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
马贵凡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问题，是西安事变研究中最主要的课题之一。多年来，海内外学者已从各个角度对这个课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许多论著，但迄今为止仍未取得一致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是共产国际干预的结果，或者说中共是在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电后立即改变了对蒋介石的策略；有的学者认为，中共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系；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共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本文倾向于后一种看法，并试图通过评述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中共对其作出的反应，来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192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一天之内就向共产国际发去3份急电，前两份电报是转述张学良、刘鼎来电内容和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第三份电报报告了张学良确已将蒋介石扣留在西安，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来亦立即前去。同时还通报了中共中央拟采取的行动计划，①以求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特别是在世界舆论方面的援助。据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工作人员的郭绍棠回忆，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2日晚上收到了这些电报。②
13日上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开会讨论了回复中共中央的电报稿。据郭绍棠回忆，当时“不只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等待这份电报，而且全世界、驻莫斯科外交官、日本、西方、南京、西安，以至蒋介石和张学良在等待这份电报”。郭绍棠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复电主要有以下三点内容：1．西安事变是由亲日分子挑起的，这些人可能在西安司令部周围。不管怎样，这次事变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肯定会被它用来点燃内战，破坏中国爱国力量的联合进程。2．为了抗日，需要蒋介石，因为他有能力领导抗日，而张学良不是能够领导全国各种力量的人物。3．必须和平解决冲突，要说服蒋介石联合全国一切力量组织抗日。③
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最早对西安事变作出的反应。这份电报表明，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抗日的人物，主张和平解决冲突，仍实行事变前的“联蒋抗日”政策。
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中国发生事变》，强烈谴责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说“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因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效劳”，“汪精卫利用了张学良部队的抗日情绪，挑起了这次反中央政府的兵变”；说“张学良本人一贯采取对日本军阀颇为有利的不抵抗政策”，他“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高举所谓抗日的旗帜，实则在加剧中国分裂，制造更加混乱的局面，使中国成为外国侵略者的牺牲品”。社论还用一半篇幅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奴化和掠夺整个中国的阴谋诡计，批驳了日本报纸所谓12月12日下午成立了“张学良独立政府”、“张学良独立政府”同苏联已缔结“防御与进攻联盟”等谣言。
这个社论的观点，大出人们的意料，据郭绍棠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工作人员“看完这篇文章都惊呆了”，季米特洛夫对他们解释说，“这一步是必要的，无论如何不能让内战再起，要警惕事态发展”。④这篇社论的发表明显是出于外交上的需要，目的是要说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无关，划清与张、杨之间的界限，不给日本提供发动对苏战争的口实，同时也是为了讨好蒋介石，不与南京政府对立。
这一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杨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决定将此报告送给斯大林，为此季米特洛夫专为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同志的书面报告寄给您，他是派到这里来报告党和红军的状况的。他差不多是在6个月前从那里动身的，他的信息已经相当陈旧了，但是与最近的事变相联系，他的报告还是有价值的。报告表明，中国党中央不顾我们的警告，⑤实际上已同张学良建立了非常密切友好的关系。邓发本人就是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过来的。他个人去过张学良那里，他认为张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忠实拥护者。”信中还说：“对于我们党和红军来说，出现了非常困难的局面，我们认为，有必要劝告我们的中国同志采取独立的立场，反对任何内讧，以便和平解决冲突，一切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党派在民主的基础上协商一致和采取共同的行动。同时强调党以前在给国民党的公开信⑥中和毛泽东答记者问⑦中所持的立场。”⑧会议还决定请斯大林对中国同志应对西安事变采取的立场提出意见，并向斯大林提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建议⑨(即季米特洛夫信中提出的劝告)。
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决定将邓发的报告送给斯大林，而季米特洛夫为此专为斯大林写信，这显然是为了让斯大林了解中共和张学良的实际合作情况，使他能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张学良发动这次事变的动机作出正确的判断。共产国际给斯大林提出的建议则表明，共产国际主张停止一切内战，和平解决冲突，让中共坚持实行“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
12月1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应约会见了中国驻莫斯科大使蒋廷黻。会见中蒋廷黻指出，《真理报》社论“将张学良的行动与汪精卫的阴谋活动联系在一起，显然不妥，因为汪不可能与此事发生任何关系”。李维诺夫回答说：“我不认为张是与日本人直接勾结采取行动的，我更倾向于这样的推测：张是受到了某些人心怀叵测的恶意挑唆。我们一贯赞成中国的统一，对中国将领们的内讧从未表示过问情。对于最近时期为扩大南京政府基地和加强抗击日满蒙联军的种种努力，我们尤其表示欣慰。我担心的是，日本会不会利用最近的事态发动新的侵略。”⑩
李维诺夫的这段辩解，意在拉拢南京政府，防止它转向日本联合对付苏联。
