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统一”思想与西安事变——析《大公报》对于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
张坤 贾晓慧
近年来对西安事变的研究，越来越重视报纸等媒体舆论的作用，如《西安事变的新闻传播》、《评<东南日报>对西安事变的报道》、《西安事变中的媒体比较》等文章，对于舆论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做了言论和具体作用的分析。《大公报》由于其民营性质和主编张季鸾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及该报关于“西安事变”“的“社评”不管在量上质上，还是就影响力而言，都超出同时期的其它报纸，更为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目前以《<大公报>与西安事变》为题目的文章已经有三篇，一为王芝琛所著，①重点论述了张季鸾《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这篇社论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一为王鹏所著，②主要从蒋介石与张季鸾的特殊关系入手，论述了张季鸾和《大公报》对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特殊作用，认为张季鸾“在西安事变中的所为，既有拥戴蒋介石的成分，也有大敌当前、尽力避免内战的考虑”；再有沈洁一文，③结论认为《大公报》“始终不失独立、爱国的民营报纸的本色”。
我们认为，《大公报》之所以提出“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与和平解决的方针，不仅不能简单的说是该报的立场发生了问题，也就是说背离了“四不”方针，反而恰恰证明了是《大公报》坚持其自身立场的一贯主张发挥了作用，④这正像张季鸾先生在他的遗嘱中所说，“迨九一八事变后，更无时不以驱除暴敌，恢复我国族之独立自由为念；同时深信必须举国一致，拥护领袖，拥护政府，忠贞自励，艰苦奋斗，始能达此目的”，⑤这确实准确地表达了《大公报》的政治追求。“九一八”以来，《大公报》高举国家“统一”的旗帜，力图拯救国难，旗帜鲜明，自成体系，西安事变期间的言论，其发挥作用者以此，其遭人诟病者也由是。然而“统一”思想作为报纸舆论所持的基本观点，与其他学术观点等理论形态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需要不断地解释现实问题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发生变化。本文则试图将《大公报》在“西安事变”期间的言论作为《大公报》“统一”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的具体表现，揭示《大公报》对于西安事变主张背后的思想因素。
一、“九一八”至西安事变期间形成《大公报》的“统一”思想
1．“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举国一致之力量”以救国难
“统一”本办一近代国家的正常诉求，但在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情境下，“统一”被赋予了救亡的时代内涵。本文所述的“统一”思想，是《大公报》于“九一八事变”后正式提出。“九一八”刚发生，《大公报》就提出“中国夙无国防布置”，难以抗击外来侵略，因此，“抵拒强权，须有远计”。⑥要解决对日问题，主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外交上的努力，这是《大公报》提出“统一”思想的现实基础。
就“统一”的内涵而言主要包含三重含义：
1．主要不是领土的统一，是国民“共助政府”、“举国一致”，全国上下形成一致的力量。《大公报》认为要“屈壤以相安”，⑦保存和发展中国的力量，“亦非有举国一致之力量，不足以保持今后之壁垒”。⑧这是从长远来看的，而要应付日军侵略这一紧迫的现实问题，此时“惟一善后方法，必须速停军事行动，恢复地方原状，一切问题由两国政府以外交谈判解决”。⑨在这样的解决方案之下，《大公报》的舆论要求一是“执政之国民党本身，宜迅速统一，”⑩务须共助政府，镇静应付；二是“国民统一”，开放党禁，邀集一切有爱国心而无暴乱破坏行为者，共同合作。“九一八”事变发生，正是唤起四万万人真正强烈之民族意识、国家观念的时机，只有举国一致，以当大难，统一也就成了救亡的前提。虽然“统一不必即能雪国耻，纾国难，而不统一更无以雪国耻，纾国难”。(11)
