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文化阐释
李云峰 刘东社
一、文化碰撞下的两种统一观
自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近代文明在炮舰与商品的帮助下涌进了古老的中华帝国。面对这亘古未有的大剧变，文化的选择与接受问题，立刻被提上了中华民族的议事日程。“中学”与“西学”优劣的比较，为体为用的辩论，一直在热烈地进行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虽然推倒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却无法铲除军阀割据混战的根源，国势阽危与列强的虎视环伺、蚕食鲸吞依然如故。悲惨的现实固然更加刺激强化了中国人民救亡御侮的爱国思想，但并没有也不可能中断几千年来积淀起来的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据考察，“到本世纪前期，中国社会至少已有三种传统并存：在清中叶前定型的所谓本土文化传统；由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形成的所谓西学传统；从本世纪20年代‘以俄为师’所出现的所谓苏化传统”。而且，“这三种传统既相互碰撞、磨擦、猜疑、忌恨，也相互熟悉、容忍、吸收、同化，都没有完成整合的过程”①。
近代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使得绝大多数有智识的中国人在文化的抉择上陷入困惑的境地，这就是既要反对西方(侵略)又要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和思想)，既要批判传统文化又要维护民族尊严，人们很难在理智与情感的双重纠缠中作出正确的判断。西方文化的现实功效，人们可以有亲身体会的深刻感受，但要在一朝一夕即抛弃不合时宜的国粹，却难以忍受情感煎熬的痛苦。由于几种文化传统未经整合，也由于文化选择上的不确定性，导致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大多数都兼含多种文化传统的因子。不管他们各自更侧重于接受哪一种文化，但均程度不等地可视为文化上的混血儿。两种以上文化传统在同一载体中的扭结，自然使得该人在言行上表现出不可抗拒的文化与性格上的二重性或多重性：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苏式文化总是交互影响，支配着人们的一举一动。
处于这样一种大文化背景之下，西安事变中的许多关键性人物也逃脱不了这种文化二重性或多重性的制约，尤其挣脱不了传统文化的束缚。考察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我们便不难发现在蒋介石与张、杨二将军之间，存在着两种统一观的冲突。
就蒋介石一方而言，他早年熟读儒家经典和诸子文集，对王阳明的心学推崇备至，曾公开宣称王氏《传习录》奠立了他“求学做事的根本”②。在统治大陆的20余年间，他标榜的是所谓的礼义廉耻、四维八德；津津乐道的是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诸人的“才略识见”与“志气节操”③；平日所读，也多是曾氏文集、《墨子》、《韩非子》之类④。作为中华民国的最高统治者，从他的身上却找不到多少近代民主共和的影子，反而嗅到的是更浓厚的传统文化的古味。他的“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以人为本”的政治观，“国家至上”的“有机体”的国家理论⑤，无一不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对墨子的“尚同”理论，对商韩一流尊君强主势的观点，可谓了然于心。所谓“尚同”，即是统一观念，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做到“天子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⑥，达到“一同天下之义”的目的，这样，就可“治天下之国，如治一家，使天下之民，如使一夫!”⑦因此，蒋介石要求的统一，不仅要政治上统一，而且须统一天下是非，使人们对他“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国家大事则“一切问题全凭领袖脑壳决定”。
而30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危亡之秋。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统一，但中共领导的苏维埃运动波澜汹涌，红色政权公开与之分庭抗礼；被制服的各派军阀也与蒋氏貌合神离、伺隙而动；国内政治军事派系林立，政党、主义丛生。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铁蹄步步深入，外患日烈。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提出了“安内攘外”的总体战略，即“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统一，则不能攘外”⑧。在他看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⑨。1932年蒋氏将他“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安内攘外”定为总国策⑩后，便一直不遗余力地加以贯彻。
可见，蒋介石的抗日御侮是要以国家统一为其先决条件的，而要完成统一，则必须“剿灭赤匪”和“削平叛乱”，这一过程显然具有不可逆性。在国内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之时，“安内攘外”总国策的外观景象必然是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大打剿共内战，这又必然遭到广大民众的唾弃。蒋氏的统一观之所以不合时宜，一则因其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一些消极因素上，二则因他机械地接受了封建时代的一些经验教条，三则在内外关系的处置上，承袭了传统的“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11)的信条，四则对外患内忧威胁性的判断上，未能跳出古代防内重于防外的窠臼。他一再称日寇为“皮肤小病”，中共为“心腹大患”，宣称“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12)，也不过是宋人“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的现代翻版(13)。这一切，归结到最后，实质上是他梦寐以求的“一同天下之义”的所谓“真正”统一，在当时并不具备变成为现实的主客观条件。