同日上午，共产国际执委会又举行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参加者有：季米特洛夫、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莫斯科文、王明、邓发、艾尔克里和曼达良。下午，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带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前去斯大林办公室开会，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讨论中国问题。
12月16日，鉴于日本和中国的一些报刊还在散布西安事变与苏联有牵连的说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其驻华外交代表斯皮瓦涅克，要求他紧急约见孔祥熙或张群发表四点声明，其中指出，“苏联政府谴责张学良这一客观上只能有利于企图分裂和奴役中国人民的一切敌人的行为”，“苏联政府不仅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自日军占领满洲之时起，从未与张学良保持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还说，“鉴于各种虚假和诽谤性报道仍不断出现，苏联政府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声明最后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抗议。(11)
这个声明更加明确地同西安事变，甚至同中共划清了界限，其目的在于消除南京政府对苏联的怀疑和指责。
同日，季米特洛夫又到克里姆林宫开会，同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就中国发生的事变交换意见。据季米特洛夫日记中记载，经过磋商，斯大林等人同意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这就是季米特洛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发给中共中央的16日电，电报中说：
“答复你们的来电，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1.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损害中国人民的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2．既然这次行动已经发生，就应该考虑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冲突：
(1)通过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政府；
(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3)停止实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合作抗击日本侵略；
(4)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实行合作。
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同苏联联合的口号。”(12)
从这份电报以及斯皮瓦涅克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张学良的态度已有改变，不再讲他的主观意图如何，而是讲“客观上”只能如何如何，16日电没有否定西安事变，这很可能是与邓发的报告和季米特洛夫的信以及蒋廷黻对张学良与汪精卫关系的质疑有关。电报中提出了和平解决冲突的四项条件，从内容上看，表明共产国际和苏联赞成张、杨八项主张，希望中共实行“有条件释蒋”的策略。
这份电报发到保安后，因电码差错“完全译不出”，18日，中共中央电请共产国际“即检查重发”，直到20日保安才收到此电，译出。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2月16日给中共中央发出电报后，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事态发展，中共中央也及时向共产国际作出了情况通报。为了全面阐明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正式立场，季米特洛夫又责成包括郭绍棠在内的执委会书记处几名工作人员写一篇文章，准备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后来以化名H．杰克刊登在《共产国际》12月号上，标题是《论西安事变》。文章强调指出，“西安事变在客观上可以认为是对中国人民的团结的一次打击，这不以事变发动者的意志为转移，可能还有悖于其意志”，并说，这次事变可能被日本帝国主义用来作为展开侵略行动，加强南京政府亲日派地位和挑起中国内部争斗的一个借口。文章分析了这次事变发生的原因，认为国民党政府奉行的反人民投降政策不得人心，这种政策引起了包括部队官兵在内的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还说张学良的东北军绝大多数官兵都是东北人，蒋介石不准他们抗日，而让他们同中国红军互相残杀，这些都是发生西安事变的原因。文章中指出，这次事变可能不只具有消极影响，也可能会有另一种结局，“西安事变也可能成为各党各军组成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起点，这种结局对于中国各党各军和全体中国人民将是有利的，唯独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是有害的”。文章还指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冲突，要求停止内战，停止“围剿”红军政策，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所有主张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力量进行合作”。(13)
这篇文章没有谴责西安事变，只讲其客观影响和担心可能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对事变发生的原因和影响改变了以前的说法，明显接受了中共的观点。
在同一期《共产国际》杂志上，配合这篇文章还刊登了中共中央1936年8月25日致国民党的公开信，即《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每日先驱报》驻华记者斯诺1936年7月16日对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采访记。这两份资料反映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立场。刊登这两份资料的目的是要表明，共产国际和苏联赞赏中共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并认为这样做有助于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张、杨的谈判以及事变发动者同蒋介石的谈判取得成功。
以上就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前的大致活动情况。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基本态度，这就是不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侵咯战争提供任何借口，反对发动内战，主张和平解决冲突，继续实行“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也可以看出，随着对实际情况的更多了解，共产国际和苏联改变了先前对西安事变性质、事变发动者动机和事变发展前途的完全否定的看法。
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作出的反应
中共中央最早了解到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在12月13日晚上，也就是在收到张国焘所说的“莫斯科的回电”的时候。据张国焘说，这份电报的内容分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决不会受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14)