2．统一不单是中国内部的问题，也有外交的意义，是关系到中国在世界上生存的问题。因为中国的不统一，连年的内战，“自九一八以来，日本最得意之宣传，为诋毁中国非组织的国家，甚至直谓其非国家。”(12)《大公报》批驳说：“这绝非之事实，民国以来，中央政府的政令，以今日为最普及而有效。国民党执政，未能实现中山先生廉洁有能政府的遗教，负国民，负自己之点甚多，对外无确切之经论，对内缺乏有效的改革，国民失望，理所宜然。”中国国民不满政府现状，“与夫政治现状需要改革，固矣。然日本所谓非组织非统一的国家，则绝非事实。”(13)但国难的演进证明，“维持国家之地位，民族之自由，较‘一切主义’理论俱为重要。”一言以蔽之，统一就是“不得不团结努力以求生存”。“中国国民尚欲在此后之世界生存，则势不得不集举国一致之力，为国家民族争回一寻常人格!”(14)
3．只有统一，才能“持久奋斗以破敌”。(15)当“时贤论者，皆谓应诉诸一战”时，《大公报》则提出“国难是长期的。”对日本的问题是“持久的斗争，将经历长期的痛苦。亟宜共研求国家政治外交之总针路。”(16)所以“对日须为整个的行动”，不管是军事解决还是外交解决，都必须“合全国之力，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方能收最后之功”。更具体地说，“对日须为整个的行动，张弛进退之间，须在一定之计划下，以全国一致之力行之”，即“在一定之计划后，以全国一致之力行之，勿枝枝节节零零碎碎以为争!”(17)当淞沪战事发生后，《大公报》更坚持长期抗战的这一说法，淞沪之战，是日本“以最新式之科学战法，摧坚陷阵，我则以原始的血肉之躯，先天的爱国之念，奋掷肉弹以御之。”要经得起长期与日作战，“中国今日所缺者不在壮丁而在军器，战事延长，所虑者不在士兵用命，而在交通梗阻，粮食匮乏。”战胜20世纪现代化强国的日本，《大公报》连发社评，反复强调国民要有长期抗战的决心，“宜为破釜沉舟之布置”。(18)
总之，要救国图存，最重要的是“巩固中枢，集中力量”，(19)这就是“统一”的真正内涵。
关于“统一”的方式，《大公报》反复强调两点：一是不论国共两党之争，还是国民党党内之争，都要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统一的实现不是武力实现，而中国任何的政治军事力量，面临的一切政治问题，“必须以合理的平和的公开的方法解决之”。(20)通过谈判和协商而使过去的“恩怨皆消，冤亲同尽”，而不是以武力的方式，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泯除意见，共救国难”；(21)二是国民政府必须对自身实行全面的革新。《大公报》认为共产党的存在是有群众基础的，解决“安内”的问题不是一味“剿共”，而是改变国民党的政治不良。其社评说：“夫共产运动，乃时代之反映，实世界的潮流，独在中国，诉诸武力，形成内战，此由政治不良，经济落后，兵匪纵横之环境，有以致之，非必然之手段也。”(22)《大公报》提出“剿匪要义”，是“铲除造匪之环境”。“是与其言剿匪，尚不如言讨贪污，此治本之策也。”(23)
1933年10月发生的福建事变，在《大公报》看来，造成了国家分裂，政治不统一，“在国势占危之今日，凡欲利用一部军队，以内战之手段，成割据之形势，以希望达到一种改造国家之目的者，绝非成功之出路是也”。(24)军队政变可能是因为对政府政策不满，即使如此，也不能以分裂割据的形式、以武力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现政府终不能负责，则必须改造之，然其前提要必须不以利用一部分军队诉诸内战为手段。”(25)《大公报》连续发表一系列社评，如《政局之忠告》(1933年11月3日)、《如何避免时代的悲剧》(1933年11月11日)、《收拾闽变与打开时局》(1933年11月30日)、《吾人对于政治上之信念》(1933年12月10日)、《反对割裂国家》(1933年12月15日)等，维护政治的统一，认为实行分裂割据不得民心，又坚定了在中央政府领导下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的立场。
2．统一为建设，“由自卫自保从即于复兴之途”
1934年《大公报》发表了《迎年之辞》的社评，社评对统一和建设都表示了乐观的态度，认为“其必以今年终止分裂自残之愚举，其一致团结，改造大政，在朝在野，左倾右倾，俱激发天良，共集于民族团结之大纛之下!”(26)统一完成之后，便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搞建设，对于统一之后的建设，社评也表示了乐观的态度，“产业是人力造成，财富由工作取得，拥此富源人力，而沦于破产，诚世界奇谈，非常理所许。一言蔽之，不努力而已，诚团结奋斗，一年二年即可足食，五年十年即可足兵”。(27)
