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准备
杨瀚
70年前，曾为12朝古都的西安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兵谏”事件。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用武力扣留了正在西安视察、部署对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提出八项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实行民主的政治主张。这起事件后来就被称为——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的几声枪响，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惊险的好戏”的帷幕。西安事变所采用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它运用了军事手段迫使最高当权者改变政治路线。这种做法，在国外比较多见，就是军事政变。但在中国不为独裁者所容而且十分惧怕。同时也被一些推崇封建“忠君”思想的人视为“作乱犯上”。
看起来西安事变事发骤然，实则必然，而且事先经过相当时间的精心策划与准备。要了解这个过程，则须从杨虎城的抗日情节讲起。
杨虎城出身贫苦，少年丧父，从小饱受地主和官僚压迫。辛亥革命后，他逐渐了解和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来由学习接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使他把反对帝国主义始终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1928年春季，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的杨虎城开展“清共”，而共产党则要求杨虎城在条件不成熟时组织武装暴动。对这两方面的要求，杨虎城都不愿做。为了脱离矛盾的旋涡，杨虎城偕夫人和秘书去了日本，进行学习考察。
他去日本以前，曾说：“喊了多年打倒帝国主义，今日要到帝国主义国家去，借此机会，一定要好好地弄清帝国主义的内容，方不负此行。”到东京后，恰巧有一个陕西留日士官章严来见他。章严是他老朋友章春华的儿子，先在日本的三高上学，后由日本京都帝大毕业，又进士官学校九期炮科学习。章在京都读书时，曾参加过日本左翼学生活动和工人运动，当时又在士官学校学习，更了解不少日本军事情况，对杨了解日本帮助极大。杨虎城经常向章严提出若干政治或军事问题，请章严给他说明解释。也请章就某一问题找材料给他做系统的讲解。通过章严的帮助，他对日本的情况有了比较正确的了解。
杨虎城回国前，曾约章严在他毕业后到他的部队工作。以后章严回国参加了张云逸的红军，在战斗中牺牲了。
杨虎城在日本住的大冈山距代代木练兵场不远，他每天清晨在代代木附近散步，观察日本军队训练情况。他虽不懂日语，但根据他多年的军事经验，大体能明白日军所训练的课目。遇有和中国军队动作不同的地方，就请章严给他说明解释，以了解中日军队训练的优缺点。
20年代末期，日本发生金融危机，田中内阁上台后，一方面以特别贷款缓和金融恐慌，一方面采取“对华积极政策”，即在中国实行军事进攻。杨虎城在这里看到了垄断资本的日益扩张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的两极分化；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启动战争机器，企图对外扩张解决这一无法解决的矛盾。1928年5月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同年6月又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企图借机霸占东北。将这些事件与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联系起来，杨虎城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势将不可免，而其发动侵略的首要对象就是中国。从这里，他认识到中国革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
1928年底，杨虎城回国不久奉命率部到山东去剿土匪，在剿匪时与侵占我国山东的日本军队发生了争端。先是土匪刘桂堂部溃退至胶济铁路以北，受到侵占济南日寇的庇护。当部队追击，行至胶济铁路线前时，忽有一个叫佐佐木的日本人和另一日本人来见杨虎城。称胶济路线周围二十华里内不准中国驻兵，阻止杨军追击刘桂堂。杨虎城当即答复，本军剿匪系在中国领土上，外人无权干涉。佐佐木等见杨义正辞严，威吓不成，转而拉扯私人关系。说杨将军参加靖国军时，他曾到过陕西富平等地，对杨将军忠勇的爱国热忱，久怀钦仰，继又为刘桂堂说情。杨虎城仍不为所动，佐佐木悻悻离去。杨虎城下令部队进驻高密，继续追剿残匪。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向东北军发动进攻，很快就占领了沈阳城。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东北当局事先对日军毫无作战准备，事件发生后又不组织抵抗，致使国土沦丧；大批作战物资被日寇掳去；人民遭受涂炭。当时仅东北兵工厂一处就损失步枪95000余枝，各式机关枪2500余挺，各种口径大炮650余门，各式追击炮2300余门；东北航空处损失各种飞机260架，而弹药、器械、被服、粮秣等军用物资的损失更是巨大以致无法统计。从此东北人民开始了亡国生活。
