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文化人格
白玲玲
张学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上天所赐的机遇和父母给予的身份使他得以纵横驰骋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数次成为中国政治棋盘中扭转局势的关键一子。而他却视个人的名利权位如浮云微尘，凭着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一片切切的民族之情，唱出了一曲曲“不屈服、不卖国；不贪生、不怕死”的正气歌。尤其是他甘冒天下大不韪，用震惊世界的“双十二”改写了危难之中的中国的历史，也因此成就了他“千古功臣”的业绩和光彩照人的生命。固然是时势造英雄，但英雄未必不能造时势。纵观张学良一生的浮沉起落、辉煌坎坷，除了历史环境的影响外，无一不与其独特的人格有关。本文拟从大文化的角度着重对张学良的人格进行评析，以全面认识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人格，就其涵义而言，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格是指人的性格、品质、气质等各种重要的、持久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与个性同义；而狭义的人格则是指个人的道德品质。笔者即是采用广义“人格”的概念，通过分析张学良的性格、品质和气质来总结他的文化人格。
一、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性格
张学良的人格是东西文化综合作用的产物。如果说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受传统文化影响更深的话，那么他的性格则更多地表现出西方人的特点。传统的中国人的性格是深沉含蓄、腼腆内向，追求稳定与安逸。而西方人则不同，他们往往是真诚坦率、热情外向，追求刺激和冒险。张学良从小受到良好的西方文化的熏陶，青中年时还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对西方宗教产生了兴趣。与异国人的频繁接触逐渐使他形成了一种“好动的外倾性格”①。
热情外向，积极参与。幼年时的张学良顽皮且聪明，优越显赫的家庭环境又使他有机会接触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与不同的人相处使他逐渐养成热情外向的性格。此外，西方人独特的行为方式和迥然相异的生活情趣深深吸引了求异心理极为强烈的张学良。他加入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在那里同西方人积极接触，还学会了开汽车、打网球、桌球和高尔夫球，甚至开飞机。这些兴趣和爱好在本世纪初的中国的确是新、奇、特的摩登至极的玩意。他热衷于参加当时各种上层人物聚集的舞会，结交各类名流。后来又将热情转向了社会公益活动，曾于1915年参加奉天救国储金会，1917年发起组织奉天储蓄接济会，以救济贫民、发展地方经济为宗旨。甚至还在1916年参加了赈灾义卖活动，为救济灾民而奔走叫卖。正是这种积极投身社会的性格使他得以了解和认识到国家、民族深重的灾难，产生了为民族的独立而奋斗的理想。
富于冒险的精神。张学良说自己小时候是个淘气透顶的孩子，这样的人物一般都富有冒险性。“他的嗜好，一个是打猎，此外就是喜欢开汽车和学习驾驶飞机。”②而这几项活动，无一不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和刺激性。据张学良的一位勤务兵回忆，张在任东北航空处总办时，尚不会驾驶飞机，由航空处教育长万显章辅导他理论与实践。可有一天，张学良在没有“老师”陪同的情况下就独自进入机舱，发动了飞机，勤务兵怎么也拦不住。但从此，张学良也就真正学会了开飞机③。正是这种敢为天下先，敢做常人所不敢做的冒险精神为日后的“西安事变”奠定了性格上的基础。如果他胆小懦弱，不敢“触犯龙颜”，那么即使有很强烈的爱国情怀也不会去冒如此大的风险将“领袖”扣留并以武力相威胁。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冒险”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使人们去做重大决定的同时也有一种“副作用”相伴，即草率仓促，缺乏周密的、长远的考虑，以致有时会酿成悲剧的后果。“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向部下宣布决定实行兵谏，目的是逼蒋抗日，他的部下于学忠问道：“有没有想到兵谏之后的第二步办法怎样?”张学良反问道：“你指的是局面如何收拾?那就只有看蒋先生怎么办了。我反正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问心无愧。”④张的回答虽有一定道理，但也由此看出他并未决定将事态变化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中，而事后匆忙地送蒋回京，对东北军的事宜安排不周，以致酿成“二·二”事件和“三位一体”的解体。
