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回京后日记
万耀煌
西安事变后在南京，唐孟潇问我对张学良的看法，我说：不失为“绿林之豪”，他问我如何解释，我说：杨虎城为绿林之贼，张杨共同发动事变，何异于绿林绑票行为，惟张始终为政治谋出路，不忍一朝之愤，而出于劫持领袖之举，其目的在达到政治要求，最后亲送委员长回京，初无伤害领袖之意，此所以为豪杰也。孟潇大笑，认为所论正确。
十三师当事变发生时，官兵愤怒，一致要攻击西安，参谋长冯嶷有理智，一面与当地驻军安俊才虚与委蛇，从安谈话中察知西安情况，即委员长与万军长之安全，一方面也了解当地环境军队动态，以作我军行动基础，故以一部进驻三桥镇，威胁西安，明知西安城坚池深，不是一师的轻兵器可以攻克的，但进迫西安城郊，不能不算是很大的威胁，同时迅速构筑工事准备作战，此何柱国、王以哲要见我的原因。当时咸阳驻军有步兵一旅，骑兵一团，十三师各团长要先解决咸阳驻军，因彼此均有戒备，故卢副师长回部后商讨结果，恐投鼠忌器孤军作战四面受敌，攻城既不可能，先构筑工事扼守咸阳，听候刘主任、何部长指示与友军联络，作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庶不偾事。已侦知孙蔚如以三个师的兵力向咸阳压迫，我军在城内仅军部及直属部队，两旅均在城外各乡镇，现在集结城郊，以一部进至三桥镇，准备作坚决战斗，一致有拼死的决心，义无反顾，自信凭藉阵地对于三、五个师的攻击确有把握，然采取攻势则有待于开封南京全盘计划也。以故孙蔚如疑不敢攻击，东北军在咸阳的步骑兵更有畏怯之态。迨奉刘峙主任之命，调周户县候令进攻，遂于一夜之间整齐严肃脱离敌之监视，于毫无损失情形下安抵周户一带。中央对该师处置适当，颇为欣慰，我见何部长谈及犹奖励有加。我请辞去兼师长职，谓俟调整后再讲。
在京几天，昼夜应酬，都是谈西安事变。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元月元旦，由京飞汉，事前并未告知任何人，曾电汉口办事处严守秘密，孰知抵达汉口机场，欢迎者千人以上，都是工商各界人士，并无军政要人，且系自动参加。嗣问何以如此，咸谓：湖北人参加领袖蒙难的，只有万军长夫妇，且久知名，无机会瞻望风采，顷闻回汉，遂不期而集，出于至诚，适元旦假期天气又好，尤其对万夫人敬佩，咸欲一睹凤姿。我夫妇只有感谢，回寓后，亲友毕集，慰问有加。
到汉次日，即发高烧，体温达四二度，昏迷不醒，吾妻急不暇择，中西医乱投，中医如罗鹿宾、黄叔通、表弟夏洁三，这三位昼夜饮食起居均在我家，其他武汉名医无不请到。西医郑香廷、陈勉公日本同仁医院德国仁济院医师亦无不请到。求仙的求仙，拜佛的拜佛，乃至礼门，祝由科无不请到，纷纷扰扰，忙乱异常，吾妻为我寝食俱废。我姊妹焦劳看护，起坐不宁，如是者将二十余日，骨瘦如柴，军需得陈济时亦奔走不停。最后喉痛，滴水不进，喉头溃烂，由喉科专家李冠义悉心诊治，又历多日始渐痊，扁桃腺完全烂掉，愈后休养，前后共历两个多月始复健康。
西安事变，蒋委员长脱险回京后，即向中央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行政院长及军委会本兼各职，经中央常会慰留并给假一月。国民政府为结束事变曾发表明令，谓：“此次西安之变，毁坏纲纪，全国震惊，事后追维，实堪痛惜，所幸当日倡首之人，阅时未久，即已剖陈心迹，次第改悔。复据张学良亲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具呈请予制裁，来京待罪，政府念其尚知咎戾，兼为安靖地方，免致贻累人民起见，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并将讨逆军总司令部及讨逆军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部一并撤销，应行结束各事，着由军政部负责妥办。至张学良应如何惩处，仍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对于曾预变各军队，并着该会剴切训诫，严加约束，嗣后务各恪守纪律尽忠党国，以图报称而盖前衍，是为至要，此令。”
