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的再研究
魏世刚
1936年12月12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东北军和西北军在陕北“围剿”红军接连受挫的形势下，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南京方面的一批军政要员，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虽然这段历史已整整过去70周年了，但回眸审视中国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深感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特别是张学良将军作为发动西安事变的决策人和参与者，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遭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软禁，失去了自由，铸成中国现代史上的憾事。史学界对此世纪谜团甚感兴趣，对张学良此举更是众说纷纭。那么，在张学良与杨虎城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之时，张学良到底该不该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是不是“感情冲动”、“太天真”或者是认为“以一人之失，换来全民族之得”等，史学界一直认识不尽一致，从而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观点。
关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缘由
认为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主要出于以下几种考虑：1．敦促蒋介石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使他不至反悔；2.维护蒋介石的所谓威严、人格和领袖地位；3.挫败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的阴谋；4.东北军内部不稳；5.张学良有恃无恐；6.送蒋回南京是日后去南京与蒋介石共事的最好形式；7.效法古人故事，演一出流传千古的好戏。①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一时心血来潮。在事变的发生和处理过程中，对于什么时候放蒋、如何放蒋，在各方面意见还没有统一的情况下，轻信蒋介石的许诺，顾念和宋氏兄妹的情谊，不顾部属和妻儿的苦苦相劝，也不与有关方面商量，心血来潮，临时决定亲自送蒋，最后造成了终身监禁的悲剧。“这一举动使他从捕人者变为被捕者”。也有学者认为“放蒋大事本应从三方面共同商量，但是张学良有个错觉，以为周恩来、杨虎城都不致反对”。其实，“西安方面，只有张学良主张无条件放蒋”。他之所以如此决定，“显然是出于善良的愿望和不切实际的幻想：1．以为蒋介石是要守政治信用的。2.以为有“三位一体”的实力做后盾。3．宋氏兄妹及端纳都保证他去南京的安全”。②张学良在1990年12月9日和10日对日本记者谈到周恩来时也说：“知道我已决定送蒋先生回南京，周恩来甚至赶到机场想把我追回来，因为怕我回南京不一定什么样。……可惜我送蒋先生离开西安时，因为担心周先生劝阻我、动摇了我，结果连招呼也没打，就走了。想起来遗憾得很”。③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学者认为，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既出于江湖义气，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思想，也有东郭先生式的善良愿望。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张学良的伟大爱国主义思想”。“张学良扣蒋是为了共同抗日，亲自送蒋求得谅解同样也是为了抗日”。“他的行动确实体现了他‘只知爱国，纯洁无他’的高尚情操。”④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还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⑤林云生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而亲自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则是逼蒋抗日的继续，是爱国无私的壮举，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标志。表现了不计个人安危得失的大无畏精神，为国家和民族立下了伟大功勋。送蒋回南京不是心血来潮、临时之计，而是张学良拥蒋抗日和逼蒋抗日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张学良为抗日救亡在特殊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行动。⑥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学术界肯定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行动渐成主流。不仅否定了此举是“一时感情冲动的鲁莽之举”，而且否定了其“政治上幼稚”的观点。送蒋回南京绝不是一时冲动，心血来潮，而是经过反复思考，比如临行前他对部下郑重其事地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招比你们高，这一招是抓住他的心。你们要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现在我们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并且我亲自送他去，也有向他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情不能反悔。另外，我亲自去也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说什么坏话。总之做人情做到家，同人家合作也要合作得彻底，我在这个问题上想得深，想得高，你们这些人都要听我的话，都要受我领导，不许乱说胡闹”。⑦“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⑧。“我们有本领请神，就有本事送神，不要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要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于东北军也在所不惜”。⑨以上这些送蒋理由，说明了张学良的“扣蒋”和“放蒋”的主观目的，是完全一致的。“扣蒋”是为了有利于抗日，“放蒋”也是为了有利抗日。从张学良所谈的这些送蒋理由，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他不亲自送蒋回南京不行，因为，在西安事变后南京方面的反动气焰很嚣张，如果张学良不亲自送蒋去南京：“压阵”，那么，蒋回南京后的确有很多事情难办，其中最突出的是蒋在西安的“保证”。如果没有人听从蒋的命令，这一“保证”也就无法实现。张学良不尽快送蒋去南京，也不行，因为东北军和西北军在12月24日晚已联名上书：“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有的激进分子还提出了要干掉蒋。问题的严重性已暴露出来，张学良只得尽快亲自送蒋回南京，否则，一场大规模的内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正因为如此，所以张学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为谋求全国一致抗日而作出自愿牺牲的一种选择。
