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片断回忆
赵希鼎
今年十二月十二日，是西安事变整整二十周年，我把当时经历的和见闻的，就记忆所及，叙述出来作为历史资料的补篇。我极相信我所记忆的见闻都是真实的，在过去我手中存过一些当时所发的通电和传单，及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的一些讲话小册子，惜乎年月较久，多半在抗战生活不定而遗失，所以这些回忆尽管是真实的，个别的地方也可能有些出入，不过我愿意真实地写出来，以供参考。
张学良将军所率领的东北军一部于一九三四年初，被蒋介石调到鄂豫皖区进行反动的内战。曾在湖北麻城一带遭到打击。张学良是当时反动总部的付总司令，他在连续遭到失败后，有一天问他的机要秘书张慎修(东北大学毕业，后被送到英国留学)说：“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张慎修不敢回答。因为当时是白色恐怖时期，反动军事重要大员这样问法，是会使人大吃一惊。“我没有研究过，副司令意见如何?”张慎修只有这样回答。张学良就很快地说：“即使把红军的主力击溃，共产主义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呢?这个问题到最后还须用政治方法求得解决。”
这是西安事变后，张慎修亲自对我说的，张学良这时对我们共产党的认识，当然是很不够的，但他从欧洲回来后，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而承认共产主义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主张用政治来解决。这证明张学良的态度有了变化。一九三四年下半年，张学良在武昌行营时，王以哲将军的侄子王育才因思想“左倾”被捕，张时常在公余之暇，把他找到家进行谈话。王育才理直气壮的和他辩论，说出打内战的罪恶，过了两个月张学良批准把他释放了，这虽然是看到王以哲(六十七军军长)的面子，但也表现出他对进步青年的态度有了改变。
一九三五年上半年东北军被调到陕甘一带，蒋介石成立西北剿匪总部，蒋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付总司令。起初东北军被牵着鼻子向陕北红军进攻。一九三五年四月在陕北甘泉劳山战役中一一○师被红军歼灭，师长何立中被击毙，十月在陕北鄜县直罗镇战役中被红军歼灭一○九师全部及一○七师大部。据当时目击者谈，一○九师进入陕北不见红军，一直深入及至鄜县以后，地形复杂，师长牛元峰还在马上说：“哪里有共产党?”愈深入则不见一人，老百姓全都走光了，陕北地层较厚，井水深不见底，连一根绳索也找不到，骑兵的马饮不到水，牛元峰见势不妙，急令撤兵，退到直罗镇一带，于夜间路过山谷，忽于两边踊出数万徒手群众，高喊“老乡们把武器交给我们吧，你们失败了，不行咧。”说着就夺取马身上驮的迫击炮和机关枪，未及抵抗，人马全被俘，牛元峰拔枪自杀。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宣布有名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广大群众接受党的号召，很快地影响到东北军的下级官兵，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东北军被歼被俘的家属数千名，齐到西安城内南辕门总部门外痛哭。张学良见此情景，捶胸顿足地说：“我对不起你们：把多年胞泽领到西北送死，为的是什么?”曾把自己私款东北边业银行结余款项数十万元拨出，在西安城外及甘肃平凉城外，建筑民房，名叫东北新村，以安插被俘人员的家属。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发生了“一二九”运动。在十二月九日和十六日的斗争中，东北大学的学生和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一道，是积极参加的，事后一些学生被反动的北平当局逮捕，张学良将军，当时是东北大学的校长，他赶紧派他的军法处处长赵鸿翥(原东北大学教授)携带一千元和他的亲笔慰问信，去慰劳受伤和被捕学生。但这笔钱，由于赵鸿翥到了北京后，见了刘哲，而刘哲认为宋哲元正反对学生运动，而张如果向学生慰劳，容易使张宋之间发生误会，后来被东北大学秘书代理校长王卓然，将款扣留，未敢交到受伤学生手里。当赵鸿翥回去复命时，张知道这笔钱没有交到，而且王卓然还同北京六大学校长劝学生复课，阻挠运动，他当时很愤慨地说：“回波(王卓然字)遇到这点小事怎就吓得站不起来了呢?”他跟着打电报给宋哲元，营救了被捕的学生。