相反，张、杨两将军虽出身背景不同，所受文化教育有异，但他们统一观的发展轨迹却有相近之处。中原大战后，他们均曾支持拥护国民政府进行的“统一”。但到了1935年秋冬时节，他们都已认识到，统一应以国内和平为基础。在先求国内统一而后抗日御侮这一点上，张，杨俩人与蒋介石在表面上趋于一致，就连毛泽东也认为“祗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14)。只不过张、杨二人的统一是要联合中共，消弭内争，举国一致共抗外侮，亦即国内和平统一，而蒋氏则企图以武力从肉体上消灭中共，实现其“别具心肠”的“真正统一”(15)。这两种表面相似而实质迥异的统一观的互相对立、冲突，发展到正常手段不能解决时，便有了异乎寻常的西安事变的爆发。这一点，域外人士似乎比我们看得更加清楚：“西安事变所提出的，是这样一个关于国家政策的根本问题：国家的‘统一’，是沿着过去的老路，驾轻就熟，通过强行镇压所有反对派，并对日本采取无所作为的投降‘外交’政策来谋取，还是紧密团结中国所有党派的爱国力量，努力实行积极有效的抵抗措施”。(16)
张、杨二人统一观之被国人认可与取得胜利，固然是因其代表着进步的潮流，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17)，但这种进步统一观的形成，则显然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所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外，西方文化传统与苏化传统的潜移默化可说功不可没。与蒋介石的以传统文化消极部分为主要基础构成的统一观相比较，张、杨二人统一观之积极性与进步意义就不言自明了。
二、兵谏方式与口头承诺
1936年12月12日，张、杨两将军毅然扣留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内外舆论界议论纷纷，对它的性质作了种种不同的判定。时至今日，有关事变的资料大量出现，纵览之后，我们仍以为“兵谏”之说最为切合实际。
张、杨在临潼捉蒋的当天，即向全国发出对时局的通电，申诉“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18)次日，张学良在对总部职员训词中，明确地说到他们与蒋介石的意见冲突，无法化解。“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迫不得已而实行了“兵谏”的办法(19)。类似的史料，可谓举不胜举。显然，“兵谏”不是政变，它不是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它也不是所谓的“暴乱”与“叛变”，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暴动”、“起义”或“革命”。张、杨的举动，更多地带有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劝谏意味。纵观他们的由口谏、书谏到苦谏、哭谏再到兵谏的演进过程，便不难明白这一点。
在中国封建时代，臣下进谏、君王纳谏是专制制度下减少政策的偶然性与人为性的一种补充手段。“王欲玉女，是用大谏”(20)，“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21)，“谏者，所以安主也……主恶谏则不安”(22)一类话，反映了谏对君王的重要性。“夫事君者，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朝夕诵善败而纳之”(23)，“君有大过则谏”(24)，“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25)，则说明臣下有劝谏君王的义务。谏诤的深层意蕴，在于要“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26)，即要“格君心之非”(27)，实现君明臣贤的“王道”政治。虽然谏诤与近代的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但在封建时代毕竟有其值得肯定之处。因此，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巨流中，谏诤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至在20世纪仍有强大的影响力。张、杨二人为改变蒋氏的误国政策，不得已而举行兵谏，反映出传统文化在这次事变中具有强大的潜在影响。
仅就兵谏方式而言，我们可以看出，至少有以下九个方面与传统文化紧密相关。1．匡谏君失的观念。张学良曾说：“学良追随蒋委员长多年，为公为私，实在不忍坐视蒋委员长……走上自误误国路上去，不得不实行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有最大的反省。”(28)2.“挟天子以令诸侯”?早在12月2日，张学良收到王化一发自武汉的密电后，知道蒋有“调东北军全部出陕……使与共产党及杨部隔离”的企图(29)，当晚曾问计于杨虎城，杨即提出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30)。当然，“挟天子”就非“彼可取而代之”，唯其如此，方能达到逼蒋停止内战与合作抗日的目的。这可以说是抓住了中国社会矛盾的症结所在。“挟天子”之举从封建的伦理道德来看自然是“犯上作乱”的“大逆不道”的行为，但张、杨二人的宗旨却不同于古代的权臣，他们借用了旧形式却赋予其以崭新的内容，自然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大力支持。3.“清君侧”意味。“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31)“蒋委员长的意志便很模糊；更以宵小的包围，政客的怂恿，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便为一个反革命了?”(32)“长期以来，蒋委员长……总跟‘亲日派’分子交往。”(33)类似的言辞，还可以举出很多，这反映了张、杨二人兵谏含有使蒋氏摆脱“群小”(亲日派)包围的意愿在内。4.“为民请命”的清官意识。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清官“救民于倒悬”和人民企盼、渴望“青天”普降的清官效应。