真诚坦率。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一般是含蓄深沉，不愿轻易显露心迹，为人处事一定要懂得“迂回”和“客套”；而西方人则不同，他们很少掩饰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说话办事一般是直截了当。在这一点上，张学良更接近西方人(或许这与他是豪爽的东北人及父亲是绿林出身有关)。他的一生光明磊落，诚恳率直，无论对敌对友，或爱或憎，都坦言表白，从不推诿掩饰，犹如一泓正义之水，清澈明快，全然没有传统中国人的晦涩不明和一般政客的狡猾、诡秘。“西安事变”结束数十年后，张学良终于接受了个别记者的采访，在回答问题时他总是坚持自己的原则，能讲则讲，不能讲时就明确表态，并直言不讳地说是因为害怕伤害到他人，却从不用什么托词来敷衍。1975年蒋介石去世，张学良为此写下了“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的悼诗，短短十六字，虽无法完全写出蒋张的关系，但却坦率地道出了两人之间的爱与恨，情与仇。一位记者在采访张学良时曾问道：“日本战败时，蒋总统曾在发言中谈到，对日本要报仇雪恨，但我们没有仇恨。……张先生是否也是同样的心情?”张学良表情非常严肃地答道：“不，我和蒋总统不一样。日本人应该对中国赔罪。”⑤蒋张之间的关系微妙、敏感，张也许不宜对蒋的言论作出什么评价，但他却丝毫不掩饰自己在对待日本问题上的不同态度，表明了自己坚定的民族立场。这也是他真诚坦率的又一表现。
但真诚坦率的另一面就是单纯幼稚，对别人不设防，容易在复杂多变的政坛上受人利用。这些教训张学良也是有的：“中东路”事件中在蒋介石的怂恿下冒然行事；“西安事变”中简单相信宋氏兄妹的口头担保；在对蒋没有任何制约的情况下送其回京，等等。就连张学良自己也承认他“缺乏政治阅历，只知爱国，不懂世道人情，致生许多困难。”⑥
二、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品质
至真、至诚、至善、至信。
张学良的“真”和“诚”在前面我们已经充分领略，他一生之所以能够真真正正、光明磊落，就是因为他所做的事全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的心坦坦荡荡。
说到善，张学良的确是一个仁爱宽厚、极富同情心的人。他虽身为军阀之子，一生“杀人如麻”(张的话)，但这实非他真心所愿。他曾说：“当时，我非常想当个医生。……但我父亲不让。”⑦他还对帮助自己戒毒的医生讲：“我的父亲是个军人，他需要我继承他的一切，我不想做什么将军，我目睹军队杀人如麻，使我十分难过，不知如何是好。我替无辜的人民抱冤，因为他们有活下去的权利，和我一样。有时，在某种情况下，我要判处人们的死刑，这也使我心里不安和恐惧。”⑧将普通百姓的生命看得同自己的一样珍贵，因迫不得已对他们造成伤害而受到良心的折磨，只有生性仁爱善良的张学良才会有这种痛苦，这与当时的政客、军阀、官僚视民如草芥、处处草菅人命的罪恶行径形成鲜明对比。他还经常告诫自己的士兵要保护人民的权利，作战时尽量不扰民、不伤民。对于爱国青年，张学良更是深切同情，无论是“五卅”惨案，还是“一二·九”运动，他都坚决表明自己的立场，或捐资抚恤死伤者及其家属，或积极奔走营救被捕者，处处显示出他对青年的关爱之情。回想起他一生对亲人、对朋友、对部下、对陌生人的态度，的确应了他自己所书的四个字：爱人如己。
再谈到“信”，张学良是个办事认真、说话算数、做事负责的人，诚如赵一荻女士在《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一文中所写：“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且对他自己所做的事负责，绝不推诿。”⑨张学良感到“九·一八”事变丢掉东北，是他和东北军的责任，因此，收复东北，他和东北军更应负责，“甚而要负起百分之百的责任来!⑩对于“西安事变”之责任，他更是全部揽了下来，“不要问是谁主张的，一切由我自己负责。”(11)即便是在被幽禁半个多世纪后，他仍是无怨无悔，对别人说：“我做事，我负责。”(12)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得不到答复之后便决定去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张学良为保护学生的安全，立即前去制止，并诚恳地对学生说：“请相信我张学良，如果大家相信我，在一星期内我用事实来回答你们。”(13)张学良的话不是用来敷衍学生的，他果然没有食言，的确在一周内用一个连世界都为之震惊的举动回答了学生。即使在一些小事上，张学良只要答应过就一定办到。据东大的一位学生回忆，他的一位同学家的地被东北军占用作操场，张学良知道后让这位同学写下详细地址和部队番号，几天后他就把问题解决了(14)。正是他心头的一个“信”字，让他赢得了东北乃至西北人民的爱戴。
一贯的、坚定的爱国立场。
张学良的爱国是众所周知的。同他一样具有爱国之心的人为数不少，但能象他那样用自己的一生来诠释“爱国”的涵义、不论在多么艰难的处境里都不放弃这一追求的人却不多。张学良生活在东北这块日本人长期觊觎的土地上，尖锐的民族矛盾激发了他深沉的爱国热情。他曾说自己从小就是个“爱国狂”，张伯苓校长的一次演讲更使他决心“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15)主政东北伊始，面对日本的拉拢、威胁，张学良愤然答道：“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当然是以中国为本位……”(16)民族利益为重的张学良，顶着日方的压力，毅然改旗易帜，为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待到1936年，中华民族到了空前危难的时刻，张学良在诤谏、哭谏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出于救国至诚，终于发动了兵谏，以武力胁迫蒋介石停止内战，全力抗日。正如他在当天的《对时局通电》中所言：“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处置。”(17)殷殷爱国之心，苍天可表。在被蒋幽禁的岁月里，张学良仍不忘抗日救国，不但要求东北军将士“加紧训练，待命杀敌”(18)，而且还请求蒋介石允许他率军赴前线杀敌。纵使到了今天，在中国和平并日益富强的日子里，张学良心中爱国的激情仍澎湃不止，多次表示，虽然年迈，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仍愿意为中国出力(19)。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片赤子之心，始终不渝。