福建事变之后，《大公报》认为中国“大局已定，政府已巩固”，这时的国民政府假如善尽职责，可成为民国以来最有力的政府。”今后除外患之外，已不至因内乱而有土崩瓦解之虞”，(28)因此在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之后，《大公报》的社评提出“中国今后原则上应以致力生产建设为惟一目标”，今后国家的工作就是“加紧地节约，加紧地建设”。(29)之后，《大公报》连续发表了催促进行经济建设的文章，指出今后应该“屏空论，办实事，期于国际危难高潮之中，由自卫自保以即于复兴之途”。(30)今后要以国家力量大力提倡基础工业，建立国家工业的基础。3月11日，《大公报》发表了蒋廷黻的《建设的前途不可堵塞了》一文，指出“我们的出路，在对内对外两方面，均不能不求之于建设”。《大公报》的这种呼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意见，如何廉认为“中国只要不再内战招侮，各方面谋求最低限度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安定，那么经济还是有向上发展的希望”。(31)4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剿共会议，4月2日《大公报》再次发表社评《经济建设时机不可再失》，与蒋介石的作法唱反调。社评说现在是民国以来仅有的极少的好时机，一是西南稳定，二是国际形势表现趋于缓和，三是剿共的军事行动也有进步，“五六年来耗费全国兵力财力之巨大工作亦可望告一段落。”中国政府应“认为此种局面已系天予现在中国最后之恩惠，亟应奋发兴起，不可再行错过者也。”(32)
这种建设当然是在《大公报》判断统一已经基本完成、政府已经巩固的前提下实现的，《大公报》的舆论从实现统一转为巩固统一以进行建设。《大公报》认为“今后中国之改造，无论如何须以统一的国家行之，凡以分裂与割据为前提之方略政策，皆与国家民族利益有碍”。(33)而对于日本等问题，《大公报》则提出欲应付解决这些问题，“首须统一与团结，……分裂则召亡”，(34)因此“欲免侵略，首须固统一”，更明确地举起了“统一与团结”的大旗。而在目前就应该“在不挑动冲突不结交外援之前提下，守最小限度之立场，为最后自卫之准备”，(35)这种准备指的就是抓紧进行国家建设。
《大公报》一直期望国民借“九一八”后的国难，把潜在的民族意识，热烈的爱国牺牲精神焕发出来，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转折时机。在该报的舆论宣传中非常强调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倡导维护国家内部的统一，而且是在现政权统治下的统一与稳固。虽然历史的发展并不如《大公报》所想的那样乐观，但他们一直坚持这种立场。1935年的“华北自治运动”期间，《大公报》就以这一贯的立场写了社评《勿自促国家之分裂》，指出“欲图苟全苟安，亦必须在统一的规模之中得之”，一旦分裂，则北方“实际成为无主权非国家之一种组织，完全无自主之力，而对内则对全国国民须负分裂国家之责任”。如果造成分裂，则需要当事者“以己身负责行之，不可诿为民意之要求”。即认为如果分裂则宋哲元须负全责，谁搞分裂，谁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1936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国民自救救国之要道》的演讲，要求在当年广泛地进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国民政府于6月3日成立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该项工作。《大公报》认为这是国民政府会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国民经济建设上，该报俨然以经济建设的设计者自居，为发展经济出谋划策。恰在此时发生了“两广兵变”，对于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的出现，《大公报》认为极有可能引发新的内战，不利于建设的顺利开展。因此，它发表了一系列社评，中心思想就是“中国今日之统一局面，乃以无量牺牲之代价换来，故惟有群众拥护此局面，而督促其进步革新，断不容野者之勾煽破坏，再使统一返于混乱。”(36)就是说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两广事变的起因，无论什么招牌都不能减轻掀动内战的责任，都不能赎破裂国家危害民族生存的大罪恶。“抗敌救国的第一个条件是要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下造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37)要求地方势力“勿以爱国之动机更增加国家之不利”。(38)即是说，不管你是爱国者还是阴谋家，只要是将国家置于分裂的境地，就不到舆论的支持。两广兵变的和平解决，其意义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统一障碍之消除”，(39)国家至此已经完成了统一，中国进入“统一建国之时”。(40)
二、西安事变期间《大公报》
立于“统一”思想基础上的政治主张
