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张学良的爱国主义精神
韩新路
70年前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伟大的西安事变，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消减其光芒，反而更加熠熠生辉，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启迪作用。支撑其永不泯灭的灵魂，就是西安事变的主旋律——爱国主义。胡锦涛同志倡导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第一条就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重温70年前的那场由中国各个政治力量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上演的一场历史“活剧”，对于铭记历史经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仅就西安事变的主人翁张学良将军集中表现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做一简要论述，以揭示那场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变给中华民族复兴所带来的巨大推动作用。在张学良身上鲜明的体现了为国家民族利益甘愿赴汤蹈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国家民族利益不计前嫌、求同存异的大局风格；为国家民族利益忍辱负重、身陷囹圃而无怨无悔的自我牺牲精神。
一、为国家民族利益甘愿赴汤蹈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不畏强暴、英雄辈出的民族，自古至今，为国家民族利益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灿若群星。在内忧外患空前深重的近代中国，也是英雄辈出的近代中国。发动西安事变的主人翁张学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命运的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时期，每当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从“东北易帜”，力促全国统一，出兵中原，结束内战局面；到发动西安事变，促成时局的根本转换，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张学良为国为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顶住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毅然宣布“东北易帜”，初次展现了张学良的革命英雄主义风采。1928年6月初，蒋介石国民政府组织的北伐战争已近尾声，北洋军阀即将退出中国历史舞台。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吞并中国东北的狼子野心，蓄意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企图扶植张学良成为其在中国东北的新的“代理人”，实现其继续分裂中国东北，阻挠中国统一的目的。为此，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亲自出马，威胁张学良：“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保国决心而采取自由行动，倘有不逞分子，尽可以武力弹压可也。日本愿出全力相助焉。”①林权助甚至公然以不惜使用武力相威胁。张学良临危不惧，抱定一个信念：绝不做民族的叛逆，卖国求荣的傀儡。张学良义正辞严地指出：“我是中国人，自应以中国人之立场为出发点。我之所以愿与国府妥协者，实不过欲完成中国统一。”②我决意，以东三省民意为定，我不能拂逆东三省的民意。从而彻底挫败了日本分裂东北的图谋。1928年底，张学良毅然宣布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实现了祖国的统一。1990年，张学良谈到东北易帜时说：“不是因为我父亲被日本人杀死才易帜。我主张国家统一和富强。父亲不死，我也会这样做，这件事促使我抗日的决心更坚定。”③一语道出了张学良此举的真谛。
1930年代初，蒋、冯、阎、桂中原大战，生灵涂炭。战争一度处于胶着状态，然而战争每拖延一天，国家民族的灾难就会持续一天，迅速平息这场不义之战，实现国家和平统一，乃成为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张学良再次显示了果绝果敢、当机立断的英雄本色。张学良冷静分析了战争双方的态势，审时度势，从中华民族的大局出发，果断的决定，出兵助蒋。在张学良看来，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视已久，欲抵御日寇，必须团结统一。南京政府是全国统一的政府，支持这个政府，方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尽管张学良深知：蒋介石系一阴谋的野心家，但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只有为整个大局计。张学良始终认为：“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④但他这一勇敢果断之举，结束了大战，救民于水火，功不可没。
发动西安事变，与杨虎城一起上演了一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千古绝唱。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成为时局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枢纽，集中展现了张学良敢作敢当、轻生死重大义的英雄本色。193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灭亡全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而蒋介石反其道而行之，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热衷于“围剿”红军打内战，并威逼张学良到陕北“剿共”。在与中共的接触、作战中，张学良痛切地感到：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打红军没有出路，要劝蒋悬崖勒马，改变错误政策，联共抗日。张学良这一思想升华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对东北军大量工作密切相关。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呈上《请缨抗敌书》，请求蒋介石允准他率部效命疆场。他指出：“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尽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之天职。”