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对当代中国的重要启示——试谈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国共两党战略决策的失误
毕万闻 付大中
70年前的西安事变，结束了国共两党长达10年的残酷内战，开创了举国御侮的抗日伟业，其改变国策、挽救国运、扭转历史走向的功绩不可低估。但在今日，纪念西安事变，似应深思西安事变对国家民族究竟有何重要启示。
一、务必长期地提防日本
从根源上说，西安事变是日本的“大陆政策”造成的。明治维新之后，“大陆政策”很快就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其主旨就是灭亡中国。日本的这个国策，到西安事变，已经疯狂地推行了几十年，面对强敌，贫弱的中国，不断地忍辱退让，以求苟安。
1928年春，蒋介石挥军北上，进行第二次北伐。日本为了阻止中国统一，公然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残杀我军民六千余人。蒋介石，“暂忍人所不能忍者”，①含愤退让，绕道北伐。当年夏天，日本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不听摆布的张作霖(日人伪造现场，诬指中国南方军队所为)。日本还派出特使林权助，参加张作霖的葬礼。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张学良明知是日本人干的，但自感无力对抗，便忍恨与林权助虚与周旋。
九一八事变之前，为了侵占东北，日本一再寻衅，接连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朝鲜排华风潮、中村事件，并在日本制造由于中国“排日”而使日人在“满蒙”遭受迫害的假象。蒋介石在其日记中说：“日人如此蛮横，吾国已不成国矣”。②但他认为，如贸然开战，“只要三天之内，(日本)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③蒋介石、张学良等国府要员，明知“关系满蒙存亡”，仍然决定“万方容忍” (张学良语)，④“不予抵抗”(蒋介石语)。⑤怕刺激日本，怕日本找到借口，怕在国际上讲不清楚，所有的应变计划和抵抗准备全都不做。而在日本，青年官兵们走上街头，叫嚣必须“武力征服满蒙”，才能“保卫”日本的“生命线”，还到靖国神社前，为其军事间谍中村祭灵，并割破手腕，用鲜血在白布上涂成太阳旗(日本国旗)，挂在靖国神社前，以示侵占东北之决心。这时，中方为了消除借口，已决定牺牲处死日本军事间谍中村的东北军团长关玉衡。当日本飞机在其国内散发传单，谎称“满蒙危机”，疯狂进行战争动员之时，中方却一再派人到日本乞求和平。当日本陆相南次郎在其高级军官会议上关于“满蒙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的讲话在日本公开发表之后，日军即将出兵“满蒙”的猜测在日本到处流传之时，中方却一再下达“收缴武器”、“不准抵抗”的军令。如此地万般忍让，日本还是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同样，又伪造现场，诡称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并迅即占领了沈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发表的告国民书告同胞书，蒋介石、张学良的讲话，都一致主张“忍辱含愤”，“静待国联公断”。自己不抵抗，不自卫，却期待别人来保护自己，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是这样做的。列强把持的国联，做了什么呢?派了个调查团，发表了个调查报告，明知日本是侵略者，却不肯加以制裁，也不肯严厉地加以谴责。 (退一步说，即便严厉地谴责了，能奈日本何?)美国照旧把用于制造军火的钢铁等战略物资出售给日本。社会主义的苏联，后来也把中东路卖给了日本，并公然承认了伪满洲国。
1932年初，为转移国际视听、掩护日本在东北炮制伪满洲国，日本在上海雇佣无赖，袭击日本僧侣，又诬称为中国抗日人士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1月18日，三友实业社的工人义勇军正在工厂内操练，5名日本僧侣从墙外向他们投掷石块，双方引发争执。日本公使馆驻沪武官田中隆吉雇佣的无赖，趁乱袭击日本僧侣， 当时有3人受伤，随后，日方宣称其中一人伤重身亡。20日，田中指使日本浪人烧毁三友社的纺织厂，并打死租界华捕1名，伤2人。21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道歉、惩凶、赔偿、取缔抗日运动并解散抗日组织四项无理要求。在上海各界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上海市政府也向日总领提出抗议，要求道歉、惩凶、赔偿。22日，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公然警告上海市长，如不给予答复，决取“严厉”行动。27日，村井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8日晚6时前给予答复。上海市政府明知日方理亏，明知民众“异常愤激”，但为了贯彻国民党以妥协退让避免战争的方针，还是在28日下午2时许，全盘接受日方的要求，村井对此表示满意。但当夜，日军还是向驻守闸北的我十九路军猖狂进攻，十九路军被迫应战。凇沪抗战坚持了一个月。装备低劣的十九路军(以及中央军第5军)奋勇抵抗，几乎与日军打成了平手，但因“抗日剿赤，两难兼顾”，⑥国民政府还是与日本签定了对中方不利的凇沪停战协定。
