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和“西安事变”
赵锦华
一九三六年发生“西安事变”时，我在南京新运总会(即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训练组工作。新运总会总会长是蒋介石，理事长是宋美龄(兼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总务组长是黄仁霖，推行组长是阎宝航。十二月十二日事变发生，总会工作人员闻讯大为震惊。
事变发生后，我从新运总会内特别是从总务组副组长殷新甫部里获得一些内幕新闻。今年是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纪念，现在就我当时见闻所及，追记于下：
当时负责主持总会的副主任邓文仪，他和原来的书记阎宝航意见很深，矛盾极大。阎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在他任职之初，感到阎这幕僚长的权力太大，就把阎降为推行组长，而以吴寿彭代替为秘书。又因阎和张学良同是东北流亡者。有着共同的感情，也有相当的联系，邓一向就怀疑阎有通共嫌疑。现在明确了张学良、杨虎城主张联共抗日，更对他疑上加疑。十二月十三日上午，总会在极为紧张的气氛中，举行了全体大会。我在总会经常担任大会的记录。只见邓文仪愤怒的说：“张学良、杨虎城勾结共匪，危害委座，罪恶滔天!如不安全速送委座回京，一定要严加讨伐，使他死无葬身之地。我们总会内部可能也有他们的党羽，我们不能不严加防范。”邓在说这话的时候，横眉怒目地盯视着阎宝航，意有所指。阎宝航在当时则表态说：
“对于委座、我们要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务必要使委座安全回京。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的罪恶行径，我们是不能宽恕的!”他把“设法营救”四个字的语言说得特别加重，似乎胸有成竹。
阎宝航这时的行动已受到总会领导的注意，在阎家周围已暗暗派遣特务人员日夜监视。但是，邓文仪看到阎宝航与黄仁霖、牧恩波(新总会外国顾问)、端纳(蒋介石的外藉顾问)、宋美龄之间关系密切，也不敢轻易惊动他。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对蒋介石“兵谏”的一种爱国行动，并非为了个人的篡权夺位，这在宋美龄的心里是非常明白的。然而在国民党内部，有的主张讨伐张、杨，坚决反共；有的主张进行和谈，停止内战，营救蒋介石早日回京。前者是以何应钦为代表，后者是以宋美龄为代表。矛盾最严重的时候也发生激烈的争吵，何说宋是妇人之见，宋说何别有用心。十二日当天，张学良就有电报给身在上海的宋美龄，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
宋美龄接到张学良的电报，知道不会危及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内心稍为宽释；但是，感到事情的处理非常棘手，总是忧心忡忡。她立即和当时身在汉口的端纳作了联系。本来，宋电约端纳同往洛阳商量办法的，后端纳飞洛阳后，宋已临时改变计划返回南京。宋离沪前和在沪的至亲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经委会常委宋子文作了商讨，並看望了一向主张团结抗日的胞姐宋庆龄。端纳飞洛阳了解了一些情况后，改飞上海，十三日与孔祥熙同抵南京。经过宋美龄的精心安排，端纳同黄仁霖飞洛阳转往西安探视蒋介石。端纳曾先电张学良，行前已接张表欢迎的复电。端纳、黄仁霖十四日晨飞抵西安，十五日下午五时飞返洛阳后，即用长途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西安的情况。说到张派员引导他们去见到了委座，委座精神很好，身体也很健康，没有什么悲观态度。说他们向委座转告“夫人很想来西安面见”，委座讲，“夫人不必来西安。”还说张学良保证委座的安全。
宋美龄原来决定自己坐镇南京，以防变化，而要端纳，黄仁霖把她对和平谈判的意图和京中政局的情况，向蒋介石详细转达。端纳、黄仁霖十六日晨由洛阳在飞西安，並迅即将情况电告宋美龄。宋美龄在再次得到蒋介石安全的消息后，内心既感到安慰，便想只有亲往西安，说明真实的政治情况，才能说服蒋介石接受和谈。宋美龄相信，张学良和她素来友好，对他不会有危害的。于是，他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要待机而动了。从二十日至十六日，宋美龄紧张地和至亲好友商讨，进行着和平的活动，并跟主战者作了坚决的斗争。她清楚地明白，事变如果不能和平解决，而要诉诸武力，那就必然要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安全，日本帝国主义将会乘虚而入，这对国家是极为不利的。事变发生后执掌军权的何应钦，则为了贯彻他本人的主张，由他这时控制的国民党政府，明令讨伐张、杨，并委他为“讨逆总司令”。他十七日通电就职，分派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冯钦哉为“讨逆司令”，指挥万耀煌部队收复赤水，迫近渭南，前方派飞机袭炸，并以机枪扫射。何应钦处心积虑要把内战扩大，明为保蒋，报复张、杨、实际上要借张、杨之手，危害蒋的生命，以便取而代之。但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宋美龄就难免要和他展开尖锐激烈的斗争。