⑤其为国敢死之精神溢于言表。但是，蒋介石执迷不悟，张学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和杨虎城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迫使其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政治主张。须知这样作是要冒很大的风险，闹不好会身败名裂，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所以没有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不可想象的。在谈到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时，张学良坦然地说：“我们这些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在国民政府的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完全出自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要求。足以证明张学良为国为民、出生入死、赴汤蹈火的铮铮铁骨和男儿本色。
二、为国家民族利益，捐弃前嫌、求同存异的大局品格
张学良出身封建军阀家庭，在他的人生追求上难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张学良经历了一个由敌到友的曲折转变过程，反映了其民族利益至上的思想认识轨迹。从助蒋“剿共”到联共谏蒋抗日，思想转换之大之烈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1929年7月，“东北易帜”不久，经过张学良、蒋介石北平初次会谈，张学良对蒋介石产生了极好的印象，从而成为蒋介石的“俘虏”和内战助手。蒋介石利用张学良坐镇北方；张学良一切听从蒋介石指挥，唯蒋之命是从。在张学良看来，蒋介石是抗日救国的中心领袖，只有拥护领袖，先把国家搞好，这才谈得上对外，才谈得上抗日救国。1930年，张学良坐镇北平，解除了蒋介石的后顾之忧，蒋介石随之发动了多次“围剿”红军的战争。但是，事与愿违，剿来剿去，非但国家没能统一振兴，反而自损国力，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张学良自身也落了个损兵折将的结果。张学良痛定思痛，幡然醒悟，痛感“剿共”没有出路，只会把国家民族葬送掉。于是，张学良决定捐弃前嫌，超越阶级对立、信仰迥异的思想“鸿沟”，与中共携手共赴国难，下决心说服蒋介石，以实现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指出：“只要有人能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不论他是哪一个阶层的中国人，我都愿意把自己的所有力量交给他，并且我愿意无条件地听命于他。”⑥初步萌生了联共抗日的思想。
1936年春，张学良在延安同周恩来就停战、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会谈，他对周恩来的风采和对时局的精辟分析十分佩服。同时，又对中共反蒋抗日的策略提出了异议。张学良指出：共产党的抗日和蒋委员长的攘外，如果都附带倒蒋和安内这些条件，我实在不敢苟同，因为日本军部绝不会等待倒蒋和剿匪。”张学良进一步分析说：“蒋介石现在实际上是全国的统治者，掌握着全国的军事力量，而且财政、金融、外交之权都由他一手包揽。我觉得联合抗日不应当反蒋，统一战线也应当把蒋介石包括在内，这样，我们的工作要好搞得多，抗日力量也容易集结壮大。”这次会谈之后不久，中共对时局进行了重新估量，基本采纳了张学良的建议，实现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重大战略转变。1936年10月，张学良在与英国记者的谈话中，公开表示了联共抗日的主张。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动后，为了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张学良立即电告中共中央，请教和平解决事变的途径和方法。邀请中共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大计。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西安之后，张学良、杨虎城与之密切配合，协同努力。最终，在中共、张杨、宋氏兄妹等的努力下，蒋介石终于允诺放弃以“剿共”为中心的内战政策，基本接受张杨及中共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终于化干戈为玉帛，携手共赴抗日战场。西安事变堪称张学良与中共真诚合作的典范。张学良从助蒋反共到联共抗日的巨大转变，反映了他在事关国家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识大体、顾大局的高尚品格和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宽广襟怀。
三、为国家民族利益忍辱负重、无怨无悔的自我牺牲精神
张学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爱国主义者。在他身上，牢牢打上了中华民族忍辱负重、牺牲小我为大我的优良传统的印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旨在实现其侵略东北，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所谓“国策”。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代蒋受过，落了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遭致国人的唾弃。1933年，日军步步进逼，侵占热河，张学良再度替蒋受过，承担了国土沦丧的“罪责”，辞职下野出洋。其实，不抵抗非张学良本意，蒋介石才是不抵抗政策的始作蛹者。张学良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他相信，本人决以其所能，为国尽力，以副同胞之希望，至于对日方针，唯中央之命是听，希望民众亦准备实力，与政府协力奋斗到底。在他接见东北旅平学生会代表时，再度展露心迹。他说：我的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1936年12月12日晚间，张学良在宣布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计划时，更是全盘托出了自己的心声。他心情沉重地对大家说：“我今天把大家找来，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⑦矛头所指不言自明。张学良执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代蒋受过，不为国人所见谅，个中表现出的忍辱负重精神，不无可取之处。在张学良看来，“要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重些，就是说自己不要自看太重，而有害于国家。”⑧
