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文视角审视张学良开发西北战略思想与西安事变
李敏
笔者研究张学良开发西北构想的兴趣始于20多年前，当时有幸从辽宁大学阅读到张学良20世纪30年代在甘肃省兰州中山堂发表的《开发建设西北复兴民族》演讲的复印稿，十分感佩张学良站在人类文化视角上发自肺腑、不断思考与实践的宽阔胸怀与人格魅力；感佩他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动西安事变的无私无畏的爱国精神。面对历史，笔者始终感到自己在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因此，无法不以同样的真诚认真学习、思考、研究。
20多年回首望去，发现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经历了文化人格、历史与现实对话等几个阶段。时至今日，仍有必要从人类历史文化视角重新审视张学良开发西北和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内涵。这对当前国家倡导的八荣八耻的国民素质教育，以及如何从经济与文化良性互动的基础上进行西部开发大有裨益。
一、张学良东北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与开发西北思想
众所周知，张学良将军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主要发起者之一，自1936年12月12日，迄今半个多世纪，知识界、学术界同仁围绕近代史这一重大事件反复研究，著述颇多。但是对于张学良开发西北构想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以及张学良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内涵缺乏系统的研究，甚至很少有人涉足。事实上自笔者撰写《张学良开发建设西北思想初探》一文后的十余年里，西北大学历史系的几位研究生也曾撰写过数篇有关张学良文化人格等方面的学术文章。
笔者认为要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从真实存在的个人开始，因为任何文化只有通过个体或个人才能得以实现。个人即文化存在的基础，又是文化特性的体现者。对于张学良这个个体而言，他既根植于中国这样长期封建闭塞的国度里却又以全新的文化思想展露其锋芒，表现出思想的深刻性。1928年东北易帜、东北新建设；1930年调停中原大战；1934年发表开发建设西北战略思想的演讲，到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之所以始终能从人类历史文化视角思考民族生存与未来出路，这些从他的成长过程即可探究出始末。
1.张学良的文化人格与知识结构
张学良幼年，其父张作霖就已经在中国东北称霸一方。张作霖发迹于草莽，文化素养低，在与对手角逐中吃过不少苦头，深感文化的重要，因此他决定把长子张学良培养成文武全材。张学良6岁时，其父就聘请名儒为其启蒙，15岁随父进入奉天城(今沈阳)。奉天当时是个国际化的都市，日、美、英、法、俄等国领事馆都设在这里，还有不少商务、文化机构、特务机关。张学良广交中外朋友；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各类演讲会及体育活动；接受西方的科学知识与文明的生活方式，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他在东、西方历史文化交融的氛围里成长，未及成年便形成了开放、文明的、接近世界先进意识的历史文化胸怀。
首先，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余波以多种形式冲击国内上流社会、知识阶层，涌现出一批提倡“向西人学习”的新潮思想人物，这些对张学良来说是极富吸引力的新的文化环境。
其次，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使中国许多有识之士苦思冥想地寻觅救国之路，张学良亦不例外，通过结交西方人士，并亲赴日本、意大利等国考察。他认识到要想不被人欺、不受外辱，就必须自强不息。
张学良的这种既开放又自强不息的思想，源于他幼年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具备了选择西方文化营养的能力，从而确立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自信心。这一点正是张学良文化人格的一大特色，也是1934年张学良在甘肃中山堂所做《开发建设西北战略思想》演讲的重要思想基础。因此，他才能把中华民族的利益置放于人类历史文化的坐标系上，思考民族发展前途与未来出路，他也才能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毅然发动西安事变，为国家的整体利益不惜牺牲集团和个人利益。
