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界与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
樊继福
一、“韦尔斯女士确切报道了西北越来越加速的脉搏”
海伦·福斯特·斯诺，笔名尼姆·韦尔斯，1907年9月21日出生于美国，记者。1931年8月出于对这个神秘国度的向往来到中国，从此，如她自己所说“我被历史的台风卷离了我的目的地”，①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辛勤工作。一二九运动后，她开始关注中国西北。1936年夏，海伦第一次陕西之行中，采访了张学良，提前两个月向全世界预报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这时的西安刚刚发生过蓝衣社绑架学生领袖宋黎以及张学良派兵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事件，蒋介石和张学良在西安已经开始了一种冷战式的内战，记者的敏锐使她预感到西安“正在酝酿着一个有价值的故事”，“自己正处在中国自1927年以来最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她不忍心离开西安而错失记录历史的机会”。
当时的情况，正如海伦1936年10月25日为《纽约太阳报》写的报道中所述：“在中国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激烈抗日的东北军行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1931年有25万人，如今只剩13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要就谋反了。这种感情甚至传染到高级将领。这种情况引起谣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抗日运动在全国其他地方显然遭列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公开热情的领导下，他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受他的部队的热情拥护的，如果说不是手着他们逼迫的话。”②
张学良当时也正在寻求与外国新闻界的关系，以扩大宣传西安的抗日形势。经张兆麟联系，海伦于10月3日下午访问了张学良。她提出来5个问题，张学良一一做了答复。③
一是现在中日关系已至一新的危机，司令对国防问题有何新政策?
二是目前中国有一种爱国运动在开展中，如学生运动，彼等并有国防计划，例如要求民权自由，抗日运动自由，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停止内战，立刻对日作战。自从司令去冬援助释放北平被捕东北学生，许多民众特别是学生，均认司令同情此种爱国运动。不知司令有何感想?
三是日本决定要贯彻广田三原则，似已明显，并已在华北进行中，司令以为如何?
四是最近发生之成都、汉口、北海、上海等事件，已使中日关系更系危机，司令以为政府将采取何种态度——压迫抗日运动或拒绝日方之要求乎?
五是然于中央政府和赤匪之内战，司令是否认为真正统一亦必须停止此项战争?据说东北军不欲继续此项战争，唯欲立即发动一合作之抗日战争以代之。
采访一结束，海伦立即写出题为《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报道，用海底电报拍发给《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美联社把这篇报道发到了全美国和全中国。《密勒氏评论报》和《华北明星报》先后予以转载。“韦尔斯女士确切报道了西北越来越加速的脉搏”。④
张学良对海伦的谈话，“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第一次发表这样的声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后来海伦回顾访问少帅的意义时说：“事实上，从这个背景来看，这次谈话可能被认为是企图影响蒋介石积极领导抗战……包含着一种威胁：‘只有抵抗外国侵略才能表示中国的真正统一，如果政府不从民意，就站不住脚。’最有意义的是，这位副总司令说，‘如果共产党能够真诚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也许可能和平解决。’”这次采访“险些引起一场早产的西安事变。”⑤
二、“没有人知道叛军究竟要干什么”
事变当天，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联名通电中央政府、各省首脑及全国人民，称事变之目的是“为了要促使他(蒋介石)觉悟”，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同时把提交蒋介石的八点“救国要求”一起向全国广播。这著名的八点要求是：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立即停止内战，采取抗日政策。
释放上海七领袖。
大赦政治犯。
保证人民集会自由。
保障人民组织爱国团体的权利和自由。
实行孙中山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但是当时的所有消息在西北各省以外遭到了封锁。据埃德加·斯诺记，他的许多电讯遭到大肆删节，他几次想把八点要求发出来，帮助外界澄清这个迷，但都未成。甚至敢于仗义执言的《大公报》也不敢轻易刊载西安事变的消息。由于新闻封锁，外界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制造的一切谎言当作新闻，谣言四起。如美联社当时断然宣称：张学良已在电台上报告过他把蒋介石杀死的经过及理由。
西安事变发生后，人们听到这一轰动消息时，反应不一。
南京开始了争夺政权的阴谋活动。中国到处出现了分崩离析的迹象。何应钦当时掌握南京大权，和国民党内亲日派纠集一起，认为这是夺取军权的良机，竭力主张讨伐。何应钦从南京调动了20个师的兵力，开到豫陕边界，并派兵进行了试探性佯攻。但迫于宋美龄等的压力没敢轻举妄动。各省地方实力派头目大多采取骑墙观望的态度。