面对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政权的卖国、无能，时任陕西省主席、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忧心如焚。他在“9·18”事变后第6天(9月23日)公开发表了《杨虎城泣告全国》书。他说：“连奉副司令(指张学良)皓、号两电，通告日军侵据沈阳、营口、安东、长春等处，解除我国军警武装，噩耗传来，发指皆裂。”“虎城分属军人，职司卫国，枕戈待旦，志切死绥，痛心外患方深，惟冀同仇敌忾，披历陈词，只希垂察。”
这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要求抗日救国的第一人。从那时起杨虎城就走上了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坚决抗日的不归路。
从此，他将自己的一切政治、军事、经济计划与活动都纳入了抗日救国的大方针和目标下。此后他的讲话，特别是对部队的讲话、训词必定要讲抗日问题；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从造福桑梓转为建立可靠的西北抗日后方基地等等。
对于青年学生的抗日要求与活动，他都给予支持和保护。1931年12月，西安学生抗日救国会举行游行示威，有5000人参加，先后到陕西省政府和第十七路总指挥部新城请愿。杨虎城带病到新城大操场向学生讲话：“今天听说各位举行爱国运动，精诚救国，我是十二分的同情，同时我的病也可以轻一点。至于请愿呈文亦经看过，所列各条，我均即转呈中央办理，毫无疑问。”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闸北突然向十九路军发动袭击。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抗战，开始了“1·28”淞沪抗战。战争中，十九路军将士浴血奋战，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粉碎了日军占领上海的企图。从1月28日到5月9日十九路军从上海撤退，其间日军增兵达六七万之多，且有大量海空军的配合，而十九路军仅得到张治中第五军的支持。军政部对十九路军，始终不发一枪一弹，却通令各部队说：“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同时还克扣军饷、截留各地民众给十九路军的捐款。
杨虎城对十九路军的爱国行动非常赞赏，对南京军政部的卖国行为十分愤慨。他违抗军政部的命令，秘密地将十七路军从国外购买、刚运抵上海的一批武器，送给了十九路军，实际支持了“1·28”抗战。
1932年3月日本在东北建立起傀儡政权“满洲国”。杨虎城闻知于，3月25日发出《声讨东北叛逆通电》。之后3月26日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发表宥电，响应杨虎城之讨逆电。3月29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发表艳电，响应杨虎城的讨逆电。
1932年夏，日本侵略者穷凶极恶，再侵热河。8月4日杨虎城致电军事委员会，再次要求率部参加前方抗战，未获批准。
同年春，日本间谍小泉浩太伙同美国人艾克佛(译音)、瑞典人多福寿到西北地区从事间谍活动，被杨部发现，从他们所带物品中搜出了私下绘制的新疆、青海、宁夏等地的地图和与少数民族勾结的信函及密码。杨虎城非常痛恨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行径，他明知“涉外无小事”，但如将这三个外国人交给南京政府，惧怕洋人的蒋介石一定会不了了之。于是他决定将这三个外国间谍秘密处决后才上报南京。后来，果然引起了外交交涉，蒋介石也很重视，并以处理不好要撤杨虎城的职务来威胁。此事在杨虎城的巧妙应付下不了了之。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蒋介石亲到石家庄指挥。杨虎城主动到石家庄去见蒋，请缨抗战。蒋对杨的抗战要求反应十分冷淡。在听完杨的抗日要求后，对杨说：“现在抗日还用不着你的部队，你回去好好地训练部队，就好了。”蒋的这种态度给杨虎城的满腔抗日热情浇了一盆凉水。