至诚、至真、至善、至信，爱国，这些传统的文人侠士所追求的道德境界，张学良都一一具备。可见，他的品质是传统文化锻造出来的。
三、文人·侠士·英雄的气质
张学良虽出身军阀之家，但却没有沾染半点军阀的霸气和粗野。相反，由于深受东方传统的诗书礼教和西方民主文明的熏陶，他给人的感觉总是一个文质彬彬、爽快睿智的新型军人。他虽然是“一介武夫”，但却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的底蕴，言行中总是透着一股文人的气质。他的诗句文章，明设警句，暗含典故，巧妙的构思，深沉的内涵，远非一般“武夫”所能企及。对待西方文化，他虽未必真正参透其实质，但或多或少的了解让他认识到“西学”的进步与文明，于是对中西文化采取了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对西方文明的新奇之处，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喜爱，在教育方针上也主张推广“西学”，聘请许多国学、西学的大家到东大执教，使东大成为当时与北大、清华齐名的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必须承认，家庭背景对张学良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他早年丧母，“绿林学校”(张作霖语)毕业的父亲自然对他影响最大，他的豪气、侠气和义气大概就是从那里继承来的。做事坚决果断，从不后悔，对朋友重情重义，宁可别人负自己，不可自己负别人。这种可爱的气质自然是在他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表现得最突出，但即使是被幽禁了50余年之后，这种侠士一般的气质仍未被磨灭。日本NHK记者在连续三天的采访后，“被张学良那豪爽的人格彻底征服了。”(20)
张学良还具有一种视名利如粪土、甘于牺牲自我的英雄气质。不论是“九·一八”事变后拒收本庄繁送来的个人财产，还是“西安事变”时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登上送蒋的飞机，无一不显示出他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将个人得失视作轻烟浮云的人格魅力和英雄主义精神。正如他在为东大校友会的题词上所写：“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一位大气凛然、正气逼人的英雄形象跃然而现。
张学良用自己独特、鲜明的性格、品质和气质为我们描述了一幅他正直、善良、爱国、爱民的自画像。东北易帜、东北新建设、调停中原大战、建设西北、西安事变等一件件脍炙人口的丰功伟绩，固然是特定的历史为张学良提供了客观条件，但若他自身不具备一种高尚的文化人格，这一切又怎么会成为现实呢?正是历史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共同起作用，张学良才会在中国现代史上谱写出一曲曲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统一、富强的辉煌战歌。
(本文在1999年8月沈阳举行的“张学良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读)
①《张学良的往事和近事》，岳麓书社1986年12月版，第28页。
②《张学良的往事和近事》，第206页。
③《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09—110页。
④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115页。
⑤《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64页。
⑥张友坤、钱进，前引书，第1415页。
⑦《缄默50余年 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第9页。
⑧司马桑敦著：《张学良评传》，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191页。
⑨张友坤、钱进，前引书，第1426页。
⑩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11)周毅等，前引书(下)，第653页。
(12)周毅等，前引书(下)，第517页。
(13)周毅等，前引书(下)，第642页。
(14)《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第210页。
(15)周毅等，前引书(上)，第394页。
(16)《张学良将军资料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3页。
(17)周毅等，前引书(上)，第447页。
(18)周毅等，前引书(上)，第478页。
(19)张友坤、钱进，前引书，第1443页。
(20)《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第164页。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