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忆往
顾祝同
编者按①：我国军事耆宿顾祝同(墨三)将军早年历任军政要职，去岁十二月十七日(农历十一月廿二日)为其九秩华诞之期，将军老而弥坚，自撰《墨三九十自述》一书(非卖品)，平实可读，极具史料价值。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时，顾将军自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省主席任内奉召赴南京参加营救蒋公工作，十二月十六日奉派为讨伐张、杨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事变后奉派为西安行营主任，对“西安事变”之敉平兴善后，贡献甚大。《墨三九十自述》一书中撰有“西安事变”一章，记述甚详。本刊为纪念西安事变四十五周年，特徵得顾将军同意，予以转载，以响读者。
事 变 发 生
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初旬，我刚从贵州返抵重庆，不久，即惊闻委员长蒋公在西安被劫持消息，这是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发生的事。
据我事后所了解当时的实情是这样的：委员长蒋公于十月二十二日飞抵西安，指挥西北剿共军事，当时西北剿匪总司令是由蒋公自兼，张学良为副总司令，总部设在西安。蒋公到陕后，驻节临潼华清池，这时护卫华清池的部队，仅有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镇亚所率领的一个宪兵连。未几，绥东战事发生，中日关系又告紧张，蒋公飞返洛阳，召集亚绥将领在洛阳会商战局，张学良亦曾参加，彼时张学良即曾向蒋公提出荒廖主张，蒋公对张个人并末十分介意，总以为平日待张极厚，纵张年轻，亦绝不致发生问题。事实上，张在西北剿共，日久无功，部队且不无损失，共党乘机渗透，散布流言，蛊惑军心，张为部属所煽动，遂迭向蒋公要求停止剿共，全面抗日，蒋公仍一本攘外必先安内之旨，予以开导，张既昧于大势，又时与共党份子有往来，遂终为共党所利用，铸成大错。至杨虎城原系粗鲁武人；自陕西省政府改组后，其私人势力大为削减，于是不满现状，而与共党秘密勾结，订立短期停战协定，对政府剿共命令，阳奉阴违。军事行动既无形松弛，共党力量乃乘机坐大，于是共党外围组织之第三党、救国会等团体，在西安时作反动宣传，政府已早有所闻。其后西安容共空气，日渐扩展，张学良电请蒋公亲往镇压，因事不克去，张学良又亲至洛阳，故饰恭谨，向蒋公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公前往训话，蒋公乃于十二月四日再赴西安，仍驻节华清池。不意十二日清晨六时，张、杨竟在西安、临潼两地，同时发难，蒋公遂被劫持前往西安；中央要员在陕同时被扣于西京招待所的，计有钱大钧、蒋鼎文、陈调元、陈诚、朱绍良、陈继承、万耀煌、卫立煌、邵力子、马占山等多人，而邵元冲则于枪难中不幸落难。
另据张学良事后反省，由于共党高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动摇了他的心，因此有联络共党，与杨虎城合作的计划，趁着去上海的机会，在沪西郊外，首先会见共党代表潘汉年，其后返回西安，又在王以哲军部，接见共党代表李克农，最后，终于在延安天主堂，约周恩来前来会见，进而讨论共党与国民党恢复昨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的具体条件。张自承与周会谈之后，十分得意，于是向共党承诺由其负责向蒋公从容陈情，从此便种下西安事迹的祸因。及至蒋公到陕，在华清池与张学良两次淡话之后，张感于无法进言，心情十分冲动，因而遂与杨虎城计议，决定劫持强练之计，当时并未与共党洽商，事发之后，才电邀周恩来偕同秦邦宪到西安，至此周恩来遂俨然成为西安之谋主，而酿成今日之巨祸!