传统的清官形象，一般具有“德行圆满”、“民之父母”和“为民请命”三大特征。张、杨二人发动兵谏后，一再宣称“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34)，“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35)；兵谏“既非内争，亦不赤化”(36)。张学良甚至在扣蒋后“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37)。这一切，反映出张、杨二人身上残存有传统的清官救世意识。5．“舍生取义”的人格追求。西安事变曾被称为“西北大地震”而令人魂摇魄动，但这却决非张、杨二人的一时冲动，也非徒呈匹夫之勇以邀宠天下，而是他们思想上追求进步与内在正义感、道义心、责任心的直接表露。传统文化在生命与道义的矛盾中，提倡“杀身成仁”和“舍生而取义者也”(38)。受其影响，张、杨二人深感“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39)兵谏发动后，他们反复表示，自己的举动已“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40)，只要救国的“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41)“个人生命，在所不计”(42)，“苟利于国，决不惜牺牲一身，随同委座赴京，听候国人之处分。”(43)充分表现了他们为国为民不惜舍生取义的伟大人格。6.“正统”观念。君权神授理论通过两千年帝制时代的渗透扩散，在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上积淀而成的正统观念，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虽然30年代的中国社会不存在所谓的“封建正统”，但正统观念仍具有潜在的影响力，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张学良曾气愤地说：“从蒋委员长的一切言行上看，他和专制大皇帝有什么区别?”(44)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一再表示拥护南京政府，绝对忠诚于蒋介石，绝无分裂中央政府或另外制造权力中心的丝毫想法。张则更进一步，躬亲陪蒋回宁，表示愿领受“责罚”，请求“处以应得之罪”，以“振纪纲，警将来”(45)。凡此种种，无一不与正统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7.“忠君”思想。西安事变从发生到解决，张、杨的所作所为处处都留有“忠君”的烙印。这大致从以下四点可得到印证：(1)对蒋的误国政策在舆论上采取了“浮云蔽日”式的隐晦批评态度。他们虽断言“安内攘外”国策误国误民，但却归咎于“宵小”的包围和“政客的怂恿”；他们认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只不过“方法上有所矛盾”(46)。因此，蒋虽有瑕，但仍是“咸德崇隆，领袖全国”(47)，张、杨二人自然就要“爱戴”、“信服”不后他人了，因为“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48)啊!(2)近乎封建式的君臣关系。封建时代要求“委质为臣，绝无二心”，而杨虎城则称：“我辈之于蒋公，犹子弟之于父兄”(49)；张学良更毕恭毕敬，“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张、杨二人对于这种不同寻常的上下级关系却能安然认同，是耐人寻味的。(3)“君为国本”的观念。封建时代，“国以君为主”(50)，“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51)。西安事变中，张、杨三番五次表示“蒋氏一身进退系整个国家安危，民族存亡”(52)，“领袖之措施，实系国家之存亡”(53)。就连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等人也认为：“天下汹汹，为公(按指蒋介石)一人”，劝告蒋介石，“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是则先生一瞬之转念，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54)我们且不说这些言论是否有过分夸大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之嫌，单就把国家民族命运看作是系于最高权威的一念之间这一点来论，除了“君本”观念的影响之外还能有什么?!(4)“致君尧舜”的明君意识。张、杨的“不忍坐视”蒋氏“自误误国”；一再表白自己发动兵谏“绝对是纯洁无私的”，目的在于“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扣蒋之举“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正因为“爱护蒋委员长”，才有兵谏以防他“做了我们中华民国的罪人”；实不忍“陷委座于不义，濒国家于灭亡”等等，确系肺腑之言，但透过这些言词，我们除了看到张、杨二将军赤诚的爱国情怀外，也不难看出他们希望蒋氏作一个万众景仰的抗战领袖、现代“明君”的渴望心情。后一点在吴家象的广播词中就讲得更加明白了。吴援引“君子爱人以德”的古训，希望蒋“作英雄作圣贤”，“采用立即积极抗日的政策，负起责任来救国”(55)。8. 对事不对人的态度。传统文化讲究“恕”道，在对错误与危害的处置上，侧重于纠偏救弊，较少追究个人责任。张、杨一再申明，兵谏“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56)，双方“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57)，即“纯系对事，并非对人”(58)。9. 暂行其“权”的方式。西安事变发生前，张、杨曾尝试过种种方法企望改变蒋介石的错误政策，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常规的方式(经)不能生效后，他们于“万不得已中”，不得不采取了扣蒋这一骇世惊俗的超常手段。劝谏、苦谏、哭谏是进谏之“经”或“常”，兵谏相比较而言就属迫不得已的临机决断。正如张学良所言：“我们才不得已而行权”(59)。杨虎城则多次援引“有犯无隐”的古哲明训，为他们的暂时行“权”进行辩护。但“权”与“变”终究须在“经”与“常”的“可以然之域”，“权”实质上仍是为维护“经”而服务的。说到底，西安事变仍跳不出谏诤的圈子。
