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回忆录
陈诚
编者按①：本刊五十三卷三期(三一六号)发表陈诚(辞修)口述、柳克述笔记“两广六一事变处理经过”一文后，接获许多读者函电询问：陈氏口述回忆有无其他续稿? 后二刊又觅得“陈诚失落的回忆资料”长文(分上中下三篇发表，上中两篇已刊出，下篇移下期刊完)，同样受到读者及史学家之重视。顷再接柳克述先生哲嗣树健先生自美国寄来陈氏“西安事变回忆录”，内容简要平实，系陈氏亲身经历之首次公开。陈氏对国事之仆仆风尘与对蒋委员长之耿耿忠心，读此文必有更深一层之认识。关于西安事变发生之时，叛军迟迟未能觅获陈氏，故其身藏何处有多种传闻，撰文者更诸多揣测与渲染，甚至有谓因陈氏藏身时受辱，而影响张学良之终身不能获释者，本文不回避“暂避”之说，最后“且念事势至此，非暂避可以了事，乃‘自动’出至大厅以观究竟”，始为叛军所执。
本文虽系柳克述先生笔记，但叙述陈氏与张学良对话，有问有答，极为真切，也极为传神。至当时被囚各中央大员种种实况，多有未见他人记载者，亦极有参考价值。本年本月为西安事变五十二周年，本文之发表，对研究西安事变史者，实为一极珍贵之第一手史料。
(一)引 言
“穷理于事物始生之际；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此为十五年前委座(编者按：委座系指蒋委员长)亲撰之联语，并请总理亲笔所书者。此一联之意义，在平时虽已默识于心，但经过此次西安事变以后，乃更觉其含义之深远。因此在纪述此次事变经过之前，不能不令人回想前年九月以前，去年五月与九月之间，以及九月以后迭次关于张学良之往事。兹分述其大概如次：
(一)溯自张学良凭空丧失东北四省以后，中央不咎既往，曲予保全，令其率部驻扎平津一带，以观后效。旋因在平津多所不协，乃南调至豫鄂皖各省区。最后企图在关内树立新的根据地，复要求将其所部调至西北，此前年九月以前事也。九月间，余随委座办理四川与滇黔各省中级军官训练事宜，同在峨眉；一日委座告余，行将东北军调至西北，并就询对于此理之意见。余当时表示，西北情形复杂，地位重要，恐非汉卿(张学良字)所能胜任。因为就西北国际关系言之，西有苏联，东有日本帝国主义者，均在勾心斗角，虎视眈眈。同时观察西北本身，既有赤匪肆扰，又有汉回纠纷，更有杨虎城之封建系统，实均非易与者。而且以国防全局论，吾国不欲复兴民族则已，如欲复兴民族，西北实为全局之关键，而长江流域，则只能算得偏安。即以号称“天府之国”之四川而言，年来群目为复兴之根据地，然而以诸葛武侯之鞠躬尽瘁，六出祁山，终于无功，姜维继之，九伐中原，竟归失败，可见形势之胜，究属不如西北远甚。今后为保障华北屏藩中原，以及收复东北失地计，均非特别重视西北不可，尤非慎选妥员切实经营不可。委座则谓张现在似已有决心，当不能完全以过去情形视之。余复表示，张现在虽已戒除鸦片，以此自负，实则此不过做人之起码条件而已，以其骄妄轻浮之习性而言，决不能担负如此重大之责任。最后，委座终以，既已允其西调，不便中途变更，余因此本与人为善之意，总希望他朝好处走，而盼余言之不中。过此不久，张学良前来峨眉，面谒委座请训，于晋见委座之后，即至余处晚餐，直谈至深夜二时许始去。此次谈话之内容，主要者为关于思想问题以及整军办法，当时余将中央之方针，以及个人之见解，条分缕析，开诚布公以告之。彼对余之认识，可以说自此次开始，表示极愿多有机会晤谈；余素以热诚待人，亦甚愿其除旧布新，走上成功之路。因为国家多难，造就一个人实在不容易，不能不顾全事实，为国家而爱惜也。
(二)去年五月间，余因在晋剿匪告一段落，对于陕北残匪之肃清，有与西北剿匪总部及陕西、甘肃、宁夏各省当局筹商之必要，乃自太原飞往西安，会晤张学良、杨虎城，又自西安与张、杨同机飞往兰州，会晤朱一民(绍良)、于孝侯(学忠)，再自兰州飞往宁夏，会晤马少云，最后乃自宁夏同机飞回太原。一日同赴阎(锡山)副委员长之宴，张已半醉，其时彼因所部在西北剿匪迭受损失之故，已渐次表示有容共抗日之主张，并认为中央是不会抗日的，尤表愤慨。余当时极率直的问张：我等是否相信领袖抗日?彼答：相信领袖是抗日的。随即又问张：你是否相信自己抗日?彼答：自信是抗日的。余即剀切告之曰，如此说来，在根本上已无问题，其他枝节，何以还有疑问?吾人须知，一国自有一国之国是，而国是与政策不同。国是比较有永久性，一经决定，轻易不变；至于政策，则常因时因地而不同，换言之，政策需斟酌时间与空间之差异，而变换其运用。