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记实
李木菴
西安事变是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时局转变的枢纽”(《论联合取府》)。此事件的酝酿变化与经过，外间传说多属不实，若无记述，将失其真。缘日寇侵略中国，处心积虑，历数十年，1931年9月18日，当国民党蒋介石派大军三十万人围攻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时，日寇即利用此时机，突然进攻沈阳，国民党蒋介石因为要作“剿共”内战，坚决对外不抵抗政策，情原中国拱手奉送日寇，密令东北的张学良退让，将全军退往关内，不得与日寇开衅，结果，日寇遂迅速地侵占了中国的东北。接着国民党蒋介石又接受日寇要挟，撤退华北驻军，密令张学良将东北军三十余万全部调到黄河南岸，并迎合日寇意旨，要张学良离开军队出洋考察。这样日寇势力又深入华北地区。1933年1月，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力主停止内战，愿与国民党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组织人民武装，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条件下，共同一致抗日救国。蒋介石置之不理，仍用全力向红军与革命根据地进攻，经年不休，对日寇的侵略始终持不抵抗主义。1934年，中共中央率红军突围长征北上，国民党军队又跟踪追击，直至陕北。调张学良的东北军至陕，设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将原来驻陕的杨虎城的西北军同属于总司令部之下，专供“剿共”之用，蒋介石自兼总司令，调张学良由西欧归国为付司令，同时调胡宗南第一军至陕甘一带，联合堵截红军，但屡攻失利，相持于陕甘宁边区者有年。张杨部下不无爱国分子，他们反对“剿共”内部，时在张杨左右进言，张杨也自知共产党未可以武力解决，徒为自耗实力，为日寇之快。来陕的共产党员，与张杨左右的爱国分子相结合，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及希望一致对外的诚意传达张杨。此时张杨慑于蒋介石的权威，但内心已有默契。从此，张杨与红军互派代表秘密地建立了救国友谊关系，红军并设置无线电台于西安，建立秘密交通。为应付蒋介石命令，张杨部队与红军佯为攻击，实则双方枪朝天放。日寇见蒋介石尚在拚命剿共，无暇他顾，遂便乘机伸张武力于华北，迫令国民党在北平、天津、保定一带的仅存的政权，党权的机关，概行撤走。至此，华北实际上又成为东北四省之续，整个中国均又在危亡之中，平津各校学生呼号救国，上海学生及各界爱国志士，也纷纷起而作救国运动。在西安的共产党员谢兹山、徐彬如、李木庵等于1936年1月组织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与当地军民商议筹设西北人民国防委员会。三月后，该支部组织西北抗日救国会，发表救国宣言，结合地方各界爱国人士，开展救国工作，五月举行上海爱国工人梅世钧的追悼大会，刊发宣言，群众游行示威，被国民党捕去学生三、四十人，秘密押送南京，宣言失踪，经此打击，学生运动一度低落。此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压迫加甚，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工作不得不转移目标，以军界为对象，进行宣传与联络，支部党员多在杨虎城宪兵营部隐蔽工作。六月见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总会，西北抗日救国会，也改名为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与上海总会取得联系，继续地下工作。七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北平代表团到西安。随后，北平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东北大学、师范大学四校代表宋黎、敖明远等，亦接踵而至，西救会派人接洽，取得工作上的联系。8月29日晚上，宋黎、马绍周等，在西北旅社被国民党便衣特务逮捕。走至东大街，遇着杨虎城的宪兵营巡街马队，宋黎即大声喊救，为巡街人马队所拦截，宋以该便衣等无捕人公文指为绑票土匪，要求解至宪兵营部。到营部后，该特务等势焰甚张，声言此人不得放走，也不得交给任何机关提去，马上回去取公文来带人。此时在营部负责的办事人，都是共产党员，认识被捕同志是救国人员，遂一面令知副官处，谓如来提人，即说时已夜半，办公时间已过，办事人均以散值，约以明日，作为延缓时间之计；同时又将被捕人宋黎引至内室，商议办法。布置甫毕，特务多人，果然手持公文来营提人，副官处照原定计划，予以推却，该特务等愤愤而回。宋黎直接用电话报告张学良，张学良即派团长孙铭久来营部，将宋带回去。不一时孙铭久又来营部，谓尚有马绍周等三人，是否是截获宋黎一人?其他三人已被特务队捕入国民党省党部的“肃反”委员会内，若要营救，须立即派军队包围省党部，入内搜查；若迟至明日，则将用飞机解送南京，那就于事无济了。孙回告张学良，当晚张果派军队一团，围搜省党部，马等正在受刑，幸获解救。