明清时期兴起的实学①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渊源联系。它对中国现代化思想与实践的影响目前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诸多研究者的关注，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终结，而且从更广阔的世界历史文化发展史来看更应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凭借内力向近代转换的一次空前努力。这一转换是中国乃至东方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环节，而张学良正是其中积极的思考与实践者之一。明清实学的普遍意义首先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国势衰弱始终是明清以来近代中国未曾根本扭转的状况，这一状况在中国近现代东、西文化冲撞对比之后更加鲜明凸出，它不断刺激着中国先进分子以救亡的姿态从发展经济与整治社会的需要出发，寻求直接有效的技术手段及相关理论。求真务实的实学呼声因而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最响亮的声音。纵观张学良的一生，这种文化氛围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辽宁的奉天是东三省政治、金融、文化中心。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凭借灵活机智、过人胆识成为奉天军政首领。他是一位反传统的人物，成名后又依附传统文化。这种骨子里的反叛与形式上的传统杂糅成为他独特的品性，既有绿林侠义豪爽诡谲圆滑，又有传统的孔孟忠孝、礼义思想，这些在他对张学良的教育中表现得比较充分。张学良幼年其父聘请名儒白永贞、宋文林为他打下坚实的国文基础。张作霖不拘泥传统的开放式教育，又极大地满足了张学良兴趣广泛涉猎知识的需求。这使他在接受东方传统诗书礼教和西方文明的同时逐渐形成独特的品格：爱人以德，善良厚道，睿智豁达，自信坚韧，并成为具有远大理想、抱负和人道主义思想的社会先进分子。美国当代思想家弗罗姆在他的《自为的人》一书中，视野几乎包揽了从宏观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到微观的个人心理、行为、情感、品格、气质特性等人文主义的绝大部分问题。笔者借助他关于人格、良心、快乐、幸福、价值及价值判断等一系列关于人的重大伦理问题的见解，对张学良个体存在的两分性和历史的两分性加以分析研究，从而剖析其品格气质对东北现代化建设所构筑的内在因素。
“敢于认识”即“信赖你的知识”，②曾是一部分中国现代人追求和成功的驱动力。而对自由与奴役、爱与恨、真理与谬误、生与死之间的选择不仅是张学良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其中伦理思想通过张学良中西文化交融的知识结构得以实践。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伦理学的最高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在张学良学习成长过程中发生作用，使他沿着其中最高价值观即不是人的自弃自私，而是自爱；不是个体的否定，而是在实践中对自己真实人的自我肯定，并对自己的价值观充满自信。因此，他在以后求善、求生产、求实践的大胆尝试中才能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并由此形成独特的品格，成为一位有德性的人。一反中国传统对自我之否定顺从，对个性的压抑。而是利用最大实践空间对人的思想与价值予以肯定。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博爱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仁爱思想交融，使张学良将爱人的力量变为生存的力量，并通过这种力量与社会密切相联，成就了东北现代化建设至今值得借鉴赞誉的业迹。著名哲学家尼采先生说：“对知识的掌握即是人们自制与自净的过程”。③
人的思想、行为是复杂多变的，但是，通过上述学习熏陶，张学良的思想已具有相对的恒定性——良好的品格使他具备了始终如一“合理地”行动的功能。一方面，在思想上他几乎接受了所有中国文化精粹，除了儒学还受到老庄淡泊达观思想的影响，(他曾谈到种树不必自己吃果子)，这从他的一首诗中可见一斑，“两字听人呼不肖，半生误我是聪明”。④郭维城将军曾解释这首诗为：“甘心任人不了解我的博大胸怀，我的一生是不会为聪明所误的，不是自卑而是自勉”。⑤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的父爱使张学良的思想少有羁绊，人格得以最大限度延伸、拓展。1916年，15岁的张学良正值思想人格形成、发展、确立的关键时期，他在辽宁基督教青年会聆听南开大学校长、著名学者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在我”：“人之不好，须要知已之不好，而设法悔改。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人之发奋图强，努力以救中国”的演讲，他说：“予闻之大悟悲观之非当，乃至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⑥这次演讲对张学良的人生影响很深。他说：“听此演说之后，以为行亡之国家，尚有挽救之希望，乃奋志读书，痛改前非，将来日之悲观，忽一变为乐观。”⑦从而确立了反帝爱国的人生以观。此后，张学良更加积极有目的地学习和了解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他十分赞赏基督教为他人服务、和平、友爱、容宽等观念。面对中国的现实，他深感仰人鼻息的耻辱，又进而确立了富国强民的人生观。这两大人生观的确立表明张学良对真、善、美价值的清晰判断。(从宏观思想文化结构上讲：真、善、美的真一般是说对事实的判断，在人文科学领域内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总是纠缠在一起，而对事实判断的本身就是一种人格符号。此时的张学良巳具有卓越的人格品性，正如鲁迅关于真与诚的论述：此时的张学良已经具有“超脱古范”，能“直抒所信”，具有“血的蒸汽”的中国人，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能用“醒过来人的真声音”(鲁迅语)陈述自己远大志向的人。)于是他开始利用历史给予他有限的时间积极思考实践。
