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西安事变
孙铭九
当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是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为了促成国共合作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高瞻远瞩，苦心调停，终于实现了这个伟大目标。但是，东北军到西北“剿共”之前，张将军并没有想到国共合作这一着。相反，他倒是相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的。认为红军经过长征到陕北，已经是残兵败将，一打就可消灭；到那时候，再打日本也还不迟。谁知到了西北，同红军打仗，连战皆北，才觉得问题不那么简单。特别是徐海东将军称之为将中央根据地放在西北的“奠基礼”的直罗镇一役，东北军的一○九师全军覆没，师长牛元峰被俘，更使全军震动。张学良将军本人也开始感到“先安内后攘外”行不通。因此，可以说直罗镇一役是西安事变的“契机”。
在此以后，在各次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官兵，在接受抗日统一战线教育以后，陆续被红军释放回来，成了共产党的宣传员，影响逐渐扩大，在全军形成了一股“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的强大舆论。这种舆论完全体现了张学良将军本人的愿望。再加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高涨，更使张下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早在一九三五年冬，他就密令前线部队设法同红军接上关系。一九三六年初，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回来，在洛川同张学良见面，带来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要求张将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并且详细报告了他在红军中的所见所闻。张听了大为感动，立即写信叫高福源送往苏区，请中共中央派代表来谈判。三月四日，张亲自飞往洛川，与共产党代表李克农同志会谈后，达成了停止前线敌对行动的口头协定。就在这次会谈中，张提出了抗日统一战线是否可以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这个问题，并且请李克农同志转达同毛主席、周副主席会见的要求，地点在肤施(即延安，当时由东北军驻防)，时间由中共决定。对于这次会谈，张十分满意，曾经用这样一句话表达了他的心情：“我是‘整销’，不是‘零售’呵!”意思就是，为了联共抗日，他把整个东北军和本人的命运，全部豁出去了。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之一。当天早上，张学良将军带了王以哲将军(六十七军军长)、我以及刘鼎同志(中共派在东北军的联络员)，从洛川起飞去肤施。他自己开飞机。他的驾驶技术一向很高明，这次更开得又稳又快。下午到了肤施，就在天主教堂的小院落里休息。
天快黑时，张叫我在门口守候，等待中共代表团前来，但没有告诉我来的是谁。天黑不久，有五个人鱼贯而至。其中有一位大胡子，一对大眼睛炯炯有神，一见就同我热烈握手。并且说：“辛苦了!”我虽然不认识，但从他的眼神、气度、神态、动作，肯定他是一位“大人物”，就连忙把他们引进里面，同张学良、王以哲将军见面，然后立即退出，在门外负责守卫。
这次会谈持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拂晓，张、王两将军才送客出门。事后我才知道，这位大胡子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
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次会谈，但从张学良对周总理敬佩的言谈中，知道这次会谈对张学良将军是很有教益的。
开始，张学良和周总理谈到了当前的国家前途。周总理问张学良，你看中国的前途如何?张学良坦率地说：中国的前途有两条，一是走共产党的路，一是走国民党的路。我过去总以为法西斯独裁可以救中国，因此曾提出拥蒋的口号，现在看来，不对了。如果中国内战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呢!周总理告诉他：你要是真想抗日的话，就一定要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众，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深厚力量，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抗日信心。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调动起千百万人民群众抗日的力量，取得抗日的最后胜利。张学良听了周总理的开导，连连点头称是。他常常感慨地对我说，周总理虚怀若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确实了不起。张学良还极为兴奋地向周总理提议，请党中央派一名重要代表，长驻东北军，以便及时商议、研究随时出现的重要问题。
在周总理的启发教育下，张学良心里豁然开朗。这也可以说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揭开了新的一页。经过这次秘密会谈，他看清了东北军发展的前途，对争取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
肤施会谈双方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方面完全达成协议。此后，张学良将军对于这个协议身体力行，从无二意。在半年多时间里，他分别派人同阎锡山、盛世才、李宗仁、白崇禧联系，并且不断同中共接触。九月间，他特地要我把一位“红军代表”接到我家里同住，以绝对保证他的安全。这位代表身穿便服，三十多岁，风度翩翩，象个书生。一次，当这位神秘的客人回去时，张送了十万元做“路费”，这位客人曾经颇有感慨地说：“张将军真是‘雪中送炭’呵!”事后，我才知道这位风度翩翩的书生原来就是著名的叶剑英将军!