“9·18”事变后，杨虎城就一直关注研究蒋介石的抗日态度与战略，希望蒋能领导全国军民抗日。1932年初，他派人到天津，找到与蒋介石关系很密切的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从张那里了解蒋的真实态度。张季鸾对来人说：“目前的政府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强有力的政府，整个中国的军事力量统一于蒋先生；汪精卫是今天在中国政治上号召力最强的，蒋、汪合作的政府，没有再比这个更强了；就财政说，宋子文办财政，比之梁士诒、王克敏等也不知要强多少倍。东北问题，是几十年来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是在今天爆发，譬如长期病人，早已病入膏盲，不可救药了，甚至早已死亡，只是“9·18”事变才发丧，因而使南京政府做了孤哀子。我们不应该归咎于今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尚且应付不下来，更没有人可以应付了。希望虎城先生注意，不必多所主张!”张季鸾的这番话道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统治集团对日本侵占东北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在他们的利益划分上，东北早就不是他们的，日本人要拿，就拿去。正好还可以削弱张学良的力量，还利于国家统一呢。要究责任去找清政府吧。
杨虎城从张季鸾处摸到了蒋介石的底；又通过在石家庄面见蒋，直接感受到了蒋介石的抗战态度；更主要的是从“9·18”、“1·28”、日本间谍案和镇压抗日学生运动的一系列事件中认识到指望蒋介石主动抗日是没有希望的。而国家民族不抗日就会灭亡，他和他的团体也会灭亡。蒋介石如果坚持对内搞独裁，对外搞投降，只会被人民所抛弃。从此下了“我们不能跟着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的抗日决心。更加积极地进行抗日活动。
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起察绥抗日同盟军，开展了收复失地的军事活动。在同盟军抗日期间，杨虎城首先在舆论上遥为声援，并通过他的老部下许权中(当时任抗日同盟军十八师师长)向同盟军提供了大批武器和其它援助，并派去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充实许的实力。
1934年10月，随着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战争的胜利，红军开始长途转移。蒋介石逐渐关心起西南、西北地区来。10月12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和张学良一起驾临西安。
为了完成“剿共”大业，1935年11月1日，蒋介石兼任总司令、张学良兼任副司令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正式成立。由此也开启了杨虎城、张学良合作推动抗日的新时期。
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前后，东北军大批调入陕、甘两省。因为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所以行军过程携带大批妻儿老小。近20万的军队加上家属一下涌进了原本就很贫瘠的陕、甘两地，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形成很大冲击。一段时间，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纠纷不断，有些还发生在戏院、饭馆等公众场所，双方官兵除动手互殴外有时甚至开枪。东北沦陷后，东北军上层官员将家属一般都安置在平津等大城市甚至租界里，而下层军官只能带着千里迢迢逃难过来的家眷随部队流动。因此，军人强占民房和当地居民引起的纠纷也是很多。
蒋介石不但不帮助解决因为东北军调入引起的问题与矛盾，以他惯用的手法，对张、杨分别当面进行暗示或直接挑拨离间外，还动员手下何成浚、张群等大员对张、杨进行挑拨。对张说，杨虎城是地头蛇，如何野心勃勃，阴险毒辣，不易合作等等；对杨则说，张学良如何腐败无能，贪生怕死，丢失东北等等。在陕西的军统、中统特务甚至还贴出了反对东北军的标语，企图扩大矛盾，制造混乱。
东北军进入陕西后，在当时的西安，出现了以张学良为首的“剿匪总部”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安绥靖公署”，以及邵力子为主席的陕西省政府(邵并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三种势力并存的局面。东北军的主力都部署在“剿共”的前线，驻西安的只是总部机关和少量警卫及直属部队。西安及周边都驻防者十七路军的部队，西安的实际军事控制权仍掌握在杨虎城手中。
东北军在鄂豫皖“剿共”时，当时由于红二十五军急于入陕，没有与其纠缠，故没有大的损失，到陕甘时自恃人多装备精良，不但看不起红军，也看不起十七路军。张学良自以为受过教育，见过大世面，兵多将广，跟蒋介石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和非同一般的私人关系，对杨虎城根本看不起，私下常以“老粗”称之。初到西安时，张在杨的面前是一副十足的长官架势。不是今天下个手令，就是明天打电话找杨去他的总部汇报，关系很不融洽。
面对张学良的傲气，杨虎城很清醒。他没有像蒋介石所设计和期待的那样，陷入与张学良和东北军争夺地方利益的纠纷中。而是以政治家的远见、爱国者的情怀来看待当时出现的矛盾与纠纷。一天宪兵营长向他汇报，东北军强占民房与居民发生争执，宪兵营出面调解，东北军不服反而与宪兵营发生了冲突。杨虎城对这位营长说：“你们明白吧，这就叫亡国!我们对他们，应有同情心，不能以正常情况对待这样问题，也不应只听一面之词，或站在一面说话。要教育我们的官兵。以后处理这样问题时要特别注意!”