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建设局面，《大公报》用国家第一，反对国民党内的任何反对派。同样，对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大公报》也是持指责的态度。因为此时日本正嗾使伪军进犯绥远，傅作义部进行剿匪守土的抗战。全国人民下定决心，坚决抗战，“不论国力如何及一切条件如何，总之不堪再蹈五年以来之覆辙坐看国土再被削侵”。这是一次中国人民坚决抗日的表现，是“一二九”运动后的又一次抗日热潮。《大公报》发动全国人民为绥远军士捐御寒款，绥远抗日伪作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这时发生了西安事变，《大公报》认为是错在张杨，“夫主其事者既称要求停止一切内战，而其方法则为羁禁政府领袖，此当然可预期政府最后不得已将动戡乱之师。……则不但西安又成战地，于皆将蒙兵橥燹之祸，是则西班牙之况味，陕西省将首尝之。”(41)
西安事变刚发生，张季鸾跟同仁谈话时说：“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张学良、杨虎城昨晚发动兵谏，要蒋先生答应与共产党联合一致抗日，我是准备庄严地说几句话，千万勿破坏团结，遗人以口实，让敌人乘虚大举入侵，各个击破。”。(42)由这句话我们可以得知两点：第一，张季鸾对张杨的政治主张了然于胸，他清楚地抓住了张杨主要的政治主张：联共抗日；第二，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张杨的政治主张对于张季鸾有何影响，在整个西安事变期间，《大公报》没有刊登或介绍过张杨的政治主张，可见在张季鸾的心目中，西安事变的发生，张杨的政治主张最起码不是最重要的。针对西安事变，张季鸾的第一反应还是“千万勿破坏团结”，第一篇社评《西安事变之善后》，显示了张季鸾对这一思想的坚持、自信与成竹在胸。在社评的结尾，张季鸾简单归纳自己的主张为三点：(一)须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宽容不咎之前提条件；(二)非万不得已最后之时，勿用戡乱手段，所有调解斡旋之力宜用无不尽；(三)各省各界宜一致镇定团结，维持大局，同时宜考求消弭内忧之方法。这三点主张，正是《大公报》一贯主张的延续，既要维持统一的局面，又要求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事变，非万不得已不能以武力解决。如果说这次的主张与以往不同的话，那就是这次事变是羁押了国家的最高“领袖”，张季鸾说“夫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而中国今日统一之底定及领袖之养成，岂易事哉?”如果破坏了好不容易得来的统一局面，那这个国家将是自取灭亡，因此只要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则“劝政府必须宽大处理，一概不咎”。社评认为张杨的主张和行动是矛盾的，“既称要求停止一切内战，而其方法则为羁禁政府领袖”，最后必然造成内战。社评最后指出：“勿令人人呼号救国而结果竟糜烂以自亡”。(43)
《大公报》对西安事变的基本立场和政治主张，在第一篇的社评中已经表达清楚，之后的其他社评，也没有丝毫的改变。在《再论西安事变》一文中，作者劝告西安当事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国家大局，将又陷于坐受宰割之境地，彼时救国之方法与力量又安在乎?”这是提出了坚持和平统一的又一理由，即勿给敌人可乘之机，也勿令自身力量无端得到损害。在这篇社评中，又明确指出了“非至最后无途径时，勿应避免战争，尤请求勿用轰炸”，坚持用和平的途径加以解决。即使在讨伐令下达之后，《大公报》的舆论仍在向张杨做和平解决的呼吁，指出“此时尚余有一路，其路无他，即迅速向蒋委员长陈谢，即日送其离开西安，惟此路可以保部下，可以对陕民，惟此路可以为自己留赎咎之余地”，(44)只有张学良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才可以和平解决，《大公报》仍在用舆论做最后的努力。
《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这篇被认为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影响最大的社评，在政治主张的表述上并没有离开或超出以上的内容，与《大公报》其他社评比较而言，这篇社评的所长惟在文笔，是笔锋带有感情，处在东北军的立场上读这篇社评，确也能使人内心大恸，从而认同于《大公报》的主张。《大公报》写这封信不是站在某一个政党或某一个阶级的立场，“我们是靠卖报吃饭的，谁看报也是一元法币一个月，所以我们是无私心，我们只是爱中国，爱中国人，只是悲忧目前的危机。”言词极为恳切。这种恳切不是为讨好国民政府，而是惧怕刚刚到来的“全国统一，人心团结”的局面将付之东流。