如果我们把这份电报同上面郭绍棠所披露的那份电报作个比较，则可发现，这两份电报都分三点，从内容上看完全一致，而从电文产生和收到时间上看也是相衔接的(电文是在13日上午拟出的，如在中午或下午发出，保安收到时间正是在13日晚间，因为莫斯科与保安之间约有4个小时的时差)。另外，从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各个方面人士都急切地等待共产国际回电的角度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也不可能拖到16日才作出答复，所以说，为了应急，斯大林或共产国际在13日向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份电报，让中共中央仍然实行此前的“联蒋抗日”政策，这是可能的。
但至今海内外学术界对是否有这份电报存在争议，有的港台学者和外国学者认为有这份电报，而我们大陆学者表示怀疑。现在电报起草人之一郭绍棠披露了共产国际回电(也可能是斯大林来电)的内容，而且1937年12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曾确认有此电报，并说明了电报产生的背景。这就需要作进一步的考证，不能轻易加以否定。
中共中央在收到“莫斯科的回电”之前，已在这一天上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应对事变的对策。在这次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充分肯定了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和其行动及纲领的积极意义，认为中国共产党对这个事变的态度不是反对或中立，而是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支持。但与会者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特别是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问题上，有人主张在西安建立一个名义上不是中央政府，而实质上是政府的机构；有人提出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在西安建立一个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抗日救国会。在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多数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有人说，“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15)会议最后基本上确定了不同南京政府对立，争取抗日的部分和中间派走向抗日、“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方针。
收到“莫斯科的回电”之后，据张国焘说，中共领导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担心按照莫斯科的意见去做，有可能损害中共与张、杨的关系，释放蒋介石，以后会遭到他的报复，最后还是坚持了上午会议确定的方针。这一点可以从12月14日《中央书记处关于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及我党扩大抗日运动的方针致胡服电》和12月15日《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看出。
12月14、15日，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表示了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莫斯科广播电台用各种语言向全世界播出。中共领导人了解到苏联的态度后，一时不太理解，本期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与帮助，但却受到了谴责和攻击。苏联的态度无疑是对张、杨的义举和中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的一大打击。中共当然无法接受。后来潘汉年在17日给中共中央去电，译介了两报社论全文，供中共领导人研究。在19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认真分析了苏联作出这种表态的原因，理解了苏联在国际上的处境和难处。当时苏联面临来自西方德国法西斯和东方日本帝国主义两个方面的威胁，特别是《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刚刚签订，德意日结成了反共同盟，苏联迫切需要同英美以及中国建立太平洋反法西斯阵线，希望中国联合抗日，以牵制日本。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的发言就表明了这种情况。他说：“苏联的舆论是应该解释的。苏联因为日本的造谣，只能这样做。同时苏联如表示同情，便可以使与南京对立。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损害的。然而我们是不是能采取这一立场呢?当然是不能的。然而我们这样做，与苏联实质还是一样的。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要着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6)张闻天的这段讲话很深刻，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排除了人们的疑惑，也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后来凯丰在1936年12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就说：《真理报》所说的，对我们慎重考虑问题是有帮助的，使我们着重地顾及到整个的利益，同时也不放弃局部的利益。(17)
12月16日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指示电到20日中共中央才译出。对这份电报的反应，可从21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回电中看出，回电说：“来电20日收到， 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这表明，中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并已经采取了与共产国际基本一致的方针。实际上，中共领导人在了解到共产国际16日电内容之前，已于19日再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周恩来于17日抵达西安后向中央作出的情况通报和几天来的事态发展，讨论了事变的发展前途、中共进行和平调解的方针和对事变应采取的基本立场。会议最后决定放弃“审蒋”、“除蒋”主张，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其内容集中反映在会议通过的两个文件中，即《中华苏维埃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和《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值得注意的是，《通电》中中共中央首次以第三者即调解者身份出现，提议由南京立即召开和平会议来解决冲突，不再提在西安成立政府，而肯定了争取南京正统的做法。对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提出了前提条件，即“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承认对蒋生命安全的任何威胁都只能造成严重的内战前途。《指示》中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冲突，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从这两个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已经采取争取南京正统、团结全国、一致抗日的政策。