2．东北新建设与开发西北构想的实践价值
实践要从认识与价值两方面都获得意义引导，张学良通过学习具备了从认识与价值两方面独立驾驭思想的能力，并开始了大胆实践。虽然历史给予他实践的机会十分有限，却仍表现出他不同凡响卓越的品质和管理才能。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大战奉军败北，失败的原因不仅是武器装备不良，而是部队素质低，缺乏严格的正规训练；缺乏主导思想，尤如一盘散沙。
张作霖意识到奉军必须改革。21岁的张学良第一次受命，于同年7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在分歧与生存的抉择中，张作霖欲占山为王以李世民自居，张学良坚决不同意。在这次分歧中，老帅感到儿子长大了该放手让他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如果说老帅对最初决定心里尚有几分余悸，但是张学良不负重托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却使老帅暗自叹服。从此，除了最高决策之外，有关整军经武的一切日常事务都由张学良管辖的整理处负责，张学良的改革推动了奉军现代化进程。他依靠新派力量，首先建立了作为“示范部队”的新军模范旅，继而创建了东北海军舰队和空军，短时即实现了陆、海、空三军兵种的现代化；随后又扩展军工厂，整顿财经并组织人力屯垦戍边，为东北新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与实力保证。
面对二、三十年代国内外形势，张学良一方面通过锐意改革，力求将东北军由军阀军队逐步演变成国家的武力和民众的武力，成为以后抗日的革命军。另一方面，他密切关注民族命运和东北的各项建设事业，如：1923年参加了反日的收回旅大运动，1925年参加了全国反英反日的五卅运动，1927年公开提出“息内争御外侮”的主张，采取谋求国奉合作的策略方针，1928年张学良排除日本的干扰，毅然宣布东北易帜，然后他紧紧抓住加强东北现代化——建设新东北这一主题，修建了沈海、吉海、大虎山、洮索、齐昂等铁路干线，钳制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修筑葫芦岛港口以削弱日本控制的大连港的作用，建立东北无线电电信网络，抵制日本的反宣传；发展轻重民用工业；安置河北、山东难民五、六万人发展畜牧业；兴办教育，重金礼聘著名教授，建立了与国内一流大学等肩齐名的高等教育体系，设立贫民教育机构；在辽宁各县成立36所中、小学，仅短短的4年间东北新建设成绩卓著，呈现一派生机盎然的繁荣景象。
早在1934年，张学良即把目光投向大西北，并亲赴大西北考察。他敏锐地看到西北这块宝地是祖国的一块战略要地，陇海铁路和宝成公路将中华大地由东向西贯通。他说：“西北地势险要，这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同时西北的民族淳厚、物产丰富，实可谓复兴民族的坚强后盾。”⑧因此，张学良认为：“要与日军长期作战，并且最终战胜之，就必须有一个可靠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西北。”⑨事实上在全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是把大后方放在于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和以西安、兰州为中心的西北。由此，我们就不能不惊叹：张学良高瞻远瞩，一语中的。同时，张学良还认为要使西北真正成为抗日的战略要地，就必须开发西北，并把开发建设西北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紧紧牵系在一起。张学良是一位军事统帅，长期戎马生涯使他养成看问题从大处着眼、从战略入手的习惯，他清醒地意识到西北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源，开发建设西北的思想主旨在于复兴民族。因此，他说：“今日我们来开发西北，也是一种反本复源的复兴民族运动。”⑩
1934年10月18日张学良在甘肃省政府中山堂作了“怎样开发大西北”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从古到今详细论述了开发西北的重大意义，以睿智卓见和明晰的思路绘制了一幅开发西北的蓝图。其中心内容是把西北作为复兴民族的基地和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在。他说：“西北是我们的最大凭藉，不只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物质要求要靠西北来供给，就是我们固有文化与精神的发扬，也要以西北为其唯一根源。”(11)开发西北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历史上就曾有过“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渡玉门关”这样哀婉凄楚的诗句。