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爱国思想与实践
李 敏
今年是西安事变60周年，半个多世纪围绕事变从不同角度的探讨研究著作颇为丰富。但对张学良作为一名优秀个体的社会价值与历史地位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优秀个体与爱国主义间的关系几乎无人问津。笔者认为优秀个体与爱国主义，前者是爱国主义实质内容，后者是前者的最佳表现，两者互为前提。鉴此，笔者认为研究这一课题无论从社会价值与历史地位，还是当今精神文明领域的建构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做优秀个体是张学良人生之价值取向
笔者于1990年撰写《张学良开发建设西北思想初探》一文，曾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张学良生平及文化人格之形成。对他开发建设西北，弘扬民族文化，重振民族精神的思想进行了研究。从前后对映，互为观照的联系中，发现其间有机结合。文章写完后，笔者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在满腔民族义愤中慨然而起的印象发生了全新变化。被张学良卓越的人格魅力与学贯中西的思想体系所折服。并为他睿智豁达，侠肝义胆，充盈其中的爱国情怀所深深感动。对他的了解从泛泛的政治、历史性研究进入其思想深层，将局部的个体纳入整体当中加以分析研究，认为他的爱国思想与实践决非偶然。
张学良，字汉卿，别号毅庵，化名李毅，乳名双喜(后改名为小六子)，辽宁海城县人，从其名号是可见他幼时聪明顽皮(东北人习惯把特别聪明的人冠以“六子”，我曾在采访中接触几位东北人就因聪慧别号“鬼子六”。)其父张作霖性格豪爽、侠义、灵活机智、圆滑诡谲，堪称奇才。在匪霸争雄的年代里，他能受人拥戴推举为首，足见其雄才胆略。他时常自命不凡，又禁不住感到一步步登高“才力”虚弱，因此他决心将长子张学良培养成文武全才。张学良7岁，其父就聘请名儒为家庭教师，为其启蒙，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15岁随父进入奉天城，眼界豁然开阔。此时张家地位显赫，东北霸王的前门长子就这样被推上了社会上流阶层。当时恰逢五四运动后，一批新潮人物提倡“向西人学习”。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振兴民族工业，文化界更是从长期封建思想羁绊中挣脱出来，力图在新的思想氛围中寻找复兴民族的精神食粮。他们口诛笔伐，使中国人从麻木的精神状态中看见一丝光亮。张学良来到这些人中间，耳闻目睹的尽是如何富国强民，如何救中国，加之与西方人士频繁交往，深感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是民族发达昌盛的必备条件，意识到学习知识和各种技能的重要，他很快将此付诸实践，他学会了开汽车、驾飞机、几国流利的外语。1916年他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运动。同年11月，张学良在基督教青年会聆听了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的演讲，日后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深情地说：“鄙人因愤国势之颓败，土地之丧失，以为国家已无富强之望，故甚抱悲观，乃任情放荡，无所不为，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割宰，无复望点。及十四年前于辽宁青年会聆听贵校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演讲中谈及‘人之不好’，须要知己之不好，而设法悔改’。‘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发奋图强，努力救中国’。予闻之大悟悲观之非当，乃至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①这次演讲对张学良的人生算是一次极具影响的改变，他说：“听此演说之后，以为行将亡之国家，尚有挽救之希望，乃奋志读书，痛改前非，将来日之悲观，忽一变为乐观。”老帅张作霖真爱也会实在爱其子，将张学良置于军旅生涯中千锤百炼，当时甚至有人怀疑“老帅之所以如此，莫非张学良不是他的亲儿子”，这一切用心良苦，却不自觉地将最真挚的父爱给了张学良。这种内外力与张学良主体意识碰撞，使张学良努力将自己变成为一名优秀个体的行为变成一种自觉行动，成为他人生价值取向之必须，拯救危难祖国成为他人生奋斗目标。数年后张学良曾多次对人说；“我不敢用‘爱国者’三个字，我倒是愿意接受，我从小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东北人受日本的压迫很厉害。‘二十一条’的时候我真是痛苦，我到现在还是痛苦的……所以才出来做事，虽然那时候我年轻，但也抱着牺牲”②。那时他才15岁，就“立志为国家做事”，“立誓救中国”，并且矢志不渝。
二、张学良的文化人格与爱国实践
1928年5月7日，日本逼迫张作霖签署“满蒙新五路”协约，之后又要他解决“满蒙诸悬案”，遭到张作霖拒绝。日本关东军便于6月4日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炸死了具有民族意识的老帅张作霖，企图在混乱中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进而占领沈阳。奉天当局识破其阴谋秘不发丧。张学良临危不乱，微服返奉，表现出大将风范。父亲的死使他更加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真面目，决心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解国难报家仇。28岁的张学良监危受命，主政东北。他一上台就面临中外两种势力的争夺，一是早就对“满洲”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是“北伐成功”的蒋介石。张学良不甘心也决不愿意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对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愿望颇感兴趣。