翌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指导员曾扩情，乘机飞南京，向蒋介石泣诉，谓张学良与共产党勾结，围攻省党部，背叛中央，又谓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逆迹已著。但张学良自围搜省党部后，也立即急电蒋介石，谓被捕的宋黎、马绍周等，均是总司令部的职员，如有不法事情，应通知总司令部办理，今不经此手续，随便由便衣侦探，不用公文，黑夜捕人，是不信任总司令部，势必使总司令部职权不能行使，被迫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实为一时愤懑所致，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报中央，不无躁急之失，请予处分等语。西救会同时发布援救宋、马及声讨特务蹂躏人权，执行日寇使命的宣言。宋黎等遇救后，即在西安组织东北救亡会，简称东救，以旅陕为东北同乡及东北军人为基础，张学良予以保护，取得公开权利。西救也有东救的声援，工作不感孤立。当地军界学界以及在野名流，纷纷加入西救，形势愈加开展。西救援张学良保护东救之例，请求杨虎城予以保护、意在争取公开活动，虽格于时势，未能完全如愿，但与东救开联系会议时，杨虎城即派便衣手枪队数十人，保护会场，因此群众救国高潮日益高涨，国民党中央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裂痕，也日益加深。“九一八”六周年纪念日，西救、东救发动群众举行大会，刊发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驳斥国民党的唯武器论，并游行示威。十月十日，西救、东救亦组织群众大会，发表宣言，驳斥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及媚日、畏日的亡国思想，并游行示威。十月下旬，发动学生八千余人在革命公园举行学界追悼鲁迅大会，国民党当局派武装警察来会场，强行制止，并禁止到会人入场。西救东救支持学生坚决反抗，相持竟日，警察后示意开禁，学生获得胜利，自此，各中学、小学扩大成立救国会，并由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领导各学校于十一月十五日正式成立学生联合会。同月下旬，西安围城纪念大会(指纪念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国民党入陕击败包围西安的军阀部队的大会)，西救亦发动群众热烈地参加。是时日寇已攻绥远东部，距陕北较近，形势紧张。西救、东救及学生联合会发动召开西安各界援绥大会，发布宣言，主张国共两党速将内战军队开赴绥远前线，援救绥远，共同御敌，民气激昂。南京蒋介石政府以张杨有通共嫌疑，又痛恨学生干涉国事，迁怒于张杨之纵容，早有撤换张杨的内定。于是蒋介石以避寿为名，赴洛阳召开会议，商讨解决张杨兵权问题。张杨闻信，亦即赶赴洛阳祝寿，携带群众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救国的意见，向蒋介石条陈。蒋介石大加呵责，谓“要我不打共产党，听共产党来打我吗?不先安内，怎能攘外呢!”并谓“陕西学生干预国事，学风已坏，一致于此，这简直不成话，你们不应该负责任吗?”并将张杨的条陈掷之于地。同时张杨也得到了自己将被撤换的消息。张杨回西安后，至为抑郁，态度消极，谓“救国之死已尽，主权者既不采纳，我们自可告无罪于国民”。不久，蒋介石来西安之确讯传来，西安局势，顿觉紧张，因为知道蒋介石此来，必是撤换张杨，内战将延长，中华民族的危机，也将更加严重。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党员，闻此消息，急筹对策。支部中之在职军界者，首先提议，谓要挽救非常时局，不可不用非常举动，蒋介石如来西安，即将他活捉，逼迫他下令、将国民党围攻共产党的军队悉数调援绥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舍此，别无他法。首先赞成者，亦为军界中的同志。西北特别支部，慎重地进行考察，就事件之成败利害，作一分析：非常举动有利方面是，如果将蒋活捉成功，要挟他下令停止内战，他为环境所迫，或有可能应允，即不然留蒋作质，南京方面的反共派亦不敢遽然以兵相临，置蒋于危而不顾，由此可以阻滞他的军事进攻，再以诚意来磋商救国，亦或有转变到于事有利的希望。这是对非常举动方面的利害估计。再从相反的一方面，即不作非常举动的方面来研究，则只有张杨二人听其撤换，代以反共的积极分子如陈诚、钱大钧之流，内战势必更加剧烈，徒为日寇侵略造机会、增加国家灭亡的危险。这也就是说，执行非常举动的害和不执行非常举动的害是一样的。执行非常举动的方面，多有一利的希望。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实有采取非常举动的必要。于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即向东救提议，东救问西北军有多少可靠的军队，告以孙蔚如一军，现在驻西安的警备旅二旅及宪兵营全营均是同情救国反对内战的武力。后由东救向张学良的亲信进言，传达于张，张无表示。未几，蒋介石果来陕，驻临潼，所携带的大员如陈诚、钱大钧等十余人。张杨亦已得此消息，准备交卸职务，形势非常紧张。