东北军大举进入陕、甘地区“剿共”后，杨虎城原来试图依靠自己力量在西北营造一片革命基地的计划已无可能。在日本侵略的日益逼迫下，他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民主的决心却不断高涨。他认识到要实现抗日救国、建立民主的目的，当前必须解决与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关系问题。于是他和高级幕僚深入仔细地分析研究了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处境和今后的发展：
从表面上看，张学良拥护蒋介石，对“剿共”表现得很积极，对抗日却缺乏主动性。但深入来看，“9·18”后张学良是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离开东北的。白山黑水的沦陷，使许多东北军眷属扶老携幼逃到陕西、甘肃一带寻找亲人。面对这些，广大东北军将士肝肠寸断、痛心疾首。东北军入关后，到处颠簸流离，力量逐渐削弱。1935年，张学良到陕西时，职位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降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地位日下。从其个性看，蒋将“9·18”不抵抗的帽子长期让张一人独戴，张是不会甘心的。张、蒋之间蕴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抗日问题上，两支部队官兵都有共同的要求；部队都处在被蒋介石排挤、削弱的地位上，两军有合作的前提与基础。两支部队团结起来推动抗日是可能的。
杨虎城说：“患难的朋友好交！”但他也有疑虑的地方：论兵力，东北军比十七路军大数倍，如果东北军受了蒋介石的愚弄，与蒋在陕、甘的兵力一起，采取压迫的态度，那对十七路是极不利的。不过东北军初到陕、甘，根基不牢，人情不熟，而且受到红军压力；东北军既然奉命“剿共”，力量势必分散，不会立刻对十七路军下手。我们兵力虽比东北军小数倍，但我们是地方部队，久在陕西，在地方有许多潜在力量，陕西的团队，绝大部分我们掌握得住，东北军也会有顾虑的。当前的出路，主要在联张上，只要在反蒋抗日这一点上彼此一致了，合作就可靠了，停止内战的办法也好想了，我们所顾忌的对十七路军的不利条件便减少了。杨说： “我会试探张的动向，尽量设法和张在政治上合作。”
之后，杨虎城就改变了对张学良敬而远之的态度。多次主动探访张学良，在交谈中有意表露出自己对打内战的厌烦，对不能参加抗日的苦恼…。开始张态度依旧，没有更多的表示。一次，杨去张宅，有意识地谈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杨回来后对秘书王菊人说：“很糟糕!张赞成法西斯，同我正相反。”
后来张与杨又一次谈到法西斯问题，张问杨：这个办法在中国行得通行不通?杨说：人家搞法西斯(指德、意、日)，对外扩张领土；咱们搞法西斯(指蒋)对外(指日本)投降，他(指蒋)当小皇帝，我们当亡国奴，你看行得通吗?张听后一言未答，从此再也不提法西斯问题了。
1935年9月，在东北军一一O师被红十五军团消灭前，杨虎城看到“西北剿总”的作战命令，认为张的安排不当，就好心去见张，劝他慎重，不要进攻，结果张根本听不进去。杨回来对人说：“他是不碰钉子不会回头的，还是少年气盛，等碰回来再说吧。”
从1935年9月到11下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军经过三次战役被红军消灭了近三个整编师，其中两个师长阵亡，损伤惨重。当一0九师被歼，师长牛元峰阵亡的消息传来时，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对东北军“剿共”的损失不但不予补充，反而趁机撤销了两个被歼师的番号，对张申请为阵亡师长每人10万元的抚恤也置之不理。张大叫：“我张某人混得都不值10万块钱了！”此时，张才觉悟到蒋介石将他推到“剿共”第一线的用意，一时情绪沮丧到了极点。
这时，杨虎城没有因为张碰了钉子而幸灾乐祸。他亲赴张处进行慰问表示同情，并再次劝说张不要跟着蒋盲目走下去，应该走自己的抗日之路。这样接触多了，渐渐地张学良也把心中的苦闷，对蒋介石的不满向杨叙说。两人的关系拉近了，逐渐进展到政治上可以相互谈心。张对反蒋心存顾忌，开始讨论的问题只局限在如何实现抗日问题上，两人先是在共同抗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杨虎城很明白，要抗日不反蒋是行不通的。为了使张能真正认清蒋的卖国本质，1936年初的一天，杨与张的谈话中有意提到“9·18”的责任问题。张拿出了“9·18”事变时，蒋给他的电令给杨虎城看，张说：“不抵抗的责任，在于中央，而结果却嫁祸于我。”言时几乎留下眼泪。并历述他被迫离职出国，回国“剿匪”和东北军民颠沛流离的国难家仇等等痛苦。通过这次谈话，杨虎城了解了张对蒋的真实态度，加快了与张合作推动抗日的步伐。
杨虎城为加强同东北军上层的联络，1936年2月间，在西安绥靖公署成立交际处，由申伯纯任处长，主要进行与东北军上层的联络工作。张学良则指派高崇民负责与十七路军上层的沟通。
一次，杨虎城听说东北军王以哲部的经费没有即时汇到，王很着急，就立即停发了自己部队的经费，拨给王部使用，解了王的燃眉之急。
西安绥靖公署(新城)院内原有一处废弃多年的网球场，当杨虎城听说张学良喜欢打网球，就派人将场地整理了出来，让他手下能打球的高层干部约请张来打球。
