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图书论著>论文专辑>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

  


《申报》报道的西安事变

梁严冰


  《申报》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创办于上海,1949年5月在上海停刊,历时7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发行时间最长的一份报纸,也是晚清至民国时期社会影响最大、最受瞩目的报刊之一。《申报》记载了近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其触角触及社会各个角落,因而被称作“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宝库,不可多得的历史百科全书”。本文通过考察《申报》对于西安事变的跟踪报道,一方面试图重构西安事变的历史原貌,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对《申报》报道的西安事变的文本解读,为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动提供新的观察视野。
  一、《申报》对国际社会反响的报道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国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升级,妄图独霸中国和亚洲。日本的野心和举动对欧美各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英美等国对日本的态度逐渐强硬。同时英美等国也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借以同日本角逐并获取利益。在这种复杂背景下爆发的西安事变,自然成为牵动各国神经的大事。
  事变发生两天后,《申报》登载了东京专电:“西安叛变消息于昨晚深宵抵此,各方均表示震惊,不仅《晨报》均以头号大字刊载此来自沪京平等地之惊人消息,各报今日且多出号外至二次三次之多,新闻记者及关心中国事务之日本人民,咸趋此间中国大使馆探讯情况,继续不辍,今日(13日)虽值星期假日,海军省首脑部于今日午后集议,讨论将来之态度,同时外陆二省已分别集议,表示至热切注视,及欲明了因西安叛变所引起真实情势之热忱,一般观察,佥认为日本之重行策划其对华政策,全系于日前西安叛变之结果,但现时则维持等待观望态度云。”①另,《申报》在14日还转载路透社13日消息:“日本官方接西安事变消息后,颇为震惊,竟日开会讨论局势,倍见忙碌,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氏,本在某岛游历,接西安消息,当即赶回东京,与有田外相晤商历两小时之久,此后复由海陆军中外务三省高级人员,又自今晚六时起召集紧急会议,迄至发电时,会尚未散。”②19日,《申报》报道了日本各界召开座谈会的情况:“东京各报、各杂志及研究中国问题之各机关,于最近三日间,分别召集座谈会,讨论中国政治之趋势,足以表示彼等注意之程度,日本智识界中一部分相信,中国政治机构之组织,可谓已奠定国家之稳固基础,而民众对于建设现代国家之意识又极深刻,非偶发事件所能动摇,并信中国之纯粹的国家经济金融之组织已告完成,任何地方当局不能违反中央之统制而出于自由行动。彼等结论认为,目前事变虽多少妨碍中国之统一,并引起一时的政治金融情形之不安,但一俟变乱敉平,即可立即恢复,故彼等提议,日本应利用目前良机,对中国表示明白的善意,以改善中日情感,而谋根本调整两国将来之关系云。另一部分则信,中国现已无疑的回复以前混乱之时代,故日本于此时必下决心,否则不能维持东亚安定势力之地位云。”③20日又以“日注意处置陕变办法,有田邀许大使谈话”为标题登载了东京来电:“自蒋委员长安全之消息证实后,此间人士对所传蒋鼎文携回南京办法之内容,非常注意。国民政府究彻底实行讨伐,或在相当范围内求政治解决,似为日本决定对华态度重要因素之一,日本外相有田19日上午11时,邀我驻日大使许世英谈话达五十分钟,对我政府处置西安事变之方策,表示深切之关怀,……许大使答称,中央政府无与叛逆妥协之理,……最后有田对我政府处置事变之奋勇努力,表示深切同情。”④另据东京报道:“据某方消息,日本政界颇有人认为,陕变为中国某种极端之混乱。……但该过去一周,不仅中国政局未见动摇,且经济机构、货币制度及汇兑关系亦几毫无感受影响,使彼等认识国民政府之基础,所以有出入意料之稳固者,不仅因个人之权威,而实由于组织之完善,故虽发生不幸之事变,亦能屹然不动也,彼等既有国民政府确有统治能力之认识,则重新检讨对华政策之主张,自可消减。”⑤
  通过这些报道,不难看出日本对于“西安事变”是何等关注!西安事变之爆发因抗日而起,且日本正在酝酿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因此日本对于中国时局的变动最为敏感,西安事变将如何解决,直接影响着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同时蒋介石属于亲英美派也是众所周知,而日本则表示国民政府没有了蒋介石仍然十分“稳固”,仍可以“屹然不动”,显然不希望国民政府与张学良妥协。由此可见,日本政府的态度虽然是“等待和观望”,但却是抱着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希望中国时局因西安事变的发生而变得更加“混乱”。    