这时的南京当局一方面极力进行新闻封锁；另一方面纠结一帮右翼团体和文人及其舆论工具如《申报》、《大公报》等，他们在这些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歇斯底里地攻击张学良和杨虎成，掀起了一股笼罩全国的宣传恶浪。《大公报》每天发表一篇张季鸾亲笔撰写的社评，特别是《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尽极斥张、杨捧蒋之能事。所以国民党中央下令将当天的《大公报》加印数万份，用军用飞机运到西安上空散发，成为攻击张、杨的重磅炸弹。
有三天之久外界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的生死下落，“没有人知道叛军究竟要干什么，很是人充分了解他们的立场的政治意义；甚至一些同情他们的人也因错误的报道而谴责他们。”⑥
三、“公众开始认识到西北方面并不是要打内战，而是要制止内战”
为让世人尽快知道事件真相，当时在陕西的新闻媒介和新闻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对外积极广播报道八点主张及实际情况，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上起了极大的作用。如：西安广播电台、XGOB广播电台等全天候的广播，一再声明不向政府军进攻，宣传事变的目的和现实情况，呼吁各方克制冷静，要有理智的要求和平。《解放日报》等报刊同样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宣传终于有了效果，“蒋介石被俘一周后，南京光是捏造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的背景新闻已不够了。消息走漏了出来，漏洞越来越大，后来出现了大缺口。秘密报纸普遍刊登了八点纲领……。公众开始认识到西北方面并不是要打内战，而是要制止内战。”⑦
西安事变之中和之后，三位外国新闻人士不能不提，他们在传递事变信息、探究报道事变真相方面功不可没。
一个是端纳，他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斡旋在张学良、蒋介石、宋美龄之间，传递信息，建立信任，促进了彼此关系缓和，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端纳(williamhenrydong，1875—1946)，英籍澳大利亚人，1902年以悉尼《每日电讯》通讯员身份来香港。1911年起担任《上海远东时报》编辑及《泰唔士报》通讯员。他和蒋、张关系都为密切。事变后为了进一步探清蒋介石在西安的情况和张学良的真实意图，宋美龄决定派端纳去西安试探虚实。
1936年12月14日下午3时，端纳抵达西安，向张学良面交了宋美龄的信。张则把西安事变的意图向端纳详加说明。下午5时，在张学良陪同下端纳见到蒋介石，面交了宋美龄的信。信中“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一句，令蒋介石有所触动。15日，端纳征得张学良同意，飞往洛阳，在那里与宋美龄通了电话，简要叙述了事变全局，告之蒋并没受到苛刻待遇，张还希望她和孔祥熙来西安。宋美龄闻讯，更加坚定了和平解决的决心。16日早上，宋美龄又给端纳打来电话，叮嘱要把她在南京目前处境告诉蒋，并详述她阻止南京政府发动战争之经过。当天下午，端纳从洛阳返回西安，向蒋介石转达了宋美龄的话，使蒋进一步了解到南京方面的情况，态度更趋缓和。
第二个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抗日战争前夕，史沫特莱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历时一年的采访，及时、客观地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让世人知晓事变的内幕，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Smedley，1890—1950)，出生在美国西部密苏里州，是美国著名的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新闻战士。1928年年底，史沫特莱经一位德国共产党员介绍，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从1929年到1936年，史沫特莱一直在上海投身于中国的进步事业。她写了许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讴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文章，陆续编辑出了《中国人的命运》和《中国红军在前进》等书。
她虽然身在上海，但却一直在关心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1936年秋，时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的史沫特莱离开上海来到西安，暂住在临潼华清池。12月初，蒋介石气势汹汹地来到西安，督促实施第六次大规模的“剿共”军事行动，把行辕设在华清池。史沫特莱当时住在西安城内的西京招待所。12月12日凌晨，突然枪声大作，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史沫特莱听说抓住了蒋介石，她认为“无论西安事变的结局如何，中国将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尽管当时史沫特莱的身体有病还没有完全康复，她还是慨然应西安“三位一体”之邀到XGOB广播电台工作，勇敢地担负起对外英语广播的任务，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传西安事变的真相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这对于击破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亲日派的阴谋，澄清外界对西安事变的模糊认识，促进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史沫特莱和英国记者詹姆期·贝特兰专门访问了杨虎城将军，询问了张学良、杨虎城捉蒋的目的和意义、西安事变和两广事变的区别、西安释蒋的情况等一系列问题。