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张学良将军和西安事变 (节录)
应德田
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参加谈判情况
十二日捉蒋后，张将军叫我找刘鼎共同起草电报稿，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并说可派飞机到延安去接。代表团十五日由瓦窑堡出发，十六日到延安，十七日乘专机抵西安。代表团由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罗瑞卿、童小鹏等八、九位同志组成。到西安已下午六点多钟，住张公馆东楼三层。当晚就在这三楼中间大厅里举行了欢迎宴会，代表团同志分坐一长方桌两边，张坐北头，主任、我坐南头，荣陪末坐。
饭后，张和周在周住室进行了会谈，谈话内容根据张事后谈及，主要内容：张表示，怎么劝说，蒋都不听，并要逼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配合“中央军”进行大规模内战，企图消灭红军；不抓蒋，就没法停止内战。争取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放他，并拥护他作全国抗日的领袖，以符合逼蒋抗日的方针。周表示同意张的意见，并说：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的，它将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但事变的前途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争取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会使中国走上光明的前途；另一种是杀蒋，这会引起更大的内战，使中国走上更坏的前途，应该争取西安和南京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周说：党对西安事变极表同情，对张、杨给以实际行动支持，使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能够彻底实现。周与张研究对付南京方面一旦发动军事进攻的防御问题。他说：如果南京方面发动军事进攻，必须给予严重打击，以促使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扩大内战，而是为了阻遏内战。张表示衷心佩服和完全同意。最后决定：蒋如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放蒋，使西安事变走上和平解决的道路。
十八日，周与杨虎城会见。杨对周所谈和平解决的方针极有疑虑。疑蒋是否能抗日，更疑虑蒋的报复。虽经一再的分析和解释后，他才表示同意，但疑虑始终没有消除。
于是，张学良给宋子文去电报。12月20日，宋同端纳飞来西安，和张、杨及周见了面。张向宋表示，只要蒋答应通电的八项主张，便可送蒋回南京。宋子文二十一日返南京，二十二日偕宋美龄、端纳、戴笠一同飞来西安。宋氏兄妹由蒋委托为代表和西安方面谈判，商定的条件由他以“领袖人格”作保证，不作任何书面签字。二十二日开始谈判，二十三日基本结束。出席人有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及宋子文。由我作记录，谈判结果是八项主张归纳为六项。
谈判中双方几乎没有什么争执，极为顺利。主要是张与周的意见一致，杨也同意。于是放蒋问题便决定了。张学良唯恐夜长梦多，蒋、宋更是归心似箭，谈判迅速结束。
放蒋的讨论和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大家关注的放蒋问题已经提出，十二月二十三日，设计委员会开会，大家情绪十分紧张，一致认为有下列保证才能放蒋：一、蒋离西安前，必须把潼关以内的中央军先撤出潼关；二、蒋离西安前，必须释放上海被捕的“七君子”；三、谈判的条件必须由蒋亲自签名，公诸报端。没有三项保证，就不能放蒋。高崇明向张、杨汇报了意见。
二十四日，张学良召集设计委员会委员和其他高级干部到他公馆会客室开会，他谈了放蒋的问题，和送蒋的理由：他邀我去南京，我能不去吗?他以后叫我去开会，我能不去吗?去了他不是一样能扣我吗?你们要知道，我不是光杆一个人，我一个人能搞双十二事变吗?我有东北军的力量在，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团结力量在，他不让我回来能行吗?何况我们这里还有南京的十几个大员呢，怕什么?大家仍处在似乎说服而实际并未说服之中。
二十四日晚，周恩来由宋子文、宋美龄陪同会见了蒋介石。
二十五日晨，宋子文接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的联名信。张学良同杨虎城商量，准备当天放蒋，并亲送蒋去南京。杨也只好同意。杨问：“什么时候回来?”张说：“争取三天之内回来，至迟也不超过十天。”张、杨已决定，又怕部下知道后会发生问题，谁也不通知，下午二时半，张和蒋夫妇同乘一车，杨和宋子文、端纳同乘一车，到飞机场。蒋见机场有大批学生和群众队伍，他不知道是欢迎绥远抗日将军傅作义的，他怕阻他走，于是向张、杨说他答应提出的六项条件，重申诺言后，即与宋氏兄妹及端纳，同张学良登飞机，飞往洛阳。
这时正是下午四点，设计委员会正在开会，高崇明报告高级将领反对无保证放蒋的情况后，正在讨论，忽听天空有飞机声，正疑时，接张公馆电话，传来张学良已送蒋介石去南京，惊得大家目瞪口呆。孙铭九得到卫士报告后，赶紧去问周代表，周惊愕地说：“我不知道，怎么不早来告诉我?”孙说：“我也是才知道的”。周立即同孙铭九乘车追赶，到时，飞机已到天空了。
注：应德田先生当时系张学良的随从秘书。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内部出版，19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