部队就是东北军的干部；航空分校里也有王卫民、葛世昌原东北空军的干部负训练责任；炮六旅的叶小泉、徐德庸两团长及该旅绝大多数官兵也都是拥护张学良的。而且洛阳军校的主要干部堕落腐化，嫖赌之风盛行，夜间有时值班员都找不到。如果在夜间来个突然事变，首先把正在酣睡中的洛阳军校主任兼(*左工，右卂)洛警备司令的祝绍周和王叔铭等逮捕起来，把练习营和各大队学员的武器缴了，然后重新组织扩大力量，突然事变的成功是很有可能的。并且分析肯定在事变发动以后，西安附近的东北军就会迅速出潼关沿陇海路东进；平汉线北段的东北军五十三军等部队能前出郑州：山东韩复矩的部队能前出徐州；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四川的刘湘等会起来响应(听说张学良和他们都有联系)，那时形势发展将是有利的。可是，夜间演习一直连续到十二月十二日夜间，还没有接到电报。
十二月二十三日晨九时左右，我率领全大队回校，看到情况异常，洛阳已宣布戒严。正要吃饭时，祝绍周突然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派来两个全副武装的卫兵，并对我架起轻机关枪，从这时起，我就失去了自由。但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自忖莫非秘密浅露了么?可是我对任何人也没有谈过。正在这时，洛阳军校刘主任刘海波(他也是张学良派去的)派人来要我去见祝绍周，并说：你问他就知道为什么了。我去见祝后，祝再叫我去见炮六旅黄永安旅长。黄对我说：“昨夜张学良打来电报，命令我和你即占据洛阳，把车站、机场(当时停有几十架飞机，加上教练机！共约百余架)、通信机关、中央银行金库等重要机关都控制起来，以待命令。怎么办呢?我当即和刘海波商量了一下，他和我都反对这个电令，我就立即把电报送给了警备司令祝绍周。黄问我：“你怎么办?”我考虑后回答说：“你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吧。”由于黄永安的叛变，“西安事变”在洛阳方面的计划就完全失败了。
洛阳军校于当天下午召开全校大会。祝绍周宣布军校一致“声讨”张学良，并要积极营救蒋介石。刘海波首先在大会上痛骂张学良，说“张学良这个叛逆，他就是我的亲老子，我也要打倒他。”这时，很多人的眼光注视着我，要我也上台讲话。但是，我始终不动声色，以最大的沉默回答了他们。
会后，洛阳军校的干部，特别是复兴社分子来质问我说：“刘副主任都骂了张学良，赵队长你为什么不骂?”我还没有作声。直到当天晚间在全总队干部食堂会餐时，我才对他们表示态度说：“人生感义气。张学良是我的老师，是培植我的长官，我是他派来的，我不能骂他。我和他的关系，是铁的事实，骂也不能把这种关系骂掉，该杀该死我都不怕。我对这个事变的态度，就是“别公私，明是非”六个字。我是国家的军官，我是个爱国者，至于这次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是非国人自有公论,也用不着我骂。总之，我不能违背良心。我不犯法，什么都不怕。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质问我了。只有两个少尉军官带着手枪监视着我。
在这期间，洛阳的空气是紧张沉重的。飞机的轰鸣音更使人心焦急。祝绍周曾在一次纪念周大会上公开宣布：“如果蒋介石不能出来，所有的东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一起杀光!”
当十二月二十五日傍晚，张学良突然亲自乘飞机送蒋介石来到洛阳，洛阳的空气才顿趋缓和。我知道后立即要求见见张学良，但是祝绍周没有准许。第二天早晨，张学良送蒋介石飞往南京
二十六日，洛阳军校曾召开庆祝大会。祝绍周就事变经过作了概要的报告。并说：“张学良一下飞机，就对我说：‘快把赵云飞给我放出来吧。’我说：‘我根本没有把他怎样’，张又对我说：‘洛阳方面的秩序，你维持得很好啊。’我说：‘这是你的好部下黄永安的功劳’”。祝最后说：“事变已经解决了。至于对张学良怎么办?那是政府的事情。我们应当恢复常态，安心训练。”
过了几天，“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四处处长王抚洲等人从西安来洛阳找我。他们劝我说：“现在是个好机会，你能把东北军的部队拉到中央来一个师，就给你师长，拉过来一个军，就给你一个军长。”我立即拒绝说：“我决不拆东北军的台。况且我也没有那种力量，就是能的话我也不干”。他们说：“你真傻!”又说：“时势造英雄，你这种人，没有出息”我说：我有出息，但不愿这样的出息。结果他们不欢而去。
以后听到张学良在南京被审判，心中很感不平。思想上很埋怨他，为什么要亲自送蒋介石去呢?真是太天真啦!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专辑（第二十一辑）/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