在此基础上，她把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蒋介石“剿共”阴谋的失败，在临潼被扣留，被迫答应抗日，以及张学良被囚禁，中共发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等等，都写成文章向外界报道。1937午元月中旬，西安《解放日报》和《学生呼声》记者先后访问了她，征询她对西安事变和救亡运动的看法，从中“刺探”外国人对西安事变之一般观点。史沫特莱认为：这次事变“在中国是自1926—1927年北伐以后最重要的事件”，“张杨两将军是具有高远历史眼光和大的勇气的中国军事领袖；”表示“我是绝对完全同意西北的这次运动，而且我将尽我的能力拥护它，到必要时，尽我的生命”。⑧
另一个是贝特兰·詹姆斯，贝特兰·芒罗(jamesbertranmunro)，1910年8月11日生于新西兰。1936年1月来到中国北平，任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西安事变爆发后当天晚上，消息传到北平各种说法莫衷一是。他渴望去西安实地考察一番，以弄清事实真相。于是12月16日他以《每日先驱报》记者的身份，与苗剑秋一起踏上了赴西安的旅程，以便通过实地观察来充实他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的研究。27日到达西安，次年2月8日离开，在西安进行了44天采访。他根据自己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于1937年迅速完成并在英国出版了反映西安事变的著作《中国的危机：西安事变真相》，该书于1937年7月先由英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1938年又在美国再版，书名改为《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的故事》，1939年上海译报图书部印行第一个汉译本，书名为《中国新生》。该书客观公正地揭示了这次事变的过程及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告知世人：“西安事变不是几个将军私人的冲突，而是由于民族敌人无厌的侵略所激起的伟大政治斗争的焦点，是全中国反日运动，特别是西北军民反日运动之最尖锐的表现”。⑨
贝特兰到西安后由苗剑秋介绍，见到了参与策划并直接参加扣蒋行动的东北军少壮派核心人物—张学良的秘书长应德田和卫队营营长孙铭九，与他们彻夜长谈，详细了解了事变全部经过和放蒋后的西安形势。次日又在此二人的陪同下亲历临潼实地查看。回来后为《每日先驱报》撰写了一篇报道，生动详细地描述了扣蒋情形。
更具有意义的是他对杨虎成的采访。张学良躬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后，杨虎成就成了西北军和东北军的领袖人物，对这样一个人的采访，无疑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他和史沫特莱通过王炳南的安排专访了杨虎成。采访主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以逮捕蒋介石为开端的这次富于戏剧性的事件的目的和意义；西北的这次运动和李宗仁、白崇禧最近在西南搞的所谓“抗日运动”有何不同；中国是否强大到足以抵抗日本；释放蒋介石的情况特别是西北的军队是否同意放蒋等等。
在进行采访活动的同时，他还受托在XGOB广播电台开展对外英语广播。当时由于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并对西安施压，致使西安形式错综复杂。在此情况下，贝特兰等人主持的对外英语广播，于稳定西安局势，争取国内外舆论同情支持，督促兑现蒋介石所答应的六项诺言，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作者单位：西安邮电学院
① 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第22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409页，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③ 袁武振：《追寻红星的人们》，第41—4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408页，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⑤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409页，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⑥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420页，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⑦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423页，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⑧ 《解放日报》，1937年1月13日。
⑨ 詹姆斯，特兰·芒罗：《中国的新生》，第264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