  英国和美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则又不同。12月15日 《申报》以“为图营救蒋氏,端纳昨午飞抵西安”为标题,报道了英美为营救蒋介石而做出的举动:“曾任张学良顾问之澳洲人端纳氏,与蒋委员长亦系知交,已于今日(14日)乘飞机前往西安,一方面营救蒋氏出险,另一方面则拟劝阻张氏作此丧心病狂之举,目下,张学良所部叛变,既将国家领袖及其他高级官吏留陕做人质,中央方面以端纳氏为人忠诚,向为中国人所信任,希望渠此次或能解决目前之危局。……”⑥16日《申报》又报道:“端纳、黄仁霖14日由洛飞西安,15日下午五时,端已由西安飞返洛阳,即用长途电话致孔院长公馆,向蒋夫人报告,谓抵西安后,于见张学良外,并由张派随员导往,谒见将委员长,蒋氏精神甚佳,身体亦健,绝无悲观之态度,谈话时间甚短。”⑦比起日本的“等待和观望”,英美显然更为积极,他们不愿看到自己支持的蒋介石的垮台,也不希望亲日派执掌国民政府,故而积极支持营救蒋介石的行动,希望通过政治斡旋,大事化小。
  《申报》还报道了英美民众对于西安事变的态度和看法:“《华盛顿星报》今日发表社论称,中国行政院长蒋介石将军在西安被劫持,已使远东局势陷入极大纷乱,各方面现渐以惊奇之目光注视日本之秘密行动,蒋介石将军不得领导中国政府,实系该国之一大不幸,该报对于蒋氏统一全国多所称誉,该报最后宣称,各方自必猜疑,此次劫持蒋氏者必不仅张学良之叛变,蒋氏固素为日本军阀所嫉视也。”⑧17日《申报》转发了英国各报纸评论:《泰晤士报》称“张学良背叛行为,或将有利于日本政府”,《每日电闻报》称“中国目前会陷于分崩离析,现寻求民族所托命之灵魂,此次事变,虽云互争领袖地位,实则双方对日本侵略中国领土之企图,均已发生严重之反响”。⑨
  可以看出,英美不仅对于蒋介石持同情支持态度,还对日本即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有所警觉。
  苏联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据19日《申报》载:“19日上午11时,苏联大使馆代办斯皮利瓦尼克,至外部谒见张部长,对西安事变有所说明,斯代办称,苏联政府自接到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有极明确之态度,判定张学良之行动,徒足以破坏中国之统一,减少中国力量,苏联政府兹派本代办向中国政府郑重声明,苏联政府不但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络,且自满洲事变以来,苏联政府无论直接或间接,皆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联络,因此对于中国共匪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斯代办末称,苏联政府对于现在中国内一部分人及新闻纸所散布之流言,似认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任何联络者,非常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设法制止云云。”⑩苏联政府急于表明自己与此事无干,且对张学良的行为进行了适度谴责,这种态度显然与二战在即,苏联忙于建设备战,既不想引起德日法西斯的注意,也不愿得罪未来的盟国有关。
  德意两国则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煽动的结果,张学良是受到了苏联的暗中支持:“关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城事变,政界人士顷纷纷加以评论,咸谓此乃第三国际活动所产生之新形势,各报并以大字标题,在封面登载事变消息,其中《罗马人民报》载称,此次事变实乃共产党在远东从事煽动之结果。《使者报》载称,张学良自数月以来,即欲与莫斯科合作。意大利《名声报》名记者盖达宣称,张学良所耗费之金钱与军械,必系取给于苏联,自无疑义。”(11)
  二、《申报》对地方实力派反响的报道
  从1928年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国民政府虽然统一了中国,但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沦为阶下囚,地方各派的表现则是五花八门,各有打算。
  阎锡山是较早得知西安事变的地方军阀之一,《申报》称张杨在事变后曾联名向阎锡山通告事变经过,阎锡山得知消息后,“当晚(13日)召开紧急会议,研讨事变起因及今后应变方策,今晨(14日)各报登载后,社会对张叛变同深愤慨,咸侯蒋在陕之真实情况,阎今晨仍赴自省堂,对监政会干部训话,力持镇静。”(12)阎锡山13日晚召开紧急会议研讨的结果,部分地反映在于14日给张扬的回电中:“弟有四条问题质诸兄弟:第一,兄第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弟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汉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而方法上有所矛盾。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记曾劝汉兄云,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论,结果与国不力,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等,抱无限之悲痛。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13)忧虑重重而又措辞谨慎,确实是阎锡山的风格。
