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西安事变”的回忆
陈怀礼
一九三五年秋，国民党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黄埔一期蒋的得意学生十三太保中的大太保曾扩情为政训处长。调张学良所部东北军的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骑兵军和一○五师，炮、工、通信等特种部队与杨虎城西北军(十七路军)全部集中在陕甘地区，攻打长征北上抗日的工农红军。蒋的用心是想使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在内战中拚杀，同归于尽。实现一石两鸟的阴谋，藉以消灭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这些杂牌部队。
东北军王以哲部的六十七军一一○师，在甘泉大小劳山与红军战斗中被红军消灭，师长何立中战死。一○七师六一九团在榆林桥被红军消灭，团长高福源被俘。董英斌五十七军的一○九师又在鄜县西直罗镇被红军消灭，师长牛元峰战死。张学良主力损失了两个师一个团，首战惨遭失败。无情的现实使张学良觉察到从内战中解脱出来，才是他唯一的出路，否则，东北军将为内战牺牲在西北，他那收复东北失地的愿望，将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
张学良经过与中共代表多次接触，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在王以哲部一○七师驻地延安，和从瓦窑堡专程前来的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会见，举行会谈。周代表中共表示：只要争取蒋先生作到真正抗日，共产党是愿意联合他并拥戴他的。东北军要去抗日，共产党一定援助他们打回老家去。这次会谈，为后来张学良的思想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增强了谏蒋走上抗日道路的决心。
从甘泉和榆林桥战斗后，双方军队协议停止内战，传闻基层部队互相往来频繁。西北政训处长曾扩情密报蒋介石，说东北军、十七路军“剿共”消极，部队动摇不稳。蒋阅报后极为震惊，于十二月四日蒋由洛阳到临潼，以华清池作他在西安的行辕，召集大批军政要员，云集西安西京招待所。蒋是以他当时的威望，想藉此时机震慑西北，部署各军歼灭红军于陕甘境内。
张学良是一贯拥戴蒋介石的。他认为蒋是中国最高统治者，掌握全国的绝大部份军事力量，只有蒋具备领导抗日的条件。自己要想收复东北失地，报国仇家恨，就应先说服蒋停止“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枪口一致对外。
张、杨曾数次“劝谏”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均遭蒋拒绝，并受严厉斥责。十二月七日张、杨两人抱定破釜沉舟之心，又到华清池蒋的临时行辕慷慨“劝谏”，力言国家民族存亡已到最后关头，请委员长领导抗日，复兴中华，结果又遭蒋的痛斥。
蒋知驱使张、杨进剿红军的目的已无任何希望，决定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调离陕西，开赴福建和安徽裁减缩编。消息透露，张、杨“逼上梁山”，除实行兵谏外再无第二条路可走了。于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事变当天，张、杨通电全国，提出了著名的八项主张。这些主张，当时被南京扣压，未予发表。
西北政训处长曾扩情，通过西安广播电台向南京广播，声言蒋委员长现安居西安。
南京国民政府电召在意大利医治枪伤的亲日派汪精卫回国，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对张、杨下了“讨逆”令。当时，国民党军中传播着：“如果蒋委员长遇害，中央军就要血洗西安。”驻南京的嫡系部队桂永清所部教导总队，星夜开进潼关，其他精锐部队，纷纷沿陇海铁路西上，进入陕西，与东北军对峙于渭南一线。大规模的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英、美派的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害怕亲日派采取军事行动会激怒张、杨，置蒋于死地。
八项主张中第三条“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人士”，指的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上海被捕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人，尊称为“七君子”。在国民党高级会议上，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提出枪毙七人的主张。冯玉祥将军说：“我们的人在西安的不止七个，而且中间还有蒋委员长，这时，千万不能动杀机，我们的危险更大。”冯将军的这几句话，这不仅使七君子免予死难，而且还在于警告亲日派不要妄动干戈。
宋氏兄妹力主与西安和谈，先把蒋营救出来。十四日蒋的顾问端纳(澳大利亚人)受宋美龄之托，飞往延安了解情况。二十日宋子文飞西安与张、杨和中共副主席周恩来会谈，摸清情况后返京。二十二日宋美龄兄妹到西安，和张、杨、周连续举行谈判，终于使蒋答应了以下六项条件：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人士；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些条件，蒋介石是以“领袖人格”担保的。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许，张学良秘密陪蒋飞洛阳，由此铸成终身大错。
蒋介石回南京后，並未把承认的条件和所作诺言付诸实行，反而调动大批中央军沿陇海路西上开入陕西，准备举行大规模的讨伐。黄杰部税警总团、宋希濂三十六师、孙元良部八十八师等进驻华阴以西地区，与东北军对峙于华县与渭南之间，胡宗南部进入宝鸡，对西安形成包围圈。在蒋被扣期间，战争气氛虽不浓，但在中央军曾有传言：如蒋委员长蒙难，中央军要血洗西安，马踏西北。
在蒋介石回南京之后，我所在的部队税警总团，在元旦前庆祝“蒋委员长脱险”的三天大会后，即奉令开赴潼关。在徐州火车站，我见停满的军车正等待西进。在站台上，我看到黄杰和宋希濂在亲密交谈。我随总团司令部进驻潼关。孙立人的第四团负责潼关城防。部分政工参谋人员参加了城防司令部的工作。我是在政训处工作，担任潼关户口清查，维护治安秩序，为东北军留潼家属发放救济粮，扣留西安东运的刊物杂志和《西京日报》、《解放日报》等。
后来东北军内部发生“二·二”事件，“三位一体”解体，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为避免内战，团结抗日，以国家民族为重接受了顾祝同的和平方案。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专辑（第二十一辑）/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