上述九个方面的描述。虽然只是一个粗线条的概括，但仅此就可以发现，传统文化在西安事变的爆发过程中确实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我们在对西安事变进行整体评价时，在对张、杨二将军的历史功绩进行实事求是地估量时，传统文化所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因为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二律背反，就是精华与糟粕的血肉混合体，犹如一个银币的两面，不易区分)，应该说都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的侧面，任何人为地拔高与贬低的作法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
蒋介石被“请”至西安后，经过多方的努力，终于接受了张、杨二人的救国主张，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值得注意的是，在宋氏兄妹抵达西安后，“蒋介石即委托他们两个代表他与张、杨、周谈判”(60)。蒋氏的不出面，是身体不适还是别有隐情?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我们更倾向于后者!堂堂一国“领袖”，要让他与“反叛”自己的部下、敌方的非最高首脑坐下来谈判，这对讲究“面子”的中国人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另一方面，从谈判一开始，蒋介石就声明“他不在谈判的决定上签字，以个人的人格作保证。”(61)在释蒋之前，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许多人要求蒋须先作签字保证才能离开西安。而蒋介石则声称：“尔等屡次要求余签字与下令，余始终拒绝，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余当时屡言，如余在西安允许尔等，签署只字于尔等之要求，则国家等于灭亡。盖余为代表中华民国四万万人之人格，如余为部下威力所屈临难求免，则余之人格扫地，即等于中华民族之人格扫地以尽。无论个人与国家民族如人格丧失，虽生犹死，虽存必亡。”(62)蒋在12月25日下午登机前，曾对张、杨表示：“从本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并保证，“我所答应你们的那些事，我回南京后，一一都可实现，你们放心，不然，我也不成其为国家民族之领袖。”(63)对于离开西安的方式，蒋还要求，“余如离开西安，必须正大光明，堂堂皇皇的出去，决不能鬼鬼祟祟随尔潜行。人格重于生命……”(64)张学良决定陪蒋回宁，其理由为：“他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尊严。……我们说抓就把他抓起来，说放就叫他一走了事，他还成什么领袖?还成什么体统?这使他以后怎么见人?怎么办事?……亲身送他回去，使他能够保持威信和尊严……”(65)结果，一切都成了现实，蒋未出面谈判，也未签字，却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了南京。
西安事变以这样的形式得以和平解决，可以说是中国人的“面子”、信义、人格三重因素扭合作用的结果。古代中国一直是一个人治社会(66)，人际关系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人应事接物往往会进行多方考虑，但首先想到的常常是情，然后才顾及理与法。在一个“关系社会”中，个人的“面子”与尊严，既决定于他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同时也对其社会地位产生巨大的反作用。面子固然“是不可目睹的，但是它却存在于展开于公众之前。”(67)有了面子，就如同商品有了信誉与市场一样，可以畅行无阻，甚至于“站立于超乎法律与宪法的地位”(68)；丧失了面子，就等于丧失了生命的一大半。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前后的扭捏作态，无一不是把其领袖的脸面与尊荣放在了考虑的首要位置，以至于连毛泽东也不得不说：“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69)西安事变最终以发动者和中共方面作出了适当的让步而得以和平解决，但善后问题中所出现的若干局限与不足，实质上正是重“面子”的传统文化中某些消极因素的影响所致。
一诺千金向来被视为中国人的美德，以宗法伦理规范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更进一步把它引伸扩大到了政治领域。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仁政学说，强调“万善之首必曰信”(70)，认为“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诚。”(71)信为个人安身立命的必备条件，所谓“言出乎口，结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72)，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73)，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74)，都反映了信的重要性。信一旦从生活伦理跨入政治领域，就更多地变成了对统治者的基本要求。因为只有“信则人任焉”(75)，所以“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76)，“夫信者，人君之宝也。国保于民，民信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77)。信更上升成了统治者保民守国的利器和为政的最高原则。西安事变之所以能以东方口头承诺而非西方签字契约的方式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担保”的六项条款之所以能大部分得以实现，其原因都在于传统道德的强大约束力。蒋介石回到南京席未暇暖，毛泽东即发表声明，称蒋氏“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并说蒋氏实现承诺“首先需要确守信义”，然后才是“需要一些勇气”(78)。蒋介石之所以不敢公然食言而肥，一则“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79)，这是外在的客观的政治约束力；二则蒋介石认为，“必须恢复民族道德，方可以挽救民族，所谓信义和平均系民族主要道德，余十年来所致力者，全为团结精神，统一国家以救国，而尤重于信义。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80)这是内在的道德约束力。二者的结合，便为西安事变画上了一个令人较为满意的句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全面抗战的爆发也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当然，这种分析是仅就文化的一面而言，并不意味着要抹煞或忽视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的因素。