一九三六年初，张学良将军为了在西安开展学生运动，先把东北大学工学院迁到西安，用旧东北官银号结余款十五万元，在大西门外修筑校舍(即现在西北大学校址)，在礼堂基石上亲笔题词“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至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复我河山。”这个题词后来在抗战时期被胡宗南办伪西北干训团时所毁掉，换上反动的标语。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东北军王以哲部一个团在甘泉被红军包围数月，在弹尽援绝之际，红军没有歼灭他们，自动撤回，并劝告他们抗日收复失地。东北军又一支部队，进到瓦窑堡。红军撤走，在城门上写上“山海关”三个大字。接着红军把俘虏的东北军全部释回，交还枪马。这使张学良将军受到感动，东北军内部下级军官士兵，也激起了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要求。军队里普遍唱起红军编的《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救亡歌曲。五月红军渡过黄河东征，蒋介石下令东北军前进，张学良曾进驻洛川，据说在洛川曾与红军代表有所接触。接着张学良曾亲驾飞机飞至延安，飞机翅膀曾被击穿洞，在延安同周恩来同志进行会谈，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红军订立停战协定，停止内战，他自愿准备争取蒋介石抗战。
一九三六年署假，张将军为了开展西北的学生运动，曾令东北大学学生在学运中的领导骨干分子宋黎(现任旅大市市长)为首的数人赴西安，刚到西安，即被伪陕西国民党省党部便衣特务逮捕，拘于省党部密室，准备解往南京。张学良知道后大为震怒，派军队包围了伪省党部，进行搜查，营救出来宋黎等同志，并搜出蒋介石企图破坏东北军和西北军团结的秘密文件，事后伪南京中央党部质问，张学良答复说：“我以中央委员的名义处罚他们(指特务)，他们不应该在我的防地擅自捕人。”伪中央党部也无可奈何。此时已经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趋势。
一九三六年夏，张学良即不到伪西北总部去办公，总部职务名义上交给参谋长晏道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蒋派他监视东北军，任为西北军总部参谋长)代行。张将军在西安西南二十里的王曲镇，举办军官训练团，在西安东城门举办学生训练班，所学内容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游击战术，教官都是陕北红军干部穿上东北军的军装，没有人能认出来。后来听说有叶剑英、邓发同志，曾在军官训练团指导工作，他自己就住在王曲的窑洞，和下级军官们共同生活和学习。
张学良将军老实诚恳，感情热烈。他当时是东北大学校长，他想把学生引导到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上去。一九三六年暑假后，他撤换了秘书王卓然，任命周野文先生(现任民盟中央委员)为东大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因当时文法两学院仍在北京，张不能亲自到任)。任用新的军事教官。周野文先生到职后，公开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及游击战术，周先生亲自带领学生到北京西郊宿营，有几次远及檀拓寺，张学良写信时来慰勉。他为了教育学生，还将比较可靠的学生秘密组织，调到西安轮流讲话，一九三六年九月，我也曾到过西安，听过张学良讲话。这次讲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二十年来记忆犹新。张将军当时讲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问题，他很直爽坦白，何应钦在南京骂他过去在华北统率过六十万军队不抗日，在西北只有三十万军队，为何又喊抗日。他批评何应钦胡说：“九一八事变不抵抗责任不在我，将来自有历史事实证明，不必多辩。”并说：“过去无论是谁错了不抵抗，今日不能再错了，非抗日国家民族不能生存。”他很坦白承认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热河战役不应该用汤玉麟那样腐朽的家伙，把热河天险很快丢了，所以长城战役后，他决计下野，锻炼好身体，以图报国。他在理论上说明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当时西班牙倡导的人民阵线的区别。他说：“共产党和红军是最可靠的抗日力量。我张学良爱国绝不后人，自有主张，不能听别人摆布。”他指出，日寇侵入华北，“大好河山已岌岌不可终日”，他指出抗战一起应该如何的广泛的使用游击战术，因此，他要改造旧有的军队，最后他很激动地说：“同学们，祖宗生下我们，是要我们作主人，不是要我们当奴隶的。”言至此，他声泪俱下，听讲的同学们也都痛哭失声了。