(45)因为《大公报》一直希望政府尽最大力量使外交上和平，在国内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粤局解决之意义，为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统一障碍之消除，此诚千载一时，政府与国民俱应珍重此时机。”(46)这一时机刚刚到来，日本又在绥远策动伪军进犯。它认为从国家利益出发“任何政治主张，不容以破坏国家大局之手段行之，况绥远剿匪正在吃紧，国防安危系于统帅”。(47)所以它的态度也与接近官方报纸的态度不同，那些报纸是一片讨伐声，而它主张西安事变同处理两广事变一样和平解决。然而这篇社评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多大的作用却是不可以量化计算的，张学良等读了这篇社评的心理反应，也已经是不可复现的历史场景。最能证明这篇社评影响力的，大概也就是我们想象的几十万张报纸从西安上空飘落的罕见历史景象了。
在之后的社评中，《大公报》用几乎是最简洁的语言表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也让我们对《大公报》的政治主张有更直观的把握。如“我们只要统一完整独立自由，此外毫无野心，无阴谋。凡破坏我统一完整独立自由者，必须反对”。(48)这样的表述让人一下子就对《大公报》的政治主张有很明确的了解，因此对于一种作用于舆论的政治主张，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强化过程。胡适的星期论文，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胡适说“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齐整的步伐，充实的力量”，(49)更是准确地表述了《大公报》的政治理念，是《大公报》借胡适的笔来强化宣传自己的主张。
在接下来的社评中，《大公报》明确标榜“和平统一”，在《国家进步之表现》中明确说到“吾人素奉和平统一之信念，不忍同胞流血，其祈祷逢凶化吉之热诚至今依然，”(50)反映了《大公报》一贯的政治立场。在《中国不做西班牙》的社评中将和平统一作为“救国之基础”，也是现在所要达到的目的，“吾人本其拥护和平统一之信念，祈祷此次事变之后，更共同致力于克服中国内在的种种矛盾，在反赤化，在反分裂之大原则下，求达到确实和平统一之目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貌似是《大公报》的功劳和成就，“统一”思想也更为《大公报》的编者所认同和坚持，并且作为历史事件的西安事变结束了，但《大公报》的“统一”思想仍在发展。西安事变使《大公报》编辑者认识到，国家的和平统一已经确实完成。在这样的形势判断基础之上，经过西安事变检验和强化了的“统一”思想，更与和平密不可分的连在了一起，“和平统一是不可分的一个名词，和平的解释就是“和”与“平”，中国军事政治的统一本来已成功了，但是尚需要检讨，有没有不和与不平”。(51)这样，和与平也就成了检验统一是否稳固的一个衡量标准。
1937年1月1日《大公报》的《祝岁之辞》，言辞间还洋溢着对蒋委员长回京的喜气，更洋溢着对于统一前途的乐观与信心。《大公报》认为，此时“中国建国之基础已定，全民族将立于一条线上，不容阵线之分立”，“自今而往，始入于真正建国之时期”。(52)在这篇文章中，编者再次阐述了“和平统一”的主张，“吾人自国难以来日祈祷中国和平统一之成功，深信惟有全中国民族共同奋斗，不起内讧，为救国建国之最大前提，今者大势略定矣，惟望最少数持异见者，自今以往务必从民意，勿复自陷于歧途”。1月28日，在“一二八”运动5周年的社评中，《大公报》阐述了这五年来的最后结论，即“国家之和平统一为自卫之绝对前提，同时为最大最有效之力量。统一云者，非只政治形态的问题，必须全国一条心，走一条路，共感一个利害，共有一个认识。此多关于智识问题，然尤要在完成国内和与平之状态。即如吾人月前所云，须无不和不平，方为和平，必和与平焉始能统一。……尤要在集中一切智识权威，先求得最大多数精神的一致”。(53)《大公报》的“统一”思想，不管在理论形态上还是在实践上，至此也达到了它的顶峰。
三、《大公报》“统一”思想的评价
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这两大主题是我们不变的追求，而在“九一八”事变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二者又无时不处于深刻的矛盾之中，关系错综复杂，很难说清。一方面，没有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我们现代化的任务不能完成，另一方面，只有现代化和工业化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们才能更有力量来维护民族独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现代化这两者是先后关系，相对还比较清楚，而《大公报》的“统一”思想则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矛盾。当民族危机严重时，统一就作为维护民族独立的政治主张，而在民族矛盾相对缓和的时候，统一就作为了实行建设的一个前提。对于统一的目的，什么时候提倡什么，则是根据对现实形势和矛盾的正确判断。