以我国之国是论，当然是复兴民族完成国民革命，而要完成复兴民族革命之任务，又非同日本一战不可，所以直截了当的说，对日决战以求民族复兴完成国民革命，乃是我国既定之国是，其间绝无问题；而现在政府对于日本一切应付之办法，自表面观察，容有见仁见智之不同，实则均只能算是策略，亦即故意迂回曲折，以求贯彻我国国是之各种手段而已。例如苏联，共产革命可谓苏联之国是，而所谓新经济政策，前后两次五年计划，以及加入国际联盟，与英、美、法力谋亲善等等，则均是其政策。形态虽殊，其理一也，现在中央当局之举措，因批评者不明国是与政策之分，动招误会，其困难痛苦之情形，较之吾人何止十倍，吾人同属政府下负责者，岂可人云亦云，不加谅解乎?当时彼闻此说，却亦表示接受，自谓未想及此。其次，说到抗日问题的本身，余就抗战时间、抗战地点以及抗战方法三点，与张反覆伸说，以剖析中央抗日之要旨，张亦表示同情。同时余即告张，如果中央对于抗日无计划、无决心，徒以敷衍应付为事，则吾人不仅身为将领，应即不顾一切，率部抗日，即令赤手空拳，也当拚此一腔热血，与国家共存亡。只是现在吾人既已确知中央对此有计划，有决心，则吾人无论如何，只有信仰领袖，服从命令，绝不能轻举妄动，以防破坏国家之大计。最后，说到联俄容共的问题，余告以此为两事，不能混为一谈。关于联俄，不能笼统赞成或反对，应从国际环境、俄国本身以及中国本身三方面作详细之研究，方能分析其可能与否，及利弊何在。至于所谓容共云云，如果共党能够做到：(1)取消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3)停止赤化宣传；(4)放弃阶级斗争；诚心诚意受我中央之领导，绝对服从，一致对外，则中央自可予以有限制之收容。如果共党未有事实上之表现，依然是肆行欺骗，摇惑人心之故技，则仍非痛剿不可。张对于联俄容共之主张，在谈话开始时，持之颇力，自经以上分析之结果，亦即未有异议。总括张学良此次谈话，如怀疑中央，反对剿匪等等，均系酒后吐露之真情，态度甚为明显。经余剀切陈说之后，论调似有改变，对余所见，多表同情。惟是张之此种改变，究竟是其真有觉悟，抑或出于理屈辞穷，则不得而知已。当时杨虎城亦同在座，且同有醉意，发言甚为牢骚，如所谓中央歧视西北，西北不够单位等等，无非封建军阀自私自利之表示，不必详述。
(三)去年九月中旬，余因西南问题大致结束，自广州回抵武昌。当时接得确报，张学良假借抗日名义，将有异动，当即详细转报委座，并附以个人意见，略谓“汉卿异动，名为抗日，实即脱离中央，走入联共投俄之途径，较之两广问题，更为严重。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应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极力防阻之；决不可稍有大意，致陷被动，而使整个国家至于万劫不复也。”旋得委座复电，命余急飞西安，与张从长计议，余随即准备北上，并电张学良告以即将入陕。张旋复电，表示欢迎，惟余以同时汉口日租界发生日警吉冈被杀事件，日本张大其事，武汉吃紧，未果成行，但一再致电张学良，剀切加以劝告，电中要点，大致如次：(1)抗日为中华民族唯一之出路，此义决无异辞，不过此中必须有整个之计划与一定之步骤，而不可激于感情，出于冲动，则亦毫无疑义。(2)吾人一切举动，如对国家民族确有代价，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不然则应留实力以待机。(3)以现在环境言，无论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各方面，确异常恶劣，非有坚苦卓绝之精神，决不能冲破此种恶环境，达到吾人抗日复兴之最后目的。(4)剿匪与抗日分先后，实事势之不得不然，如赤匪确有诚意抗日，则停止进剿予以自效亦可，所谓成功何必在我，但今日中国之赤匪，实际上何异历史上之流寇，其主张之流毒，尤远过之，吾人如不深长计虑，致有疏失，陷中央于被动，则国家民族前途，实不堪设想。(5)以我公之地位及责任，所有抗日办法，应于国防会议时尽量发挥，或迳向委座陈述，以便制成定案，调整步骤，一致奉行，诚虽愚鲁，亦决负弩前驱，当仁不让也。总之，忍辱所以负重，委曲端为求全，古人所谓必有所忍乃有所成，敬祈三思为祷。嗣接张之覆电，对于容共抗日之说，固未明白承认，亦不完全否认，仅谓主张抗日，所以统一军心，至于实行，自当出以慎重，且谓外间传述，多不免断章取义云云。观其饰辞谅解之状，可知其行动或可延缓于一时，而内情则欲盖弥彰矣。
