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军“讨伐西安”杂记
陆印泉 李修业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发生前，我们参加过庆祝蒋介石五十寿辰大会；事变发生后，又随“讨逆军”进攻西安。现将我们亲历见闻，拉杂记述于后。
一 事变前的见闻
一九三六年我们两人都在陆军交辎学校工作。所谓“交辎”，即交通兵和辎重兵的简称。陆印泉于一九三六年夏天，自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经国民党中央党部军队党务处指派，担任陆军交辎学校特别党部少校干事；李修业当时担任该校少校教官。交辎学校地点在南京丁家桥，即今南京铁道医学院校址。交辎学校后来改名为陆军机械化学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实际上由中将教育长徐庭瑶负责。该校特别党部特派员也由徐庭瑶兼任。书记长为幸华铁，他是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
同年十月间，蒋介石曾经来校一次。校长室设在一幢两层楼房的二楼，面积将近一百平方米，经常空关着。校长前面有秘书室和警卫室，国民党特别党部就设在那里办公。一天徐教育长对全校官兵宣布，校长蒋介石要到学校来检阅，校方要我们先把学校内外环境卫生彻底打扫，务求清洁整齐，除因公、病假外，一律不准请假外出。当时，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十分重视清洁，他平日常戴白手套，每到一处要抹抹桌椅，察看上面有没有灰尘，蒋介石抵校后，召集全体官员进行训话。校方原派陆印泉担任记录，后因蒋带有速记人员，叫校方不要记了。蒋介石讲话的题目是《复兴民族与抵御外侮》，这是一个书面稿，由随员代读。读毕后，蒋把其中的内容加以发挥，不外是“攘外必先安内”那一套陈词滥调。
蒋介石在来校后的一两天，就离京赴西安，后去洛阳度过了他的五十寿辰，名曰“避寿”，实际是部署“剿共”的军事计划。当时，“中华复兴社”也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祝寿大会。陆印泉是陆军交辎学校中复兴社组织的小组长，组员都是从各军队调来受训的学员。参加庆祝大会的都是小组长从各以上的各级人员，约有两三百人。礼堂内没有座位，大家站着。大会由复兴社总书记邓文仪主持，並讲了话，他把蒋介石吹捧一番，说蒋是民族的救星和国家的领袖。他讲完话以后，走下台来，在一排站着的人员面前走了一圈。然后高呼口号：“庆祝领袖寿辰”，“蒋委员长万岁”等等。
二 事变后的南京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大夏晚报》首先报导了西安事变的消息，说张学良在西安率部“叛变”，劫持”蒋委员长，刊出了张学良与杨虎城一起企图推翻南京政府，蒋委员长“现生死不明”等的震惊新闻。当时，南京与西安间的电讯已经不通，西安的实际情况如何，大家都不得而知，人心惶惶，日夜不安。但社会秩序良好，店家照样营业，工人照样开工，机关照样上班，只是满街满巷都在纷纷谈论蒋介石的问题。
当天，全校官兵和各队学员齐集大操场,听徐教育长训话。他环视官兵员工等的面部表情后问道:“你们一定是很悲痛的，我也同样很难受。不过，此刻还没有消息。希望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也不乱传谣言，所有人员不准外出。作好战斗准备，待命出发。李修业想了解真相，到校部去找训育处处长打听消息。回答是他也不知道，说昨天他还看到报上有“委座”还在西安行辕与王以哲军长、缪徽流师长等谈“剿匪”大计，以及接见陈继承、蒋作宾、陈调元等的消息，哪知今天中央报纸以头号大字标题登出了《张学良率部叛变，国府下令褫职严办》的新闻。
由于时局紧张万分，军政机关乱成一团。当晚十一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由丁惟汾主持，会上主张武力解决与和平营救的两种意见争吵激烈，结果以何应钦为首主张武力解决的意见战了上风，作出了几项应急决议：
(1)行政院院长由孔祥熙代理(按：行政院院长原为汪精卫)；
(2)组织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推选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等为常务委员；
(3)由冯玉祥召集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等，开临时军委会紧急会议；
(4)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队常务委员、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
(5)由国府通令全国：张学良于十二日通电叛国，殊堪痛恨……劫持统帅冒犯长官；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属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十二月十三日《中央日报》以特大号字标题报导，国民政府发表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的命令，以造成讨逆声势。全国将领纷纷通电“讨逆”，其中有胡宗南、黄杰、李默庵等数十余人(黄埔学生)；另有阎锡山、徐永昌、宋哲元、余汉谋、韩复榘、何键、何成濬、李宗仁、白崇禧等请求中央立即出兵，讨伐“叛逆”。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有的说，西安城墙的四周插遍红旗，张学良已经被共产党所赤化，又有人说，蒋介石的性命堪虞，不可能再回本了；也有人说；从前蒋介石出巡，每次都有宋美龄陪同，这次因为她在上海养病，没有同往，就出了这场乱子。
何应钦力主出兵讨伐，深夜又召开了军委紧急会议，讨论“讨逆”事宜。宋美龄力主和平解决西安问题，一再去找何应钦，叫他对西安不要用兵。由于复兴社中有些人是主张用武力解决西安问题的，宋美龄还把复兴社的几个头目，如贺衷寒、邓文仪等召去，把他们痛骂了一顿，说：“你们都是委座的学生，却不顾委座的安危，怎么配得上称为是委座的学生呢!”
