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舆论对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影响
成秀娟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由于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在西安临潼华清池软禁蒋介石，并扣押蒋系军政要员10余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天，中国共产党就得到了事变发生的消息。12月19日，中共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一、中共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主要反应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发生，当日近午，毛泽东收到了张学良将军发来的急电，简要阐述了事变的发生，并希望中共马上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①这样，事变的消息传到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临时首都保安小镇。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当时的情景有如此描述：“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论温和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周恩来表示：这件事不能由我们作主，主要看张学良、杨虎城的态度。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泽东表示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②正在制定作战方案的刘伯承将手中钢笔一扔，兴奋地大喊一声：“天公开眼，蒋介石也有这一天!”③
193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泽东首先发言，认为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主张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争的中心。提出在人民面前揭露蒋的罪恶，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④与会者有9人发言，其中讲的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说：“在西安事变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⑤李德(奥托·布劳恩的中文名字)在《中国纪事》中回忆道：“会上大部分同志主张‘审蒋’、‘除蒋’，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清算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蒋介石，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一切内战，联合全民族抗日，反对日本及其在全民族中的帮凶。”⑥
1936年12月15日，毛泽东等15名红军将领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要南京当局“自别于蒋氏，自别于亲日派，希望他们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⑦这一宣言体现了中共所持观点的部分内容，不难看出，此时“审蒋”的呼声还是很高的。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事变的激烈反应是很自然的，尽管也有同志的态度比较冷静，但仍无法掩盖大部分同志的呼声。对被蒋介石“追剿”了近十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个消息确实是太激动人心了。多少革命战士丧命于蒋介石的屠刀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侵入，蒋介石依然毫不犹豫地捧着他的法宝“攘外必先安内”，不只共产党不满，国民党内的一些爱国将领甚至全国人民都对此政策愤怒至极。‘如今，“罪魁祸首”落网当是大快人心事。当然，中国共产党对待蒋介石的方针并非完全感情用事。蒋介石不实行抗日政策，而且不断打内战，中共认为，这种不利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因素最好消除。这样就可以联合南京政府，动员全民抗日。而且，中国共产党认为全国人民会广泛地支持张、杨的义举，赞成西安事变，迅速团结在抗日大旗之下。因此，设想了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的方案。
二、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的主要舆论导向
南京政府获悉“领袖蒙难”，顿时乱做一团。1936乍12月13日，《中央日报》刊发了国民党中央当局的决定，谴责张、杨违法荡纪。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夜以继日地开会，商讨对策，发生了激烈的和、战之争。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极力主张以武力讨伐张、杨。事变当晚，何应饮已开始着手调集军队，准备讨伐西安张、杨。12月16日，南京政府正式下达讨伐令，中央军分东西两路向西安大举进逼，并于16日在渭南、华县等地与西安方面军队形成对峙，且一度发生激烈冲突。国内时局大有内战一触即发之势。孔祥熙、宋美龄和宋子文力主和平解决，反对讨伐，并在西安和南京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12月14日，宋美龄派原张学良顾问、现蒋介石的私人顾问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赴西安探听虚实。经过了解情况，17日，张学良同意由蒋鼎文持蒋介石暂停冲突的手令返宁。至此，南京政府中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舆论及力量开始高涨。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张、杨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没有伤害蒋介石的意思。在事变当天，张、杨除发表了八项爱国主张外，还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等，说明发动事变的目的，处处表露出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事变发生后的几天，国内局势危急。张学良深感不仅有违停止内战的初衷，而且可能爆发新的内战，亟待事变和平解决。12月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时，蒋鼎文已经张学良同意持蒋介石手令返回南京。南京政府内的主和派力争和平解决，这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是一致的。端纳到西安和蒋鼎文回南京，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了动向。
国民党众多的地方实力派中也有很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冯玉祥从一开始就是主和派，一直与主战派周旋。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于12月17日联名通电全国，公开鲜明地提出了他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李济深还在给南京政府的通电中指出：“汉卿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屡陈不纳，迫以兵谏，绝不宜以叛逆目之”，主张“集中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⑧
全国民众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呼声也很高。据统计，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三天之内，仅山西、湖南、贵州、四川、广西五省的民众团体和救亡组织，发往西安的电报，就有1000余件。各团体、各高校、各报刊等，或发通电，或致函张、杨，或发表社评，阐明自己的态度和主张。他们的主张是：一、反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二、肯定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要求释放蒋介石；三、坚决反对一切可能发生的内战，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团、全国华侨抗日救国协会代表团等18个救亡团体，在事变当天就发出通电，拥护张、杨主张。12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要求停止一切现存的内战，反对一切可能的新内战!”并庄严提出：“我们要求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⑨地处西北边陲和抗日前哨阵地的各个救亡团体，深受蒋介石“不抵抗”的反动政策之害，对日本侵略者的侮辱、蹂躏有切肤之痛，因而他们坚决拥护张、杨，肯定西安事变是一个伟大的民族革命行动。同时，也正是由于他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更强烈反对新的内战发生，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一些知名爱国人士也纷纷撰文或致函致电南京政府或张学良等，力主和平解决事变，释放蒋介石，以避免内战，一致抗日。12月13日，南京大学校长罗家伦致电张、杨，希望张、杨“速将蒋委员长护送出险，其余有所主张，悉听舆论取舍，如此则秦用孟明，晋赦林父，古今相例”。曾名列“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榜首之一的马相伯致电张学良，希望张勿行“楚人之杀子玉”事。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是张学良走“西北大联合”道路的引路人，当他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担心蒋介石如“发生不测，则中国纷乱局势无人可以收拾”，于是积极奔走，营救蒋介石。