有学者认为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另一种原因是与杨虎城及参予事件的重要将领在对如何处理蒋介石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各自所处位置不同，认识的态度必然不同。事实上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不顾一切杀死蒋，其后果必然导致全国性内战，这当然不可取；二是“不留痕迹”地放蒋，其后果必然是牺牲东北军、十七路军两个团体的利益。那种两方面兼行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张学良正是看清了问题的症结，才毅然采取“不留痕迹”的放蒋方法，这是处置蒋的最佳选择，决非轻率之举。⑩
有学者认为：1.张学良躬亲送蒋返宁的思想早就存在；2．是为了给蒋介石恢复威信，以便领导全国抗日；3．向全世界表示，西安之举，完全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绝无私心杂念，使亲日派无话可说；4．为了使蒋介石答应的条件不致后悔，力求尽早一一兑现。(11)也有学者认为张学良敢于送蒋还有四张王牌，一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团结；二是他有回西安的条件，即十几个军政大员及几十架飞机；三是他与蒋宋孔的良好关系；四是蒋宋的诺言。(12)还有学者认为释蒋的另一原因是在张扣蒋后检视了蒋的机密文件,从中发现了国民政府1935年初开始的对日备战工作的论述。这个发现使张考虑到在“停止内战”的前提下释蒋，是有利于对日备战工作，有利于抗日大局的。再有学者认为“张学良为什么不顾众人反对，要于25日匆忙释蒋，究其原因，大约有四个方面：1.12月25日上午，在达成了十项口头协议和蒋对周亲口许诺，西安事变可谓取得了积极成果。张学良以为他发动事变的目的已达，再也没有继续扣蒋的必要，为了证明自己的纯洁无他，回击外界的舆论谴责，当天下午，他即匆忙释放了蒋介石。2.张学良当时急躁紧张，匆忙于25日下午送蒋走，其原因就在于最后的停战期限已到，不容再有拖延的时间。所以，南京政府最后的停战期限，对张学良释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3．25日下午，张学良请来杨虎城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走”。这句话，真实反映出张学良当时的沉重心情……所以，西安内部在放蒋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无疑是促使张学良于25日放蒋的重要原因。4.所以，在西安谈判取得一定成果，在南京停战期限的最后一天，在西安内部严重分歧的时刻，在蒋介石下令撤兵的条件下，张学良当即立断，于12月25日送蒋回宁，从而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并促使蒋介石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后的善后问题。(13)再有学者认为张学良送蒋回宁主要有以下几点：1.蒋介石最终配合张学良、杨虎城，基本上同意张学良、杨虎城所提的八项救国主张，表示愿意以领袖的人格担保兑现谈判达成的协议。尊蒋为领袖并与蒋介石有着非同一般关系的张学良看到蒋介石既然已作出如此姿态，便决定送蒋回宁，以维护领袖威信和尊严。2．国内外舆论误解张、杨发动“兵谏”的目的，强烈反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大肆攻击，要求西安方面尽快释放蒋介石，这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张学良希望通过亲自送蒋介石回宁来表示自己的诚意，以消除对他的误解，以正视听。3.英国大使和蒋介石、端纳、宋美龄、宋子文都保证张学良的安全。张学良认为东北军、西北军实力已不菲，加上其支持者中共、部分地方实力派和扣留在西安的十几名军政大员，使得西安方面有足够的实力来保证张学良到南京后的个人安全，他完全可以安全地回到西安。(14)
总之，过于乐观的估计形势，轻信蒋介石的承诺，担心“夜长梦多”，为国牺牲精神和英勇果敢的个性，好汉做事好汉当，敢于承担责任，尤其是要极力尽快促成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些都是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原因所在。
关于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后果和意义
关于张举良亲自送蒋回南京的得失后果及意义，也是西安事变研究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对此，学术界的争论一直很激烈。其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一种是持消极观点，认为张学良忽视周恩来等不必亲送的劝告，“贸然亲送蒋介石回南京铸成大错，不但使西安事变的成果，濒临完全丧失的边缘，而且他自己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5)还有学者概括为：1．义气说。张之送蒋，是受英雄主义思想影响的缺乏理性的举动。2．放弃说。事变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多谴责张杨，共产国际与苏联更对张猛烈攻击，而张杨与中共搞西北大联合，组建三位一体，是以对苏联的大力支持抱有极大希望为前提的，由于苏联态度的出人意料，迫使张杨放弃以前立场，亲自送蒋回宁。3.旧道德观说。张受传统的忠君、正统等封建思想的影响，为表示始终效忠蒋氏，为维护“领袖”的尊严与脸面，而不得不送蒋。4.放包袱说。张曾多次表示，东北军是压在他肩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捉蒋后，张犹如刺猬在手，放蒋乃必然的结果。
再者是对送蒋的后果持积极肯定的观点，这一观点占学术界的主流，也是绝大多数的。如：“张学良从速释蒋并亲自送蒋回南京一举，是他挽救危局，避免内战，争取全国团结抗日前途而采取的一个快刀斩乱麻的果断措施。张、杨以国家民族为重，致内战之祸幸而得免，终于稳定了西安事变后出现的复杂混乱局面，开辟了国内走向和平的新局面。(16)有的学者认为“从当时的形势看，张亲自送蒋，对张个人来说，确实不利，但从全局来看，是有利于最终实现事变和平解决的。他亲自送蒋，一则表示他真正拥护蒋介石，以证明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二则可以抵住何应钦等讨伐西安的借口；三则会得到全国各派政治势力和社会舆论的同情，这对于蒋介石企图以事变为由对西安实行武力报复的心理和行为有很大的抵制作用”。(17)还有学者认为，张学良陪蒋介石从西安飞往南京，是逼蒋抗日的继续，既有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表现了他的抗日救国、不计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一人承担了西安发难的全部责任，是爱国无私的壮举。“张学良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在于为抗日救国这一崇高目标，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亲自送蒋回宁，以个人之失，挽来民族之得”，(18)为抗日救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为国家和民族立下了伟大功绩。