(四)去年十月十八日，余至南京，晋谒委座，面陈一切。当时委座决定亲赴西安镇抚，而命余先至太原，筹划短期间肃清陕北残匪，并积极准备绥东、绥北国防事项。十月二十三日，余自南京飞往太原，勾留数日，与阎副委员长商妥剿除匪伪办法。二十七日，复自太原飞往西安，当晚转赴临潼行辕晋谒委座，报告赴晋经过，即在临潼住宿。二十八日，自临潼回西安，下榻西京招待所。当昨日到达西安时，张学良、杨虎城均已见面，今日复往访晤，谈话甚久，彼等主张确有与中央立异之处，惟态度上则尚未大变。旋从其他友人处得来消息，乃知西安情形实极复杂，群以委座安全为虑。幸而是月三十一日为委座五十寿辰，委座立意避寿，于二十九日离开临潼，移驻洛阳军官分校，余亦于是日离陕前往。十一月四日，余奉委座命飞往宁夏，与马少云(鸿逵)等商洽防匪北窜之部署，并解决定远营日本特务机关问题，于七日回抵洛阳。是时东北军不稳之风说日盛，余乃报告委座，为指挥陕北剿匪部队，兼顾绥远国防关系，最好驻节洛阳，短期不动。如为专剿西北残匪计，则可进驻平凉，至西安则决非宜于驻节之地。当时委座颇为首肯，而同时在座者，尚有陈布雷、贺贵岩(耀组)、何淬廉(廉)诸先生，尤一致表示赞同。随后余以西北残匪，急待肃清，而令不能剿匪之东北军留驻西北，终归不是办法，且恐发生他变，乃复报告委座，请将东北军调出潼关，分驻豫皖各地。关于人事上之安排，则因其时适值皖主席刘雪亚(镇华)病重不能理事，请将商启予(震)调任皖主席，刘经扶(峙)回任豫主席，而将刘所遗之豫皖绥靖主任公署改为委员长开封行营，以张学良为行营主任，藉作曲突徙薪之计。委座对此，亦甚以为然，至以后何以未曾实现，则因余已离洛，不得而知，以上为去年冬季第一次入陕前后之事。
(五)去年十一月十一日， 余离洛阳遄返武汉， 因当时曾奉赴欧考察之命，不能不有所准备。不意数日以后，绥东战事即已爆发，满蒙伪匪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操纵指挥之下，猛攻红格尔图，一时形势甚紧。旋接阎副委员长来电，盼余赴晋一行，并以“此何时也，兄焉得出国”见责。同时委座亦有来电，命余赴晋转绥协助，并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派遣座机来汉备用。二十五日，余自汉口飞洛转晋，二十七日，又自太原转赴绥远，迭与阎副委员长及傅宜生(作义)主席商讨绥东作战方案。是月底，接委座来电，嘱即回洛阳一行，乃将绥远军事上之部署，与傅宜生会商布置妥当，于十二月二日回抵太原。当时原拟回太原后，即乘飞机飞洛，但因阎副委员长欲留住数日，商决国防计划，致不果行，当即电告委座。旋得覆电，谓不能再等，决先赴西安，并嘱余迳行入陕。十二月五日，余离太原，因无便机，循同浦路南下，经潼关入陕，于七日到达临潼，当赴行辕晋谒委座，报告赴晋绥之经过。旋自临潼赴西安，下榻西京招待所，与张学良晤面，当即告以绥东之情形、我军之部署，以及中央之决心。张此时之表示，较上次为明显，直谓中央之对绥远，乃系政治作用，非有诚意抗日，如诚意抗日时，应即联俄容共。余当即列举种种事实，以证明中央对于绥东战事之一定方针，以及在国防上之确实准备，一至适当时机，即决然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真面目的战争。至于联俄容共，其事决不简单，并反覆告以予对于此一问题之意见。彼说至无辞可答时，便一再指责余说：“你真是委员长的忠实信徒!” “你真是委员长的忠实信徒!”意谓余一切深信不疑，笑为盲从领袖也。八日，张复来访，自述其抗日之决心，与容共之把握，可惜委座不能采纳其主张，而且左右亦多不抗日之人，并谓委座近来屡次对彼严辞责备，彼表示有“即是我的老子，我也受不了”等语。是晚，应杨虎城之宴，席间钱主任告余，委座命余至潼关点验第十三师。宴毕返寓，转赴友人密约，谈东北军之不稳，及张学良对于委座有不利之企图，直至深夜一时许始回招待所。九日清晨，余乘汽车赴临潼，请示点验第十三师事项，委座嘱余不必前往潼关，可令十三师开至咸阳后再行点验。同时余将昨晚所得友人密报，一一面陈，并劝委座早为戒备，以防意外，而委座则嘱余多与东北军各级将领谈话，使其了解中央意旨，一致安心服务，盖委座纯以公忠体国为心，此次莅陕，虽早已知东北军之不稳，终欲化以至诚，使其感格也。是日返西安后，即通知张学良，转约王以哲、缪澄流、董英斌各军长谈话，张当时允为转知，因张对所属将领，防闲极严，非经张之许可，即不能与中央各级负责者见面。自是以后，余略患感冒，除与王、缪、董诸人谈话，及草拟剿匪方案外，未离寓所。十一日晚上，邵力子先生来谈，略谓日前西安学生欲赴临潼向委座请愿抗日，经张学良在灞桥劝阻而回，闻当时张告学生代表，有“一星期内定有事实答覆”之语，其意何所指，很值得研究。十二时许，邵先生别去，余细味张之语意，对于委座安全甚不放心，然终不料其倒行逆施，出以兵变方式，且不料其发动之速，即在次日清晨也。以上为去年冬季第二次入陕以后，直至陕变爆发前一晚之事。