张将军是主动团结西北军的，当他带东北军入陕之初，蒋曾让他推荐陕西绥靖主任人选，以代替杨虎城将军。但他向蒋说，杨是本地人，对地方熟悉，很合适，可以互相帮助，不必换成东北军将领。蒋介石阴谋使东北军和西北军自相矛盾，势力相互抵消，他曾密令张消灭杨，又曾给杨密电监视张。张杨两将军曾互相对证过，恍然大悟，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张学良包围搜查伪陕西省党部时，也曾发现过这样的密件。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有一次驻在西安的蒋介石爪牙宪兵第六团团长杨镇亚，在西安拘留了一卡车鸦片烟，诬告说是西北军警备旅旅长王大虎所包庇贩运的，杨镇亚捏造事实后报告给总部，这时张学良已不在总部办公，参谋长晏道刚认为时机到来，欲把事件扩大，晏将要电呈伪南京军委会及伪行政院派大员调查，想借此消灭杨虎城。当时军法处处长赵鸿翥是张学良的旧人，当即到王曲报告张学良，张非常愤恨地说：“南京蒋自己贩鸦片作特务活动费，杨虎城军队是包干制，三万人领不到一万人的军饷，还污蔑人家贩卖鸦片，陷害人岂有此理!”他立即下令说，这件案子是地方性质的，交绥靖公署处理，于是由赵鸿翥把案子转交给绥靖署，第二天杨虎城将军到王曲镇表示感谢，从此两人的合作就更为亲密。
张将军为人很机警。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正当红军第二方面军北上路过甘肃，这时东北军虽然和红军停止了内战，但西北总部在名义上所指挥的部队很多，甘肃一带驻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它们还是很凶残地截击，有一批红军后队人员和眷属被俘，送到西安集中营内，其中十五、六岁的小鬼们，不服气，经常痛骂，曾被总部蒋系的反动军官枪杀了两名。张学良听说了这件事，赶快由王曲回到总部召集军官训话，大骂道：“你们有本事打红军，这些人都是好百姓，你们俘虏来了欺骗我，赶紧都给我放了!”事后即资助送走，反动军官们也无可奈何。
由于特务们的份份报告，蒋介石知道西北局势有些不稳，东北和西北军有些变化，所以他在十月上旬即到西安，首先用软化的办法同张学良游山逛景，曾共同攀登华山和中岳，张学良乘此机会曾多次和他恳谈，说明困难日烈，日寇侵略日深，为国家民族着想，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说明部下抗日要求情绪很高，以及红军爱国的热诚。蒋介石一一驳斥，坚决不采纳。十月底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实行法西斯统治，提高自己的威信，暗示爪牙捐献飞机，选择中州洛阳，自庆五十大寿，张学良、阎锡山均赶来参加。张学良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告诉阎锡山，并说明屡次劝蒋，而蒋不听，以为阎锡山资格老，也有一份实力，请他向蒋劝说增加力量。阎锡山不久回太原，在洛阳机场上张学良给他送行时，他很狡猾地问张：“汉卿兄，蒋为人刚愎，不听意见，我说他也不听，我们彼此各尽努力吧，尔后你有什么主张，随时通知我，我决计支持你。”张信以为真。可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打电报给他，他不但不支持，反而要求把蒋送到他那里为奇货自居，老军阀的奸险可以想见。
蒋介石于祝寿之后，即赴华清池；西安临潼相距四十余里，每日必去西安。张屡次要求停止内战，而蒋不采纳；张说部下不愿打内战，愿意抗日，而蒋不信，自己要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讲话时集合一千多名军官，蒋大发谬论说：“攘外必先安内”，军官们不接受，叱鼻和跺脚之声不绝，会场秩序几不能维持；爪牙走狗在墙上贴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标语，也被军官们涂成“安内让外”，并在会后发传单驳斥蒋的谬论，这个苦头是他从来没有经过的。他大发雷霆，向张学良要部下“左倾分子”的名单，下令一一抓起来。最后他拿出他的毒辣办法，把东北军调到福建整编，把西北军调至河南整编，要求张杨把西北防地交出来，准备调他的嫡系部队，令胡宗南在西面进攻，令关麟征率十万大军入陕由正面进攻，准备打大仗。这种倒行逆施使张杨难以忍受。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是“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日，西安一万名大中小学生示威游行，喊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先到南辕门总部及绥署请愿，经过北大街时，蒋介石的爪牙宪兵第六团曾鸣枪镇压，击伤了东北同乡会所立的东望小学的学生，群众更为激愤，要到临潼华清池。张学良先给蒋介石打电话，告诉他。将在电话中要张严厉制止，并说学生如果前来要开枪射击，杀无赦。同时在华清池周围命令他的卫士架好机关枪，准备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肆屠杀，张学良为了怕出危险，尤其不愿在自己的防地出危险，使学生流血牺牲，他自驾汽车追赶学生大队至城东二十里的灞桥，拦阻学生，说明前面的危险情况，要求学生回去，把意见交给他转达给蒋介石，学生哪里肯听，坚持前往，最后张学良很激动地说：“你们回去，三天之内我要以实际行动来答复你们，必能达到你们的目的。”于是学生们高喊拥护爱国的张付司令的口号，卷旗整队回西安。在广大青年爱国热情的鼓舞下，更增加张学良的勇气和决心，张学良当天晚上把学生要求转达给蒋介石；蒋很不高兴，不但不接受，反而恼怒地指责张学良说：“你到底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到底是站在学生立场呢，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争论到深夜，张学良愤慨而归。