张学良初到西安时为了联络杨虎城也是费了一番心思。他先找了袁世凯的女婿当他的副官处长，因张学良了解到他和杨虎城以前有旧，两杨彼此以宗兄宗弟相称，有一段交往。张想利用这种私人关系，派杨先到西安打通与杨虎城的关系。
真正打开张、杨之间关系的还是他们自己。为了避免引起蒋介石特务的注意，张、杨商定，有些具体事情就不用张、杨直接谈。由部属按照张、杨的意图先行沟通，双方形成共识后，再由张、杨定夺拍板。他们把这叫做“暗通不明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暗里多往来，明里少往来，上层合作，可以让下层闹点小矛盾，以掩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密切合作关系，麻痹特务视听。
杨虎城与张学良的政治合作关系确定以后，便开展了一系列为抗日反蒋做准备的活动。先是两人商定，要对部队进行进行抗日思想的教育。1936年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共同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亲自担任团长副团长，训练两支部队中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军官。课程有军事、政治两门，主要是对军官们进行抗日教育。每期500人，先后共办了3期。每期开始，张、杨都要亲自训话，公开提出抗日问题，批判“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准备”论等谬论。他们抽调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担任教官，对一般学员广泛宣传停止内战的观点。使两个不同的部队干部在抗日的前提下，沟通了思想，增加了了解与信任，为部队参加西安事变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七大”，大会确定了要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各民主力量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新策略，同时也对如何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具体研究，并形成一致意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代表中共中央(那时中共中央仅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对当时中共的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明确提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它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即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对日实行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还提出了救国十大纲领。之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办的《救国报》全文刊登了《八·一》宣言，并通过各种渠道发往国内。
当时在中共北方局从事地下工作的南汉宸与杨虎城一直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当南汉宸得到《八·一》宣言后十分高兴，他意识到由于中共政策的改变，一个全民抗战的新局面将会开创。于是立即派申伯纯(1933年曾担任杨虎城驻北平的代表，)带着《八·一宣言》去见杨虎城。杨虎城看到《八·一宣言》十分赞同，他在认真阅读了《八·一》宣言，并与张学良有了进一步接触后，在回西安的火车上对申伯纯说：“从田中奏折看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一步一步地灭亡中国的野心，现在已经显而易见。这次国民党开五全大会，虽然有人打了亲日头子汪精卫一枪，但我看那是内部的斗争，还看不出蒋介石有什么抗日的决心和准备。自从江西的红军到了陕北，西北的形势将起大的变化。据你前次所谈，共产党能够以抗日作前提，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共同抗日，这就对了，这就合乎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了。”接着，他又提到东北军最近所受的损失和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种种冷淡的情形，说：“我看张汉卿迟早也要另打主意的。现在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全国人心震动，纷纷起来要求抗日，我看这个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了。”
1935年11月间，毛泽东将中共陕西省委兼军委成员、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找到他的住处，部置了派汪锋去西安，代表红军与杨虎城联系、谈判，争取联合抗日的问题，并让汪锋带上他写给杨虎城的亲笔信。