1933年春，日本硬说热河是伪满洲国的领土，攻占了热河，并向长城一线进攻，我军顽强抵抗。在这次长城抗战中，西北军宋哲元部、中央军关麟征部黄杰部刘勘部以及晋军商震部，都做出了重大牺牲。5月30日，中日军方代表在塘沽“谈判”，日方提出事先印好的停战协议草案，不许中方改动一个字，且须在一个半小时内做出是否同意的答复。此时，北平已暴露在日军的枪口之下。中方被迫在草案上签了字。塘沽协议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的占领线，等于默认日本对东北四省的侵占。协议签字后，日本天皇裕仁到靖国神社参拜，向日本阵亡将士“报捷”。
1935年初，当日伪军正向我察东进攻之时，外相广田在其议会大谈对中国如何“亲善”，宣称不侵略，不威胁，不再发生战争。国民政府立即响应，一再发表命令，禁止抵制日货，禁止媒体刊载排日的言论和消息。与此同时，日本军方却在河北省频频制造事端，大肆炫耀武力(史称“河北事件”)，阴谋分离我华北。6月9日，日方向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一系列严重侵害中国主权的要求：罢免当时的天津市长、河北省主席等中国官员，将我东北军第51军、中央军第25师、宪兵第3团以及国民党党部全部从河北撤走，禁止中国国内一切排日言行，……翌日，何应钦被迫表示接受；同日，国民政府也发布了严禁反日抗日的“睦邻敦交令”。日方又要何应钦做书面承诺，遭何拒绝，日本即制造察哈尔事件，强横施压。7月6日，何被迫将日方所拟通知书稍做修改，签名后送达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史称“何梅协定”。
当日方威逼何应钦之时，6月初，日本特务途经察哈尔省张北县时，因其证件不足，被我29军132师官兵盘问，随后即予放行。日方遂诬称这4个人受到侮辱，要求宋哲元军长亲自道歉，惩办直接负责人。国民政府免去了宋哲元察省主席之职，以秦德纯代理，并调走了132师。但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提出了一系列便于日本在察省进行侵略活动的要求，秦德纯被迫签字同意，史称“秦土协议”。国民政府以为何梅、秦土两协定已满足了日方的欲望，企图在不谈东三省问题的前提下缓和中日关系。但日本在侵占东三省、热河之后，又要阴谋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来。
先是制造了香河事件。10月，日本在河北香河县纠集汉奸，以“自治”为名发动暴乱。11月，土肥原到北平，要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宣布“自治”，否则日军便侵占河北和山东。同时，日方又要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响应“自治”。11月，土肥原等策动汉奸殷汝耕，在冀东22个县设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这是日本在关内建立的第一个傀儡政权。日军还强占丰台和天津的车站，干扰火车运行。日军并派飞机到北平，散发殷汝耕号召响应其“自治”的传单。为迁就日方“华北特殊化”的要求，何应钦与宋哲元在国民政府的授意下，拟议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征得日方同意后，再报国民政府批准。日方力图在该委员会中安插亲日分子。
至此，中国的领土任由日本侵占，中国的军队任由日本调动，中国的官员任由日本任免，中国的行政任由日本摆布，加上日本在沦陷区烧杀、劫掠、奸淫的种种极为凶残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12月9日，在中共的领导下，以北平学生的抗争为先导，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抗日运动爆发了。几乎与民情激昂的同时，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召开，汪精卫因伤辞去行政院长等职，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渐趋强硬。
1936年春，日本又扶持蒙奸德王在内蒙古建立了傀儡政权。11月，日伪军侵略绥远，傅作义将军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奋勇抗击，并取得了胜利。随后，西安事变爆发了。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制造事端，借机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开初，国民政府在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仍望和平解决争端”，“准备应战而不求战”，⑦但遭日本拒绝。于是，八年抗战开始了。