评价《大公报》的统一思想，首先应该看到它有维护民族独立要求救亡的内涵，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统一的最终目的是免除外来侵略，是救亡，是图存，“故欲免侵略，首须巩固统一”。(54)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大公报》的编辑们乐观地面对形势，认为“安内既是攘外”，(55)国家和平统一，增强了力量，“诚能如是，至少能促成日本军方暂时放弃蚕食之政策”。这里面当然也包含了消极的内容，是保守的反侵略，从《大公报》的言论里，并没有通过统一增强国力然后收回东北这样的内容，最起码从它表现的舆论上是这样，它希望的仅仅是通过统一建设国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而使外国势力不敢侵略蚕食中国。虽然《大公报》也于国难后不久提出过“今对日问题，收回东三省之问题也”，但这一点以后自也没有得到阐发。我们可以想见，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即使统一实现，国力增强，设若没有武力解决的决心，必将置东北问题的解决于遥遥无期。另一方面，统一还包含有一个更积极的内容，那就是统一是要团结中国人的力量解决中国的事。国难发生，《大公报》就提出“中国不应依赖国际之力量，应于自身求解决”，(56)拯救国难是中国人的责任，因此“设中国不自卫而望他人之干涉，此中国之弃责任，故中国须以已力抵抗，不可望外援”，(57)国家与社会之进步，“必须以自力步步经营而得之”。(58)此外，中国实现统一，国家的力量置于统一领导之下，坚持独立的外交，有利于避免被卷入世界大战。“中国在此努力建国时期，与任何国家不发生特别政治关系，不参加国际问题纵横捭阖之阴谋，不企图与任何国家作军事合作之协商。质言之，不与任何国家共私的利害。”(59)当然，认为不与其他国家共私的利害就可以免受战争之苦，在近代的世界体系中，仅仅是一个空想。
评价《大公报》的统一思想，还必须看到它有实现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这也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政治上的，《大公报》不是简单的要求地方绝对服从中央，同时也提出了对中央政府进行改造的具体要求。《大公报》认为要巩固中枢集中力量，首先就要“开放党禁’’，(60）打破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局面。人民拥护统一，只是因为“外患逼迫使然，非政府施政之信用得之”，(61)而统一的实现加重了中央政府的责任，政府必须尊重一切反对言论，也必须尊重一切人民权利。统一本身的基础是国民“一致的守卫祖国之热情”，(62)而统一的实现则是“复兴的基础”，统一已经实现，全国上下都要加倍维护这一局面，“集中全国人力物力智力，静待政府之最后命令”。(63)再就是经济上，统一是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个前提，因此《大公报》的统一思想也包含了在经济上实现现代化的要求。
诚然，按照《大公报》的逻辑，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是最紧迫的任务，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九一八”事变后，所有对现实政治的思考，都不得不把日本的侵略作为思考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大公报》并不是没有抗日的勇气，如果说在“九一八”事变后它对于事情如何善后持观望态度的话，那么在“一二八”事变之后，《大公报》就转而认为此时的中国“已被迫置于无可选择政策之地位，……故惟有死里求生”。(64)也就是说，如果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继续不断的蚕食侵略中国，那也就不存在先谋求统一然后搞建设增国力这样的思路，而是团结一致抗击侵略，直到“流尽民族最后一滴血”；然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暂时停止了蚕食中国，《大公报》就认为“此珍养摄生之时，非跳掷决斗之日也”。