与此同时的情况是：中共始终支持和平谈判，坚持在有利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决事变。阎宝航和张学良有东北籍的关系，可以公开地进行斡旋联系；他对宋、黄和外国朋友，仅能以一个民主人士的身份，起到他所起到的作用。为了救亡图存，团结抗日，停止内战。中共接受张学良、杨虎城邀请，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到西安参加和谈，红军愿意接受改编，开赴前线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事变一定要和平解决，蒋介石应当返回南京，这是中央所采取的明确态度。
十七日午时，经委会常委宋子文由上海抵南京，宋霭龄也同机到达，他们来到孔宅和宋美龄详细商谈了如何进行谈判的问题。下午三时．宋子文访晤执掌军权的何应钦。
宋子文虽以商量和探询的态度对何应钦，由于他当时还是财政界的权威，何应钦虽然执掌军权，如果违背宋、孔两家的意旨，只凭个人的权力指挥军事，他也未必能够事事如意，因此他只好同意由宋负责进行和谈；如果谈判失败，再集中力量讨伐。商谈取得了默契，他们就各作各的活动了。
因为国民党政府下令讨伐，张学良就委托被困大员蒋鼎文出面，于十八日抵南京访晤何应钦，拿出蒋介石给他的信，其中内容有： “敬之吾兄：
闻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十九日)前可能回京，万不可冲突!”这封信使何应钦更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他一面把这个命令分电前线指挥官，一面却又借说：这是张采取缓兵计，蒋仍未脱险，讨逆总部继续下令轰炸。
二十日晨八时，宋子文飞西安，端纳，黄仁霖等随行。张、杨在机场迎接，陪同见蒋，作了诚意进行和谈的商讨，并取得了中共恳切的支持。宋等以商谈各方面都愿意和平解决，而于二十一日飞返南京，回南京后首先会见宋美龄和孔祥熙，传达了他在西安初步商谈的满意情况。情况说明，蒋介石原则上承诺了张、杨的要求，最近可以回京主持大计。宋子文向何应钦传达了蒋介石的停战命令，何应钦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二十二日，宋子文陪同宋美龄飞往西安探视蒋介石。端纳、黄仁霖及宋子文的秘书均同行。
西安事变的和平谈判，由于中共的全力支持，经过错综复杂的斗争和宋美龄恳切斡旋取得的协调，终使蒋介石于二十四日接受了联共抗日、停止内战的主张。这是由十年内战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二十五日，蒋介石由张学良亲自护送安返洛阳，宋子文、宋美龄、端纳等同机到达。二十六日晨九时四十分蒋介石偕宋美龄、端纳、黄仁霖及宋子文的秘书陈安齐、陈凤(*上户，下衣)由洛阳乘容克斯机，于十二时一刻在南京大教场降落后，回军校官邸休息。
前线各军已奉命休战，停止前进。陇海路潼西段已奉路局命令修复。二十六日，专车载陈城等被困将领东下回京。蒋介石的休战撤军命令，已由蒋鼎文亲自传达沿陇海路各军。中央军军长樊崧甫与张学良部军长缪澄流，已约定二十六日午十二时在赤水会见后分别下令撤兵。
张学良在临离开西安之前，给杨虎城下了一个手谕说：“倘他不能到西安，就由杨虎城负责代理总司令。张到南京以后就寓居宋子文的官邸。张学良鉴于西安事变后的社会影响极为复杂，所似他一般地谢绝了和宾客的会见。他只在二十六日的晚上曾经访问过孔详熙，二十七日得到孔的回访。另外他曾电约他的好友荆有若前往他的寓处晤谈，静候蒋介石作出一致对敌的积极行动，好让他展开抱负，湔雪国耻，打回东北老家去。
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迫于国内形势的发展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已不容迟疑，他不能不把停止内战的诺言认真实行。为了表现他真正团结对敌，他也首肯先作出释放政治犯的许诺的准备。只是他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使他短期失去自由，报复的心理无法遏制。现在张已入了他的樊笼，如何给张摆布?在和机要人员容商后，蒋介石终于背弃在西安谈判时的诺言把张软禁起来了。
一九三七年元旦，黄仁霖在总会举行庆祝会长胜利回京的全体大会上，报告了他奉理事长之命，在西安事变中进行和平活动参加和谈的详细经过。
一九三七年春天，会长蒋介石对总会进行了改组，取消总会主任制，撤消了邓文仪的副主任，建立干事负责制，发表黄仁霖升充总干事、阎宝航升充副总干事，主持会务。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积极的和平活动，终使和谈获得成功。她的积极活动成果，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
一九八六年六月稿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专辑（第二十一辑）/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