东救又再次通过张学良的亲信，促张实行非常举动，责以大义，谓东北军西北军合有数十万之余，不可谓无救国实力，乃拘于服从长官的小节，以及个人的利害关系，而置国家民族的生存于不顾，将来亡国史上，应首先负责的即为东北军，西北军之当局，天下后世，孰能谅之?张仍不敢决。时值十二月九日，此为北平学生救亡运动的一个纪念日，由西救、东救发动群众举行纪念大会，向军政最高当局，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援绥救国的请愿，并印发“欢迎蒋委员长来西安领导抗日救国”的宣言和口号、谓蒋愿救国抗日抑愿亡国降敌，均取决于今天的最后一瞬了，词甚愤慨。是日清晨，各界群众到会者二万余人，以学生为主干，结队前往“剿匪总司令部”请愿。张学良派参谋长答话，群众满意。先是国民党中央宪警事前探悉群众请愿之举，急派警备车去各校包围学生，阻止出校。学生奋不顾身，合力冲击，亦被包围。学生冲出时，中央宪警开枪打死小学生一名，消息传来会场，群情愈为愤懑，继往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请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派一秘书答话，不得要领，为群众所不满。相持数小时，邵不得已，要群众举代表入见。当举代表二十人入署。邵见代表，谓：你们学生不好好读书，国家年耗巨额经费办学，聘教员，购办图书仪器，意在培置学生学成后为国效用；在求学期中，学生只应求学，不应谈救国之事，何可干预国事，荒废学业。国家政事，自有政府负责办理。近来学生，动则开会游行，干预国政，实与国家兴办教育培养学生的本旨相违。各代表气不可抑，报以愤词，谓：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是中山先生的名言，现在日寇乘我国内战时机，侵占东北四省后，近更伸入华北，侵入与我们陕北接近的绥东，西北危在旦夕，华北若丢失，华中华南亦势必不保，全国人民沦为奴隶，读书的学生们就是读好了，做了博士，也是亡国博士，究有何用呢?各代表不满意邵之答话，一冲而出向群众报告。继至绥靖公署请愿后，有人提议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群众齐声赞同，列队而行。邵力子知道学生去临潼，必更增加蒋的责骂，极为恐慌，急用电话嘱杨虎城派队把守四城，紧闭城门，不得放行。学生队伍到城门后，见城门已下锁，急遽间，将锁打开。杨虎城派到守门的士兵，皆是同情救国者，不加阻拦。学生整队出发，城外国民党中央宪兵团横加制止，群众直冲铁路车站，欲乘车前进。站长及司机皆已走避一空，代表提议，步行至临潼，群众高呼赞成。大队行至十里铺，临潼蒋介石行营已得到消息。蒋派侍从室组长，乘汽车赶来阻止，谓蒋明天进城来答复，你们不要前往临潼，如果不听，到前面发生了事，我们不能负责。其实，在十里铺，蒋介石已布置军队，马队已排满街上，高地架设机关枪，在前面的学生交通队，已被扣留，形势至为紧张。正在相持的时候，张学良乘汽车赶至，要求与群众说话。群众停止途中。张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救国热忱，我是非常钦佩的，但是今天时已不早，路程尚远，而临潼又无餐宿之地，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转行回去，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转向蒋委员长陈述，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群众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权最高统揽者，必须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方能相信。临潼虽无大队餐宿的地方，我们宁愿不吃饭，宁愿集体露立达旦。救国之事，还怕辛苦吗!”不同意张的提议。张见群众意志已决，难以挽回，又对群众说：“你们的救国志愿，我并不来阻挠，只是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触动最高主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站在前列的东北大学生及女学生，听到要流血牺牲的话，首由东北大学生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放声大哭。女生相继号哭，由队头至队尾，万余人都哭起来了，群众连哭带喊着， “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愿为国而死，我们前进吧!”一时哭声喊声震动山岳，道旁停观的行人都一起流泪。张学良随从的马弁也在拭泪。这时情绪的凄惨和哭声的悲壮，任何铁石心肠的人，都不能不动于怀，因此张学良也就抑制不了他的情感，……(原文不清——编者)，也掩面而泣，不仅感动他的天良，而且激增了他的勇气，祛除了他的畏惧心理，续向群众说话，谓“各位同胞，同学，我张学良不是不救国的，我的心情是和你们一样的，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当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我不是愿做亡国奴的人，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抗日战场的，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请你们今天暂行回去，我不欺骗你们。