对张学良之处理，国民政府根据蒋委员长呈送张学良请罪书：(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靦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今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敬叩钧安。学良谨肃，二十六日)。令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即由军委会任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及军法官书记官等组成高等军法会审，于三十一日开庭审理。判决处张学良以徒刑，其判决书曰：“主文：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事实：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本会委员长蒋中正，因公由洛阳赴陕，驻节临潼，十二日黎明，张学良竟率部劫持至西安，强迫蒋委长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当时因公随节赴陕之中央委员邵元冲，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及侍从公务人员卫兵等多人，并驻陕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闻变抵抗，悉被戕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受枪伤。又在陕大员陈调元、蒋作宾、朱绍良、邵力子、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等均被拘禁。当经蒋委员长训责，张学良旋即悔悟，于同月二十五日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罪。事变初起，奉国民政府令交本会严办，兹又奉交张学良请罪书到会，经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终结认定事实如上。”经呈报国府后指令：“呈件均悉。查核原判决罪刑，尚无不合，应照准执行。”蒋委员长于事后复以张学良衷诚悔悟，勇于悛改，且尊重国家，自投待罪，其情实可矜原，特呈请国府，请予特赦，并请责令戴罪图功自赎。国民政府于本年元月四日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中央对张学良之处理宽厚，有不得不如此者。陕事前途问题尚多，东北军问题、杨虎城问题、共匪问题，稍一不慎，大乱随之，并非如何有爱于张学良也。中央以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承军事委员会之命，综理陕甘青宁军事，以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以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冯钦哉为第二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带罪图功，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邵力子准辞职，以孙蔚如为陕西省主席。如上措施，对陕西之西北军杨虎城之实力，交冯钦哉，以冯于西安事变不赞成杨之所为，并不听杨命令，故以十七路各军属之杨，仍高高在上，孙蔚如为主席，自然不能兼军长，对东北军则仍留于学忠的甘肃省主席，而以明大义与中央关系素深之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以安置东北军的将士。顾祝同控制中央军，自潼关、朝邑、渭南、西安、咸阳、宝鸡以达天水及平凉、固原各要地。至汉南周户县早在中央军之手，先求安静再作后图。但事变以还，西安情形，依然混乱，思想庞杂，各种宣传都属自扰，尤以东北少壮派，以张学良送蒋委员长入京不返，且受军法审判，认为莫大的屈辱，一切罪恶加诸王以哲，遂于二月初发生戕杀王以哲及其参谋长徐方(靖尘)之变，张学良入京后仅王以哲尚能统驭，王死后，叛变之少壮派军官逃往陕北，遂更无人能指挥，由行营直接处理，现在顾祝同坐镇，逐渐安定，亦中央之幸也。
当西安事变发生，举国惶惶忧虑，凡有可以恭救领袖的方法，无不披发缨冠惟恐或后，武汉人民毫无例外。张学良与何成浚先生有旧，知与蒋委员长关系甚深，乃电何先生前往西安一行，论理应无疑余地，乃何先生竟不敢接受，此一着棋走错了，声望顿落；不独此也，湖北省主席黄绍竑就任不久，因西安事变奔走太原，近月来湖北政局，何黄之间颇有裂痕，何暗中操纵，处处阻挠，政令不易施行，季宽以才华自负，恐难久于其任。我对雪竹先生素来敬重，见面略谈，请以地方为重，让季宽有所发展，乃顾左右而言他。