张学良的政治警觉性很高。于学生请愿后，蒋介石逼迫张杨，或是出兵进攻陕北，或是把军队调离陕甘，两条道路任选，并宣布他要离开西北，大军即将入陕。十一日，张杨共同宴请蒋介石，给他送行，本应当场扣留，而张学良仍要对他作最后的劝告，所以张又赴临潼作更恳切的劝告，并陈明利害，说明只有抗日，才能得到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拥护，不然前途不堪设想，甚至泣涕痛陈，而蒋最后拍案大叫：“你就是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能终止‘剿共’!”张学良无奈，于下午回西安，向杨虎城说失败了，另想办法。下午在总部办公室踱来踱去，心事沉重。于学忠以为是去临潼可能与蒋有何意见不同，便问道：“付司令有什么事吗?”张答：“没有什么”，只向于说明蒋的为人不能采纳正确意见，但也未往下谈，随后告诉董英斌，晚上不要外出，有事相谈。夜十点钟左右召集少数干部，令董英斌代理参谋长，向大家宣布说：“我今天领导你们造反。”派白凤翔骑兵师星夜围住临潼山外围，派卫队第二营孙营长去捉蒋介石，拿出通电底稿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立即抗日；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七、确实遵奉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电文比较简洁，有人说可以请秘书来加以润色，张说秘书是文人，胆子小，别吓着他，不必请，就直接发出去。
十二月十二日晨，西安城内有些稀落的枪声，杨虎城警备旅负责解决西安城内宪兵团及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大员”。当时陈诚、陈调元、蒋鼎文、钱大均、蒋百里等十六人安置在西京招待所，宪兵团因抵抗被击毙者有邵元冲等，西北军最恨姓邵的。卫队营去华清池，蒋介石的卫兵百余人，曾作抵抗，因此大多数被击毙，卫队长蒋孝先被击毙，这个刽子手是宪兵三团团长，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屠杀过几千名爱国者，这次受到应有的惩处。蒋介石越华清池后墙逃跑，藏在骊山坡上一块大石头后面，天明才捉住，送回西安。
十三日早晨张学良集合干部讲话，表示态度说：“此次绝不是为个人权利，而是为停止内战，为救国，为抗日。蒋为人反动，受群小包围，坚持打内战。现暂将其扣留西安，促其反省。”并说蒋一贯使用特务政治，此次特务工作没有用上，并声明绝对保护蒋的安全，不许动其毫毛。然而内部主张并不一致，蒋仍在危险中。
十五日，张派飞机到延安接来周恩来将军等，周代表中共，向张陈明利害，说明如内战一起，消耗自己的力量，正给日寇一个侵略的绝好机会，劝告张杨要争取蒋介石，团结抗日，最后释放蒋介石。同时，苏联消息报也指出这一事变可能引起重大的内战，倘使内战爆发，无异给侵略者扫清了道路，希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张学良立即接受了中共为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着想的诚意劝告，蒋介石的生命才算有了其真正的保障，而南京则群魔乱舞，何应钦乘机攫取军权，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由陇海线向西进攻。亲日派头子，汪精卫日夜从欧洲往回赶。戴季陶则大骂宋美龄。何应钦则想派飞机大炸西安，曾向潼关投弹炸了赤水大桥，但有一些爱国良心的驾驶员，没有奉命，把炸弹都扔到黄河里去了。过几天宋子文、宋美龄先后到西安，在中共周恩来将军的劝告下，双方进行谈判，蒋介石以人格担保答应四项条件：(一)西北五省交张杨负责；(二)以后东北军和西北军，每月五百万元，按月发给；(三)停止内战，准备抗日，红军改编问题，交张学良负责；(四)参加事变人员决不追究等。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杨为顾全大局，释放了蒋介石，而张学良要亲自送蒋去南京，周恩来曾劝他不要去，东北军的将领和杨虎城，也一再劝他不要陪蒋前往，而张坚决去，临走前写了两句话：“主张既定已实现，成功不必有我”，然后同蒋介石一起起飞。当日午间路过洛阳降落。洛阳是东北军炮兵旅黄大定部的防地，仍有人劝张回西安，不要去南京，而张仍未采纳。当日晚到了南京，蒋介石即不顾任何信义，扣留了张学良，至今二十年仍在囚禁之中，而这一伟大的爱国事件，无论蒋介石怎样狡猾地抵赖，但内战暂时不敢再打，所以直接推动了抗战，成为时局的转捩点。
(原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新史学通讯》)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内部出版，19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