中 央 处 置
蒋公被劫持消息，首先由路局传至南京，中央于当晚十一时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对事变经过，既无法获知实情，只接到张，杨联名领衔与西北军将领及中央被扣要员共十八人之通电，提出八项荒谬主张，这显然说叫事实真象，绝不如此。于是会议席上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一部分人士认为为了顾及蒋公安全，必须设法安抚，切不可用兵；另一部分则主张欲求真正保障蒋公的安全，必须立即派兵声讨，讨论直至深夜二时，迄无结果，最后还是戴传贤先生慷慨发言，谓会议如此之久，倘无决定，明日报纸不见中央处置，政府将没有立场，亦即没有国家，因此．才决定了一个剿抚兼施的决策，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专使。
第二天，政府正式发布命令：(一)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五至七人，加推何应钦等六人为党务委员，连白崇禧共七人；(三)军事委员会会议由冯副委员长与常务委员负责：(四)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委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并通过决议，张学良应先褫守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属部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命令发布后，孔祥熙于十三日晨由沪返京，蒋夫人及美籍顾问端纳(Donald)等同行。端纳与张学良素甚交好，受蒋夫人之托，于十三日飞洛阳，十四日转飞西安，与张晤见，并见到蒋公，商谈并未能立见效果。此时中央一面由孔代院长分电各省主席，何部长分电各地军事将领，各方复电，均极热烈拥护中央政策，而全国民情，尤一致愤慨，青年将领，更联衔请缨讨逆。及至十六日，端纳与宋子文的努力，既无具体成就，中央乃明令发布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并特派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而令我为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都于当日同时通电就职。我则因先祖慈杨太夫人在籍逝世，十五日在重庆上清寺设奠遥祭后，十六日，由重庆遄返南京，参与营求蒋公事宜的策划与进行。
营 救 任 务
在此一期间，我在京参与营救蒋公的任务，计有三端：一为安定西南，因我主持重庆行营及贵州省政，职责所在，固应首先担负此一任务。当时西南情形，贵州方面，省政由我负责，而军事则由薛岳负责，固绝无问题；云南方面为龙云，四川方面为刘湘，西康方面为刘文辉。我未离重庆时，即先分别去电并获得复电，表示拥护中央，龙云等亦分别有电直接致何部长；但我离重庆返京，当天下午，刘湘忽召集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四十四军军长王缵绪，举行防务会议，我唯恐其有何企图，除急电行营注意外，立即召见在沪公干之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令其携我亲笔函件，飞返成都，切嘱刘湘顾全大局，不可有任何轻举妄动。刘航琛为人素极正直，既为刘湘所依赖，对中央亦极忠诚，且亲见京沪一带军民愤慨情形，故令其担任此一传达任务。刘湘旋于十八日来电表示，竭诚拥护中央决策，巩固中枢，弭息内争，并请命来京，参与营救蒋公的一切行动。