(65)《大公报》对日本的野心有很清楚的认识，知道日本最终是以吞并中国为目的，但对日本侵华形势的判断，一言以蔽之，走着看而已，“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一切走着看，日阀谋我愈凶，而我之自卫也亦愈亟”，(66)也就是说，中国对日的政策是根据日本侵华的形势而定的，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样，《大公报》一方面主张通过统一而实现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却又将自己的思想理论受制于日本侵华的形势，并且将挽救民族危机的力量放在中央政府上，反映了它本身并没有找到挽救中国的正确依靠力量。这种策略实际上是基于《大公报》对日本的具体策略没有明确认识，它自身也不避讳这一点，指出当时“无人能说明或判断日本军方尤其关东军，所可认为满意或认为中国已有诚意之中日关系是如何形态，具如何内容”。(67)而在“九一八”四周年的时候《大公报》判断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全貌是这样的：“第一，日本指导并守护下之东北现局，须中国承认”；“第二，则为华北，现时先假定五省。此华北区域，须精神上事实上皆成一特殊区域”；“第三，此外中国全境，消极的须一致的不反对此种情形”。(68)
针对西安事变这一突发的政治事件，《大公报》坚持要求统一的一贯主张，珍惜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本也无可厚非。1936年12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评价南京政府的政策时说，“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大公报》虽不主张讨伐张杨，但为了维护统一，同样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捉蒋问题上，张杨释放蒋介石才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前提。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大公报》对解决这个矛盾的态度是站在维护对外合法的国民政府一边，显然其在“统一”问题上的立场有片面性。在近代两大主题冲突之中，《大公报》幻想通过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平统一搞建设就达到“安内即是攘外”的目的，表明他在思想上并没有找到解决这两大主题的正确依靠力量，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方略，是不可能实现的。
作者单位：张 坤，天津大学社会科学系
贾晓慧，天津大学社会科学系
① 见《老照片(笫42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
② 王鹏：《(大公报)与西安事变》，《文史精华》，2002年第5期，第23页。
③ 沈洁：《(大公报)与“西安事变”》，《新闻大学(2005.夏)》，第31页。
④ “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对国民政府实施的政治提出种种要求，目的是推动国民政府进行现代化建设，但这同国民政府不具备领导国家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形成种种矛盾。该报又不能找到一个替代者。因此在舆论上，它一直拥护这个政府，维护这个政府；但又不断地抛出批评，指责这个政权存在的种种弊端。这一现象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以此为主线就能揭示《大公报》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详见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
⑤ 转引自王芝琛： 《一代报人张季鸾的逝世》，《纵横》2002年第11期，第58页。
⑥ 《大公报》社评：《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1931年9月20日。
⑦ 《大公报》社评：《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1931年9月20日。
⑧ 《大公报》社评：《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1931年9月20日。
⑨ 《大公报》社评：《日军占领沈附长春营口等处》，1931年9月20日。
⑩ 《大公报》社评：《转祸为福在共同努力》，1931年11月26日。
(11) 《大公报》社评：《望军政各方大觉悟》，1931年10月6日。
(12) 《大公报》社评：《中国政治之前途》,1932年4月2日。
(13) 《大公报》社评：《拥护民族利益为一切前提》，1932年12月28日。
