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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政治思想嬗变的文化解读

谭献民 文斌


  多年来,学术界对张学良的政治思想阐述的比较多,基本上达成共识,认为张学良政治思想经历从拥蒋反共仇日到逼蒋联共抗日演变过程,但进行系统理论解释还很少。笔者不揣冒昧,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探寻张学良政治思想演变的动因,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西方文化的熏陶和中共爱国主义的影响是其嬗变的主要动因;爱国主义是张学良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
  一、从拥蒋反共仇日到逼蒋联共,实现张学良政治思想的嬗变
  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声威显赫、极富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因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扭转局势而彪炳千古。张学良出生于1901年,是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由于其父的庇护,不到22岁升至军团长,随父多次参加内战。其父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暗算致死,激发了张学良摆脱日本侵略者的束缚、促成祖国统一的决心,以便集中全国之力抵抗,东北易帜后,又通过带兵参加中原大战,加强与蒋介石的个人关系,从此张与蒋的政治思想政治生涯政治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受着蒋介石政治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善后处理,张学良的政治思想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底,忠君思想是张学良政治思想的主流,在忠君思想的支配下,张学良忠实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妥协抗日。九一八事变标志民族矛盾已上升到中国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就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以后何时在东北寻衅,我方应该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①“阳日军行动,可当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②对蒋介石的不抵抗电令,张学良毫不犹豫地“使东北军负责长官知照”,“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张学良未经抵抗,便将30万大军撤进关内,这反映了张学良与蒋介石对日态度和政策的一致性。热河抗战失败后,张学良到了上海,他以惊人的毅力戒掉了毒瘾,然后赴欧美考察。1933年底,由于蔡廷锴、蒋光鼐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要进行“剿共“内战,又要镇压福建事变,两面作战,深感力量不足,于是电召张学良回国,委以武昌行营主任的要职,率领东北军进行“剿共”内战。张学良回国后,把他从德、意等国学来的法西斯主义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表现出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1935年9月,东北军向陕西开进时,张对全体官兵训话时,指出“必须知道,日寇是强大的,我们前进的道路,只有首先剿灭共产党。解除内乱,再联合友邦,才有巩固的力量抗日”③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张学良率东北军发动对工农红军的多次军事“围剿”,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第二阶段,1935年底,至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时期,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开始表示出怀疑,进而寻找解决中共问题的新途径。张学良试图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把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消灭了再抗日,但事于愿违,不仅共产党没消灭,反而被捆在内战的战车上,不能自拨,无力调兵抗日,换来是民族危机的加剧。这使张学良认识到“把剿共和抗日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前者是领袖给我的临时命令,而后者是最重要的使命”④。张的思想在发生变化,开始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表示怀疑和不满。他说:“我们的领袖,还是胶执剿匪的主张,把国内大部分兵力财力,都用在内战式的剿匪上,我们政府诸公,在后方谋妥协,只顾苟安一时,不惜把民族立国的精神完全断送”。他强烈希望:“领袖蒋公更改我们的任务,不让我去打共产党而去打日本人,因为我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有价值”。在1936年初,经与中共的秘密谈判,基本上实现了事实上的停战,张在多次劝蒋停战抗日未果,1936年12月12日张就采用极端的兵谏方式扣押蒋介石,指出“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
  二、张学良政治思想嬗变的多元文化背景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是张学良政治思想嬗变的根本动因  
  张学良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的重大事件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其当时的思想和行为的转变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政治心理、政治道德观、政治价值取向等的影响和制约。政治心理是政治行为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政治心理活动作先导,也就不会有政治行为的发生。张学良之所以毅然发动西安事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以道事君”和“事君以敬”这两个传统政治心理观念的影响,1936年6月22日,张学良在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时说:“我们拥护领袖是把意见贡献领袖,把力量交给领袖,本着真理正义可以向领袖诤谏,甚至如古人为人臣者之以尸谏,亦所不辞,本着良心理智致力于领袖交付我们的使命,才可以长期抗战。”⑤自1936年秋季以来,他以各种方式向蒋介石“进谏”,申言抗日主张。尤其是蒋到西北的一个月来,张学良可谓“用尽心机”,但是,“华山虽然高,无奈四周被阴霾笼罩着,”认为蒋介石“被人包围”,只好对蒋“实行最后的诤谏”,使之“有最大的反省”。所以,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等反复申明:“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些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计!”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的内乱。”
