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都保安70年历史变迁——在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志丹会场上的情况介绍
中共志丹县委 志丹县人民政府
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同志们：
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70周年之际，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文献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举办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对于进一步了解掌握中国革命历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中共志丹县委、志月县人民政府对会议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致以亲切的问候!
志丹县是刘志丹将军的故里、中国革命的“红都”，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刘志丹的闹红和中共中央的进驻，成为全世界关注和中外之有志之土追求和向往的地方，成为中国革命指挥中心和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地。世纪之交，特别是近几年志丹的迅速崛起，跨入陕西省县域经济十佳县、西部百强县、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提升速度最快百县(市)行列，再次成为一个亮点。下面，我就党中央迁都志丹和志丹县目前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作简要介绍。
一、志丹县基本情况
志丹县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位于延安的西北部，东与安塞县交界，西北与吴起、靖边县接壤，东南和甘泉、富县毗邻，西南和甘肃省合水、华池县相连，版图状似不规则的四边形。全县东西长70.01公里，南北宽92.56公里，总面积3781平方公里。境内的洛河、周河、杏子河三条河流把全县自然分成西川、中川、东川三个区域，海拔最高1741米，最低1093米。志丹县现辖6镇5乡1个管区，200个村、3个社区，总人口为13万人。
志丹县史称保安军、保安州、保安县、赤安县，其建制始于北宋，1936年6月为纪念刘志丹将军缔造西北红军和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丰功伟绩而更名为志丹县。志丹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历史文物丰富，文化灿烂辉煌。宋代名将刘延庆、刘光世、刘绍能、刘怀忠、解元都出生在这里。北宋名将范仲淹，狄青，沈括都用刀与剑在这山峁陡洼进行过血与火的耕耘。近代百余年，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传奇人物马锡五都生息在这片热土上。县内有战国时期的长城、闻名于世的秦直道、西夏龙州城、中共中央迁都保安的旧址、刘志丹将军的陵园及城堡古寨，塔群古桥、石窟庙宇等。
志丹土肥水美山藏宝，光足热富物产丰。四季气候分明，资源丰富，历史上曾以农牧业并举、物产富足著称，素有“山保安，米粮川，牛羊山”的美誉。志丹年平均气温7.8℃，年平均降水量508mm，无霜期142天。全县水资源较为丰富，水质较好，在县城正北、周河东岸分布着通过国家部颁标准的优质天然矿泉水，适宜进行瓶装生产及系列产品的开发利用。志丹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白土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前景广阔。境内可供开发利用的浅层油面积2300多平方公里，已探明石油储量6．8亿吨。动植物资源丰富，牛、羊、荞麦、杏仁、香谷米、沙棘、地椒、甘草等优质特色资源开发潜力很大。
二、中共中央迁都志丹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纵横十几个省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踏进陕甘宁苏区的大门——保安县吴起镇，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天地。1936年7月3日中共中央移驻志丹，并迁都于此。1936年7月9日，《红色中华》报第386期第一版发表文章，宣告中华苏雏埃中央人民政府迁都志丹县城，志丹县成为赤色京都和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中央西北办事处、财政部、粮食部、土地部、教育部、外交部、内务部、国家银行、司法部、工家检查司、政治保卫局、中央党校、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等中央机关驻扎在志丹县城北至刘坪、南到麻地坪的数十里周河川上。党中央在志丹期间先后召开21次政治局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胜利地指挥了西征， 实现了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深入开展了工地革命，作出了《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广泛深入地进行了扩红、建政，巩固扩大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在此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作子《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论统一战线》的著名的“志丹双论”，第一次向全世界真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情况和革命主张，以及共产党领导下陕北苏区人民所创造的伟大的革命业绩；在志丹开办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干部力量；充实了中央政治局，改组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部；成立了文艺工作者协会，召开了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会议；研究和决定了促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策略，促进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实现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可以说，中共中央进驻志丹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迁都志丹，从根本上结束了红军长征以来居无定所，天上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形成了以志丹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
中共中央在志丹召开的每一次会议，作出的每一个决定，实施的每一项工作，都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华苏维埃政府在志丹期间，长途跋涉的革命队伍得到了修养，革命力量得到了壮大，革命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顺利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二是广泛宣传了共产党的正确主张，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让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第三是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开创国共联合抗日新局面。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后，中央领导目睹了陕北苏区的实际情况，认真总结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中得以发展巩固和保存下来的成功经验，借鉴了刘志丹的统战思想“三色论”(即采取、“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斗争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并根据全国时局的发展和变化，充分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进行了战略性的重大调整。