但是他也看到前人为开发建设西北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西北是中华民族文化发源地，曾有过十几个王朝在此建都，周秦汉唐文化源自西北，由于历史原因民族文化逐渐东移。张学良慨叹道：“既然历史上我们民族文化的动向是由西北演进到东南的，那么，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险关头的今天，开发西北必将能够唤起民众，重振民族精神，而这一点；才是最为重要的。”(1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张学良开发西北思想的动因和主旨是复兴民族，开发西北目的是弘扬民族文化，重振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
3．从人类文化视角思考提高民族素质
为了弘杨民族文化，重振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张学良把革除私心作为开发西北的第一要义。他将私心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他说：“广义的私心，以不妨碍旁人为出发点，先谋得团体福利，由团体福利中去求个人的福利，这私心不但不是短处，而是美德。我常说：英国人极端自私，唯其极端自私，他们才事事认真，处处礼貌，结果彼此都有好处。至于狭义私心，只顾个人眼前福利，不顾未来，也不顾团体，结果不但谁也得不到这福利，反而迟早都要受害，这种狭义私心是最要不得的”。(13)张学良认为中国衰弱的原因之一。“便是国人多数具有狭义的自私心。”(14)张学良把“革除私心作为开发西北的第一要义”。(15)可见他在当时已经洞察到提高国民素质对开发西北复兴民族的重要作用，他这种能以人类文化视角思考提高国民素质的观点是值得我们研究借鉴的。
二、开发建设西北思想与发动西安事变
中国历代许多英雄人物都具有很强的主体意识。他们敢做敢为，富有历史责任感，勇于为民族利益献身。这种高扬自我的主体意识正是我们应该弘扬的民族文化精神。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说：“不能思考者是傻子，不想思考者是顽石，不敢思考者是奴才”。“人生最伟大的两个行为就是思想与行动”，即理论与实践，理论离开实践则是无本之木。张学良的一生是展示生命勃勃生机，不断学习、思考、实践的一生。西安事变正是他始终以民族以大义为重不断学习、思考、实践的最终结果。
20世纪30年代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重要历史时期，张学良开始对美国西进政策产生极大兴趣，他认为美国西进政策是可借鉴的成功范例，这与他能从人类文化视角思考民族生存的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张学良在“开发西北”的演讲中把这一条列为重要议题，他说：“美国西进政策的成功是我们开发西北榜样，美国革命后的13州都在东部，西部是一片荒凉。后来，美国政府提出西进政策，不到30年的功夫便成效昭著，美国就是因为西进政策的成功而强盛起来的。美国能那样，难道中国就不能了吗?况且开发西北不是难事，只要我们下最大的决心，一定很快的就有成绩表现出来，比美国西进政策还要容易的多，因为美国人西进时，用了很大的力量先作披荆斩棘的工作，而后方能从事于各项建设，这种情形，在我们来开发我们西北的时候一定遇不到。相反，我们在西北文化上原比东南更为先进，我们固有的文化在西北根深蒂固，所以我们今日开发西北，与其说是开发，不如说是复兴西北更恰当些。那么，明显的，复兴是比开发容易得多的。”(16)张学良指出：“美国的西进政策充满了血搏撕杀与抢掠，而我国却由于祖先创造的文化与文明，开发西北具有相当的优势，西北早在西汉就享有丝绸之路的盛名，敦煌莫高窟以其精美壁画列入世界艺术之林，历代统治者曾不断派北庭都护府管理边关。1875年，洋务派代表人物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他大兴土木，绿化造林，在兰州建起了制呢厂，还从德国购置机器，制呢、制毯。”(17)张学良引述这段历史时这样说：“我们的祖先很对得起西北，即在几十年前，西北也不象现在这样显露破败的痕迹，由潼关到新疆的大道，左文襄公当年曾在两旁栽了许多树，这些树现在十分之九被砍掉了。”(18)张学良驳斥了“西北干燥不宜栽树的谬论，”进一步强调：“起先种得，现在为什么种不得，当时左襄公种树的法则很简单，就是一树一命，这就是说，谁毁掉一棵树，就把他的头割下来悬在旁边的树上，这是严刑峻法，但代表努力建设西北的热诚”。(19)张学良认为开发建设西北关键在于是否有坚定的信念、勇气和决心。他以远见卓识综合中西文化精华，敞开胸怀学习美国西进的成功经验，并将此融汇在开发西北的宏伟蓝图之中。