由以上所述种种观之，足见此次西安事变之种因，可以远溯于一年以前，诚所谓由来已渐，非一朝一夕之故。至去年五月，张学良在太原与余之谈话，其怀疑中央反对剿匪之表示，业已逐渐显著。至去年九月及其以后，张学良等中于所谓人民阵线分子之煽惑，发为联俄容共之主张，其不稳之形势，更是喧传一时。惟是委座对于部属，始终至大至公，一视同仁，推诚相待，认为同是炎黄胄裔，绝不虑其有他。同时余观人料事，虽已早有所疑，然而衡以常识，诉之良知，究亦未能肯定其竟有如此荒谬、毫不思索之举。因是种种，西安事变虽于事前已有征象，而卒未能防患于未然：在委座精诚广被，罔计安危，伟大崇高，固令全体同志同胞生无穷之感动与敬仰；而在余赞襄无状，智虑不周，穷理研几，诸多失算，驯至震惊领袖，贻祸邦家，则诚内疚神明，不胜其恐惧惭惶之感也。
(二) 纪 事
十二月十二日 清晨五时许，正在准备起床之际，忽闻外面有嘈杂声，即出卧室，拟察其究竟。当询问茶房，谓有军队开入招待所，不知何事。余返身入室，将机密文件，稍行收检，即复出外，由一茶房引导至彼等之卧室暂避。此时部队四出，正在搜索招待所内各住客，并已闻连续之枪声，形势极为紊乱。余初以为系一部份叛兵之所为，待至天色大明，真相明了，当即无问题。但继续探听，发动之叛兵，终未离开招待所，而西安市内之枪声亦断续未息，已不似局部之兵变。旋询问茶房，招待所内其他各住客之情形如何，答称大家均被禁楼下大厅内，惟邵元冲委员负伤甚重，其余无恙，刻仍在搜索中等话。其时天已大明，且念事势至此，非暂避可以了事，乃出至大厅以观究竟。当时厅内满坐同住之旅客，形状均现焦灼，而率领叛兵之一少年军官，则极现得意之色，口称一切人都已找到了，只少一个陈参谋长，现在好了，不然我的任务就交不了等语。余视其臂章，作西安绥靖主任公署字样，问其何所属，答系杨主任学兵队，再问其姓名，自称宋文梅。此时蒋百里先生亦问宋，究竟为什么?宋答我们是奉副司令的命令做的，你们老年人那里知道少年人的烦闷!此时正在疑惑，张、杨是否同谋，又不知临潼是否有变，悬念万状。稍后，有一上尉阶级者前来，接替宋文梅之任务，似对余及朱一民主任特别注意。少顷，守兵送来所谓兵谏的号外，此时大家始明白事变之主谋者，确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便多方打听委座之消息，但亦只知西安、临潼两处，系同时发动，而委座之安否，则不得知。自念“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古有明训。今之长官部属，实即古之君臣，事至今日，惟有拚一死以报委座报国家而已。惟颜回有言：“子在，回何敢死?”则在未得委座安否之确息以前，又显然未可以徒死也。
午后，自大厅迁入室内，有张部军官何镜华来见，问老师尚认识学生乎?余答以想不起来，彼即出示名片，并称曾在庐山受训。余当即询问委座何在，现在安否?彼称委座已在骊山寻到，身体平安，现住新城大楼。余闻委座安全之讯，于心大慰，惟以杨部官兵在旁监视，又不便于详问。少顷，杨部官兵似有干涉之意，何已觉察，即称一时说话不便，俟有特别消息，再当设法报告。何去后不久，张学良来与余谈话，见面时彼即说对不起，这不是对人的问题，是对事的问题。余当即告张，对人本无问题，余自投身革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绝无顾虑。至于对事，则试问你此种举动，究将何以善其后?委座身系国家民族之安危，设有差池，又将何以对天下后世?而且现在委座状况究竟如何?张答委座安全，绝无问题，无论如何，我要负责保护，现已接至新城大楼居住。不过他的脾气太坏，完全不准人家说话。至于我发动此举用意，计有八项主张，业已通电全国，兄等之名亦已列入，稍待即可送来一阅。稍停，又说，我们不要客气，要争要闹，仍同平时一样。余即告张，其他暂时不谈，余要去见委座。张答现在太乱，隔日再说，并随即起立，说要去看招待所其他各位。过后不久，张又来晤，自称此次兵谏，阎先生与李(宗仁)、白(崇禧)、刘湘等均表同情、其他各省，亦有相当联络。余答此等做法，他人必不赞同，阎先生余所深知，尤必断然反对。张谓不要武断，以后再看。临去时，张留下一副官，谓此地太乱，恐多不便，有何事件，可交李副官办，盖彼至此刻，似亦稍稍感到事变经过做得太坏，并深知杨部官兵之要枪要钱要衣，任意需索，毫无纪律也。