(14) 《大公报》社评：《望军政各方大觉悟》，1931年10月6日。
(15) 《大公报》社评：《转祸为福在共同努力》，1931年11月26日。
(16) 《大公报》社评：《转祸为福在共同努力》，1931年11月26日。
(17) 《大公报》社评:《对日须整个的行动》， 1932年1月12日。
(18) 《大公报》社评：《如何为长期鏖战》，1932年2月27日。
(19) 《大公报》社评：《目前政治上之亟务》,1932年4月3日。
(20) 《大公报》社评:《目前政治上之亟务》，1932年4月3日。
(21) 《大公报》社评：《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1931年9月20日。
(22) 《大公报》社评:《进一步废止内战运动!》，1932年7月21日。
(23) 《大公报》社评：《剿匪要义》，1932年6月9日。
(24) 《大公报》社评：《闽变之又一教训》，1934年1月16日。
(25) 《大公报》社评:《闽变之又一教训》，1934年1月16日。
(26) 《大公报》社评：《迎年之辞》，1934年1月1日。
(27) 《大公报》社评：《迎年之辞》，1934年1月1日。
(28) 《大公报》社评：《生产建设之前途》，1934年1月22日。
(29) 《大公报》社评：《生产建设之前途》，1934年1月22日。
(30) 《大公报》社评:《目前时代谁与弱者讲理》，1934年1月30日。
(31) 何廉：《今日中国的几个重要经济问题》，《大公报》1934年6月12日。
(32) 《大公报》社评：《建设时机不可再失》，1934年4月2日。
(33) 《大公报》社评：《闽变之又一教训》，1934年1月16日。
(34) 《大公报》社评：《战备中之日本外交》，1934年1月25日。
(35) 《大公报》社评：《中日关系之现阶段》，1934年3月17日。
(36) 《大公报》社评：《时局与国民》，1936年6月12日。
(37) 《大公报》社评：《亲者所痛，仇者所快》，1936年6月12日。
(38) 《大公报》社评：《消释内忧之道》，1936年6月8日。
(39) 《大公报》社评：《救国根本在政治》，1936年7月28日。
(40) 《大公报》社评:《哀匪军》，1936年1月20日。
(41) 《大公报》社评：《西安事变之善后》，1936年12月14日。
(42) 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第124—125页。
(43) 《大公报》社评：《西安事变之善后》，1936年12月14日。
(44) 《大公报》社评：《再论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6日。
(45) 可看两广事变和平结束后，《大公报》发表的从没有过的充满喜悦心情的《国庆纪念辞》。
(46) 《大公报》社评：《救国根本在政治》，1936年7月28日。
(47) 《大公报》社评：《讨伐令下之后》，1936年12月17日。
(48) 《大公报》社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1936年12月19日。
(49) 胡适：《张学良的叛国》，《大公报》，1936年12月20日。
(50) 《大公报》社评：《国家进步之表现》，1936年12月21日。
(51) 《大公报》社评：《迎蒋委员长入京》，1936年12月27日。
(52) 《大公报》：《祝岁之辞》, 1937年1月1日。
(53) 《大公报》社评：《一二八五周年》，1937年1月28日。
(54) 《大公报》社评：《中日关系之现阶段》，1934年3月17日。
(55) 《大公报》社评：《今后的对日问题》，1937年2月26日。
(56) 《大公报》社评：《愿日本国民反省》，1931年9月26日。
(57) 《大公报》社评：《国联与各公约之运命》，1932年2月26日。
(58) 《大公报》社评：《警告政府国民反省》，1932年4月17日。
(59) 《大公报》社评：《中国最小限度之立场》，1934年4月21日。
(60) 《大公报》社评：《目前政治上之亟务》，1932年4月3日，
(61) 《大公报》社评：《粤局解决后之政府责任》，1936年7月22日。
(62) 《大公报》社评：《中国之前途》，1936年11月30日。
(63) 《大公报》社评：《民国二十五年国庆纪念之辞》，1936年10月10日。
(64) 《大公报》社评：《兴亡歧路生死关头》，1932年2月20日。
(65) 《大公报》社评：《自卫之策》，1932年6月26日。
(66) 《大公报》社评：《行政院对外宣言》，1932年6月18日。
(67) 《大公报》社评：《中日问题之趋势》，1935年5月3日。
(68) 《大公报》社评：《九一八四周年》，1935年9月18日。
(69)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27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