大革命以来，杨虎城虽一直与共产党人合作不断，但却从未与中共中央发生过直接的关系。从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后，经过一番曲折的联络，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建立了正式的关系，建立起交通线。
杨虎城一面联络共产党，联络国内国内的各种进步力量，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一面抓部队的改造。但他的重点一直放在做张学良的工作上，一直努力希望通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力量，来营造出一个西北抗日的局面来。为此，他多次与张学良谈心，交换对抗日问题的看法。在杨虎城的积极建言和引导下，杨、张二人在用什么方式达到抗日目的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一致。
据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说，1936年春，一天杨虎城从张学良的家中回来，说：“我同张今天谈得很痛快。张突然问我：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指抗日)呢?我说：先要停止内战。张说：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蒋说：‘让我死以后，你再不要去剿共了’我说：软说不行就硬干。张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这时他们两人对推翻蒋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下了决心。这个“硬干”就是用军事手段。此后，王菊人等(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方面奉命做这方面工作的人，秘密在一起研究了好几次。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抗日，反对蒋介石。事变爆发前，杨虎城就与广西的李宗仁就抗日反蒋问题进行过联络。杨虎城从李宗仁的代表刘仲容的谈话中得知，广东、广西要联合起来反蒋，但如何行动弄不清除。为了掌握局势，杨派了崔孟博去天津找南汉宸，打听两广的情况。同时了解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的动向。
两广事件发生后，陈济棠、李宗仁都有密电给杨，要求出兵支持。杨虎城拿着两广给他的电报与信件去找张学良商议。张对杨说：这事我早有些知道，并派人去见过阎和韩、宋。阎自居为我的父执，说了好些打气的话，表示支持我。韩、宋的反蒋态度是明显的，也同意同我们合作援助两广。”杨也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张。当时未作任何决定，两人约定次日再商量。
第二天的晚上，在张学良西安金家巷的公馆里，张、杨商定了以下办法：
(一)张、杨分别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反对蒋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统一，共商抗日大计。为了免得蒋对他二人有合谋的疑忌，张、杨致蒋的电报，在文句上有所不同。
(二)如蒋对两广继续用兵，西安方面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和召开救国会议(当时想参照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解决国是的主张，通电全国各军事长官、各省府、各法团，征求意见。
(三)如蒋继续对两广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两广，其军事部署的计划为：东北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以王以哲为军团长，下辖两个军，由郑州向汉口推进，担任主攻。东北军的五十一军留在甘肃担任警备后方的任务，对青海马步青、宁夏马鸿逵方面严密警戒。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以孙尉如为军团长，辖十七师和陕西警备第一旅、第二旅，由商南出南阳经襄樊向汉口挺进。十七路军四十二师担任韩城、朝邑、大荔及豫西一带的河防，向山西方面施行警戒，确保西安以及陕县、郑州段陇海线的铁路交通。淳化至耀县、耀县以东至韩城以北，商请红军接防。两人商定办法后，杨便积极地暗中部署十七路军，准备行动。
蒋介石为解决两广事件，7月10日决定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知张、杨参加。张、杨两人商量研究认为，军事形势瞬息万变，两人都去参加五全会不妥。遂决定，由张去南京开会，顺便观察形势。杨则请假留在西安做好响应两广的准备。
张学良到南京一去就是一个月，中间不与杨虎城联系，也没有回来的消息。而两广方面屡屡来电要求西安方面给以支持。这可急坏了杨虎城，他问王以哲军长，王说他也没有张回来的消息，并说我们可以不等他。杨说：“那怎么行，一定要等张司令回来，才能行动。”张在南京、上海呆了一个月，直到蒋介石把两广事件解决了，才回到西安。原来张一到南京，除了开会，蒋介石就叫熊式辉、吴铁城陪张去上海休息、娱乐、跳舞，羁绊得张无法自由行动。