其实，日本在西安事变前后对中国的侵略，只是日本侵华史的一小部分。从时间层面说，日本自1874年侵犯台湾到1945年战败投降，侵略中国长达70年之久；从领土层面说，日本吞并琉球(冲绳)，割占台湾、澎湖，侵占东北，以至攻占东部最富庶的大半个中国；从赔款层面说，举其大者，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从中国攫取2亿3150万两库平银，折合成日元，等于3亿4725万元，相当于当时日本四年的全国税收，而当时中国每年的税收约为8000万两，只相当这笔赔款的1／3。随后，日本参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又从中国攫取了白银3500万海关两，折合成银元，本息合计为1亿1831万元(实际支付9154万银元)。据统计，近代中国被迫付给外国的战败赔款为13亿7500万银元，其中，对日本的赔款最多，总共7亿232万银元，这就是说，对日本的赔款比对其他各国的赔款总和还多!中国百姓的血汗巨款，发达了日本，养肥了日本。当然，日军在侵占大半个中国期间，所劫掠所搜刮去的无数购物，比这些赔款，还不知要大多少倍!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八年抗战中，中国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这个数额相当于中国大陆2004年GDP的1／3)。至于中国人的伤亡，仅在八年抗战期间，就死亡1700万，伤残1800万，合计3500万人。
在近代，中华民族受尽了列强的侵略和欺凌。这其中，对中国人民施暴最长久最凶残的就是与我们一衣带水的“芳邻”日本。可是，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中国人民还没有来得及清算日本侵华罪行之时，蒋介石就主张对日本要“以德报冤”。1952年退守孤岛的蒋介石又与日本签定了日台和约，放弃了战争赔款。1972年，为了使日本抛弃台湾政权转而承认大陆政权，毛泽东也放弃了战争赔款，与日本签定了声明与和约。中国对日本如此宽容，日本是否果真能像中国所期望的那样“世世代代”地与中国友好相处呢?
二、国家的大战略务须符合社会的大趋势
九一八时，由于事变前不做应变的准备，事变后推行不抵抗政策，日军一夜之间占领(注意：不是攻占)了沈阳，一日之内轻而易举地攻占了20座城镇，四个月零18天便占领了东三省。沈阳兵工厂大量的武器、东三省的大批物资，都变成日本扩大侵略的军事力量。当然，以当时中国的国力，要完全制止日军的侵略，是不可能的。但即使在战略防御阶段，也应该节节抵抗。不抵抗，实际上，反倒纵容了敌人。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这5年过分的忍辱退让，虽不能说完全没有延迟日本侵略的作用，但总体上看，不仅使向来欺软怕硬的日本越发猖狂，也大大抑制了国人抗日的热情和信念。更为严重的教训，则是国家战略决策的失误。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着一种论断，说是到1935年秋冬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前后，中日民族矛盾才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际上，九一八事变使中国社会迅速地发生了巨变。抗日救亡运动的空前高涨，民心的极度义愤，舆情的普遍激昂，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动，表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政府的大政方针、国共两党的基本政策，也应该做出重大的调整和改变。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9月19日，北平各大学就组织了“抗日救国会”。20日，北京大学学生会的抗日救亡通电便颇有预见地指出，日本占领东北后，势必指向平津，华北危在旦夕，国亡五日(一年半后，日军侵占热河，平津便暴露在日军枪口之下了)。通电还切中要害地说，“惟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⑧才能救亡。23日，南京各界10万余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反日救国大会，演说者挥泪痛陈“亡国”的危险,气愤极为悲壮。24日，上海3万5千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船装卸货物。26日，在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簌的主持下，上海800余团体20余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并游行示威，庄严肃穆，声势浩大。同日，上海日商纱厂华工成立了上海市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宣言其8万工友自愿加入义勇军，与暴日决一死战。