了解到共产国际16日电内容后，中共中央于21日给在西安的周恩来发去电报，根据形势发展提出了“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六项条件，其中就含有共产国际提出的四项条件。同日，毛泽东在发给潘汉年的电报中，向陈立夫提出了五项合作抗日要求，其中也含有共产国际的四项条件，并且明确提出了“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抗日”。(18)这就表明，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共产国际的意见，已经转到联蒋抗日的策略上来了。
从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和苏联表态的上述反应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如何对待西安事变问题上，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和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最终还是采取了一致的立场：“有条件释蒋”，和平解决冲突。
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对中共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影响
应该说，西安事变一发生，共产国际和苏联就主张和平解决冲突，而中共中央也是一样。但是双方所说的和平解决的含义不尽相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先是主张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后是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而中共中央所说的和平解决是不使用武力，停止一切内战，通过召开救国会议或和平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冲突，一开始并没有把蒋介石作为和平解决的对象。后来随着“拥蒋潮流”的出现和南京讨伐军向西安的逼近，为防止爆发内战，中共几次调整了对蒋策略，有一个从“审蒋”、“罢蒋”、“保蒋安全”，最后到“有条件释蒋”的变化过程。而“有条件释蒋”策略的明确提出，是在20日收到共产国际重发的16日电之后，于是有的学者认为，中共中央在收到16日电后，立即改变了对蒋介石的策略，似乎共产国际的16日电对中共调整对蒋策略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种看法是否符合实际呢?我们可以考察一下20日前后中共中央的活动情况，看看中共中央对蒋策略的变化经过。
周恩来于17日抵达西安后，在当天晚上就给中央发去电报，报告了南京讨伐军“入潼关，围华县，逼渭南”的严峻军事形势，并提出“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19)可见当时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已成为“和”和“战”的焦点。为稳住南京政府，防止爆发内战，中央遂于18日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央，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同时提出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联军等五项要求，指出国民党果能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20)这表明，中共中央对蒋策略已有变化,不再提“审蒋”、“罢蒋”，开始考虑“有条件释蒋”了。
当18日周恩来报告中央说，“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还说，“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也转取缓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21)中央遂于19日致电潘汉年，让他“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22)这表明，中央根据内战危机的加剧和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已正式向南京提出和平解决的要求。
20日宋子文到达西安，周恩来在会见与宋同来的原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时，请他转告宋子文：这次事变中共未曾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这是中共团结抗日方针的继续，望宋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出贡献。并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23)
这些话表明，中共中央为了“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已经采取“联蒋抗日”策略。
21日毛泽东在致潘汉年电中，指出“目前最大危险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让潘立即向陈立夫提出五项合作抗日要求，并表示在有条件保证情况下，“劝告西安恢复蒋先生之自由”。(24)
同日，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也指出，“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中央的策略是“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正是面临严重的内战危机，争取中派(蒋介石属中派)成了防止发生内战的焦点，中央才让周恩来与张、杨商量采取八项措施，其中第一项就是：“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之自由”。(25)
这些电报和谈话都说明，中共中央在20日收到共产国际的16日电之前就已开始向“有条件释蒋”策略转变，20日之后表示愿意“有条件释蒋”则是此前策略转变的继续，而且作出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内战危机的加剧，因此说中共在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电后立即改变了对蒋介石的策略，似乎共产国际来电起了决定作用，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更何况中共中央在21日回电中说“我们也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表明中共对蒋策略与共产国际基本上是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16电对中共改变对蒋策略没有任何影响。中共中央了解16日电内容后，结合中国实际，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和“联蒋抗日”的具体条件。由于与共产国际意见的一致，中共中央感到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更增强了和平解决冲突的决心和信心。周恩来在得知国际来电后，从西安给保安发电报说：“来此四日，中心抓紧在反对和推延内战，要求改组宁府，巩固三方联合，加紧战争准备。对取断然手段，故觉不利，今得国际电当更照此方针做去。”后面这句话就表明了这一点。