复兴社是黄埔系的外围组织，由蒋介石任社长。西安事变后，陆印泉接到上接通知，说蒋介石不在南京期间，改推何应钦为社长。陆接到通知后，随即召开小组会议宣布，大家对此表示一致拥护。因为复兴社内规定，凡是上级决定，必须绝对服从，不得有任何异议。
国府于十二月十六日正式委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于右任为西北宣抚使，分别宣誓就职，部署“讨逆”事宜。接着十七日于右任即电张学良，要他保证“蒋委员长安全”，並希迅速护送回京，戴罪立功。何应钦迫不急待的通电就职，並对张学良发布“讨伐令”。指出：“政府为整饬纪纲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由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随即成立“讨逆军”东、西两个集团军，並任命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他们各在防地就职，限期所属各军作好战斗准备，待命出发。
大概在十二月十七日下午，徐庭瑶参加了何应钦在军政部举行的就职仪式后，回校部即召集全校少校以上军官训话，说奉何总司令命令，任命本校一批军官兼任“讨逆军”东路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官员，成立由陆军交辎学校和陆军通信兵学校的一部分官员组成总指挥部(大约不满一百人)，任命萧教育处长为总部参谋长，特别党部书记长幸华铁为总部政训处处长，训育处长钱绍如为总部参谋处长。总务处、兵站和其他人员另令指派。要我们以营救“委座”安全脱险回京为天职，凡被指派各员，要绝对服从命令，说现在是效忠“领袖”的紧急时刻，大家要连夜立即作好准备，待命出发。
所有参加前敌总指挥部工作的人员，一律官升一圾，如幸华铁原为上校，升为少将；陆印泉原为少校，每月薪水七十元，升为中校，薪水改为一百元。陆印泉、戴惟蕃、张宜之为总部政训处处员。李修业被指派为总部参谋处中校联络参谋。命李修业第二天一大早出发，先到潼关去打前站。
随同李修业一同去的有一位黄副官和一位政工人员戴干事，我们于十八日上午七时许出发。在火车上，大家心神不定，随意谈天。黄副官说：“前两天何应钦未得冯副委员长的同意，就派了飞机去轰炸在渭南的张学良部队。宋美龄从上海赶回南京，深夜去见何应钦，眼泪汪汪地责问他：“谁派飞机去轰炸西安的?万一委员长有个长短，谁来负责?你居心何在?现在中央正极尽全力进行营救，而你却使用武力解决，这岂不是要置委员长于死地吗?子文和我专请端纳先生飞西安了解西安情况，然后我们再飞西安进行营救。请你立即停止再派飞机，更不要调动大军向西安进发，静待中央处理!”戴干事说：“看情况蒋委员长幸好没有被乱军打死，听说端纳自西安来电，已见到委座。不过，他杀过很多共产党人，血海深仇。现在“匪军”已进入西安，一定会把他推上断头台!”还有一位兵站人员(姓名已忘)说：“上海过去常常发生绑票事件，偶尔因条件不合或被暴露，发生撕票的事也不少。张学良现在已将蒋绑票了，说不定少爷脾气一来，会撕票的。”沿途我们看不出有动乱的现象，到洛阳车站时李修业买了一份十八日的报纸，大意是说蒋鼎文带有蒋介石的亲笔信，由西安飞到了洛阳，再转飞首都。蒋亲笔信原文为：“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即十九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並即停止轰炸为要。中正手启。”
何应钦接到信代件后，饬令空军于十九日下午六时以前暂停轰炸，並通电说：“如张逆藉此希图缓兵，不于此期内送委座回京，则本人自当严历执行原定计划，彻底扫荡。”二十日，何应钦又令空军在陕西的渭南、华阴、三原等处张学良防地投弹。
三 到达潼关
遵照徐庭瑶的吩咐，李修业到达潼关后，去潼关县政府联系，请县长安排前敌总指挥部驻地，同时要他打电话给樊崧甫军长，说徐总指挥于日内即可来潼关部署“讨逆”事宜。
十二月十七日，陆印泉等参加前敌总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在徐庭瑶的带领下，自南京出发。从南京到潼关，只有火车可通，铁路当局为我们挂了几节专车，车行极慢，在路上走了将近两天两夜。路过开封时，徐庭瑶又下车拜会了刘峙，请示进攻西安事宜。当时，刘峙是河南绥靖公署主任兼河南省政府主席，驻扎于开封，刘又是“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
十九日前敌总指挥部全体人员到达潼关。这时，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在那里，在火车的车厢内办公。徐庭瑶去拜会了他。潼关县政府已经为我们准备了房屋，前敌总指挥部很快就开始办公了，並以军长冯钦哉、樊崧甫为前敌副总指挥。
徐庭瑶到达潼关时，李修业把与樊军长联系的情况向他报告后，他要李马上接通樊军长的电话。徐庭瑶询问了渭南战况，铁路通到何地?是否需要坦克车助战?是否与郑洞国、桂永请、黄杰等部取得了联络?由于赤水激战后，铁路破坏更加严重，与前方电话线已被截断。徐要李修业马上带参谋二人、电台一部去华县方面去与樊军长取得联络，要他到了那里立即来电报告。据樊军长说，“逆军”渡过渭河之部队，已被全部击退返回原地；西路集团军总指挥顾祝同将于明日由洛飞宁夏布置“讨逆”；他所属胡宗南和关麟徵等部队先后已到过指定地带，但尚未与“逆军”接触。李修业把以上情况及时向徐庭瑶作了报告。
