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西安事变与中国的现代化
王 杉
多年来，学术界一直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是扭转时局的关键，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笔者也同意这一观点。但同时认为，仅仅从这一角度考察西安事变，似乎不能完全说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历史地位。所以笔者不揣冒昧，试图用现代化的视角来探寻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不平凡作用。
一、中国的现代化与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事变发生在本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绝非偶然，它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结果。
首先，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近百年来中国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结果。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固守千年传统，思想保守落后，泱泱大国的自满心理使“中国中心观”泛滥于野。“天朝抚有四海，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皇帝的金口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鸦片战争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打破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西方工业文明的炮舰，使中国人第一次感到“夷”的先进，开始有了向西方学习的观念，由此迈出了“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向西方学习观念的产生，开始于国难深重之时。因此，学习西方现代军事装备，力图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成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课。与此同时，西方的商品倾销破坏了中国传统经济，部分中国人看到西方商品与西方先进军事力量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意识到“富”是“强”的基础。于是一改传统的轻商、贱商态度，转而大谈“商战”，追求“民富国强”。然而，不改变中国之体，仅仅在器物层面上做文章，是不能拯救国家于水火的。甲午海战中国的惨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也标志着中体西用论的穷途末路。于是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提上议事日程，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就是在制度层面上向西方学习的尝试。中华民国建立后，近代西方的思想、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先进的精神养分。但由于来不及甄别、筛选，各类思想都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都拥有一批追随者，各派别之间为孰是孰非而彼此攻讦，大加争论。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思想逐渐社会化、世俗化，从而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理解，加速了中国人转变的进程。
当然，由于传统思想的顽固性，以及清政府的愚民政策，近代以来，思想观念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改变的中国人，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广大下层人民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还是相当迟缓的。但是，传统观念毕竟是打破了。随着现代教育体制以及现代新闻出版事业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机会增多，接受新思想、新观点的机会也增多，对中国和世界的理解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已为时不远。
人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人的素质的提高是西安事变得以发生的基本条件。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国人已在自身现代化的轨道上艰难跋涉了近一个世纪，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已远非清季曾、李、左之流可比。张杨二人虽出身于传统家庭，但他们不以权利和既得利益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而是不断完善自己，追求进步。他们与革命党人、爱国进步人士以及先进知识分子相友好，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在与外国友人的交往中，对西方文化、政治思想、社会制度有了一定的了解，有助于他们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中国社会。而且在多年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中，他们对三民主义的理解也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正是由于个人自身的进步，才使得张杨二位将军“为了国家民族”①，“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②，站出来振臂高呼。这是现代人理性的表现。
其次，西安事变的发生，是民族主义意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结果。
传统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是文化意义上的，人们认同的华夏文化共同体，是一个“体现文明的中心王国”③，以及一位“不仅恩泽海内，而且超越国界，进而惠及天下万民，给予他们秩序与和平”的大德大智的“天子”④。为国效忠即忠君，忠君即爱国。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曾上演了多少名臣贤士“愚忠”的悲剧!