十二月十三日 今日张来，见面即说，委座脾气太坏，仍是开口骂人，实际上他太落伍了，什么礼义廉耻，这完全代表右倾分子说话，现在我要领导左翼分子抗日。他既不行，应该让我来干，我干不好，再请他出来收拾。余反诘之曰，何谓落伍?何谓右倾?难道一定要背礼义，无廉耻，乃谓之进步，谓之左倾乎?余不待其答覆，复进而指责之曰，你是否知道西班牙的情形?你这种做法是否想教中国做西班牙第二?你要知道，你所谓联俄抗日的种种说法，我以前在太原的时候，以及早几天在此地，都同你详细的解说过，那是我根据理论事实详细研究的结果，并不是普通泛泛之谈。总而言之，现在中国的前途，只有委座连年倡导的安内攘外自力更生是唯一的出路!其他一切都是徒滋纷扰，得不偿失。如果你一定要在此地主张联俄抗日，同时我可以断定，他方面马上就会有人主张共同防共，即一定要使中国变成西班牙第二，结果不但不能抗日，反而非至同归于尽不可。只有委座他早就看清了这一点，一方面不许任何人投降日本，同时也不许任何人投降俄国，只有集中力量，举国一致的来复兴民族。就现在中国的力量说来，纵一致对外，尚感不敷，岂能容许再分什么左右?你要知道，什么左倾右倾，这原是赤匪分化我们的口号，我们在十年以前就上过他的大当，你不要把老古董当新发明，尤其你的方寸中要能够自主为要! 张无言可答，便出以遁辞，说，你真是蒋先生的忠实信徒。稍停，张又说，无论如何，我们的八项主张需要贯彻，蒋先生如能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仍旧拥护他。余至此复反诘之曰，如此说来，究竟是你服从委员长呢?还是要委员长服从你呢?张答，并不是谁服从谁，大家要服从民意：现在民意要抗日，任何人不能阻止；民意不赞成内战，任何人不有能反对。余即告张，你以为这种做法，果能得民众之同情乎?说到抗日，你的举动便已打破了整个抗日的计划；说到内战，几年来本已无内战的存在，而只有剿匪与戡乱，你如果不速谋善后，早日送委座回京，恐怕中央为戡乱而用兵，亦即你之所谓内战，很快就要开始。张答，如果又有内战，决非我之本意，至于你所谓早日送委座回京，那也没有这样简单。至此余复要求面谒委员长，彼仍旧说现在太乱，不好谈话，改日再谈，并匆匆起立而去。
十二月十四日 今日张来招待所时，颇现犹豫之色。旋即问余，你看日本对于此次事变态度如何?余谓此何待言，日本当然求之不得，并馨香祷祝我们赶快自相残杀起来，以达到他年来不战而亡中国之目的。稍停，张又问余，你看中央诸人将作若何处置?能否接受此间主张?余谓中央此时只有调兵西讨之一法，否则决不能统御各军。换言之，此时各军必多自动西开；中央如果下令讨伐，各军自然踊跃前驱；中央如果制止西开，各军必将不听命令；此忠义之所激，余可以断言者。据余大致估计，此种部队，最低限度有四十师至五十师；各该部官兵，久受委座之薰陶，深知领袖之生命固重要，而领袖之人格更重要；国家之安危固然要紧，而民族正气之消长更为要紧；彼等为维护领袖人格，发扬民族正气起见，一定要不惜任何的牺牲，来同你作最后的周旋，那时日本固可坐收渔人之利，而中国的前途必至不堪设想，至于我等则惟有同归于尽而已。张闻言至此，似亦有所动，便称果至如此，则我为千古罪人矣。余即谓张，你如果不想做千古罪人，便只有速送委座回京，张又答称不能如此简单。余谓百里、雨岩诸先生，未有直接关系，不可请其回京设法乎?张答此须开会讨论，非我一人所能决定，继称子文、墨三(顾祝同)若能来此，则可请铭三(蒋鼎文)回京一行。未几。张复问余，以子文为行政院长何如?余谓子文一定不干；又问，阎百川何如?余谓阎先生也一定不会出来；我们要知道，行政院院长是国家的公职，他有一定的产生的程序，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给的，也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要的东西。余语至此，自思此次事变，真是所谓天下糊涂事，均被聪明人做完了。因据连日责问结果，可见张之出此，纯系感情冲动，作出看看，并无一定之见解与办法也。须臾，余复语张，余之皮夹中，有两份函稿，请为寄回武昌，留为日后纪念。彼即笑答，那不能寄回去，恐怕你的夫人，认为是你的遗物。并称彼已致电余妻，告余在此平安云云。余谓眷属之微，尚且承你想到，何以委座在此，不能让余谒见?张答，何必急在一时，如果中央真要来打的话，我可以拖蒋先生及你们一起走。言下似又有恫哧之意。余决然告之曰，顷间所谈，大势已定，除非及早回头，虽拖走亦无益也。