  “事君以敬”表现为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愚忠。张说:“现在有总理的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有蒋委员长的刻苦奋斗为惟一导师,又有他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作我们思想行动的准则,只要在委员长领导之下努力去做,那是决不错的。历史上现象,常是一治一乱,其所以能由乱而复返于治,完全是有力者领导于上,知识阶级辅佐于其间,民众服从于下,一心一德,共同奋斗,故能拨乱世而反之正。孟子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就是这个意思。”同时,蒋对张的“施恩”,也使张深感“特殊优遇”,“没齿不能忘”,认为与蒋的关系“已超越部属关系”,“情同骨肉”。真是“痛恨,有若仇雠。爱护期许,则如骨肉。”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张对蒋的崇圣、期待心理。诚如刘建群所分析的:“他拥护央,赞助统一,对于领袖——蒋委员长存有敬意。颇思以侍奉长辈的心情,追随委员长,努力工作,获得成就。”其后,即使张学良不满蒋之误国政策,接受中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这种心态亦依然存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决意迅速送蒋回南京,甚至不惜“负荆请罪”。12月23日夜,他与政治秘书应德田说:蒋“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尊严”,亲自送蒋可以“使他保持威信和尊严,不致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24日,他在设计委员会上再一次说,西安事变对蒋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在到南京的第2天,即12月26日,张学良致信蒋介石,承认“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在军事法庭上,他亦坦言:“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护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罪,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领受。”并称:“我始终是信佩委员长的,而看见他的日记和文电更加钦佩。如不是信崇蒋先生之伟大精诚,而其他如中枢怎样处置,那我是不在乎,也可以说不接受的。我对于我们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是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⑥在此,张学良的政治心理表白得一清二楚。后来,他亦一直是这样认识的。1937年2月,田雨时随何柱国等到溪口看望张学良,张回答亲送蒋回南京的理由是:(一)“‘兵谏’有裨国是,所商圆满,挺身赴京,理所当然。”(二)“防止大计有变,毋宁护驾前往,目睹一切落实”。(三)“庶足澄清国际、国人、舆论的误解,增强政府和蒋先生的威信。”(四)“无个人安全、被报复的顾虑”。(五)“万一变挂”,“就算‘负荆请罪”’。(六)“既容纳谏,国事有望;终,纵即不利于小我,决非所计。”⑦张学良后来回忆说:“良认为抗日目的既可达,其他不应多所顾虑,不应再事拖延,致使走向相反之方面,有违初衷”。直到90年代,年迈的张学良仍称:“我到南京,我自己是请罪的。”西安事变从发动到结束,张学良等戏剧性的政治行为着实令人难以理解,无怪英国著名记者贝特兰视其为“科立奥那的作风”,实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使然。先是“为民请命”,最后则是“负荆请罪”,把“以道事君”和“事君以敬”亦即“从道”和“从君”统一起来。张学良在解决“从道”与“从君”的矛盾时,没有再走古代忠臣“文死谏,武死战”、目的达不到即死的老路,而是始终把“从道”即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走一条目的达到以后死也无妨的新路,但无疑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二)西方文化的熏陶是其外力动因
  张学良生活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又被西方文化射进来的点点亮光所吸引。张学良15岁随父亲移驻省城奉天,开始学习英语和德语。为了学英文, 他第一步接近了基督教青年会。透过基督教青年会,他开始结识了一些当时所谓洋派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同时也交了一些英、美朋友。也许可以把这解释为张学良从骨子里就有与父亲走相反路线的行为,张学良的英语教师普赖德为人正直,思想进步,是美国朋友教会的教徒。他主张积极的和平主义,热心服务的社会。张学良受他的影响很大,经常参加他所在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在这里,张学良听到了“德育讲演”、“科学讲演”、“辩论讲演”,并参加了诸多的体育竞技比赛,开阔了他的视野,对他后来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他说:“本人幼年读书,与社会接触,其后到社会上服务,颇得到青年会之助力”。使自身在蕴含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的同时又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西方文化崇尚“平等”、“自由”、“博爱”思想,张学良在其欧美朋友和进步人士的影响下,也笃信和平,懂得容忍,开放胸襟, 因此待人也十分忠厚,这与其父马上英雄的那一套待人处世方式截然不同。结果是:他在接受了“忠君”、“孝父”、“忍耐”等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至上、团体优先的价值判断和权威崇拜的思维习惯以及他控行为模式的日濡月染时,又表现出具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冒险精神,敢与“皇帝”、“父帅”“平起平坐”,蔑视权威的西方文化的特点。这表现在一方面张学良忠蒋,但又用兵谏的方式扣押蒋,西方文化的熏陶是其政治思想嬗变的外在因素。
  (三)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思想的感召,是张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