  宋哲元、韩复渠获悉蒋被张杨扣留,对外发表谈话时却是顾左右而言他。《申报》14日载:“宋哲元召僚属会谈,严禁造谣惑众,竭力维持治安。”并派天津市府秘书长发表谈话:“西安事真相犹未明,本府接确报,蒋安全,际此严重时期,唯望市民力持镇静,勿躁勿慌。以市长十三日下午六时在市府接见日军部参谋和知寿田,津市治安绝无问题,我当尽力维持。”(14)山东的韩复渠则致电何应钦,“主张设法营救蒋委员长出险,为解决西安事变之第一步骤”。(15)
  宁夏马鸿逵、安徽刘镇华等则坚决主张讨伐张杨,他们“均电呈中央国府,表示拥护中央,并请下令讨伐”。(16)此外,余汉谋、黄慕松也表示“拥护政府,维持地方治安”。(17)
  李宗仁、白崇禧则态度谨慎,但表“痛惜”之情,并致电孔祥熙,称“委座年来,奔走各方,席不暇暖,公忠体国,亦为士人所共知,汉卿痛念乡邦,一时激于情感,发生轨外行动,使委座落难西安,全国震惊,弟尤痛惜,……此间一切安定如常,请抒廑念”(18)
  傅作义则一再提及“前方将士”,称蒋介石一贯志在御侮,西安事变之发生当是误会所致。《申报》记者记录了傅作义18日的一番谈话:“国家年来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一切均有显著进步,本年统一完成,国家景象极佳,机运转变,国际地位亦改观,方期继续努力,完成民族复兴大业。不意西安事变突传,全国忧惶悲愤,不可名状,前方将士,尤为痛愤,盖以蒋公身系国家安危,今此事件,不仅蒋公个人问题,实国家存亡关键。国事前途,演变如何,实抱无穷隐忧,惟前方将士,虽日来无时不在悲痛之中,贮盼主动者之早日觉醒,化险为夷,但对所负守士卫侮之神圣职责,绝未敢忽,盖均认识惟在前方牺牲,方足以表现委座之意志,明变不馁,方不负委座平日之训练,故军心士气,不但未稍沮懈,反因此益增沉痛奋动,前线将士,均以最大努力,遵照最近中央命令,以坚强牺牲之精神,贯彻委座以往指导,表现委座艰苦救国之意志,并发挥其所授之抗战方略,俾使误作者得以觉醒。”(19)
  三、《申报》对社会各界舆论的报道
  西安事变爆发,舆论哗然,《申报》对此也作了详尽报道。13日,中央国立研究院、中央大学等七学术机关就西安事变通电全国,14日《申报》即登载了通电全文:全国各报馆均鉴,近岁扰攘,外侮频仍,张贼学良,拥兵一隅,坐失边关,舆言死绥,久应置典,中央含宏,冀收后效,而豺狼成性,怙恶不悛,当国家统一之际,绥乱将平之时,竟乃包藏祸心,劫持统帅,摇乱国本,构成奸谋,复乃粉饰邪说,蛊惑青年,迹其用心,校其前事,此面可忍,孰不可怀!同人情切存亡,悲深微管,逢此变,怒气填膺,谨书下情,驰电申讨,凡有血气,盖于来,临启迫切,不尽愤懑,诸惟公鉴不宣,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大学,国立编译馆,国立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私立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20)
  15日,东北同乡会表示了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申报》予以了报道:“津东北同乡,14日在吴源濂宅集会,到会元老派在野要人甚众,决议,一,发出通电,请全国东北同乡,一致奋起营救蒋;二,电劝张学良悬崖勒马,以国脉首领为重,速送蒋出险;三,派同乡有资望者赴陕奔走营救。(21)
  16日, 《申报》又披露了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徐涌明、李丞、李书华、陆志伟、李麟等十五日致张学良的电文:西安张汉卿先生鉴,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到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22)
  同日,《申报》报道了全国各界对时局的宣言:“全国新闻界对西安叛变,群情愤激,特于前昨两日,分起发表对时局共同宣言,对时局发表意见,两日间各地报馆纷纷来电赞同,截至今(15日)夜,所接签名报馆,已遍全国各省,国内舆论界以及全国各地报馆通讯社,一致连署,发表共同宣言,在中国新闻历史上,尚为创举,其意见表示已有重大影响,当可想见,兹录其原文如左: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蒋公在西安蒙难之第四日,全国新闻界谨以各报馆之连署,公表其对时局之共同意见,中外各界,幸垂听焉。第一,中国今日之处境,内忧外患,相逼相和,生死存亡,千钧一发,处此境地,欲谋国家之独立与生存,惟有确保对内对外一切独立自主立场,集全国国民心思才力,在一个方针之下,为最大之努力,……吾人绝对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政府一切对内对外之方针与政策。……第二,近百年来,我国各种组织及力量,屡濒崩溃,国际地位,夷于次殖民地,重重国难,山河易色,外地膻腥,在此困苦艰难飘摇风雨之会,坚苦忠贞,为国家确立重心,为中枢充实力量者谁与?整顿国防建设民生者谁与?移风易俗振伤纲纪者谁与?易辞言之,使我四万万同胞自无组织而有组织,由无国而有国,出同胞于水火,登斯民于雅席,伊谁之力?曰,惟蒋公为民族之栋梁,为国家之领袖。……”(23)