三、文化指向：从“中庸”到“和而不同”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81)。这已是历史的不移之论。不过，如果我们再从文化学的角度加以考察的话，也许还会有一些新的收获与启迪。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中庸即用中，而用中却是相当古老的思想。“允执厥中”或“允执其中”相传出自于尧，到孔子时，已感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82)儒家的中庸大抵与时中思想、过犹不及本质相一致。所谓中，即“按照一定的标准行事，寻求对立两方的连结点以求对立双方的平衡，给某种行为划定界限和明确行动目标，从而使事物保持旧质的稳定。”(83)因而，中庸观念在维持矛盾双方的边际平衡时，不是要一方吞并另一方，而是要寻求一种既包含部分彼又包含部分此，同时使双方连结在一起、保持稳定的方式。这就需要彼此都向对方靠拢，作出一定的让步与牺牲。
同时，“和同”论同样源远流长。作为政治与哲学概念的“和”与“同”，最早出自周太史伯(84)。到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85)后，“和”与“同”才有了更加广泛的意义。所谓“和”，与“分”相对而言，即设法在各种不同事物的分之间求得协调与互补、配合的关系，它是对分的一种制约或补充，以预防分走向极端和破裂。所谓“同”，指事物单一性。中庸观与和同论定型后，随着历史的积淀，已经潜入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文化的韧性时时影响、支配着人们的言行。
自首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这两大政党厮杀了近10年，最终却以西安事变为突破口，携手出现在抗日御侮的战场上，这是值得深思的一种历史转变。十年内战的“分”，其责任当然主要在执政的国民党方面，但却不可否认地导致了综合国力的严重内耗。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抗日救亡在客观上已成了迫在眉睫的历史主题，与此相应也内在地存在一个对内实行民主或民主变革的问题。但限于主观认识的偏差，国共两党都曾程度不等地背离或偏离过这一历史主题。正当两党致力于各自政策的转变、调整时，西安事变的爆发不啻一声春雷。由此，两党以抗日救亡为粘合剂，各自向对方作出一定的让步，再度合作，奏响了举国抗战的进行曲。
通过西安事变的一逼，蒋介石不得不结束其“安内攘外”的战略，后又被迫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则承认了蒋与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放弃了没收地主土地与武装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采取与国民党协调的政策……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86)国共两党通过“双方让步”，分别向对方靠近，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较为合谐、稳定的状况。这是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的最基本保证。
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即“和”的实现，是传统的扬“和”弃“同”观念的一种折射，求同存异正是其外在的表征。作为双方连结点与关节点的“中”，正是抗日救亡与民主这一历史主题。谁能允执此“中”，谁就能获得民心，得到发展壮大。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和”的状况下，其阶级斗争观点、“新的民主共和国”构想、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并未放弃。蒋介石虽举起了抗日的旗帜，但灭共之心也一直未死。这就表明，双方并未(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达到“同”。这种“和而不同”局面的形成，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西安事变无疑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
在“和”的状态下，矛盾的双方应具有真诚团结的良好愿望，任何一方想吃掉另一方都会导致“和”的破裂。一旦真的化“和”为“同”，则生机与活力也就会随之消褪。后来，在全民族抗战中，国民党顽固派不仅抗日不彻底，而且对内坚持独裁、反对民主改革，制造反共摩擦和掀起反共逆流，其遭到人民唾弃与最终败逃台湾的根本原因也就在此。
总之，西安事变的文化意蕴，就在于国共两党完成了由对立冲突到携手御侮的政治角色的转换。这是中华民族赢得抗战胜利和开始走向昌盛的关键一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它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由民族内耗到民族凝聚，从战争冲突到妥协和平的一次历史定位，其深层文化意义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显露出来!
(本文原载《西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文摘报》1998年3月29日“学林”版予以介绍)
①朱维铮：《从文化传统看中国经学》，载《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4页。