  张学良在“剿共”的时期,就专门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学习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以及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并编《匪情辞通》发到各部队,加深对中共的了解,现实让张认识到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和自己收复东北失地要求是一致的,为后来联共奠定思想基础。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国内局势,及时调整策略,主张建立广泛的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抗日的基础上加强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张在“反思录”中说“此时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战,这主张不但深获我心,而且得到大多数东北军,特别是青年军官的赞同,对其作战毫无进展,我们的政策失败了”,⑧加上“剿共”的失利,张开始寻求解决中共问题的新途径,并开始与中共秘密谈判,实现停战,组成西北联合战线,开始联共抗日的大序幕。
  三、爱国主义是张学良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
  张学良政治思想演变的过程,也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不断升华的过程。无论在东北易帜,还是旅欧回国,还是在西安事变时期。爱国主义是张学良政治思想的基础,也是核心价值取向所在。
  (一)东北易帜促成统一。黄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顶住内外的压力,义无反顾地改旗易帜,促成国家统一。此举是张学良将军爱国思想付诸实施的第一次重大行动。“我乃中国人,我的思想当以中国为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盖欲完成中国之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北人民之愿望”;⑨他认为“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全力对付日本”。他以民族利益为重,保住东北免入日本之手,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此时,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已由“息内争”升华为“御外侮”的高度,并实现了爱国统一思想对封建割据思想的巨大超越。    
  (二)兵谏逼蒋联共抗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局势下。张学良先后在洛川和延安与红军代表李克农、周恩来举行会谈,达成了局部停战协议和双方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常驻代表及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并与中共阐明联蒋的可能性,以后又多次直谏蒋介石,但效果甚微,得到的却是“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的绝望答复。面对日益激化的中日矛盾和蒋介石的步步紧逼,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张学良不得不铤而走险向蒋介石施行了兵谏,并宣布,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如蒋委员长能够放弃过去之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⑩当蒋介石对谈判协议表示同意接受时,张学良又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陪蒋返宁,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迈出了最关键一步,从而使事变真正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中华民族开始由内耗走向内聚,从分裂走向团结,从内战走向抗战,并最终取得了中国反侵略史上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同时也使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的实践再一次达到了动机与效果的完美统一。
  “拥蒋反共仇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嬗变,绝不是他一时的思想冲动,而是他决心抗日,致力于祖国统一,苦苦探索所找到的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牺牲东北军团体和个人生命的崇高境界,是其爱国主义思想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张学良思想的转变,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它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国历史上千古不朽的卓越人物。
  作者单位:谭献民,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文 斌,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① 毕万文:《张学良文集》,第2辑,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2页。
  ② 阎宝航:《张学良与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③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7页。
  ④ 《西安事变档案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83页。
  ⑤ 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63页。
  ⑥ 《西安事变档案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83页。
  ⑦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出版,第390页。
  ⑧ 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二辑,新华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195页。
  ⑨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第25页。
  ⑩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18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