张回西安后解释说：“我看两广也太无能，经老蒋略施计谋，稍事斗争就垮了，所以我也就没急着回来。”但实际主要还是张没有下与蒋介石彻底决裂的决心。杨对这次坐失反蒋的良机十分遗憾。
响应两广事件的军事行动计划虽然“胎死腹中”。但却将杨虎城提出的“硬干”的思想，变成了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和政治纲领。其间，杨虎城派员(张当时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韩复榘、宋哲元进行了联系，并取得了他们共同采取反蒋抗日行动的保证。由杨虎城主持制定了杨、韩、宋都同意的六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抗日；二、停止一切内战；三、释放一切政治犯；四、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五、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六、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六项主张后来就完全应用在“西安事变”时张、杨发表的八项政治主张之中了。
由此而见，西安事变的政治军事准备，早在半年前在杨虎城的主导下就进行了。
失掉了利用两广事变发动反蒋行动的机会后，杨虎城仍在努力找寻解决问题的新途径。1936年10月，曾请假离开部队近一年时间的十七路军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返回了部队。他一回来就急切地找杨虎城汇报自己的想法。杨虎城看到赵寿山找他，也很重视，多次约谈了赵。
谈话中，赵着重向杨阐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作了充分准备，企图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各种事实。赵对杨说：“目前的形势，对国家的兴亡，对我们的前途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看蒋介石最近调兵遣将的举动，是要对红军大举进攻，并且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漩涡，以便消灭我们。因此，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杨听了显得有些惊异，望着赵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我说：“只要你把当年打李桢的精神拿出来(李桢是蒲城县的大恶霸，杨在青年时把李击毙)，就敢干!”杨看起来不反对赵的意见，但是他却以深沉而又带责备的态度对赵说：“你在外面转了一圈，回来脑子发热了，这样的大事要很好考虑，不能轻举妄动，随便乱说。”赵便进而表示：“如果这一举胜利了，整个国家就可以振兴；万一失败了，我们就背靠北山，全部集中到耀县以北，或者干脆就打出红旗与红军合作，将来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就像当年由武功撤到陕北，然后又打回来一样。”最后杨很严肃地告诉赵：“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其它任何人讲。”这就是捉蒋主意的最早提出。
杨虎城听赵寿山提出“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的意见时，没有表露出更大的热情。但实际里，他接受了这个“天大”的主意。杨虎城没有文化，但他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善于汲取智者的智能。他思考了一段时间后，于11月初向张学良正式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扣蒋，迫其改变政策的建议。
张学良在1957年所写《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说：在另一方面，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的伙伴——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抗日而不愿剿匪。这是由于他有两种心情：一为保存实力，一为趋向时髦。我们两个人虽非故交，短时间却结为好友，彼此间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在当时，他已竟(经)被共匪渗透，是利用他另作一个角色——关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确实的证据(我写这篇文字，尽力的十分忠实，除非我记忆上小有差错。我准备任何人向我挑战……)。现在我已晓得，中共的重要干部，他的伪大使王炳南，当时是在杨的幕中。我在洛阳归返西安之后，同杨虎城相谈之下，彼此大发牢骚。某一日，又谈这个问题时，我问计于他，他沉吟了一下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请注意，他一开口就说“那些小家伙们”，那证明他背后已有人鼓动他，是利用他来推动我、试探我。