有学者认为，中共中央是在20日收到和译出共产国际16日电报的，所以它在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因为在20日以前，已有张国焘所说的“莫斯科的回电”，不管这份电报是通过什么途径收到的，也不管它是共产国际发来的电报，还是如有学者所说，是莫斯科发出的电讯稿，(26)但它反映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再者，苏联《真理报》的社论，尽管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动机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但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借机发动新的侵略战争，认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统一中国，集中分散的力量，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外来侵略，这还是对的。这也反映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基本立场。另外，潘汉年于17日已将《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内容电告中共中央，而且在19日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还发表了对两报社论的看法。这些都说明，中共中央在19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是了解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基本态度的，它在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时，不可能不考虑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从会议拟定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央第一次在肯定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事变的消极影响，说事变“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主要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并“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这一点就表明，中共中央是接受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关于西安事变负面影响的看法。因此，不能说在没有收到共产国际16日电情况下，中共中央所确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与共产国际16电的基本一致并不是偶然的。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无论从组织关系角度，还是从对中国革命活动的指导角度来说，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对于中共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不能不设法了解和认真考虑它们的意见。但由于看问题的角度和对实际情况了解程度的不同，开始时双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中共中央对它们的意见采取了分析的态度，符合中国实际的就接受，不符合的则通过情况通报作出解释，而共产国际认真地研究了中共的每次通报，以“建议”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不强加于人。应该说，在处理事变过程中，双方的看法互有影响，随着对实际情况了解的深入，都改变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看法，最终采取了完全一致的立场，使这次事变得到了各个方面都比较满意的解决。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① 这个计划的内容是：1.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成三人委员会，以叶剑英为参谋长主持工作。2.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准备半个月内召开会议，3．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晋绥军四支军队为主，争取陈诚领导的蒋系军队加入其中，抵抗日本之可能的进攻。4.以林森、孙科、冯玉祥、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等暂时主持南京政府，防止和抵抗亲日派勾结日本进攻上海与南京，准备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5.争取蒋介石全部军队。
② 这些电报现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74，卷宗280。
③ 见郭绍棠：《一位中国革命者的历史回忆录》，莫斯科1990年俄文版第289—290页。
④ 见郭绍棠：《一位中国革命者的历史回忆录》，莫斯科1990年俄文版第290页。
⑤ 指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所说，“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特别是在西南集团失败后，张学良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公然背叛我们”。见拙译《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载《中共党史研究》杂志1988年第3期。
⑥ 指《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8月25日。
⑦ 指《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1993年版第399—406页。
⑧ 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495，目录74，卷宗294，第6页。
⑨ 见《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⑩ 见《文献和研究》杂志1988年第6期第48页。
(11) 见《文献和研究》杂志1988年第6期第49页。
(12) 见《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1页。
(13) 见郭绍棠：《一位中国革命者的历史回忆录》，第289—290页。
(14) 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333页。
(15) 见张培森、程中原、曾彦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载《党的文献》杂志1988年第3期第7—8页。
(16) 见《党的文献》杂志1988年第3期第3页。
(17) 见李义彬：《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18) 见《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169页。
(19) 见《文献和研究》，杂志1986年第6期第28—29页。
(20) 见《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160页。
(21) 见《文献和研究》杂志1986年第6期第29页。
(22) 见《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页。
(23) 见《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
(24) 见《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167页。
(25) 见《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
(26) 见《中国现代史论文摘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5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