其次，我的任务为参与营救蒋公，对张、杨的疏导工作；此一工作原由蒋夫人与宋子文主其事。蒋夫人到京后，一直住在南京高楼门的孔祥熙寓所，为顾及蒋公安全，蒋夫人力主安抚，不同意施以军事压力；事发后，张学良曾有电直接致蒋夫人，表示负责保卫蒋公安全。及至讨逆总部成立，东路军即奉命由潼关向西进逼，并与部分西北军有接触，空军亦一面飞临西安，散发报纸传单，一面对移动中的西北军，施以轰炸。张不得已，乃嘱蒋鼎文晋谒蒋公请求亲笔致函何部长，请其暂停轰炸，信中有谓，“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等语。蒋鼎文于十八日午经洛阳飞抵南京，初以为蒋鼎文到京，可以了解西安实情，不料蒋所知极少，于是群情仍不能安，而以军事将令为尤然。我在军人中向以和善待人，故易与人处，过去与张、杨往来，亦颇友好，尤以杨与中央军事将领往来甚少，且为表示中央军事将领，亦旨在维护蒋公安全，并非与张、杨不共戴天，故我亦参与宋子文与张、杨相连系。此一连系工作，多在高楼门孔祥熙寓所决定，当时详情并无记载，现已不复记忆，而蒋公在其手著西安半月记中，曾有如此的记述：“十八日晚，张来言：今日接京电，子文、墨三皆将来西安，前闻端纳于洛阳通电话，有子文等将来陕之说，想系张所电约也。张又言：墨三来电，如张、杨二人中有一人能约地与之相晤，则墨三愿出任疏解说明之责；并称：我已电复墨三，言委员长盼尔来甚切。余闻此言，始觉安心，知墨三必不被欺来陕矣。如墨三再来西安，则中央高级将领又续来一人，岂不将全陷危机，一网打尽乎?张又言：铭三到京，尚无来电，状似焦急，余如京中必有所决定，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也。”由此亦可窥知我当时参与和张、杨连系，以营救蒋公工作的端倪。
再次，我的任务是要组成西路集团军总部，指挥西路军务部队，配合东路军行动，夹击西北军，期以武力压迫张、杨就范，以维护蒋公安全。当时所谓东、西两路，盖概指西安以东及以西的地区而言。东路即指潼关、华县一带。我军已先由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于事变发生时，进驻潼关，控制该处，其后讨逆军总部成立，中央部队陆续调至平汉、津浦、陇海沿线，以为万一的准备。二十日后，东路军前线先后克复华县、赤水等地，加强对西安压力。西路方面，仅在胡宗南、关麟徵、毛秉文及第十三师万耀煌等部队，事变前，万部驻咸阳，万本人则被困在西安，胡、关、毛等部队，初时追剿共军，与张学良所部并肩作战，到达陇西地区，正面与共军相对峙，右翼与张部相邻接，而左侧背则为在甘肃境内之于学忠部，于部已于十三日夜在兰州判变，因此，胡、关、毛等部，遂陷于三面被围的态势，处境极为不利。事变发生后，何部长先令胡部迅即钻隙南下，在咸阳、宝鸡间地区集结，会合万耀煌部，形成西路军的主力。由于该地区向无飞机场，故西路集团军总部预定设在宁夏，宁夏为马鸿逵主席的防地，马一向拥护中央，在该地指挥假借较为适宜。部署虽如此决定，但自蒋鼎文返京后，宋子文继往西安，蒋夫人再去，情势已缓和甚多，蒋公既返京有望，我乃令西路军暂以监视共军及叛军行动为主任务，而我也一直留在南京，并未出发。
十二月二十四日，蒋鼎文于随蒋夫人入陕后，于由西安携委员长蒋公手谕，先飞洛阳，并即亲赴华县前线，传示东路军各将领，令将所部撤退一千米远，避免冲突。二十五日下午，蒋公偕蒋夫人由张学良随护，乘蓉克斯机，在四架军机护从下，从西安飞抵洛阳，消息传来，全国欢声雷动，鞭炮声响徹云霄。二十六日，蒋出偕蒋夫人等一行，飞抵南京明故宫机场，中央党政军人员均在机场迎侯，蒋公座车经过市区时，首都市民，万人空巷，夹道欢呼，其情况之热烈，实为空前所未有。
此次事变的结束，固由于中央立场严正，断然下令讨伐，施以军事压迫，同时，利用私人关系，进行疏导，双管齐下，尤以全国民情，交相指责，更无一人同情响应，张学良自知其预想一切，既无法实现，而其内部亦发生问题，如冯钦哉即已接受中央命令，并不如其在事变前想像之简单。当张学良派机接中共代表周恩来到西安，参加由东北军、西北军与共军三位一体的军事委员会后，情势乃愈趋复杂。此时俄共因有受来自日本与德国东西两面夹击的威胁，而中共又已濒临灭绝边缘，无法予以扶植，遂认张学良此举足以破坏中国团结抗日的力量，于是一面派其驻华代办司皮礼瓦克向我政府声明与张行动无关，一面由第三国际指示中共，应即联蒋反日，中共因而主张恢复蒋公的自由，张至此乃不得不护送蒋公返京。我个人对于蒋夫人在此次营救蒋公过程中，所表现镇静、坚毅、勇敢的精神，深感敬佩无已!