27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告全国人民书，批评政府请求国联“公判”是坐以待毙，要求把全国工农兵学商联合并武装起来，只有依靠民众自己的力量，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⑨28日，北平各界250余团体20余万人，齐集太和门，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并通电全国，要求政府明确认定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最大的敌人。⑩同日，上海复旦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数千名学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当时大雨倾盆，寒风凛冽，学生们衣衫湿透，但秩序井然，他们提出对日积极备战，实现和平统一和恢复民众运动等6项要求。同日，上海市商会召开各行业代表会议，决定对日经济绝交，严厉抵制日货。在这前后，全国各地的抵制日货运动如火如荼。
10月1日，冯玉祥发表通电，主张武力抗日，认为依赖国联，无异于与虎谋皮。10月2日，上海代表80万工人的50余工会团体代表，举行会议，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对日实行经济绝交，组织抗日义勇军。会议在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通电中，痛陈“国家存亡，危在旦夕，我全市80万工友，悲愤之余，决心与国偕亡。”(11)3日，上海报界工会代表第二次宣言，“反对一切内争，一致对外”，认为只有“全国民众一致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才能救国。(12)同日，东北的“绿林豪客”盖三省、震东洋、草上飞等人联名通电，请求政府下令抗日，十万绿林愿为讨日前躯。7日，上海邮电抗日救国会在邮务职工俱乐部开会，要求政府厉行征兵制，并征收救国费用，邮务职工愿捐月薪的10％。18日，北平各行业工会团体成立了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决定组织义勇军，募集爱国捐款。11月下旬，各地学生两万余人到南京请愿，12月中旬，请愿的学生达3万之多。
九一八爆发后不久，中间势力就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再生社”发起人罗隆基要求改组政府，组织容纳各派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国防政府”。(13)10月中旬，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王造时发表了《救亡两大政策》，一是对外准备抗战，与日本拼命到底，二是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在《安内必先攘外》一文中，他与蒋介石大唱反调，批评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走不通，认为只有决心而积极的抗日，才有出路，这是唯一的“安内”的办法。他英明地指出，只有举国一致，才能抗日救国，而国共两党鹬蚌相争，无论谁胜谁败，都使日本渔人得利，他要求结束“国共内战”，与共党妥协，让红军开赴前线去打日本。(14)23日，爱国老人马相伯发表告国人书，要求政府真正代表民意，若非民意，对内绝对不用一枪一弹，对外必须不吝一枪一弹。(15) 1931年底前后，各界名士沈均儒、黄炎培、熊希龄、王云五、史量才、左舜生、荣宗敬、章士钊等，要求结束党治，实现民治，召开制宪会议，实施宪政，给人民以自由，这样才能坚持抗战。1932年春，天津《大公报》公开指明，当整个中国将被日本吞并之时，政府必须开放党禁，和平解决“赤祸”，以便共同抗日(16)。《申报》也发表文章，要求改革独裁统治。(17)
九一八后，尽管政府在推行不抵抗政策，但主动请缨抗日的，不仅有徐永昌、傅作义、杨虎城等大批地方将领，还有张治中、陈城、宋希濂等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一·二八事变爆发时，十九路军是自发(而非遵令)抗战，委员长蒋介石、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层峰人物对蒋光鼐、蔡廷锴“破坏”政府整个计划颇为不满，但请求增援和接济十九路军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就有冯玉祥、李宗仁、孙科、张发奎、唐绍仪、陈济堂等几十人，而请命赴援的军事将领则更多，如白崇禧、刘峙、蒋鼎文、顾祝同、张治中、毛邦初、龙云、陈继承、张钫、徐源泉、何键、余汉谋、孙连仲、高树勋、黄秉衡、刘湘、刘文辉、卢兴邦等等，这其中，有许多是蒋介石的嫡系。国民党中央三令五申，“力持镇静”，“以和平对野蛮”，“逆来顺受”，静待国联之“公判”，可鄂、滇、沪、冀、晋、平、津、平绥路、北宁路以及海外的许多地方党部却纷纷请求全国动员，以武力抵抗日本。