同学们，我是国家的军人，我不是蒋某人的走狗，如果逾期欺骗你们，我张学良愿意你们群众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你们可能相信我吧!”群众见张学良如此恳挚的表示，遂应允张的要求，听候满意事实的到来，率队回城。时天已近黑，群众自晨六时至午后七时未进粒米，却都是精神焕发，毫无倦色，而且个个都象得了胜利似的，尤其是小学生及女学生队伍行列，秩序井然，自晨至晚，无一中途离队者，大队入城时，他们脸颊上的救国热泪，尚未尽干，在街道的电光掩映下，莹之发光，见者无不为之感叹不置。张学良公开对群众发出诺言以后，那是他准备事变的期间：初次计划以请蒋介石入城看有名的易俗社秦剧为名，即在剧场内捉蒋，奈蒋不欲观剧，此计未行，遂改用就地围捕之法。好在他的队伍，因为担任蒋介石行营的警戒，早已布置在城外及临潼一带，约有数师之众。至十一日午前八时，张学良始至绥靖公署与杨虎城就商，张谓，“国势危机至此，我们的救国心愿，不为上峰所采纳，西北人民又是这样的责备我们，卸责不了，你看怎样办好?”杨说：“付司令领导，怎样办怎样好，我是跟付司令走一路的。”张说：“我们既然不能卸责，就不能不执行民众的意志，用非常举动，以武力迎接蒋委员长来西安，脱离南京方面亲日派的包围，来听我们的救国主张。”杨满口表示赞成。张说：“好!请你担任城内动作的责任，我担任城外和临潼方面动作的责任，明日黎明前一齐发动。”杨承受任务，立即布置队伍。翌晨，天尚未明，城内枪声突作，居民都从睡梦中惊醒，不知何事。十二日晨八时，见街上有汽车散发传单，始知是擒蒋的非常事变(政变)。张杨发布对于时局的八大主张，如停内战，释放政治犯等，是其著者。是即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又称为双十二事变。张派往临潼方面担任军事动作的指导员是团长孙铭久，临行时，张叮咛，“不要伤害委员长，如有差错，唯你是问。”临潼动作时，蒋之卫队两团抵抗，黑夜间被击毙三百余人。蒋闻惊，急从床上着睡衣，跣足，由后门出走，卫队两团长在左右扶持。跋上骊山，飞弹射来，左右两团长倒毙，蒋介石躲入乱石中。天明，遍寻不见。张由电话询问，并悬赏五万元，加速寻蒋。至八时，并复以电话催询，并加赏十万元。至十时，蒋由乱石中出来扶坐汽车，护送西安予以衣着，拒不接受，并表示绝食。后经西医强制注射药液，医生说，“二十日不吃饭也饿死不了。”张杨见蒋时，蒋涕泣满面，谓，“你们拿手枪打死我好了。”张杨说：“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简单，我们是出于救国愚忱，并无他意。”张杨仍以长官之礼待蒋。是晚，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来急电，给张杨，谓不可危害蒋之生命，并说，四日内准派代表到来，共商国事。南京国民党政府方面，自闻此事变后，亲日派何应钦以“救领袖”为名，别有他个人的政治私图，发动大军由洛阳进至灵宝一带，形势至为紧张。中国共产党派来的代表周恩来、秦邦宪等同志，于双十二事变后四日内到达西安。与张杨晤商时，周恩来等同志主张立即放蒋回南京。是时军士及民众方面，无不惶惑，谓：“擒虎容易纵虎难”。后约集军界校官以上，由周恩来同志讲话，行政科长以上以及民众团体的主要人，由秦邦宪同志讲话，历六小时之久，详细解说放蒋理由。这时南京方面宋子文、宋美龄，戴笠等亦乘机飞到。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与蒋会晤时，蒋初存惧怕心理，自知杀了不少共产党员，以为与仇人见面，必将要受到不堪的报复。孰知周恩来同志仍与昔日在黄埔军校共事时一样待蒋，以相当礼貌，并以至诚协商救国大计，不计旧仇，愿团结合作，共御外侮。这些实出蒋的意料之外。蒋当时口头允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撤退灵宝一带的队伍，释放政治犯数事，但请蒋签字时，则又不允，谓愿以“人格担保”。张学良为要表示他对长官的忠诚，坚决不计生命，要送蒋回南京，并宣布遗嘱，以示赤心为国。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蒋即将张交军法裁判，处张以长期幽禁的惩罚，杨虎城则资送出洋考察。从此张杨二人军权俱被褫夺，西救会由国民党接收，东救会无形撤销，但国共二党之内战，则确已停止，这为西安事变之结局。日本侵略者见中国内战停止，国共合作，使它的侵略诡计受到极大威胁，非常恐慌。他们国内的少壮激进派，疯狂的要乘国共二党合作尚未十分稳固之时，发动侵华的全面战争，于是就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进攻北平芦沟桥，八月又进攻上海，急速进行华北华中的侵略行动。日寇的侵略，更促成中国国内的团结，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从此爆发。
注：李木菴，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负责人之一。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内部出版，19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