十二月十五日 张今日来招待所说，我同你商量一件事：我想请你写一封信给严立三(重)，请他来此如何?余答，彼决不会来，余亦不能写此信。随后，张即报告外间消息，据谓南京现分两派，彼此斗争甚烈云云，言下并力诋何部长、戴院长、冯副委员长等不置。予谓不妨反省，何必尤人?此外，张又告余，端纳与黄仁霖业已飞抵西安，并称蒋夫人曾请端纳转告委员长说，革命之中，还有革命，端纳询以何意，蒋夫人说，委员长会懂得的。张述至此，即自称据我看来，这就是说，戏法之中还要变戏法的意思，不过无论如何变法，我们的八项主张是不能放弃的。尤其是改组南京政府一项，现在政府中如何敬之(应钦)，我的本家岳军(张群)，以及吴鼎昌、张公权(嘉璈)等，非去不可。此外各省市负责者，如熊天翼(式辉)、刘雪亚(镇华)，以及我的好朋友吴铁城，都在必去之列，尤其老吴不是好东西，老是对青年过不去云云。余谓政府人员之去留，自有一定之手续，岂能听凭任何个人之好恶?否则爱则加诸膝，恶则坠诸渊，纠纷永无止期矣。是晚，自招待所移居仁寿里。自十二日清晨起，至今晚以前，任监视之责者，为杨虎城所部，纪律之坏，得未曾有。自今晚起，改由张部监视，而负责者，为孙铭九。孙系张部卫队第二营营长，即在临潼率部攻击委座者，一著名之暴徒也。余与一民、殿翘(晏道刚)同住第五号，监视特严，盖彼等认余三人为要犯云。
十二月十六日 今晨张来第五号，与蒋百里先生同来。张向余与一民说，我要替你们负保护之责，言下似甚自得，又似表示好意。旋谓中央空军已在渭南、华县轰炸，陆军亦向华县进攻，极表愤慨，并称现在前方指挥进攻者，即系你的大将云云。其意盖指樊崧甫军长而言，因樊崧甫曾任余之参谋长也。张为此言，或有请余止樊勿攻之意，但未明说而已。稍停，张复大言曰，如果中央军真要一步一步的进攻，我决定解决之。余谓欲使中央军不进不攻，只有早送委座回京之一法。不然，则中央军来陕之速，与数量之多，必如余前日之所言。结果兵连祸结，自相残杀，完全替日本人造机会，使彼此同归于尽，而日本所谓不战而亡中国之目的，即可以见之事实矣。张犹笑以自解曰，如果真要打起来，我只有拖你们一起走。余至此问张，前方情形已否报告委员长?张说，没有详细说，即匆匆而去。张偕百里先生走后，余与一民私议，中央军能如此迅速进攻，事尚可为，因为张之初意，以为挟持委座，即可一了百了，实则以委座之为人，必不致受张之挟持，而中央亦能看清此点，决以断然之手段期达营救之目的，此皆为张所万不及料，除此以外，张尚有何办法乎?惟所谓一至必要时挟委座一同走，则诚可虑耳。一民谓张所以自处者，只有送委座回京与挟走两途，惟不知其能否自主而已。余谓细思此事，张或有送委座回京之可能，因从现在各种情形观之，并证以张之过去生活，彼决不能离开交通都会，走向西北荒原，亦决无破釜沉舟、同归于尽之决心与勇气，可断言也。
十二月十七日 午后张来告余，已派蒋铭三回京，据称委座同意此举，并有手函致何敬之，令中央军停止进攻云云，旋张复称，如铭三回京三日后无结果，我等即认为中央无和平解决之诚意，非与之周旋不可。余思铭三如果回京，此事已有转机，无论张之所谓结果如何，而委座之意旨，与此间之情形，总可由铭三传达于中央诸公之前矣。至委座致何部长之手函，虽不知内容措辞如何，然以委座之公忠智勇，老谋深算，确信其字里行间，必有暗示机宜之处，决非如张所称停止进攻等字面上之简单也。是日张派副官送二百元及赌具来，谓请大家消遣消遣。余生平无烟赌之嗜好，本为张之所知，故临走时，彼谓余曰，辞修，你不要学坏了呢!余应之曰，余即学坏，也决不会坏到那里去。因念彼名学良，而并不见其良，故不觉重有感也。
十二月十八日 今日张来，谓子文、墨三均拟来陕。一民问张，他们来了，保能不失自由吗?张答，那我不能失信。旋谓铭三从陕飞洛后，曾来电话，但抵京后，迄无消息，或系被京方包围，亦未可知。张语至此，忽转为激昂之语调曰，听说现在南京有人想当行政院长，这个忘八蛋，谁都想不到，请你们猜猜看。稍后，始说出吴鼎昌来。随即又说，这班亲日份子，果然投日攻陕，我们一定要与之周旋。余即语张，你的消息未必可靠。而且中央军之攻陕，正是因为你羁留委座，打破了整个抗日的计划，与投日如何说得上?你不要明知故昧，混作一团。最后张说于院长(右任)要来此间，我等已决定拒绝，尤其虎城极不愿于有此举云。
