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 总结报告
付建成
各位专家，同志们、朋友们：
为期三天的“西安事变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全体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完成了会议的各项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今天隆重闭幕了。
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这与各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文献研究中心对研讨会的举办始终高度重视，精心安排，为会议的筹备、召开做了大量工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西北大学、中共志丹县委、志月县人民政府和西安事变纪念馆为会议提供了大力协助。同时，各位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拔冗与会，贡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借此机会，我代表大会组委会，向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及其领导，向来自海内外的与会代表和特邀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研讨会采取大会主题报告与大会交流发言、分组讨论与总结发言、专题发言与自由发言、理论探讨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形式，开得紧凑、热烈而又活泼。在主题报告中，金冲及同志说：本次研讨会是一次高水平、高层次的学术交流会，是一次成果荟萃的大会，也是一次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盛会。会议当中，大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同一事件的不同领域另辟蹊径，提出了新的见解；对已有的史料进行了深入考证发掘，得出了新的结论；对既定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辩证分析，勇于探索和争鸣。
具体来讲，本次研讨会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西安事变与历史人物的研究。不少文章着重从思想史的层面研究西安事变中的重要历史人物，这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特色。有的学者从国家观的角度，梳理了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不同阶段思想上的变化历程。有的从文化观的视角，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西方文化和爱国主义的三重影响是张学良政治思想发生变化和发动兵谏的主要原因。有的进一步从文化内因的角度阐述了张学良舍生取义、家国天下的价值取向，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辩证方法和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有些专家对张学良的军事思想、民族主义和开发西北战略思想进行了研究。此外，还有论文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为切入点，对张学良进行了新的解读。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专家学者对杨虎城的生平、思想也展开了多角度的分析。比如，不断追求进步、同共产党合作和反帝救国的思想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有的阐述了杨虎城的人生轨迹以及为应对事变善后问题所做的艰辛努力。有的论述了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杨虎城在日本制定的“箱根计划”与发动事变的关系，有的涉及到杨虎城主政后陕西的农业、金融、医药卫生和教育事业等问题。还有学者提出，杨虎城的幕僚对发动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关于中共历史人物的研究，有些学者专门研究了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分析了周恩来的应变艺术和事变和平解决后刘少奇对时局的认识与把握。有的阐述了张闻天、彭德怀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还有论文论述了西安事变对陈独秀的影响。另外，有些专家对蒋介石事变前后的态度变化、邵力子与西安事变的关系以及国际友人作出的重大贡献，进行了深入阐述。
第二，关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研究。有些专家认为，西安事变是多重原因起作用的结果。比如，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对西安事变起了促进作用；“七君子”事件是事变的导火线之一；红军北上抗日、一二九运动、东北救亡运动、陕西民众的抗日运动、国共秘密接触、红军西征、西北政局的变化等等，与西安事变有着紧密的联系。有的还提出，西安事变与国际形势是分不开的，比如有的学者论述了西安事变前后日本的“中国再认识论”问题。
第三，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及其善后处理的研究。研究新闻媒体与西安事变的关系，是本次研讨会的又一个重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经历了一个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有学者通过对国内外媒体的分析，梳理了中共对蒋介石政策的演变过程。有的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中共打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金钥匙。有的则提出，自由知识分子、国民党左派、新闻界、共产国际、苏联等，对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关于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有的学者提出，张学良被扣，东北军、十七路军被改编的结局是历史的必然。有的认为，张学良送蒋介石是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不完全是张学良的个人行为。有的提出，对二二事件需要再认识，既不能忽视它的促进作用，也不能高估它的积极意义。西安事变与中共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重点。有的专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成功应对“兵谏”和“二二事件”两个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形成了应对突发事件的五种基本能力。有的从事变发生的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对中共如何应对突发事变进行了分析。有的总结了中共应对西安事变的历史经验。有的通过福建事变与西安事变的对比研究，提出中共成功应对西安事变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了时代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并在不同阶段制定和实行了相应的政策与策略。
第四，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及其启示的研究。有的学者对西安事变推动时局转换的历史过程与历史功绩作了详细分析。有的认为西安事变对中国抗战以及陕甘宁边区特区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有的从日本对华政策的角度深入阐述了西安事变的国际意义。比如，西安事变不但打乱了日本的侵华步骤，而且迫使日本统治集团重新认识中国。有的则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提出中共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领导者是历史的选择。同时，有些专家还重点分析了西安事变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比如：无论是抵抗外来侵略，还是实现国家的内部统一，都必须组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要抓住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提高国家实力；国家的大战略要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要坚持政党利益与民族利益相统一，等等。