三月，我在汉住了两个月，家人团聚，为十余年来最长久的一次，健康已复，遂于初八日搭平汉特快车北行，予妻相偕，九日过郑州，钱宗泽(慕霖)兄与副局长周啸潮殷勤招待，甚感。再搭陇海特快车夜行，次(十)日晚抵西安，至西京招待所，仍寓西安事变时住过之二一一号房，经理知予来，特留此室以待，予妻入室一视，立即驰出，决不愿再住，盖双十二之变，印象太深，刺激太重，触景生情，不能抑制，乃改住办事处。
顾主任墨三、朱一民、卫俊如、陈武鸣、郭寄峤夫妇，张冲(淮南)、刘绍芳、贺君山、康兆民均会晤畅叙，尤以蒙难同仁，每日聚餐摄影。寄峤夫妇曾偕我夫妇专游华清池，委员长行辕遭受枪击痕迹，委员长避难之(虎叛石)，尤以委员长卧室客厅弹痕累累，当时危险可知，幸委员长机警，越墙上山，藏于石后，始免于难，国家民族之福也。
周恩来在西安与顾墨三商谈共产党归顺中央问题，由张冲负责，我在张处遇周，握手寒暄而已，淮南告我：他奉委员长之命与共产党久有接洽矣。
张学良初调西北，对共军作战情形素未研究，昧于战略战术与西北地形，遭受共匪包围，有两师之众全军覆没。张不自省颇怨中央，被俘之官兵经共匪训练宣传谓：“国民党国民政府，不许东北军抗日，更不许爱国的红军抗日，要东北军打爱国的红军，使两军互相消灭，以遂其排斥异己的军队，我们反对内战，更反对自己人打自己人，我们枪口一致对外。”共匪擅长欺骗，言辞富有煽动性，更说：“蒋先生勾结日本，消灭东北军制造内战。凡可诬蔑中央的词句，无不一一尽情渲染，并举出多少似是而非的实例，使东北粗鲁官兵相信不疑，暨对中央愤恨，最后每人发给现洋，全体释放回来。又王以哲戍守宜川久被包围，共匪派许多人潜入宜川工作，王氏与共产党首要几经见面商谈，经八月之久始解围而出，故王以哲到西安，使张学良的思想益为迷惑，且左右原有共党潜伏，所谓沪上六君子民主人士，多与张有往返，张在西北处境非常困难，共匪遂乘机而入，派员来西安即寓张邸，此人与淮南相识，共匪与张的情形。淮南已报告委员长。惟淮南恐张中共匪离间之计故与张谈话，汉卿大发牢骚，无意中透露与共匪往返情形，淮南又报委员长，所以委员长于两广事平后，即飞陕处理此事。十二月十二日变起，初不知如何情形，故不敢言，因汉卿与共党往返情形，淮南均知，淮南与共党情形，汉卿不知，假若汉卿对委座微有不利，淮南即向共党提出质问。十七日周恩来到西安，主张放委员长回京。上海CP知识分子均愤汉卿所为，恐CP中央同意或授意汉卿主张，故对CP中央宣言，如对蒋委员长不利，彼等即脱离CP。又以第三国际及苏联对CP接济断绝，中国CP不能不转变方向，向中央国民政府要求妥协，取消红军名义，取消苏维埃，不宣传共党主义，一致服从三中全会议决案；将红军改编为三个调整师，共十二个步兵团，但CP仍要求三师以上，有军或指挥名义，以便统率，中央未允，顾主任拟给临时名义，短期内取消。淮南谓：我政府与苏俄政府有相当接洽，不久即可签字，委座命我与周恩来飞京。以上张冲所谈，以我的经验与了解，共匪完全听命于史太林，但共党的诡诈欺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作风，我实不敢相信。张冲与共党关系深，对苏俄情形亦甚深知，对我意见深以为然。政府明知共匪无信，以西北此时情形仍是混乱，杨虎城部与东北军的处理正在紧要关头，稍一不慎，无异为渊驱鱼，增加共匪力量，西北固不堪设想，国家危险堪虞，况日本交涉，已到无可忍耐的境界，故不得不如此应允共匪之要求也。
何柱国对我说：西安事变本是CP策动张学良所为，CP又是接受第三国际的指使，也就是苏俄的指使，等到事情做了，苏俄与中国CP做好人，以讨好于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图接近中国，可说张学良是苏俄与中国接近方略中之牺牲者，张亦愿供牺牲，不过此种策略太险耳。何又说：张学良劫持蒋委员长目的，在改组国民政府，实行八大主张，并无危害蒋先生的意思，当卫队营在华清池行邸采取行动时，遭受委员长内卫阻止，发生枪战，及闻委员长不知何往时，张惊惶恐惧，一则怕委员长在乱枪中受害，一则怕委员长突出重围。迨闻委员长无恙，又是一种惊喜，此与张对我所谈情形相同。(录自《革命文献》，第九十五辑，页一六)
西安事变史料/朱文原编.—台北：国史馆，民国82[1993]-民国85[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