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未满两个月，就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后，中央十分重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认真分析了西北“剿共”前线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处境和现状，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是首先能够争取的对象，联合他们，不仅能改变红军的被动态势，而且能影响其他实力派，扩大统一战线，造成西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因此，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总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在争取张学良抗日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说服工作。8月19日，中央在志丹县永宁马头山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和武装抗日救国军。中共中央在志丹发出《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也发表了《对哥老会宣言》。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为了进一步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中央于1936年8月10日在志丹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国共两党的关系和统一战线的问题，并在会议上决定放弃“反蒋抗日”的口号，并提出“逼蒋抗日”的新策略。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并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去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地救亡图存。”9月1日、9月17日，中央在志丹又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阐明了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者其大部分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因此，决定放弃“反蒋抗日”的口号，采取“逼蒋抗日”的政策。毛泽东在志丹先后写了数十封书信，分别致蔡元培等十名爱国人士，鼓励他们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尽力。周恩来先后致书曾养甫、陈果夫、蒋介石、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反复阐述“在大敌当前亟应团结御侮”的道理，希望“国共进入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在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南京政府中的部分爱国人士和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爱国将领主动接受了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张学良、杨虎城更是积极主动地联共抗日，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而且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发生后，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研究西安事变问题。会议由张闻天同志主持。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肯定这次事变是革命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有积极意义，应在表示支持。接着周恩来同志发言，他提出在巩固西北三方联合的同时，要推动、争取国民党的黄埔系、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他还提出不要与南京政府对立。张闻天在会上发言，他除了同周恩来一样，主张“不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方针”外，还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并且强调：“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统一战线”。关于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虽然在事变之前我党已有明确的“逼蒋抗日”方针，但是在蒋介石已被张、杨扣押的情况下如何对待，当时是两种意见，有的同志认为应该除蒋；有的同志则不同意除蒋，认为蒋虽被扣，但他还是代表国民党正统，如果把蒋介石除掉，不利于联合国民党抗日。当时张闻天同志就是主张这种意见，后来事变的发展，证明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张闻天《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的发言稿，再现了我党的光辉历史，成为处置西安事变正确方针形成的关键所在。惟独张国焘提出，不但要公开审判蒋介石，而且要打倒南京政府。由于事变发生突然，对外界的反映知道不多，会上谁也拿不出完全成熟的意见，因此会议在方针问题上没有能作出明确的决策。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处在一个历史转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面摆着许多道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他着重强调要把抗日援绥的旗帜举得更明显，在军事上采取防御的方针，并指出不把反蒋和抗日并列。张、杨把蒋介石捉起来的消息，一下子就传遍了全国，震惊了国内外，全国立刻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共中央在志丹开会的同时，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在志丹县不胫而走，轰动了整个县城，人们欣喜若狂，欢腾雀跃，上上下下沉浸在一派兴奋之中，干部、群众奔走相告，议论纷纷。下午，在志丹县城召开了声援西安事变的群众大会。对于如何处理蒋介石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十年内战，血海深仇，在党内不少人主张杀了蒋介石，为被蒋屠杀的同志报仇；有的人则主张把蒋押到苏区严加看管，一般干部群众基本上也是这两种意见。
中共中央一直严肃、慎重地对待西安事变。12月15日，党中央在志丹公开致电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提出和平解决是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严正要求国民党、国民党政府接受张杨之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日，中共中央电令潘汉年，要他在南京、上海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这一天周恩来、罗瑞卿、童小鹏、龙飞虎等20多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冒着纷飞的大雪骑马从志丹出发，身负切实了解实际情况和争取谋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使命赶赴西安。12月17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罗瑞卿等九人从延安乘坐张学良的专机抵达西安。傍晚，中共代表团同张学良商定对南京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几项具体建议。 18日，中共中央在志丹接到周恩来从西安发来的长电，获悉了周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张学良向中共方面介绍了六天来局势的变化及国内各方包括苏联的反应。局势远比中共所估计的更为复杂。当前刻不容缓的是如何对付南京方面可能发动严重的军事进攻，明确对蒋的处置方案。中共中央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摸清各方面情况后，终于最后下定力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心，旋即公开发表致国民党中央电：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19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西安事变以来国内外局势。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议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政府提议召集和平会议的通电》，进一步将召开救国会议改为和平会议，改变了原来的以西安为抗日中心的设想，承认南京在全国的地位。同时中共向党内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明确提出了中央的方针。至此，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基本臻于完善。
