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忏悔录
张学良
“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而未及弱冠，出当军旅，虽数遭大变，但凭一己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能渡过，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熏陶，如今思来，恐受之西方师友者为多也。”
“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于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
“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蔽，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
“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作过任何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 ，以便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似先在杭澄卢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三省剿匪副司令之职，本拟不就、王维宙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归国当时之志愿：(1)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2)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当蒋公指示剿讨刘桂堂土匪或三省边区共匪，任良选择时，实皆非所愿。但由于情感及服务上的关系，毅然表示，愿担任比较困难之剿共任务。……而后当蒋公命良担任整理军队之命时，听闻之下，十分兴奋，因此正合良之志愿，可为将来抗日作准备工作。但事未成功，此为第一次重大失望。方当边区共匪逃窜至陕，在良心目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嵋，曾向蒋公表露，有欲出洋之意，而后再一寻思，陕匪刘子丹股不过数千，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作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本预计在短期间，可将刘匪肃清，殊不知蜀匪全部窜来，此为第二次失望也。”
“曾忆在京，某晨，蒋公偕良同车至宪兵司令部，举行毕业典礼，良向蒋公陈述共产党有投诚之意，并拟乘时向蒋公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已抵司令部门前矣……当日夜间本拟再续陈述，因东北军饷事，蒋公责良时以烦琐相扰，并催促速返，良遂未敢陈述，因之错过机会。而后蒋公至洛阳，又逢阎百川先生同在，良豫想此乃一好机会，不料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在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
“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1)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2)少壮同志则是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3)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4)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5)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6)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陕北剿匪失利，良立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则一○九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佼佼者。……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
“当返陕之后，召开会议，良为促进部属剿匪努力，曾表示东北军如此无能，余当引咎辞职。此论一出，彼等不但未能接受，反而哗然。……一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
当良在鄂时，李杜曾向良表示，拟返北满招集旧部，再从事抗日工作，良深表赞许，彼要求数事：(1)去北满，必须经俄，其次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2)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3)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良皆同意，乃派总部秘书应德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随李出国，行至德国，未能到达目的而返，应、赵二人，仍回总部任事，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
“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摇动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出于他人，但实有动于我心，该当时，未知共党真意何在?研讨之下必先设法同共党取得联系，方能知其真意，而良等从未同共党有过来往，遂想到李杜往事，派人到沪，向李杜征询，李派一代表来，名刘鼎者，彼自称曾参加共党，被捕经保释放，彼可向沪方共党负责者接洽，彼自身并非全权代表他。由彼介绍，共党表示，愿同良个人一谈，但不敢来西安。良到沪，在沪西郊外，某西餐馆会见一人，(彼未露姓名，据刘言，彼似为潘汉年)，谈判未得要领。因当时良以招抚态度，而该人言词含混，未有结果。)
“共匪将被俘军官多数放回，声言东北军人内心抗日，彼方认为‘同路之人’，良曾将被匪释回而散放共匪之言者，分别处刑或看押。因此越增东北少壮辈之忿慨。又曾将苗呈实、张潜华等看管；令高崇民离境，而左右责难更甚。”
“当此之时，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忆及昔年文襄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为共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要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如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得其答复，周恩来愿同来会见，请约地点和时日。良本先对李克农之约，谅彼等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复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酖人羊叔子哉’之句，彼既卒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将此一群强悍，为国家收抚，从事抗日，自以为对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供献，并可实现良一往心中诸幻想。即毅然答复，约周来见，嘱周师长福成妥为款待。”
“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最恨而抗日最热诚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1)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2)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3)江西、海南、大别山等地共产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4)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5)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6)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7)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8)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9)待抗日胜利后，准共产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然等等。”
“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意受监视，任何时可以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言为约。……”
“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而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今日思来，当时良之理想，愚蠢可怜，幼稚可笑。良本一狂热爱国者，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之压迫，与不愿受俄人之压迫同。所以曾有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抗俄之举。殊不料良当年认为爱国抗日之共产党人，乃石敬塘、刘豫之流亚，诚如蒋公早年所言，‘头等大汉奸’也。良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虑幻想，反躬思来，羞惭自恨而已!”