潼关是个穷地方，没有象样的房屋，至多是砖瓦平房，街上店铺很少。前敌总指挥部设在街之南，是一座地主士绅的住宅。政训处设在街之北，共有三间房子，一为处长室，一为饭厅一为办公室兼寝室。一到潼关，处长幸华铁立即叫陆印泉等分头出发，有的在街上张贴标语，有的到邮政局去检查从西安寄出了报纸和信件。
我们从西安寄出的《西京日报》得知，这次事变这不是什么劫持。而是张学良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他对日抗战。至此，我们才明白蒋介石在西安不会有什么危险，张学良更不会杀他。潼关没有地方报纸，消息不通。政训处就出版墙报，张贴于街关，读者颇众。陆印泉还奉命草拟了“蒋委员长是中华民族的救星”，“拥护领袖蒋委员长”、“坚决讨伐张学良”、“立即恭送蒋委员长安全回京”等等几条标语，经石印后，制成数万张小型传单，然后由士兵驾驶摩托卡车，陆坐在车边的座位上，送往华阴机场，由空军把传单投到西安上空。西安事变后，“讨逆军”曾次多次出动飞机，但仅在前线轰炸，而对于西安，则只是散出传单而已。
前敌总指挥部成立后，并未与张学良部队发生过重大战役，因为南京政府对于西安事变采取两手政策，一手是和，一手是战，以战促和。虽然遣兵调将，徐庭瑶命令冯钦哉部从东向西推进，顾祝同命令万耀煌部集中咸阳，准备向西安包围，但主要还是虚张声势，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威胁。不过，双方小的接触还是有的，如陕西的赤水原为张学良的部队防地，驻有两营兵力，南京军队采取突然袭击，将其缴械，从而占领了赤水。又如渭南和华阴也是张学良部队防地，经过空中轰炸和陆地进攻，南京军队占领了渭南和华阴。由于没有大的战斗，双方都没有大的伤亡。
二十四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翌日，蒋介石夫妇由张学良陪同，从西安飞往洛阳。那天下午五时许，我们在潼关上空，见到巨型飞机一架，军用机四架在后护卫，自西向东飞去，知道蒋介石已经安然脱险。一场大的战祸避免了。
接着，蒋鼎文亲来前敌总指挥部，传达蒋介石的休战撤军命令。徐总指挥召集前敌总部在潼官员讲话：樊军长与张学良部缪澄流师长已在赤水会谈，决定双方同时撤军，不得再行冲突。我们待命复员，放假一日。
四 从潼关返回南京
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夫妇从洛阳飞抵南京。飞机在明故宫机场降落时，南京组织四十万民众欢迎，林森、何应钦等都到机场迎接。当时，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常，所以蒋下机后，向林森深深地鞠了一躬。
蒋介石当时即赴中央军校官邸休息，並发表告海内外同胞书，其中说：“中正己于本日正午回京。两周以来，承各地同胞同志热烈垂注，无限感动。自惟未浃，教导未周，致国家有此非常之变乱，以增我同胞之忧，内省取责，负咎殊深，应对我中央及全国同胞引咎。”此后，蒋曾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辞去本兼各职”之请求，可以想见，这当然不会得到“同意”的。
蒋介石回京后，全国各地都举行庆祝活动，潼关县也不例外。大概在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潼关县在一块空地上临时搭了一座主席台，举行庆祝大会，参加的军民近千人。大会由县党部书记长主持，徐庭瑶讲了话。晚上，前敌总指挥部演戏庆祝，热闹非凡。
二十八日，南京政府下令撤销“讨逆军总司令部”。二十九日晚，徐庭瑶总指挥宣布，奉何应钦总司令命令：所有入陕部队，自即日起各回原地，归还原建制。我们原班人马搭军用专车回到南京，各自恢复了原来在陆军交辎学校和陆军交通兵学校的工作岗位，职务、军衔仍恢复原样。
我们回到南京后，徐庭瑶宣布：凡参加过“讨逆军”的官兵放假三日，将官各发五十元、校官各发三十元、尉官各发二十元，其余官兵各发十元、以资慰劳。另又各发“蒋委员长”铜质头像纪念章一枚，作为永久纪念。
一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顺利地告一段落。要不是中共以民族生死存亡为重，采取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英明政策，迅速地和坚决地，克服重重的困难，进行了多方面的斡旋，要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等将军，深明大义的浩然正气，蒋介石安然脱险是不可能的，而我国当时的局面也是不堪设想的。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专辑（第二十一辑）/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