十二月十九日 张告余与一民，谓彼等斟酌情况，已将八项主张删去数项，并称委座业已表示可以酌量接受其主张云云，余等均不之信。随后张复自述其改组南京政府之意见，首谓孔庸之(祥熙)是不能要的，何敬之一定要去掉。并称中国现在诸人中阎先生可以说有脑筋，无肩膀；我自己可以说有肩膀，无脑筋；何敬之则既无脑筋，又无肩膀，这种人根本不能用。此外，还有我的贵本家岳军同好朋友铁城两人，尤其非去不可。其他如吴鼎昌、张公权、熊天翼、刘雪亚等，都是日本的走狗，也请他滚蛋。最后并指余曰，新组织的抗日政府中，有你一员。余即诘张，你不要开玩笑!你把委座同我们羁留在此地，为的是说我们不抗日，为什么新组织的抗日政府中，又将有我一员呢?要知道抗日与不抗日之分，全在有无诚意与事实，不是单凭口说的，不然，只有自相矛盾，心劳日拙而已。
十二月二十日 午后张来告知余等，子文已来西安，闻之颇出意外。子文冒险远来，义勇令人钦佩；但虑来此以后，倘亦失去自由，不将重增张之要挟，以致动摇经济基础，影响国家前途乎?继念事变发生以后，迄今已逾一周，长此夜长梦多，当然绝非办法!余等在此丧失自由，深恨一筹莫展，虽每日直言剖析，张仍置若罔闻，此次铭三去后，子文续来，自系得张同意，或者以子文之义勇，终能设法使委座安然脱险，正未可知。不自由身，徒能冥想，有生如此，可耻甚矣!
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日张来，见面即说，今后三两日内，我不来看你们了。余问其故，彼称要到前方指挥部队去；余故发问，是日本军队来了吗?彼答不要开玩笑，来的是中央军，而且进攻甚急，已将驻华县的一○五师一部份官兵俘虏过去了。余即语张，你发动此次事变的理由，是为抗日与反对内战，现在你可知道，名为抗日，实际上则已分散了抗日的力量，破坏了抗日的计划；名为反对内战，实际上则系已成为所谓内战之祸首矣。张至此愤然曰，中央军要打我们，那我们没有法子不打。味其语气，固仍旧有恫哧之意，但前方紧急，形态张皇，自亦不能掩也。
十二月二十二日 午后铭三偕王以哲、孙蔚如同来。据铭三告余等，彼系与蒋夫人及子文一同飞陕，现在大体已有办法，当不致再有大问题云云。王以哲、孙蔚如虽系同来。均未发言，其同来之用意，盖即张、杨派以监视铭三者，故铭三未能多谈，稍坐即去。余思蒋夫人冒险犯难，万里相从，其赴义急难之精神，洵不愧为领袖之贤助，而陕事之解决，亦必因此更有转机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 今日张告余与一民，谓蒋夫人及子文来陕后，彼此讨论甚久，虽众意尚未一致，而大致已有端绪，其主要条件为中央军退出潼关，改组南京政府，释放在上海被捕之各爱国领袖，召集全国救国会议等等，并谓委座脾气已经稍好，我等主张已大致允办云云。余等念彼此讨论之说，事或有之，至谓委座已允接受彼等之主张，则始终不信。最后张复谓余，将来组织国防部，委座已指定由你负责，此职重要，不可大意，言毕即去。
十二月二十四日 今日未有人前来探视，仅王以哲派人送来若干水果饼干之类。余与一民展阅此间发行之反动报纸，如“解放日报”及“西北文化日报”等，大率标题多而材料少，已可见其外强中干之一斑。而且在特号字及头号字之标题中，如(一)中央军陇海线兵力单薄，总兵力不过四师人，士无斗志，将有怨言；(二)李、白赞同张、杨主张，集结兵力即将北上，派刘维章(斐)飞湘，会商共同表示；(三)宁沪学生民众，响应西安行动，集会游行，风起云涌等等，均令人不能置信。因为中央军之情形，余所深悉，且余前已言之，彼等在平时固绝对服从委座之命令，而在委座被困时，尤必争先急难，忠义奋发，绝不至忽有异心。逆料此时动员声讨张、杨者，至少当有四十师至五十师之众，毫无疑义。今反动报纸乃欲以一纸标题，掩尽天下之事实，愈足以见张、杨内心之恐慌，毫无办法，而非如此故意说谎，不足以安定人心矣。至于德邻、健生，余亦相信其决不致与张、杨同流；而刘维章之在湘养病，系在事变之前，此余之所知，亦无足异。此外宁沪学生民众运动，事或有之，但恐其运动之主旨，并非如反动报纸之所谓响应张、杨，而且适得其反，乃为吁请中央明令讨逆，且作迅速有效之执行耳。由此观之，彼反动报纸愈作各方响应之宣传，乃愈足以暴露张、杨地位之孤立，欲盖弥彰，此之谓乎?