张学良对杨虎城的这段评述，有对有错。对的是，捉蒋的主意确是杨虎城先向张提出来的。主意虽不是杨虎城最先出的，是被张认为一向草莽的杨虎城却想出了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典故来推动张。张还猜错了所谓“那些小家伙们”，不是王炳南，杨对王虽然器重，但主要向王是向其了解一些政治理论问题，王并没有进入杨的决策核心。更主要的是王在共产党严格纪律的下，没有中央的指示不可能，也不能够向杨提出捉蒋这样一个“天大的”建议。而真正提出这一建议的人，是杨虎城的亲信赵寿山。
为了、“剿灭”红军，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要亲自组织对红军的最后一战。按照他的计划，以为两个星期最多一个月时间，便可以全部剿灭红军。
蒋介石一到西安就密集地接见除张学良、杨虎城以外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在蒋介石的计划中(从来不论对内还是对日作战)总是将非嫡系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放在“剿共”的最前线，以达到消灭红军，即使消灭不了起码也消耗红军之目的；又通过红军进一步削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石二鸟的目的。
而张、杨的这些下属，在蒋面前都表现得唯唯诺诺，口称服从命令，谁都不敢将自己心里真实的想法讲出来。这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他还是能够控制、指挥的，只是张、杨有问题。于是对张、杨采取了进一步的高压政策，蒋要他们明确表态。一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往前线，向陕北的红军全面“进剿”，中央军在后面接应(实为督战和渔利)；二是，如张、杨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将陕甘两省让出给中央军“剿共”。蒋介石的办法一提出，杨虎城就认识到与蒋已再没有妥协的余地。于是，他找到了张学良，详尽地研究了如何扣蒋的问题。
12月6日上午，蒋介石要前往西安南郊，沿途由东北军担任警戒。杨虎城就找张学良紧急研究，认为有机可乘。决定趁蒋由南郊返回临潼时在途中秘密扣蒋，然后送往西安新城大楼，再和他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
当时估计在中午行动，要求不得开枪，不准断绝交通，不许挖断公路。当蒋乘坐的汽车开过来时，由守候在路旁的东北军，把事先准备的横木突然放到公路上，迫使蒋的座车停下而采取行动。扣蒋后，由东北军迅速扣押在临潼的蒋介石随行人员。西安方面则由十七路军负责逮捕随蒋来西安的中央大员，控制飞机场，解除市内公安局、宪兵团、省党部等处的武装。
杨虎城亲自安排了行动部署，只等东北军捉蒋成功，便在西安动手。但一直到下午3点，仍不见捉蒋的消息，杨虎城就亲自去找张学良询问原因。张学良向杨解释，说是他上午突然接到南京一个电话，说何应钦当天乘飞机要来西安见蒋介石。他准备等何来了连这个亲日头子一起捉，就临时改变了在南郊捉蒋的计划，使得第一次捉蒋的计划流产。
从两广事变时的军事行动计划，到南郊捉蒋计划的两次流产，都说明了张学良还没有下决心与蒋彻底决裂。
12月7日，张学良约杨虎城到他的官邸商量停止内战的办法。张说：我们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对得起他。”杨起先不赞成这个办法，张坚持这样做，杨只得答应，并约好次日上午张先去见蒋，杨再去。
杨回到十七路军总部对身边人说：“蒋是个死不回头的顽固家伙，哪能劝得过来。张和蒋的交情虽然可以说深，但他和蒋走的路是相反的，蒋决不会听的。我虽然同意了张去对蒋劝说，但据我看，凭嘴说服蒋不打内战，去抗日，是不可能的事。他同蒋说翻了不好，万一叫蒋看出马脚，很快地走了，又该怎么办?当时张对我说：‘看不出蒋有提防我们的迹象，蒋很骄傲，他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或许蒋认为我们既去劝说他，便不会有其它的举动。’我不好过于阻挡，便答应试一下再看。”
12月7日晚，杨虎城将当时负责城里防卫的十七路军警备二旅旅长孔从洲叫到新城绥靖公署。问孔，蒋系武装在西安的情况。他要孔搞清楚“他们是什么部队，什么番号，都驻在什么地方，哪条街、哪个巷子里的哪些院子。这些都必须搞得一清二楚，不能有半点含糊。”
之后，杨虎城又打电话给孔从洲： “命令演习从11点钟开始!”他对孔坚决地说：“你们按中央军警宪特驻地配置兵力，他们有一个营，你就放一个营；他们一个团，你也放一个团。分区演习，占领位置。”杨还反复交代，演习部队必须严格遵守四条纪律：第一，对东北军千万别发生误会；第二，严禁走火；第三，部队行动中，如遇中央军巡逻队问起来，你们就说是进行夜间训练，是例行演习；第四，要严格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杨虎城的这番安排，表明了他捉蒋的决心已下。至此，西安事变已作好了政治与军事的准备。一场改变历史的惊险大戏即将拉开大幕。
作者单位：加拿大西北同乡会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