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之后，“红大”有部分教职学员对党中央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不大理解。毛泽东就到“红大”给大家讲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他以“毛驴上山”作比喻说：“陕北毛驴子很多，让毛驴子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否愿意抗战，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在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毛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又要提防着他，这就要又联合又斗争。”毛泽东生动而深刻的比喻使大家深受教育。
期间，中共志丹县委、县政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全县七个区、40多个乡，3万多人中开展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伟大意义的宣传教育。在宣传中，首先培训了县、区、乡各级党政干部，通过培训统一了这三级干部的思想认识，明确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志丹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随后，深入农村广泛深入地宣传这一爱国事件。在宣传初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出于义愤，强烈要求杀了蒋介石。他们说：土地革命开始，提出“打倒国民党，活捉蒋介石”，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光荣牺牲了无数革命先烈。今天，捉住蒋介石为什么要放?不是革命白干了一场么?通过党团干部耐心说服启迪，广大人民群众由不认识到认识，由不理解到理解，一致高兴地说，党中央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全县人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为抗日救国尽心尽力，做出新的贡献。通过两个月的放蒋抗日的大宣传、大讨论，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以张、杨爱国二将军为榜样，积极投身革命、踊跃参军抗日，用各种方式支持抗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2月21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周恩来，批准他拟就的同国民党南京方面谈判的方案，周恩来在西安继续为落实中共中央的政策而奔走。23日，中共中央又在志丹县城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是否宣布与张、杨部队组成西北抗日联军和参加军事政治委员会。
南京方面经过多方斡旋，弄清张、杨和共产党态度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兄妹来到西安。23日至24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张学良、杨虎城与蒋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经过两天的谈判，达成了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24日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顷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西安事变”终于以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主张而和平解决，国民党亲日派妄图扩大内战的阴谋遂告破产。国共再次合作成为现实，而中国也由此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性转折，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志丹人民，对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到来表现出了空前的政治热情。中央机关进驻志丹后，中共志丹县委、志丹县苏维埃政府组织全县干部群众，为中央机关进驻志丹县城筹粮、筹款，准备物资，为中央机关在志丹的活动提供了最大的生活便利和安全保障，以致周恩来同志感慨地说：“志丹的山好、水好、人更好!”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志丹人民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奋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民族英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军事家、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是志丹人民的杰出代表。
三、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率先实现志丹经济社会跨越发展
岁月流逝，时光荏苒。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地的志丹县历届县委、县政府时刻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信念、崇高革命精神品质为榜样，胸怀大局，众志成城，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和不畏艰难挫折，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鞭策和鼓舞自己，在自然条件艰苦、区位优势较差的前提下，带领全县人民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取得了经济建设的新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紧抓西部大开发历史机遇，使城乡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实现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一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05年，全县GDP总值23.49亿元，人均达到17516元，首次跨入全省人均产值过万元的14个县区行列，提前两年完成“十五”计划；以石油为龙头的工业经济强势推进，200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25.63亿元，今年截至9月底已完成24.75亿元，完成年计划的94．6％；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2005年实现增加值5．6亿元，占到生产总值的24％，经济结构逐步趋于合理。2005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87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270元，高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二是石油带动强劲有力，财政收人持续攀升。2005年产销原油突破100万吨大关，达到104．8吨，实现销售收入23．66亿元，创利税13．4亿元。截至今年9月底，累计上交财政30.64亿元，其中上交地方财政12.29亿元，铸造了石油企业的新辉煌。在石油企业的强劲带动下，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2005年一举达到14．95亿元，居全省第二位；其中地方财政收入7．66亿元，人均财力和地方财政收入人均全省第一位。截至今年9月底，财政总收入已进18.54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7.19亿元，完成年计划的154.54％和119．86％。三是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城乡面貌变化明显。城北改河工程和灵皇地台小区开发等一批重点工程的实施拉大了城市框架，增强了县城功能，提升了县城品位。全面启动了县乡公路上等达标工程和通水、通电、通电话、通电视等“村村通”工程，实现了“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 目标，农户通电、通水、通电话和有线电视覆盖率分别达到99％，66．5％，93％和50％，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有了显著改善。全县农田累计达到31万亩，农民人均三亩，列全省第一。四是主导产业已经起步，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不断加大重农、支农、惠农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不断优化农业和农民收入结构，初步形成以草畜为主导、棚栽和小杂粮为后续的产业开发格局。