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民族主义意识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始改变。近代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甲午战后日本加人)的蹂躏，亡国灭种的阴云一直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中国的历史就是围绕着建立“现代多元世界中一个特定政治实体的中国人的国家”这一主题而展开⑤。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这一过程中萌生，而且随着危机的加深不断深化。鸦片战争后的几次重大转折，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无不与此相关，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在新式的特定意义上带有了政治性”⑥。
如果说19世纪的民族主义还带有许多传统的影响，那么到了20世纪，尤其是经历五四运动这一场“空前的最广泛的表达民族感情的示威”⑦，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民族主义迅速觉醒。
30年代以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以废约运动为主要表现形式。从这一运动的高潮五卅运动来看，上海人民喊出了“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外人在华一切租界”、“取消治外法权”等口号，体现了完全现代意义上的法权平等观念，与义和团运动时的“扶清灭洋”、“保清灭洋”等口号在民族主义意义上不可同日而语。五卅运动参加人数之多(全国直接参加运动的约有1200万人)，成份之复杂(有工人、学生、市民、农民、商人)，影响之广泛(运动波及穷乡僻壤)，说明民族主义观念已深入人心。
30年代以后，日本的威胁日益逼近，民族主义的内容转向了抗日御侮。一二·九运动就是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渲泄民族主义感情的最好表现。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此举得到全国各地学生、工人、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的响应。一时间，抗日救亡的呼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在现代中国的变迁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现代化的最有效的社会动员，成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象征。谁抓住了民族主义这面旗帜，谁就占据了领导现代化的精神制高点，掌握了统治中国改朝换代的合法性资源”⑧。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执行对日妥协政策，使“复兴中国民族”的口号与现实极不相称，并与现代民族主义一切“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相矛盾⑨，这就在无形中减弱了其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资源”，西安事变的发生不可避免。
再次，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是西安事变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
政治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传统的“家天下”理论使中国广大下层人民远离国家政治生活，人们只知“君权”，不知“民权”。孟子虽然说过“民为重”，但却丝毫没有以民为主的意思。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世界文明的沟通和渗透，中国第一次有了“申民权”的呼声。辛亥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五四时期高扬的“民主”旗帜，都进一步萌动和激发了这种内在于中国人心目中的民主观念。
然而连年军阀混战，中国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为中国人提供演习民主的演练场。但是，民主观念一经产生，它所迸射出的诱人光辉是无论如何不会被忘却的。虽然内战的阴影笼罩着中国，1925年的国民会议运动，仍成为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
国民会议，就是由和平的民众团体直接选举代表参与政府决策，以谋求“中国统一与建设”。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00多人，列席代表100多人，代表了全国20多个省区，120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不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民会议能否如愿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代表，我们都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的过程中，在与段祺瑞政府善后会议相斗争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参加了中国的民主建设运动。仅上海、南京、广州、北京、天津等地，参加促成会的会员就达几十万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国民党一党政治弊端日益暴露，以及日本侵华导致中国危机加深，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扩大民主，开放政治。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在不触动基本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对政治参与做了局部的有限度的开放。这集中体现在专家参政上，即允许部分非国民党籍的技术专家、知识分子进入到外交、经济、教育等政府部门，表明国民党封闭的政治体制开始松动。
西安事变正是在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发生的。民国以来，中国人历经数次民主运动，民主观念已大为增强，对政治参与的兴趣日益提高。当日本侵略加深、中华民族危亡之时，在民族主义感情的促动下，人们纷纷点评时政，要求参与政治生活。这对张杨二位将军的思想产生相当影响，他们认识到“为了国家的复兴”，绝不能“一错再错”，必须“集中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⑩。这样，民主观念在民族主义的整合作用下，就成为西安事变发生的有利条件。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中国的现代化
西安事变在国共两党和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获得和平解决，它维护了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的领导地位，避免了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使全面抗战的时间提前，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首先，抗战初期，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保障民主权利、一致抗日等主张。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将“武装剿共”改为“和平统一”，确定修改宪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等方针，表明国民党在对待政治民主化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改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开始大幅度调整对内对外政策，以民族抗战领导核心的全新形象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各种社会力量也在共赴国难的前提下，对国民政府采取合作和拥戴的态度。