  17日,南京体育界和妇女界也表示了看法:“京市体育界联呈国府,请明令声讨张学良,并请迅救蒋公,以安邦国。”“京各妇女团体,通电警告张学良,请幡然觉悟,送蒋返京。”(24)
  20日, 《申报》报道了班禅箴张学良的消息:“班禅自闻蒋公被困消息后,忧心如捣,除在旅途设坛诵经,祈祷蒋公安全返京外,十八日并电张学良箴告,内有主张容有不同,而陈计献策,不无和平途径,若逞意气于一时,必遗大祸于将来,是以爱始而以误国终,务恳熟虑利害,幡然改图,护送蒋公返京等语。”(25)
  在各界的反响中,关于陕北各界态度的一则报道也较为引人注目,23日《申报》载“陕北榆绥两区肃反会及各县党部,各中学,民众团体,十八、十九两日先后发出通电,请中央出师讨逆,救护委座出险”。(26)
  大致可以看出,各界各派关于西安事变的反响虽在时间上有所先后,态度却基本一致,即谴责张杨,要求救护蒋介石脱险。
  余 论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爆发及最终解决是中国从内战走向抗战的的转折点,因此在当时就引起了国际国内社会的普遍关注。《申报》以大众媒体的形象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发展进行了跟踪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及国内各界对于西安事变的态度,对于解决西安事变的诸多方案的讨论和主张,从而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史料。
  通过梳理《申报》报道视野中的“西安事变”,有很多现象值得我们思考。第一,受办报立场及自身利益所限,《申报》对于西安事变的报道并不全面。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曾于其间积极斡旋,并发表通电表示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态度,中共的态度和做法对后来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申报》对此只字未提,自然不是疏忽所致;第二,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控制话语霸权,张杨在事变发生后即处于被动地位。张杨在事变的第二天就发出对时局的通电,陈述事变原委与自己的主张,但除了西安的《解放日报》外,包括《申报》在内的全国其他各大报纸无一登载,故一般民众很难知晓其真实意图,对于事件真相的了解也难免失之偏颇;第三,无论如何,从各界各派对于张杨的谴责和营救蒋介石的呼声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尽管蒋介石的许多举措引发了国内的尖锐矛盾,但由于外敌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代表还是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对于各地方实力派仍具有相当震慑力。第四,担心西安事变引发政局动荡,担心出现内战而无力准备抗战,要求和平解决事变,维护蒋介石现有地位和威信,是当时较为普遍的舆论倾向,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是符合舆论要求的。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人文学院
  ① 《申报》1936年12月14日。
  ② 《申报》1936年12月14日。
  ③ 《申报》1936年12月19日。
  ④ 《申报》1936年12月20日。
  ⑤ 《申报》1936年12月20日。
  ⑥ 《申报》1936年12月15日。
  ⑦ 《申报》1936年12月16日。
  ⑧ 《申报》1936年12月16日。
  ⑨ 《申报》1936年12月17日。
  ⑩ 《申报》1936年12月20日。
  (11) 《申报》1936年12月14日。
  (12) 《申报》1936年12月14日。
  (13) 《申报》1936年12月16日。
  (14) 《申报》1936年12月14日。
  (15) 《申报》1936年12月15日。
  (16) 《申报》1936年12月16日。
  (17) 《申报》1936年12月14日。
  (18) 《申报》1936年12月16日。
  (19) 《申报》1936年12月19日。
  (20) 《申报》1936年12月14日。
  (21) 《申报》1936年12月15日。
  (22) 《申报》1936年12月16日。
  (23) 《申报》1936年12月16日。
  (24) 《申报》1936年12月17日。
  (25) 《申报》1936年12月20日。
  (26) 《申报》1936年12月23日。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