在积极与各方联络的同时，张学良将军曾经多次向蒋介石进谏，要求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但蒋执意不从，而且在发觉东北军、西北军的“不稳”之后，决心采取措施，加以消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张接到王化一(张安插在武汉的心腹之一)从武昌打来的密电说，何成浚(当时的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密告：十一月间在洛阳庆贺蒋介石五十寿辰时，曾在钱大钧的办公桌上看到一份密电，内说如东北军不服从剿共命令，即命其开赴苏皖或福建，将其同共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隔开，以便尔后行动。张一见这个电报，就知道蒋已下定决心，自己非赶在他的前面下手不可，但由于一贯对蒋忠诚，所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这时，蒋介石于十二月四日带了大批文官武将到达西安，亲自向张、杨两将军施加压力，逼他们充当“剿共先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将军出于他本人对蒋的感情，还不肯断然下手。七日前后，我发现他烦躁不安，就曾经向他建议：摆一个“鸿门宴”，请蒋赴宴，在席间将他扣押，逼他抗日。张听后，开始有点紧张，瞪着眼睛说：“你不要胡说!”过了一会，又自言自语：“你不要急，到时候我有办法的。”
这个时候的西安，好象一锅煮沸了的开水，抗日民气极为高涨。驻在城内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同情群众的抗日要求，而特务控制的警察局和宪兵第四团则是抗日群众的死对头。十二月九日以学生为主的各界人士在灞桥请愿。当时蒋介石硬是下了“格杀勿论”的死命令。张学良将军知道以后，急得不得了，要我派人保护学生。我就命令王协一连长派王振东排长带卫队营士兵二十人，跟随学生队伍同行。
当群众队伍同宪兵、警察在灞桥头相持不下的紧急关头，张将军亲自赶到桥头，发表演说，最后他激昂慷慨地保证：“同学们，相信我吧!我是国家负责军人，我决不欺骗你们。已经天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在最近几天内用事实给你们回答。我说的话如果不能实现，我要是不爱国，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把我处以死刑!”
了解这个情况以后，我知道张的决心已经下了。当晚我就命令卫队营的战士同未回城的学生一起，住在灞桥附近的十里铺待命。十日上午，我催张赶快行动。他表示要同杨虎城将军商量后才能决定。下午四时，我又命令王协一连长亲自带排长沈连峰和士兵三十人到十里铺，会合王振东，把部队向前推进到灞桥，以尽可能接近临潼华清池蒋的住处。
十一日上午，张亲口告诉我：已和杨虎城将军约定，你要充分做好准备。并且千叮万嘱：“你要听我的话，不要急!”说罢匆匆而去。张学良将军对待部下，一向宽厚，讲话从不粗声粗气，而且比较文明，不象一般军阀那样，动不动要人跪下，也从不在部队里搞任何肉刑。听了他的话，我又命令卫队营营付商亚东率领部分战士，再去灞桥，同王协一会合。这是我第三次派出卫队营战士，时间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三时。
三小时以后，六时许，我又命令卫队营付官王某准备好足够两辆载重汽车用的汽油(当时卫队营只有两辆载重汽车)。再过三小时，我即令王付官将这两辆汽车开到灞桥待命。
十一日晚，张、杨两将军联名宴请蒋带来的文武大员。宴会前，蒋召张去华清池谈话。八时许，张从华清池回来，直接到西北绥靖公署，同杨虎城主任一起宴客。十时许，席终人散。张匆匆回到金家巷住所。几分钟以后，他把我找到客厅。进内一看，东北军的高级将领王以哲、缪澂流、董英斌、刘多荃等都已经先在，而且神色紧张。张本人倒镇定如常。他对我说：“现在要你去请蒋委员长进城!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在作了一些具体交代以后，又用眼睛紧紧盯住我说：“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有把握。”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我死，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要登那么大的字。”说着，还用手指比划了象鸡蛋那样大的圆圈。最后又加上一句：“你假使弄不好，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在意。去吧!”我一边敬礼一边高声答道：“一定完成付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就不回来见付司令!”这时，王以哲将军插了一句：“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退出，按照张的布置，一面用电话通知灞桥部队整装待发，一面到开元寺向白凤翔传达张学良的命令，要他同我一起去。白凤翔是东北军骑兵师师长，因做过“胡子”，善于“掏老窝”(半夜三更摸入人家内室，东北人叫“掏老窝”)，所以张要他参加这次行动。然后我回到家里，关照我的妻子：今晚有事，不回来了。并且写了张简单的遗嘱，放在军装上衣右边的口袋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二点正，我和白凤翔驱车直奔灞桥。二点半到达，部队已全部准备完毕。进行简单动员后，我和王协一连长带领五十人，分乘两辆载重车直奔临潼，白凤翔和商亚东在后面紧跟策应。