张学良开发西北以及建立抗日战略基地的思想与西安事变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为此他们不断寻衅，扩大侵略，中国面临国破家亡的民族灾难。1935年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意识觉醒之后空前的民族意识觉醒，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张学良作出了历史性的抉择，1936年12月12日与杨虎城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不仅改写了中国历史，甚至改写了世界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事变促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华民族终于从1937年开始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抗击强敌，一雪百年国耻，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地位与尊严。张学良用自己的思想与实践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培根说：“历史使人聪明”，重温张学良当年的思想与实践使我们从中了解自己的国家，了解何为一名真正的中国人，何为我们要弘扬的民族精神。虽然由于历史原因，张学良开发建设西北的某些战略思想未能化成现实，但是他的这种高瞻远瞩的思想早从人文视角审视张学良开发西北战略思想与西安事变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能系统地提出，不仅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并为以后全国抗日战争实践所证实。于当今仍有其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令人赞叹不已。
综上所述，张学良开发西北思想的形成，以及发动西安事变是他以人类文化视角审视世界，理性思考的结果。他睿智豁达，正直单纯，用自己的言行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可供借鉴的历史财富，他是隽刻在历史丰碑上的一位丰富多彩大写的中国人。因此，他才能在近百岁高龄说出这样的话语和诗句：不怕死，不爱财，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在当今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时期，他那简洁流畅的思想和果敢的行动至今具有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具有永恒的魅力。
著名哲学家尼采先生在对崇拜他的偶像们说：“了解赋予人类双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打倒偶像非常接近我的工作。一但我们捏造了一个观念世界，我们就剥夺了现实世界的价值，意义和真理……。这个观念的谎言一向是现实世界的祸因；由于它，人类最基本的天性变成为厚颜和虚伪；而因过于厚颜和虚伪，这些价值已渐渐被人推崇，其实这些价值是与确保人类繁荣、人类未来以及对这个未来的最大的那些价值的正相反对。”张学良是一位“爱国者”，他是一位敢于挑战权威，超越观念，积极思考与实践的中国人，他是距离人类原点最近的一名真正的中国人，一位敢作敢为、光明磊落的英雄好汉!
作者简介：西安事变纪念馆
① “实学”一词在近代东亚文化圈曾普遍出现，如在“清初五大师”(梁启超语)之一朱舜水特殊影响下形成的日本幕末实学，曾是明治维新的直接先导。
② [美国]埃里希·弗罗姆《自为的人》，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午版，第3页。
③ 尼采《瞧!这个人》，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
④ 前一句出自老子《道德经》“天下皆为道，夫为其大，故似不屑”，后一句出自苏东坡：“我被聪明误一生”。
⑤ 前一句出自老子《道德经》“天下皆为道，夫为其大，故似不屑”，后一句出自苏东坡：“我被聪明误一生”。
⑥ 参阅上海《文汇报》1989年12月7日。
⑦ 《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第154页。
⑧ 《甘肃具备复兴民族的条件》，《张学良演讲集》，香港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
⑨ 《甘肃具备复兴民族的条件》，《张学良演讲集》，香港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
⑩ 《甘肃具备复兴民族的条件》，《张学良演讲集》，香港华文出版社，1992版。
(11) 《视察西北的感想》，《张学良文集》(2)，香港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
(12) 《视察西北的感想》，《张学良文集》(2)，香港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
(13) 《张学良演讲集》、(革陈私心为第一要义)香港华文出版社1992年出版。
(14) 《张学良演讲集》、(革除私心为第一要义)香港华文出版社1992年出版。
(15) 《张学良演讲集》、(革除私心为第一要义)香港华文出版社1992年出版。
(16) 《开发西北复兴民族》，《张学良演讲集》，香港华文出版社，1992年出版。
(17) 《视察西北的感想》，《张学良文集》，第82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18) (视察西北的感想)，《张学良文集》，第82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19) (视察西北的感想)，《张学良文集》，第82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