日本闻知“东北将要易帜”派驻华公使前来说服张学良，双方唇枪舌剑，争论十分激烈。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威胁张学良说：“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的警告，擅自悬挂青天白日旗，则日本必具强国之决心，而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义正辞严回答：“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当然是以中国为本位”③。表现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对答如流的雄辩才干，坚持了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中国得到了形式上的统一，紧接着张学良开始在东北施展他的政治抱负。他曾说：“我父亲死后留下了很多钱，我把这些钱差不多都捐出来了”④。他提出了“建设新东北”。他首先从教育入手，在东北建立了多所现代化大、中、小学校，有些甚至与国家一流大学齐名，设立免费教育，帮助那些经济困难无法入学者，发展现代化军事工业、电力设施，发展民族经济，扶持国防现代化建设，送技术人员出国留学。他不拘一格启用人才，中国空军较完备的装备创始于东北，抗战期间使敌人闻风丧胆，号称空中之神的高志航就是张学良破格录用，并大力培养为国增光。东北的讲武堂与黄埔军校齐名，是当时国内四大军校之一。1932年第十届世界奥运会，张学良出款赞助东北著名的长跑运动员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前去参加，这是中国第一次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虽然只有两人，却带去了中国人的希望。
1931年，这是张学良人生最艰难的岁月，九一八事变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大好河山从自己手里沦丧，他感到犹如万箭穿心，痛苦难言。他以误国自责，爱国自勉，向北平报界发出内心剖白：“余心中十分难过，假如不因‘爱国’二字，张氏父子无今日之结果，(言罢竟泣不成声)生命财产，一切损失，造成外则为邻国之仇，内则受国人唾骂，所以余须再读书，广求学问，好在年富力强，报国日长”⑤。此时张学良仍念念不忘学习更多的知识才能报效祖国。
1933年1月，张学良在北平为榆关失守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他说：“今我国委曲求全既无效，全世界尽力和平亦无效，到今日惟有以吾人之精神和血，以保护我祖国，以维持正义而已”。他表示：“舍奋斗无以求生，舍牺牲无以求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幸而成固可复我河山，雪莫大之耻辱。”⑥张学良以为南京政府抗战，决心豁出家底与日本人拼一番，无奈军队素质太差，蒋介石袖手旁观，东北军将士浴血奋战，伤亡惨重退出阵地。热河失陷，张学良再次替蒋受过遭世人责骂，这对他的打击是相当大的。为了抵御日本侵略东北，他让出了北京中央政权；让出了第二故乡河北省；让出了东北四省老家。此时他为了顾全大局，代人受过，杯酒释兵权，由三军统帅削职为平民，出国考察军事。临行前他以惊人的毅力戒了毒。1934年张学良回国，他踌躇满志，决心听命于中央领导以拯救中国。他说：“我们人活着为了什么?只是狭义的为了自己吗?决不是的!我们要为大众而活着，为国家而活着……”⑦为了国家可以牺牲我们自己!我们要作一番事业，就要先把这种牺牲自我的人生观确定了”⑧。1934年他与蒋介石考察了西北五省地质、地貌，提出开发西北，复兴民族的宏伟兰图，这与当今中央开发大西北的号召竟不谋而合。
1936年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这位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少帅怎能置身事外。12月12日，他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化为行动，与杨虎城将军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说：“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亡’的决心!”⑨“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争地盘吗?不是，为泄私欲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那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⑩。他说：“我做事，我负责。”这一切充分说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决非仅凭血气方刚，义气用事，而是一位优秀个体与爱国主义间的必然联系，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发生强烈碰撞而产生的结果。张学良就是这样一位处处将爱国做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如何拯救中国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他才能在历史需要的紧要关头，不退缩，无所畏惧，冲向前去。
三、优秀个体与爱国主义民族凝聚力间的关系