张学良在处理西安事变善后的问题上，以牺牲个人终身自由的巨大代价，换得了蒋介石践履承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局面的出现。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亲临西安，威逼张杨“剿共”。张学良为了实现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政治主张，对蒋介石进行了苦谏、泣谏、哭谏，仁至义尽。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亲自到蒋介石下榻的西安临潼华清池，声泪俱下地向蒋进谏道：“国家民族的危亡到了最后的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言抗日。”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扬言：“现在你就是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⑨张学良对人说，对蒋我真是用尽心机…舌敝唇焦，而且绝对是纯洁无私。”“而他(蒋)对高级干部的话，不但不采纳，甚至使我不能尽词。同年12月10日和11日，张学良又两次劝蒋：“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再一意孤行，蛮干到底，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⑩但得到的仍是一顿痛骂。张学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遂发动了“兵谏”。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在未告知中共代表及杨虎城的情况下作出了送蒋回宁的决定。他认为：我必须亲身送他回去，使他能够保持威信和尊严，好见人，好办事，不致使他感到难堪，不致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这样他所答应的条件也就不至于反悔了。“我们要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件事情只要于国家有利，牺牲我个人或牺牲东北军团体都在所不计。”(11)
张学良陪蒋回宁意义非同小可。刘少奇提出：“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张承担了，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就是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12)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对史沫特莱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就不可能。”(13)回宁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欲扣留张学良。第二天，张学良写了一封检查信，请求治罪。信中说：凡有利于国家者，学良万死不辞。
身陷囹圄后，为抗日救国，初衷依然不变。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西北军、中共一致要求释放张学良。张学良多次致信十七路军、东北军主要将领，他说：“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而尤望兄等本我初衷，凡有利于国者，任何牺牲早已不计。盼诸位计及国家利益，勿专为我个人谋也。”“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在张学良的努力下，东北军、西北军终于接受了蒋的方案，从而避免了一场大规模内战。国共两党为国家和民族，终于握手言和，走到一起来，携手共赴抗日战场。
以上我们从三个不同侧面论述了张学良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中反应了张学良在不到十年的短暂的政治生涯中，为国为民赴汤蹈火的勇敢精神；捐弃前嫌、求同存异的大局品格；忍辱负重，无怨无悔的高风亮节。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时代精神的体现。无庸讳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学良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够完美，还有缺陷，基本上还处在朴素的感性认识阶段，还带有某些封建的因素。如：感情用事、义气用事，还有旧式军人的某些作风，以及愚忠等因素，还不能用科学的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真正找到救国救民的正确出路等。但是瑕不掩瑜，这一切丝毫无损张学良作为中华民族“千古功臣”的光辉形象。在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之际，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尽管张学良的爱国主义和我们今天所讲的爱国主义有不同的含义，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崇尚英雄，识大体、顾大局，舍小家、顾大家，舍小我、为大我，仍然是时代的主旋律。
作者单位：陕西教育学院政法系
① 《国闻周报》第五卷，第三十二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28年8月15日。
②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第57页。
③ 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1163页。
④ 姜明文：《张将军二、三事》，《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第21页。
⑤ 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1163页。
⑥ 张魁堂：《张学良传》，第91页，210页。
⑦ 《西安事变亲历记》。
⑧ 姜明文：《张将军二、三事》，《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第21页。
⑨ 姜明文：《张将军二、三事》，《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第21页。
⑩ 姜明文： 《张将军二、三事》，《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第21页。
(11) 孙铭九：《看“西安事变”忆西安事变》，《解放日报》，1979年2月18日。
(12) 刘少奇：《西安事变的意义及以后的形势》。
(13)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l页，《毛泽东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