第五，关于西安事变的史料发掘与考辨研究。分析电报、介绍档案、挖掘史料和梳理研究成果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之一。有的学者介绍了一些重要研究史料，比如《蒋中正先生西安事变日记》、《孔祥熙所藏西安事变期间未刊电报》、《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等等。有的学者提出，《申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及国内各界对于西安事变的态度，是不可忽视的珍贵史料。有的分析了《大公报》对研究西安事变的史料价值，有的则介绍了西安事变前后国外报刊媒体对事变的报道与评论。有的还对历史细节进行了深入考证，提出了新的见解，例如1937年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谈话。这些考辨与挖掘，对史料学本身来讲，也是一种发展。
总的来说，各位专家在中国共产党、张学良与杨虎城、民主党派与自由知识分子、新闻媒体、共产国际与苏联、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新史料的挖掘与考辨等方面，既达成了诸多共识，又提出了个人见解。这些见解，论点鲜明，论证翔实，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务实的作风。许多成果角度新、内容好，既有历史厚重感，又有时代气息感，这是作者辛勤研究的结晶。研讨中，专家学者们既互相尊重，又敢于争论，这体现了学术探讨的民主氛围。总之，这次研讨会，是近年来西安事变研究成果的新发展，为西安事变的研究开拓了新起点。
这个新起点，突出表现在：
(一)纪念和研究西安事变，要把拓宽研究的角度同增强研究的深度结合起来。现在，我们正处于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从学术角度说，新的史料也在不断挖掘和涌现。这些有利条件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西安事变，提供了新的平台。利用好这些平台，拓宽研究视野，探索新的问题，结出新的硕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比如，从政党关系与政党制度的角度重新审视西安事变的发生、发展与和平解决，有助于增强研究的深度。又比如，从社会史的角度，把思想史和社会史有机结合起来，考察历史人物与西安事变的关系，有利于深入分析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再比如，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历史前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西安事变究竟是怎样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此外，在研究方法方面尤其是比较研究方面，还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二)纪念和研究西安事变，要把加深广大群众对中国革命史的认识，同加强对广大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历史既可以告诉现在，也可以启迪未来。资政育人，既要教育广大群众，更要教育干部。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共中央尚在陕北，西安事变处理的重大方针、政策，就出自陕北。今天，我们在陕北，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纪念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70周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是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国家级干部培训基地之一，对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学院的一个重要功能。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一页，让广大干部深入认识革命史，深刻了解西安事变，是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纪念和研究西安事变，要把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西安事变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早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重要篇章，但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它给后人的警示和启迪，持续而深远。西安事变中的民族英雄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的思想和风范却永远为后人所敬仰。张学良将军以牺牲个人自由的换来民族自由的赤子之忱和千古功勋，杨虎城将军英勇牺牲的爱国赤诚和光辉壮举，永远激励着我们奋斗前进。研究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我们深深为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所震撼。他们生前为“我是中国人”而无比自豪，并且把这种深厚的爱国情感全部投入到力挽狂澜的抗日斗争中去。今天，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和平解决70周年，首先要学习这种把爱国主义同实际行动相结合的宝贵品质。新时期，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内在统一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阶段，如何把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进一步统一起来，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解读历史，研究历史，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需要继续回答的重要课题。
(四)纪念和研究西安事变，要把总结各阶层、各党派团结合作的历史经验，同促进新时期各阶层的和谐发展，推进海峡两岸各党派的交流合作结合起来。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中央在民族危难的关头，捐弃前嫌，坚持政党利益服从民族利益，以民族团结和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运筹帷幄，充分协调，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国共合作和共同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党派的团结，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力量。七十年过去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际地位大幅度跃升。新时期新阶段，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各政党的团结合作和国家的完全统一。振兴中华民族，和平发展，既有赖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有赖于海峡两岸各党派的交流、团结与合作。
新的实践需要新的理论，也需要历史的警示启迪和资政育人。西安事变发生后，各阶层群众纷纷主张化解历史恩怨，以民族大义和国家大局为重，携手抗战，救亡图存。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回应各阶层的呼声，主张和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始终注意维护同盟者利益，包括除汉奸卖国贼以外的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维护工人、农民根本利益的同时，照顾各方面同盟者的具体利益，这大大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今天，我们正在构建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离不开各阶层的和谐，这就需要协调和整合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关系，调动一切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加强和巩固各阶层、各民族和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进一步形成社会各阶层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生动局面。
最后，祝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朋友身体健康、事业辉煌!
谢谢大家!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