那个时候的华清池同今天的华清池不一样，它有两道门：头道门是个月洞门，旁边有一座禹王庙，庙内就驻着一部分宪兵。原来估计有四十人，后来知道有七十人。一进月洞门，里面有一个院子，旁边有一道小门，门框上有“华清胜境”四个字。进了二道门，当面就是华清池。池上有一座小桥，叫飞虹桥，桥中有一个小亭子。穿过小桥，有路直达“五间厅”(蒋就住在这里)。“五间厅”后面有围墙，出去就是骊山。“五间厅”左前方十来米，就是“贵妃池”(一间平房，里面有洗澡池，相传是杨贵妃洗澡的地方)和一排平房。水池左边有假山，假山中有小路，也可通“五间厅”。我们计划趁黑夜冲进二道门，直捣“五间厅”，“请”蒋进城。不料刚到头道门，就被卫兵发觉，他先开了枪，我们一个班长王德胜开枪还击，把他打倒。我一面命令王协一连长带一部分人包围禹王庙，缴宪兵的械，一面带了一部分人冲进二道门，直扑飞虹桥，想冲进五间厅。可是这时蒋的卫队已被枪声惊起，从“贵妃池”这一带房内开枪射击，子弹横飞，封锁了飞虹桥。我们不得不改换方向，顺着飞虹桥下假山小道，沿左边摸索前进。等到我冲进“五间厅”蒋的卧室，却已人去房空。可一摸被窝还是暖的，假牙、军帽、皮包都放在桌上。知道逃之不远，急令士兵搜索。这时王协一赶来向我报告：“贵妃池那边抵抗甚烈，可能委员长就在那边。”我连忙赶到贵妃池，高声喊话：“赶快缴枪，否则我们就扔手榴弹，把你们全部炸死!”这一下子把他们吓住了，纷纷把枪扔出投降了。可我们进去一搜，却仍不见蒋的踪影。
我这一急非同小可，急令仔细搜查。我们先从院子里的一个窑洞里搜到了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我问：委员长在那里?这位“主任大人”吓得脸色发白，结结巴巴地对我说：“不知道。孙营长，确实不知道。”正在这时，有一战士赶来报告：后面墙下发现一只鞋子。我和王连长立即判断：肯定是蒋听到枪声以后，越墙逃到骊山上去了。于是马上命令上山搜索，自己也撇下钱大钧带了人快步上山。在半山腰捉住了蒋的贴身侍卫、他的侄子蒋孝镇，我拿枪对着他的脑袋喝问：“委员长在那里?不说真话，马上毙了你!”这家伙吓得面无人色，只是发抖，连话也说不出来，可是一边抖索一边回头朝山上看。从他这个行动，我吃准蒋必在山上，立即命令卫队飞速上山。
搜索了半天，天已大亮。上去没有多少路，忽然听到班长陈思孝大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跑向前去，只见蒋刚从一个山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块石头站在洞口，我们的战士四面围着他。只见他脸色苍白，上身穿着一件古铜色的绸袍，下身只穿着一条白色睡裤，赤着脚，浑身上下都是尘土。我看他说话连嘘带喘，又冷得发抖，马上向他报告：“我们是东北军。我们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就这样，我完成了任务，把蒋介石“请”进了西安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时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及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官员中，对捉捕蒋介石以后怎么办，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想趁机进攻西安，轰炸西安，企图把蒋介石弄死取而代之，从而投降日本。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又面临着就要发生的大规模内战，国家民族的前途十分令人担忧。张学良将军要我立即告诉东北军政治处长应德田找当时在东北军的地下党代表刘鼎同志，共同起草电报，向党中央报告蒋介石已被抓到，请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毛主席和党中央派周总理为全权代表率代表团赴西安。十二月，正是陕北高原的隆冬季节，周总理从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出发，冒着风雪严寒，骑马急行，两天走了二百里路到达延安。十七日，周恩来副主席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西安，代表团中有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董小鹏等同志。张学良将军在迎接周总理时，发现周总理的胡须剃掉了，便问道：“美髯公，你的胡须呢?”周总理作了个手势说：“剪去了”。张学良说：“那太可惜了。”旁边的人看到周总理和张学良如此亲热，有的惊讶地说：“少帅和周先生很熟悉呀!”周总理饶有风趣地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那时，我在东北军担任张学良将军的卫队营营长，受命负责保卫周总理的安全工作。记得代表团是下午六点多钟到达西安金家巷张公馆的，就住在东楼三层楼的一个单间里，和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住房有门相通。当晚，张学良在公馆里举行了欢迎宴会后，周总理就和张学良到另外室里谈话去了。
据张学良事后说，当时他向周总理说，蒋介石坚持错误政策，要继续进行大规模内战，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配合他的中央军妄图消灭红军，如果不抓蒋介石，就没法使他转变和停止内战。周总理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对张、杨的行动给了充分的肯定，然后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高涨，国民党内爱国力量的形成，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与英美在中国的利益发生尖锐矛盾，这就使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周总理还与张学良一起研究了如何还击南京何应钦等对西安的“讨伐”，并在军事上作了部署。