在凇沪抗战中，我军以装备低劣的7万之师，抗击装备精良的8万日军，迫使日军换了三个主帅，伤亡1万余人(我军伤亡1万4千人)。长城抗战，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我军伤亡1万5千余人。参战的十九路军、中央军和二十九军等部队的广大将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他们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充分体现了全国民众抗日救国的热诚和决心。
无论是凇沪抗战还是长城抗战(还有规模较小的江桥抗战、绥远抗战)，都得到全国人民极其热烈的支援(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稍作简述)。
从十九路军奋起自卫开始，上海和全国各界民众自发组织的义勇军、救护队、运输队、担架队、慰问团就争先恐后地赶赴前线，积极协助我军作战。据统计，仅在十九路军登记参战的义勇军，就有2万人。凇沪抗战打响的第二天，民众的捐款就源源不断。《申报》负责人史量才捐出7万多美元(约合20多万银元)，远在河北定县的贫苦农民纷纷集资捐款，连上海的妓女也捐款捐物。十九路军每月军饷仅30多万，又时常不能按时发放，但仅仅海外华侨两个多月捐来的国币(白银、黄金、美元等除外)就高达68万余元。前线需要什么，民众就捐献什么，不够的就日夜赶制，并冒着枪林弹雨送往前线。捐送的数量常常超过需要的数量。宋霭龄提供一个有400床位的医院，救治伤员。帮会头目杜月笙也捐助于急需的电话机等器具。宋庆龄、何香凝不仅捐款捐物、创设伤兵医院，还不顾个人安危，到危险的前线慰问官兵。据笔者所知(可能笔者孤陋寡闻)，在30年代，无论是国军的剿共战争，还是红军的革命战争，都没有受到各界民众如此普遍如此热烈的欢迎和援助。
笔者罗列上述史实，无非是想证明，九一八事变使中国社会迅速地发生了巨变。“抗日救亡”已经成为各阶级各阶层的主导诉求，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直接或间接的参加了空前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舆情和民心明显地倒向“一致对外”，或者说，“抗日救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民意。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阶级矛盾转化为中日民族矛盾。社会的主要矛盾改变了，国家、政府以及主要政党的大政方针，自当顺应社会的大趋势，做战略上的调整与改变。可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却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共产党也继续推行其推翻国民党政权(后来称之为“抗日必先反蒋”)的政策。于是，鹬蚌相争、自耗国力的国共大内战又打了5年，直到西安事变前后，双方的基本政策才有了战略上的重大转变。
社会的进程，历史的发展，虽然有其固有的规律，但其走向和路径，并非是单一的，宿命的；实际上，往往有两种甚至几种可能，尤其是在关键当口。这时，战略和政策的选择就十分重要了。而这种选择又总是为利害关系、意识形态以及认识水准所左右。国民政府以及国共两党的战略决策，当时为什么没有顺应中国人民的主流民意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呢?这是个复杂的大课题，应该由国家立项加以深入地研究。但无论如何，五年大内战的严重后果已经证明，因小失大的错误决策，不仅给决策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群体、政党、阶层、阶级，甚至给我们整个国家民族，都带来了得不偿失的巨大损害。笔者以为，在我们中国，20世纪30年代初，以及50年代后期，都出现过这种重大的战略失误。
我们的史学不仅仅要记录历史，或是站在某一党派立场为既有历史辩护，更重要的，恐怕还应该为国家民族总结历史上重大的经验与教训。
三、民主政治必然取代一党专政
西安事变迫使领袖和政府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人们所期盼的国共合作、举国抗战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但是，西安事变不是通过正常的制度管道与合法程序来表达民意的，而是通过带有暴力色彩的“兵谏”来实现的。这种非正常的表达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政变”(张学良语)，中共中央事后则称之为“军事阴谋的方式”。有些权威学者把这种方式称为“逼蒋抗日的唯一有效方法”，但它毕竟是特殊场合的危险办法，正如中共中央所言，它“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18)挚诚抗日救国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危险的方式呢?因为建议、劝谏、哭谏都没有效果，联合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一道劝谏也是毫无效果。正确的建议，代表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意见，领袖和政府为什么拒不接受呢?