善 后 处 理
委员长蒋公到京后，向中央引咎自请处分，经中央一再慰留，并准给假一月，以资休养；张学良则交由军法会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复经由蒋公请准中央予以特赦；杨虎城、于学忠均经中央予以撤职留任，责令戴罪图功，其余凡曾参预叛乱各军队，均交由军委员剀切训诫，严加约束，嗣后务各恪守纪律，尽忠党国；所有讨逆军总部及东、西两路集团军总部结束事宜，均交军政部办理。于是到年底为止，真正留下来待处理的问题，便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安抚，调动与整编工作，和西北地区的善后处理了。
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五日，行政院通过决议，派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统一主持西北军政事宜；同时，并决议：(一)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撤职留任；(二)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邵力子辞职照准，以孙蔚如继任；(三)驻甘绥靖主任朱绍良辞职照准，派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以上决议，随即由国民政府明令发布。
同日，军政部发布整理陕甘军事办法，除人事方面依据行政院决议外，其他关于军队驻地区分，明定下列四项：(一)万耀煌、樊崧甫、毛秉文、曾万钟等部队及李纵队，分驻潼关、朝邑、渭南、西安、咸阳、宝鸡及天水一带，胡宗南、孔令恂、关麟徵各部仍驻原地；(二)第十七路直属各警卫旅团移驻正宁、枸邑、淳化、洵县、乾县、麟游、永寿、灵台、宁县、长武、祁县等地、孙蔚如第十七师移驻甘肃郾县、中部、宜君等县；(三)冯钦哉部另编为第二十七路，仍驻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郃阳、韩城、宜川等县原防地；(四)第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骑兵军及第一○五师、一○九师、一一二师等张学良所属东北军，一律恢复十二月一日以前之位置。至关于粮饷方面，则规定原由中央发饷之各军粮饷，由中央照原领实数发给，并在西安设军需分局，专责办理。
张学良既随护蒋公飞返南京，共党乃以边区政府特殊化方案，经由杨虎城所派代表李志刚、米春霖、阎宝航等，与中央商讨善后，中央未予接受，杨乃以中央军队向西压迫为词，谓与蒋公在西安不作内战之诺言不符，在军政部上项办法公布时，竟于同日通电抵毁中央。而在陕之东北军，自张学良到京后，亦以消息不通，部队中谣言纷传，军心极度不安。此时西安、潼关间的陇海路西段，虽已修复，但尚未通车，以致西潼间的交通，仍赖公路维持，在西安的中央人员，为顾虑安全，纷纷向东撤出，陕西情况，遂又陷于一片混乱。所幸在甘肃的于学忠部，此时有电向何部长表示愧悔，愿劝东北军服从中央命令，甘肃情况乃较为安定。
军 事 准 备
我既受命处理西北军政的全般责任，乃于一月六日，飞往洛阳，就近指挥，暂住洛阳车站十八号房。中央为防范未然，颁国军战斗序列，区分为五个集团军，由我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陈诚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而以刘峙为前敌总指挥。第一集团军位置于潼关以西至华县沿陇海铁路附近地区，最前线在华县赤水间；第四集团军位置于第一集团军的右翼，即在渭河北岸；第五集团军位置于第一集团军的左翼，即在华山以南地区；第二、三两集团军则位置于陕甘边境，其最前线在咸阳附近；以此对西安形成两面夹击的态势，而为万一作战的准备。