从国内的舆论看，主导面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和领袖被扣的南京政府都有和平解决的意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社会各界人士、广大人民群众都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管他们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持支持还反对意见，都主张和平解决。他们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是一致的。他们也是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希望全民族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在内战焰火又将重演的危险时刻，他们不愿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痛心局面，强烈要求把枪口一致对外，保卫国家民族利益。于是，他们为拯救中华民族，呼号奔走，多灾多难的人们再也无法承受内战的痛苦。这就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更形成于是强大的社会基础。这对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是有很大影响的。首先，内战是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中共已经被迫与国民党进行了十年内战，他们更不愿让人民群众再受内战之苦；其次，中共一直主张全国人民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现在的局势把握好了，就能联合各界抗日；再次，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国内的舆论导向如此明显，中共一定会慎重考虑。
三、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外的主要舆论导向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在国外同样引起轩然大波，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极为重视，高度关注着事变的发展动态。
美、英等西方国家为了维护其在华权益，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华北。西安事变发生后，美、英为避免事态扩大，给日本侵吞中国以可乘之机，两国驻华使节秉承其政府的旨意迅速介入此事，力主和平解决。1936年12月15日，美驻华大使詹森会见国民党外交部长张群，声称奉本国政府的训令，表示对西安事变的极大关切，同时主张“中国局面和平”。⑩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社论：“中国在任何代价之下，均需要和平”。英国《泰晤士报》说得更明确：“内战将使南京削弱、分裂，而和平则可以强硬对日”，(11)还认为：“只要南京能够充分保持他的最高权力，他便不妨在政策上面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12)同时，美、英大使与宋氏姐妹和孔祥熙频繁接触，积极策划端纳以调停者的身份出面活动。因此，端纳的西安之行“表面上虽是出于宋美龄的央请，实际上却是本着英美旨意行事的”。(13)
日本《朝日新闻》报所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实在是可喜的现象”。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在日本驻华使馆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至13日清晨，会议还在进行。日本政府内阁连星期日(12月13日)都顾不得休息，接连举行会议，积极策划侵华新阴谋。12月14日，日本陆军省匆忙炮制了《西安事变对策纲要》，充分表明其企图“利用该兵变，以谋求对华政策之推进”。(14)日本借西安事变制造混乱，趁机灭亡中国的用心，世人共晓。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日本侵华阴谋的败露，南京国民政府统治集团内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主和派逐渐占据上风。
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事变持否定态度。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曾说到，12月13日晚收到了莫斯科的回电。王书君在《张学良世纪传奇》中说，12月14日，有一份通过上海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之手转来的莫斯科来电。两种说法电报内容基本一致。后王明回国才知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主要阐述了三点意见：西安事变是由张学良和日本人炮制的阴谋；蒋介石是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抗日的人选；共产党应力促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电文还警告，若中共不为释蒋而努力，苏共将不惜与中共断绝关系，以土匪相看。(15)中国共产党在得知这份电报时，十分惊讶，万思不得其解。不管中共收到斯大林电报是否属实，值得肯定的是中共获得了苏共对西安事变态度的消息，因为可以通过保安电台收到来自塔斯社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前苏联学者认为这也是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主要依据。1936年12月13日，即西安事变爆发的次日，苏联电台迅速播发《真理报》和《消息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中国发生事变》的社论，指责“张学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16)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发表社论，认为“自蒋氏长行政院以来，已逐渐集中力量，显示领导国家之准备与能力。张学良之发动，足以破坏中国御侮力量之团结。”(17)可见，苏联对中国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但是害怕中国发生新的内战，希望国共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意思很明确。
从上可以看出，英美担心日本独占中国，希望和平解决；日本企图以此挑起新的内战，乘机灭亡中国；苏联和共产国际不了解真相，但希望事变和平解决。这些国家的反应都对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有影响。首先，英美的主张主要通过南京政府中的亲英美派传播和执行，主要是宋氏姐妹和端纳的活动，他们已开始和张学良沟通，这自然会影响中共的政策制定，毕竟这才是事变关联的双方；其次，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中共不会让日本人得逞；再次，苏共的态度对中共的决策制定是很有份量的，虽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自主制定的(中共16日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因乱码无法译出要求重发，20日才收到)，但从事变一发生中共就发电征求苏共意见，因此决策的制定受苏共影响很大。
很明显，事态的发展并非如中共所分析的全国人民都支持张、杨，形成以西北为中心的抗日力量。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事变的态度也是中共始料未及的。国内外大部分的观点还是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尽管对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总之，国内外的反应并未如中共所预料的那么乐观。国内的舆论是主和，国外舆论则从正反两方面表明了“和为贵”。这个“和”就包括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致抗日。可以说，中共一开始就希望籍此事变能形成的不打内战、一致抗日的新局面的主张与国内外主和的舆论导向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只是针对个别问题的处理上有分歧。然而，这些情况极大地影响着中共对事变的分析与决策。
1936年12月17日下午，周恩来到达西安后，国内外舆论导向和政治倾向基本明朗化，周恩来通过与各方深入接触、调查，较广泛而全面地了解了各方动态，并立即将具体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共更全面地了解了当时的形势。中共中央于19日开会，重新分析西安事变，开始调整自己的政策，当日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对西安事变通电》，明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向党内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要求为实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努力。
从此，中共正式以调停人的角色，协调各方力量，促成和谈成功，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积极贡献，为达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族团结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1。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1。
③ 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④ 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⑤ 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⑥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3。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⑧ 王奎、吴增梁：《舆论导向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史料荟萃，2002(10)。
⑨ 王奎、吴增梁：《舆论导向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史料荟萃，2002(10)。
⑩ 《西安事变史话》，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11)《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
(12)《西安事变史话》，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13)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
(14)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
(15) 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16) 中国社科院现代史室：《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7) 中国社科院现代史室：《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