只有人人努力争做一名优秀的个体，才是中华民族希望所在，才是爱国主义最实质的内容。这是笔者通过研究对爱国主义与优秀个体之间关系的理解。纵观中国历史，每一次大的运动都是知识分子以及由此组成的优秀群体冲杀在最前列。他们为国民而忧，为了主义、真理而奋斗牺牲。西安事变正是在“废止内战运动”、“国难运动”、“一二·九”运动等全民爱国运动中爆发的。而这些运动都是国家英精英们首先发动倡导的，最后由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行动加以凝炼，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因此，笔者认为爱国首先要爱自己，洁身自好，从我做起。在改革开放之后丰衣足食方知荣辱的历史时期，正确的理论建构恰是社会生活所必须提供的最佳精神食粮。一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来自何方?来自一大批将直觉意识变为自觉意识的群体，这些群体有自觉的认识问题的是非标准，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有高尚的人生理想。在他们眼里，社会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分割体系，而是互为关联有机的服务整体。张学良说：“服务人群”的目标是他早在15、16岁就立下的志愿。“服务的意思，是替他人作自己应作的事，假如人人能有服务的精神，就是表现个人除自己尽职外，还能帮助他人”(11)张学良正是有了这种思想才能“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为人个谋荣华富贵。”综上所述，优秀个体往往浸透了爱国主义，爱国精神由他们发扬光大。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以及所有为国家民族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们，他们首先必定是一位优秀的个体，爱国者往往就是由这样高素质群体组成，民族凝聚力恰是产生于这些自觉群体当中，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四、优秀个体的社会价值与历史地位之现实意义
优秀个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历史因为有了他们才会发展前进。张学良爱国思想与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榜样。阐明优秀个体的社会价值与历史地位，为的是将爱国主义内容具体化。改革十年，一人先富了起来，他们将钱的价值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比贡献大小，比荣誉多少。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人生目标，对人生价值仅仅理解为吃、喝、玩、乐。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者亦大有人在，及非正当的竞争手段等等，正在腐蚀着一些人的灵魂。笔者认为，此时国家提倡精神文明与爱国主义教育是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举措。
历史是一画镜子，这镜子不仅给人们启示，更给人们向前走的勇气。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逝去的东西将永远不会再现于世。然而，结合现实对历史及人物事件的深沉反思——纵向地回溯与横向的比较，却永远是每一个走向未来的人无法抑制的思维追求。笔者正是基于当今社会改革开放及精神文明建设的使命感，才萌发了要以今天的时代要求，今天的意识形态，来写作本文，目的在于，以历史人物的卓越品质阐述优秀个体重要的历史地位与社会价值。用以观照当今精神文明建设中以及已往过份强调集体主义，忽略个人素质的培养及其理论建构的弊端。
张学良是一位深受儒学思想影响、又广泛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的现代人，在性格上一改中国人内向、克制，纳入了西方人外向、狂放。强烈的外部观照意识，使张学良以全新的思维方式决定自己的言行。笔者认为，张学良爱国思想与实践，是一位优秀个体社会价值与历史地位最实际的体现。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爱国主义首先要提倡从每一个人做起。儒学主要著作四书大学篇中其核心部分即格物、致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就阐述了一个完整的做人体系。纵观历史上许多优秀个体都是汲取了民族文化精华，在品德修养，知识认同与理解中博学多识，从而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由此可见，中西文化交汇是优秀个体的突出特点之一。笔者对那种为了历史而去研究历史，为了反思而去反思的作法，缺乏兴趣。本文涉猎的课题，以强烈的社会观照意识为导，力图说明改造国民性的必要与重要性，以及多年来忽略个人价值而盲目畸形地提倡集体主义，注意视点总围绕着他人，而不能反躬自省，多问几个我做得怎么样?
本文写到这里又回到一个主题，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何谈爱国家，张学良作为一个优秀个体深知个人与国家、民族间水乳交融的关系，因此，他的人生定位于爱国，并为此不懈努力，矢志不渝。这一点，已由他的爱国思想与实践予以充分说明。
(本文在1996年12月西安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读；收入《西安事变研究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
①张学良：《答台湾(华视新闻杂志》记者问》，1990年秋。
②张学良：《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上的演说》，1926年11月20日。
③郭君等主编：《张学良将军画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④郭冠英著：《张学良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第28页。
⑤张学良：《对北平报界之解释》，1932年8月8日。
⑥郭君，前引书，第239页。
⑦张学良：《怎样纪念国难严重期中的国庆》，1936年10月10日。
⑧张学良：《对东大球队暨东大旅汉教职员学生的谈话》，1934年4月13日。
⑨张学良：《在市民大会上的演词》，1936年12月16日。
⑩张学良、杨虎城：《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1936年12月20日。
(11)张学良：《在天津基督青年会上的演说》，1926年11月20日。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