当时西安方面情况：(一)华县、渭南间的公路交通，五日被东北军截断，阻止行人往东；(二)赤水车站部分轨道，八日晨被毁坏，电话机亦被取去；(三)陇海路华县、赤水间的桥梁被东北军炸毁。但西北军之冯钦哉部一直与中央保持密切连系，先后来电拥护中央，其余高桂滋、高双成两师长，亦否认参加通电的列名。十三日，续据报：(一)东北军缪澄流部于八、九两日由渭南调集渭河北岸，时与冯钦哉部发生冲突；(二)西北军孙蔚如部在西安、三原、淳化、高陵、富平一带，赶筑防御工事；(三)潼、西公路桥梁及陇海路零口路轨，续被破坏。杨虎城自称联军总司令，发表孙蔚如、缪澄流、王以哲、于学忠、毛泽东、彭德怀分别为第一至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惟于学忠拒绝接受。十七日，据报杨虎城部集结西安，东北军缪澄流、刘多荃、白凤翔部亦均集结西安附近；孙蔚如部在蒲城以南；渭河南岸由王以哲部担任防守。十九日，续据报张部下级干部多无斗志，连日携机械向我投诚者甚多。
至于共军活动，据报：一月十三日，共军向平凉、宜川、宜南、三原等处集中，一部经平凉、泾川而入陕边之长武，其前锋徐向前、毛泽东所部约六、七千人，司令部设于长武，西安到处有共党标语。十六日，续据报，彭德怀部已过三原、富平，到达蒲城以西地区；渭南以西及赤水一带，发现大股共军，亦属彭部；西安附近与渭河南北岸，均到有大批共军。二十日，再据报徐向前部，已抵西安附近，其余亦续进中，并扬言如在陕不能得逞，将窜向晋省。此外，共党已在陕北肤施，设置所谓边区政府，一面利用机会，扩张地盘，一面企图胁迫中央承认其地位。
政 治 协 调
先是一月初，杨虎城代表李志刚及西北剿匪总部办公厅主任米春霖，曾往南京谒见何部长，李于十四日飞返西安，传述中央意旨，杨虎城于当晚召集重要将领会议，对接受中央命令，仍无决安，传达指示，要共党联蒋反日，于是共党乃派周恩来至南京商谈。
我到达西安以后，周恩来、叶剑英、林祖涵，都曾先后几次来看我，也都无具体进展。二月廿一日，中央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共党乃表示愿作考虑。我本中央及蒋公指示，向共党提出四点办法：(一)取消边区政府；(二)中共须发表宣言，服从中央及蒋公领导，实行三民主义；(三)停止土地改革；(四)共军整编为一个军，辖三个师，划延安、肤施、延长、洛川等县为其防地。以上办法，经与周恩来几度洽商，共党不甘屈服，仍晓晓不已。
张、杨两部问题解决后，我遵照中央意旨，以重兵压迫与开诚招抚交互运用的原则，一面令中央军向渭河北岸继续推进，对陕北共军形成半包围态势，俾监视并压迫其就范，万不得已时再予以武力解决，这样，共党才同意遵照上述办法办理。直至八月十三日，淞沪战事爆发，军事委员会依据本党中央根绝赤祸案决议，于八月廿五日发布收编共军的命令，并承认陕甘边区政府。九月二十二日，共党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向政府提出四项诺言。十月十二日，军事委员会再令收编江南各地共军，成立新编第四军，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至此，共党问题，表面上算是获得了解决，但祸根却从此隐伏，终于导致尔后共党乘机坐大，阴谋叛乱，卒使今日大陆同胞，惨遭浩劫，实令人不胜慨叹!
我在西安期间，除处理军政事务外唯一值得回忆的，是曾两度展谒调陵和茂陵，一度系在二十六年四月五日民族扫墓节，张继奉命代表中央，致祭桥陵，我奉命代表中央致祭周陵及茂陵。周陵在咸阳，茂陵在与平，同行者有行营参谋长赵启騄，及韩德勤动、彭昭贤、杜斌丞、何柱国等。在由咸阳去与平途中，并曾瞻仰霍去病、卫青及汉武帝妃李夫人墓。第二度在六月中旬，我偕内子许文容，陪同刘峙第一行，除展谒周陵、茂陵外，并先后游览终南、翠华与华山诸名胜，对西北为我中华民族文化渊源之所在，与夫大地山河之如绵如绣，留有极为深刻的印象，及今回忆，莸不禁悠然神往!
——摘自《墨三九十自述》
顾祝同(1893—1987)江苏涟水人。国民党一级上将，同盟会员。保定军校毕业。参加过北伐，抗战时曾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1948年任陆军参谋总长。1949年去往台湾，任要职。1987年病故于台北，西安事变时，曾出力营救蒋介石，后任西安行营主任。
① 指《名人传记》的编者。
墨三九十自述/顾祝同.—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民国70[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