十二月二十五日 今昨两日张学良均未来晤谈，殆因与子文、铭三等会商忙碌之故。因思子文来陕，已逾三日，未知商谈结果究竟如何?今日此间反动报纸，复载有胡宗南、关麟徵、黄杰等联名电达张、杨表示响应陕变之讯，固不待读其内容，一望即知为伪造。彼等张皇情急之态，观之甚为显然。因此余与一民谈论，今日张学良自处之道，确如余等以前所悬揣，只有送回委座与投降赤匪两途，而以张之生活个性言之，彼决无投匪之可能性。即令目前匪为利用张部械弹起见，极力与张联络，然久后结果，必不能容彼，当亦张所自知。似此走投无路，终只有送回委座之一法，所极堪焦虑者，惟不知张是否能自主耳。余等之为此言，非不知委座至大至刚，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特以委座身系天下安危之重，关系之大无可比拟，不容不有此鳃鳃之虑也。
连日读郑所南“心史”及“李二曲全集”，于个人精神更有所寄托。尤以郑所南论所谓明哲保身一节，对于世之隐忍偷安，临难苟免者流，痛下针砭，洵属有功世道之作。廉顽立懦，郑书有焉。
十二月二十六日 今日杨虎城来道歉，略谓事起仓猝，一切请多原谅。并谓伊等主张，已蒙委座采纳，昨日下午，业由张学良恭送委座飞抵洛阳云云。此为陕变发生以后，与杨虎城见面之第一次。同时展阅本日报纸，亦载有委座与夫人于昨日下午四时离陕，五时半飞抵洛阳之消息，同行者，计有子文、端纳诸人。余与一民闻委座果然平安出险之讯，不觉喜不可支，深为国家民族前途庆幸!至于采纳张、杨主张云云，自系张、杨片面之辞，以示自圆其说之意，不足信也。
晚，与留陕中央各将领，同应杨虎城之宴。联欢乎?解嘲乎?无以名之。宴会中杨告知余等，委座已于今午自洛阳飞抵南京，张学良亦随往。旋出示张之来电，嘱于明日送余等回京。计自陕变发生以来，整整困居半月，盖至此刻始恢复自由矣。宴毕，有张、杨两部将领多人来晤，一片道歉原谅之声，据某君告余：“张学良谓余盲从委座，脾气不改，曾嘱各将领不可与余往还。”云云。旋清查与余同来西安之各同志，幸均无恙。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上午，杨虎城来谈，并送还一小箱文件。小箱非余所有，检视箱内文件，大都断简残篇，绝少完整，盖凌乱之后，随意塞入者。近数年来，余在各处所拟订并有一部分业已奉准实施之国防计划、剿匪计划、整军计划、建设计划，以及公私函电、日记建议等等，向均收藏于随身两皮箱内，今概不见，乃向杨诘询何在。据杨称委座及余之重要文件，均存张学良公馆内，现张不在此，一时无法清查，惟有稍待，亦只得听之。
稍后，余与一民及杨虎城同车赴机场，杨与司机同坐前列。□□时□□分，自西安飞机场起飞，以下午□□时□□分到达南京，各方友好，欢迎甚盛，至深惭感。余下机后，即往中央军校晋谒委座，敬候起居，获知委座身体虽微有不适，而精神则甚佳，窃引为深慰!旋返寓所，获读报载委座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义正辞严，光焰万丈，既以见人格之伟大，尤足见谋国之公忠，凡有人心，能不感动!而前述张、杨之饰词，与一般局外之浮议，皆一扫而空矣。
——摘自《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六期
陈诚(1898—1965)浙江青田人。1920年参加国民党。曾入粤军。后在黄埔军校任教，参加过两次东征，深得蒋介石赏识，一直平步青云，成为蒋介石嫡系中的“佼佼者”。西安事变时，被张、杨囚禁西安。抗战期间，曾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军政部部长等职。1949年去往台湾，仍任要职。1965年死于台北，本篇系陈诚口述，柳克述记录。
①指《名人传记》的编者。
《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