还有学者认为，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义无反顾的行为。“要说有牺牲的话，那就是张学良个人、家庭和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两大军团作出了巨大牺牲。这一牺牲赢得了停止内战，实现了国共联合抗日，为取得我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华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19)还有的学者在一分为二地批评否定了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片面观点，在充分吸收肯定各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认定送蒋回南京“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拥蒋抗日的继续”。第一，张送蒋回南京稳定了当时十分复杂的国内形势，缓和了当的西安兵临城下与南京剑拨弩张的对立局面，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第二，张学良躬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给足了蒋介石的面子，直接促进了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此后，肯定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观点成为主流，肯定张送蒋回南京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义举，“此举看似唐突，实际对消除人们对西安事变的误解和缓和双方的矛盾起了积极的作用”。(20)
总之，如果没有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那么，蒋介石在西安的口头承诺也就很难实现。西安事变将会留下许多没完没了的“后遗症”。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是十分必要的。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标志着连续十年的内战由此宣告结束，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2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学良亲自送蒋叫南京的历史意义是多么的重大!应该说，张学良是“转换时局枢纽”上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没有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那么，中国的时局就难以转换，更大规模的内战就将爆发，国共两党就很难以重新合作，日本侵略者就将灭亡中国。这是每一位对中华民族负责的同胞，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是一种极为高尚的爱国主义行动。他的这一行动，使中国避免了一场新的内战发生，为国共两党第二次重新携手合作铺平了道路。尽管张学良从此之后被蒋介石软禁了长达50年之久，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张学良是以牺牲自己一人的自由，换得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自由。因此，在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之际，我们更应该怀念这位“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历史也将永远记住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作者单位：西安事变纪念馆
① 李云峰、宋广波： 《大陆十年来西安事变研究综述》、《西安事变研究新论》1998年。
② 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③ 雷云峰：《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爱国情谊》、《文博》2001.12。
④ 陈崇桥：《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之发展》、《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⑤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页。
⑥ 林云生：《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问题新探》、《西安事变实证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
⑦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第一版。
⑧ 张魁堂：《张学良传》第215页。
⑨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第9页。
⑩ 张学继：《西安事变几个问题的再探研》、《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4期。
(11) 张友坤：《对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1994年1期。
(12) 罗玉明：《张学良送蒋回宁原因新探》、《人文杂志》1996年4期。
(13) 张天社：《西安事变张学良于12月25日释蒋的原因》、《西安事变实证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
(14) 殷宗茂：《对张学良送蒋回宁的几点认识》、《皖西学院学报》2002年2期。
(15) 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16) 任振河：《张学良躬亲送蒋原因之我见》、《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17) 侯雄飞：《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原因新探》、《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18) 林云生:《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问题的初探》，《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华文出版社1993年。
(19) 张友坤：《对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1994年1期。
(20) 范克明：《关于张学良历史悲剧的思考》，《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华文出版社1993年。
(21) 李世平:《中国现代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1版。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