抓住蒋介石以后，社会上各方面的思想很复杂。周总理针对许多人存在的“不杀蒋介石，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的思想顾虑，积极而耐心地向各方面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他以宽阔的胸怀，卓越的见识，循循善诱的解说和深入浅出的道理，说明逼蒋介石抗日，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我们听了之后，如拨迷雾而见青天。张、杨两将军曾赞叹说，中共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置党派历史的恩怨于不顾，真是令人极端佩服。东北军内担任抗日同志会书记职务的应德田也对我说，听了周总理精辟的分析，疑虑尽消。
在那些日子里，我看到周总理眼睛熬红了，声音沙哑了，但他还是不顾劳累，对社会上各方面的人士及各界群众做工作，参加会议，作形势报告。有一次，周总理在一个中学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听众挤满了会场。他的讲话气势磅礴，不断被掌声和欢呼声所打断，在场的一些爱国的国民党人也被感动得流了泪。
经过周总理的耐心开导，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的思想比较统一了。当时，国民党的宋子文、宋美龄为了营救蒋介石，也先后来到西安。于是，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开始同蒋介石国民党方面举行谈判。在谈判桌上，周总理坚持原则，义正辞严，说得蒋介石的全权代表宋子文、宋美龄无言可对，只得表示接受我们“三位一体”提出的八项主张，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总理又同蒋介石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过去蒋介石曾悬赏八万元加害周总理，现在，就在他面前出现了这位神采奕奕、大义凛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时，蒋介石不得不低下了头。周总理严正指出他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背叛革命，打了十年反革命内战，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现在民族危机，不抗日无以图存，不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只能加速灭亡。又给他指明出路说，只要立即抗日，实行民主政治，可以既往不咎，张、杨两将军自会放他回去，否则必将成为千古罪人。经过周总理的坚决斗争，蒋介石才被迫表示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张、杨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二十四日，张学良将军亲口对我说：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还说：“人家是委员长，我不送他回去，叫人家怎么领导抗日。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送他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了千古美谈。”从他的话可以看出，他要亲自送蒋回去，目的是维护蒋的威信，以利今后抗日。我们虽觉不妥，但他讲的时候态度非常坚决，我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二十五日下午，张对谁也没打招呼，就一个人走了。我一听到消息，立即向周副主席报告。他听了一呆，马上责备我：“我一点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早点报告?”我说：“我以为他同你们商量过的啊!他走也没有告诉我啊。”他听了马上叫我准备汽车，同我一起赶往飞机场。可是，已经晚了!飞机已经起飞了!在回来的路上，周副主席怅然若失，一言不发。张学良将军从此一去不返，直到今天，还没有行动的自由!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我们东北军在如何对待蒋介石的军事威胁，要不要营救张学良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由于东北军的少数高级军官在张将军尚未从南京回来之前，擅自释放被扣在西安作为人质的陈诚、蒋鼎文等国民党政府大员和飞机，我们“少壮派”军人激于一时的气愤，打死了东北军的另一将领王以哲将军。事后，我们感到这事将会扩大东北军内部的分裂，破坏“三位一体”的团结，于国内和平不利，周总理对我们这一鲁莽行动非常气愤，严肃地批评了我们。当时我感到非常惭愧，急忙去向周总理请罪，向周总理下跪，请求宽恕。可是，周总理并没有指责我，他把我拉起来，和蔼地对我说，“不要这样子，认识了错误就好了。”又耐心地启发我说，“要抗日，一定会有斗争的。只要东北军内部团结一致，营救张学良将军的办法是很多的，我们共产党始终支持你们的正当行动。”这使我非常感激。后来，周总理从全局考虑，为了稳定当时的局势，避免扩大事态，就请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转告我们，赶快离开西安到陕北红区去。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下午，周总理派当时在东北军的党代表刘鼎同志把我护送到陕北红区，从此，我开始了新的生活。
注：孙铭九先生当时任张学良的机要随从参谋、卫队营营长。本文根据孙铭九回忆文章整理。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内部出版，19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