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负担向蒋公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求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挥。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匪遂撤出瓦窑铺，向三边北行。该时共党在西安设有代表处，邓发已曾到过西安。救国会、学联会，皆有代表。上海日人纱厂之罢工，良亦曾以私款接济，彼时阴沉空气，已笼罩西安矣。”
“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甲)有关刺激军队者；(1)请求抚恤、补充，皆无结果。(2)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乙)有关于良个人者：(1)陕人续某在总理陵前自杀未遂，良至中央医院慰问，彼之谈说。(2)双十节政府受勋，有冯玉祥而无良……认为中央有轻视和鼓励不正行动之意有焉。(3)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长，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
“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忿恨，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1)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2)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念。(3)停止内战，团结做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优秀青年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但该当时，尚无存劫持之意，不过屡想强颜几谏，不顾一切，能使动容，得其志而已。”
“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促成事变，彼亦藏有恶缘作用。方当一百十师失利之后，重拟围剿计划之中，授杨虎城担任宜川方面进剿任务。彼对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称剿匪为‘无期徒刑’等等牢骚话语。并言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良虽以好言相慰，但亦表示爱莫能助之意，然勉为筹拨十万元接济之。再当一○九师之败，良亦曾向彼表露倦于剿匪之心情。同情之前后，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但此时良尚未明告杨虎城，拟向共产党之勾结计划。不过在某一时期，杨已知之。至于杨虎城到底同共产党是何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彼时杨之幕中有一王炳南，今日方知确系共产党也。)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深表同情。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情感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蒋公由洛阳来西安时，出必相随，实恐他人生变，殊不知他日作孽者，乃良自身也。”
“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更有者，是蒋公数次招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事变之后，约周恩来之来，主要原因，系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以及南京方面之作法，希周来共同谋划，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闻西安之变，深为惊讶，共党内部分为两派：主张激烈一派，主不利于蒋公，叶剑英则其一也，一派主张和平解决，拥护蒋公，周本人属之。共党之决案是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同东北军、西北军绝对合作，誓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共党决不袖手，利害与共，武装部队，听受指挥，周等遂即参加已成立之委员会，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队、西北队和共产党也。讨论当时情况，决议：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所求得遂，拥护蒋公回京。同时调动共党军队，集中耀县、三原以备万一。事变当时，所谓八项要求，并非宣传空语，所求只希望政府应允，所计划者，仍为蒋公领导，当事变之后，良曾招集西北剿匪总部全体人员训话，及在西京公园民众大会上之演讲，皆曾有纪录可考。当年在场者，今日在台湾想大有人在。除非其别有用心，当皆可能实证，良该当时公开之言论，尊崇蒋公仍为吾等之领袖也。
“西安之事，言来深为痛心。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事变之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痛部属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徬惶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二、三日后，周偕二人同来，一为博古，另一则记忆不清矣，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
“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得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
“方当良归国之后，蒋公对良特殊优遇，有三事，没齿不能忘者：一、蒋公令良同车，往见汪兆铭于其宅，汪不在，而蒋公亲告其阍者，嘱告知汪，言张副司令曾亲来拜访，此等苦心，良深为敬感。二、某日同车，蒋公戒良勿再事荒嬉。三、任良选择某项工作，挽回国人之观感，以增声望，此三者，已超越部属关系，非情同骨肉者，何能至此?”
“就是到最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与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愿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反何必当初乎?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会议商讨商讨，被周杨说服。良认为抗日目的既可达，其他不应多所顾虑，不应再事拖延，致使走向相反之方面，有违初衷。(我等对内战，反将引起更大之内战；我等目的在抗日，反有向日本结合之趋势；我等所希求者，蒋公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反蒋公将要失去领导地位和声誉。)所以力加说辩，良在当时之处境，十分困苦，一方面对蒋公安全，须要竭力照顾，而蒋公又从不假以词色，总秉成仁之决心，责良无论任何堂皇之请求，在威胁情形之下，决不应允，亦不同良等商讨。对蒋公则如是，对部属及各方面又须竭力说服，以期勿再扩大，而蒋公同良之关系，亦十分微妙，痛恨，有若仇雠；爱护期许，则如骨肉，真是前无之事，使良在回忆之中，有永不能忘却之一幕。”
“此事最重要处，是在当事者，良之个人：一、满腹忧患，胆大妄为，固执己见，不计利害。二、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古人云：“物必先腐也，而后曰虫生之”，假若金石之坚，虫又安能生乎?良之不坚之处，正如夫子所云，在当时，忧患，忿懥、好乐、恐惧。在秉性上，好勇不知义，自用自专，又未能趋就老成，才会酿成西安之变。否则，共产党何得施其伎俩乎?所以，敌对必须要“知己知彼”，“同仇敌忾”，请准良说明引用两句成语之意义，该当时，在西北剿匪之部队和剿匪将领(包括良在内)，对共匪的主意，对共匪确是怎么一回事，则殊欠研讨，而对共党之理论，仅知其皮毛而已。多认为同共匪对敌，亦如过去一样，所以不发生你死我活，同仇敌忾之念。就是一般官兵，口里不言，心里多是如此。譬如，良对日本军人为什么那样恨痛，是因为目睹身受，到后来更彻底认识，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协调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对共匪则不然，由于没能认识清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良敢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过去好些同志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不少。否则，在大陆时反共战争之表现，则同抗日战争之表现如何不同也。今日反共之斗争，必须使大家确实认清共匪之真面目，自发斗争，“众擎易举”，“众志成城”，古有明训，所以良觉得西安事变最大之教训，是在我们自己的方面。世界上并无强敌，乃系自弱耳。其次，才论到研讨共产党之问题。至于共匪彼时乃是趁虚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渗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而后，所用之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同道好友，自墮其彀中，毫不自觉，“知己知彼”，共产党可谓确善发挥，我们之宣传，多本主观，室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重大作用也。”
录自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七十八年七月台初版)
西安事变史料/朱文原编.—台北：国史馆，民国82[1993]-民国85[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