大力实施退耕还林(草)政策，目前全县推广造林105．2万亩；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729平方公里，全县林草覆盖率达到68．8％。五是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和谐构建成效彰显。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进一步深化“四制”改革，切实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学质量有所回升；真正落实“两免一补”、“三免一奖”政策，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从小学到高中就读学生学杂费全免。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状况有所好转。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保体系，城乡“两个低保”和养老、失业、医疗、计生、工伤五大保险得到较好落实；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科技、文化、体育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计生、土地和环保等三项基本国策得到认真落实，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迈出了新步伐。同时，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得到加强，志丹多次被评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和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县。
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和平解决70周年，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是党中央在志丹革命实践活动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思想再解放、观念再更新、制度再创新、工作再落实。
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和平解决70周年，就要继承和发扬以延安精神为重要内容的伟大民族精神，始终坚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革命精神，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股忘我的干劲，团结一致，奋发进取，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县第十八次党代会精神，坚持“五个统筹”，努力实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和平解决70周年，就要坚持把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作为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始终把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政冶目标。我们要深刻领悟和把握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的精神实质，充分发挥我们党的这一政治优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的征程中，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各种力量凝聚起来，努力为加快志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而共同奋斗。
根据省市跨越式发展的要求，经过认真调查，我们志丹县作出率先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战略决策。我们的思路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实施“工商兴县、产业富县、城镇带动、项目支撑、科教奠基、跨越发展”的战略，全面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凝聚合力、团结拼搏，振奋精神、埋头苦于，奋力打造生态大县、文化名县、经济强县，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新志丹。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县域经济在全市争第一，在全省创一流，在全国上名次。在不远的将来，把志月建设成西北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西部经济强县。到2010年，全县生产总值达到50亿元，比2005年增长一倍，年均增长16％以上；财政总收入达到30亿元，比2005年翻了一番，其中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2亿元，此2005年增长58％；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500元，比2005年净增1200元以上。主要是实施“六大战略”，实现六大突破与跨越。一是实施“工商兴县”战略，在财源建设上实现新突破、新跨越。要在巩固石油主体财源的同时，不断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把工业和商业作为县域经济的孪生体放在同等位置来抓，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等新型工业和以商贸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以工促商、以商强工、工商联动、强力发展，培育财政新的增长点。二是实施“产业富民”战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实现新突破、新跨越。按照中央“20字”方针和“五要五不要”原则，着力打造多种新农村建设模式，每年集中人财物抓好几个高标准新农村示范村建设，5年内全县完成60个新农村建设，力争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第一轮新农村建设任务。三是实施：“城镇带动”战略，在小城镇建设是实现新的突破、新跨越。把县城作为最大的资本、最大的产业、最大的增长极，大气魄规划、大手笔建设、大理念经营、大制度管理。按照改造老城区、开发南城区，配套新城区的思路重点实施安居、拓展、功能配套提升、绿化美化等工程，拉大城镇框架，完善城镇功能，提升城镇品位，努力把县城打造成陕西乃至中国西部的开放型现代化小都市，把各乡镇打造成实现农民转移的中枢站、接收站和培训服务站。四是实施“项目支撑”战略，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实现新突破、新跨越。县上每年集中财力和精力抓好10件左右关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大事，实施若干个的项目，用项目张扬优势，配备支援，聚拢资金，推动发展。到2010年率先在全市实现县乡主干黑色道路二级化，乡村骨干道路四级柏油路度、生产道路砂石化的目标，实现村村通自来水、通电话、通有线电视，人人基本农田达到2．5亩以上。五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生态环境建设上实施新突破、新跨越。加大退耕还林力度，全面实行封山禁牧、舍饲养畜，以县城“三点一线”和乡镇“三点两线”的造林绿化、精品流域建设工作，推动全县生态建设及更高层次和目标迈进。搞好天然林保护和油区环境建设，加强石油等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实现清洁、节约生产，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六是实施“科教奠基”战略，在社会事业发展上实现新突破、新跨越。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以建设文化名县为主线，打响叫亮“刘志丹将军”和“中国革命红都”两个特色文化品牌，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保等社会各项事业，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和满足人的各方面需求。
实现率先跨越式发展，既要我们全县13万人民的艰苦奋斗，也需要全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因此，衷心期望在座的各位领导以后能够多关注志丹、宣传志丹、帮助志月、支持志月，使志丹又好又快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再次能够成为世人瞩目的地方。这就是对党中央在保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最好纪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