1937年8月，国防最高会议成立，下设国防参议会，以收集思广益，支持抗战之效。当时被邀作为参议员的，有中共代表毛泽东(未到)、周恩来，救国会代表沈钧儒、邹韬奋，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李璜，乡村建设派代表晏阳初、梁漱溟，教育界代表黄炎培、张伯苓、胡适、傅斯年，军事界代表蒋方震，外交界代表施肇基以及国民党元老马君武、徐谦。从参议员组成人员来看，国防参议会大致容纳了国内各抗日党派的主要领导人，具有一定的民主参与的意味，成为后来国民参政会的“胚胎”。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宣称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千钧一发之际，……遍集天下贤才，民众领袖”，“设置国民参政会，以统一民众意志，增加抗战力量”(11)。同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参政员由各省市代表、蒙藏代表、华侨代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中，“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12)的人担任。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开幕。按照参政会组织原则，国民参政会有议决权、审决权、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权、询问权和建议权。但它没有直接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和人事任用的权力，而且参政会通过的所有决议，必须经国防最高会议批准后，才能交有关部门实行。因此，国民参政会虽职权广泛，但对政府并没有多少约束力，它只是一个民意的议政机关。
但是，国防参政会的成立，仍然具有开放民主的意义，它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各种社会力量，“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13)。它使“中央政府的法令和旨意迅速下达和执行，使人民的呼声和建议，能够及时地反应”。它虽然“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却是“战时的相当民意机关”(14)，标志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同年9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省临时参政会组织条例》。此后，省、县各级临时参议会和乡、镇等各级临时代表会议都逐步召开，这是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
其次，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得以正常运转，使其在抗战爆发后，能够迅速组织起力量面对突变的时局，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中国经济。
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作出决议，为保存国家经济力量，拆迁上海工厂到内地(以后随着战火的蔓延，江、浙等省企业也陆续内迁)，由政府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及实业部协助组织实施。9月，成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统管工厂的内迁与安置工作。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统计，截至1940年，由官方协助内迁的工厂共448家，机械材料70900吨，技术工人12080人。在内迁工厂中，机械业占40.4％，纺织业占21.7％，化学工业占12.5％，电器行业占6.5％，食品行业占4.9％，矿业占1.8％，钢铁业占0.24％，其它行业占12.1％。其地域分布以四川为主，占54.7％，其次是湖南，占29.2％，陕西、广西、云南及其它省份也都有一部分。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对各工厂进行整顿，到1940年底，70％的内迁工厂先后恢复生产。
对于战时最重要的生产部门——采矿业和冶炼业，政府极为重视。迁都重庆后，国民政府派出人员，在川、陕、滇、黔、赣、湘、甘、宁、康等省寻找铁矿点，并由行政院经济部划分矿区，进行开采冶炼。仅在四川省就创办了8家较大规模的冶炼厂，10余家小型冶炼厂。湘、滇、黔、桂、粤、赣、陕、甘等省也各有一两家冶炼厂，极大地缓解了前方战事和后方生产生活的急需。
为满足战争需要，重庆国民政府也大力发展大后方交通运输业。铁路建设方面，主要修筑有湘桂路(衡阳——桂林)，以后又修筑桂林至柳州段，柳州至全州段，1943年修到独山，1944年修到都匀；滇越铁路昆明至叙府段，昆明至曲靖段；陇海路，由宝鸡续修到天水。公路建设方面，主要修筑了4条国际交通线，即桂越公路、滇缅公路、中印公路、甘新公路。国内主要线路有昆明经贵阳至重庆线，再由重庆经芷江、沅陵、柳州至桂林；此外还有青藏公路、康青路、南疆路、川滇东路等。内河航运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仅四川省新辟航线就有1900公里。
大量沿海工业企业的内迁以及国民政府对西南、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不仅满足了抗战时期经济和军事的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沿海与内地工业分布不平衡，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的弊病，对未来新中国经济的行业分布具有相当影响。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是在现代化的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是中国人自我完善的结果，是中国人关注中国命运的产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尝试。三者环环相扣，互为表里。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并为未来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做了准备。
(本文原载《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8年第2期全文转录)
①《张学良在市民大会上讲演词》，载1936年12月17日西安《解放日报》。
②《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载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
③[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④转引自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⑤转引自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331页。
⑥转引自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33l页。
⑦[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67页。
⑧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页。
⑨《杨虎城在市民大会上讲演词》，载1936年12月17日西安《解放日报》。
⑩《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载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
(11)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页。
(12)荣孟源，前引书，第518页。
(13)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
(14)孟广涵，前引书，第108页。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