从根本上说，这是当年国家体制造成的，或者说，这是国民党一党专政造成的。因此，西安事变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只有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代之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避免危险的突发事件，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因为民主政治，不仅能使社会基层的下情民意,通过正常的制度管道与合法程序，上达给社会高层的决策者们(领袖、政府等国家管理层)，更为重要的，还能使决策者们必须遵照社会主流民意行事，否则，他们将比较及时地被依法撤换甚至惩罚。
从30年代后期国共开始合作抗日之后，共产党就一再要求国民党和蒋介石，“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废除一党专政”。到了40年代，特别是抗战胜利前后，共产党便联合其他民主党派，更加强烈地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开放党禁”，实行“党派平等合作”，使“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组织立宪政府”，实行“英美式的初期民主”。那时，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政权，看起来也十分强大，威望也颇高，正处于进行政治改革的有利时期。但他们总是斤斤于一党一派眼前的既得私利，不肯放弃“一党统治”。(19)结果，这个政权愈发腐败，以致于不得不丢掉大陆，败退到孤岛台湾去了。这教训，后来的执政者，应当深长思之。
四、贫弱必然受欺挨打，富强才能昂然挺立
当年国民政府渴求国联能主持正义，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国联里的弱小国家，也确实同情中国并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是，列强操纵的国联不可能也没有制止日本的侵略。当今世界，公理尚在，是非犹存。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仍然要受制于强权政治。我们中国，不止在西安事变前后，在整个近代，已受尽了外国列强的欺凌和压迫。为什么我们所遭受的苦难那么深重那么长久呢?可以讲出千条万条，但最后为归为一条，还是“贫弱必然受欺挨打，富强才能昂然挺立”。这个道理别人已经说得很透了，这里就不再罗嗦了。笔者只是想说，我们中国虽然现在已经走上了富强之路，但离真正的富强还差得很远。富强尚未实现，国人仍须努力!
作者单位：毕万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付大中，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①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一，第222页，1978年10月台北印行。
②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一，第110页，1978年10月台北印行。
③ 《大公报》西安分馆编：《领袖抗战建国文献集》第29—32页，1939午7月版。
④ 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上册，第466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北京第1版。
⑤ 洪钫《九—八事变时的张学良》，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第24页。
⑥ 何应钦致吴铁城电(1932年2月14日)，南京二史馆所藏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
⑦ 伍宗华等人主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史长编》，上册，225—228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⑧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第3页。
⑨ 《申报》，1931年10月3日。
⑩ 陈觉：《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第8章，第2页。
(11)《申报》，1931年10月3日。
(12)《申报》，1931年10月3日。
(13) 罗隆基：《沈阳事件》，第17页，上海文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14) 王造时：《荒谬集》，第19、20、110—119页，自由言论社1936年6月版。
(15) 徐景贤编：《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第35页，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版。
(16) 天津《大公报》，1932年1月21日。
(17)《中报》，1932年4月2日。
(18)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23页，中央档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册，第676—697、709—710、728—7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北京第1版；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册，第697—7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北京第1版。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