②《蒋介石先生大事长编》卷1。
③蒋介石：《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1924年)。
④张学良曾说过：“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西安事变的三天停战期内，蒋亦“阅《墨子》自遣”。俱见蒋氏《西安半月记》。
⑤秦英君：《蒋介石思想研究》，《民国档案》1990年第2期。
⑥《墨子·尚同上》。
⑦《墨子·尚同上》。
⑧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蒋总统言论汇编》第21卷，第15页。
⑨蒋介石：《现代国家的生命力》。
⑩见《蒋总统秘录》，第2001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条。
(12)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40页。
(13)李焘，前引书，卷163。
(14)《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载《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1937年版。
(15)《解放日报》，1946年12月13日。
(16)詹姆斯·门罗·贝特兰：《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0—11页。
(17)《解放日报》，1946年12月13日。
(18)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
(19)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20)《诗经·民劳》。
(21)《国语·晋语六》。
(22)《管子·形势解》。
(23)《国语·晋语九》。
(24)《孟子·万章下》。
(25)《管子·形势解》。
(26)《孟子·告子下》。
(27)《孟子·离娄上》。
(28)《张学良广播词》，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29)王化一：《我去西安前后的一些经历》，载全国政协编《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2集，第47页。
(30)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见司马春秋《张学良传奇》，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页。
(31)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
(32)陕西档案馆藏：《东望》第6卷第6期，陆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刊行，1936年12月20日出版。
(33)詹姆斯·门罗·贝特兰：前引书，第181页。
(34)《张学良广播词》，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35)《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81页。
(36)《张学良杨虎城致阎锡山傅作义及绥远抗日将士咸电》，见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
(37)《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3页。
(38)《孟子·告子上》。
(39)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
(40)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41)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42)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43)《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74页。
(44)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45)《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80页。
(46)《国闻周报》第13卷第50期。
(47)《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88页。
(48)《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82页。
(49)《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74页。
(50)《春秋繁露·通国身》。
(51)《春秋繁露·立元神》。
(52)《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5日。
(53)《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83页。
(54)《毛泽东、朱德等致蒋介石》(1936年12月1日)，见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94页。
(55)《吴家象的广播词》(1936年12月16日)，见《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7日。
(56)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57)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
(58)《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82页。
(59)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60)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7页。
(61)应德田，前引书，第120页。
(62)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见《国闻周报》第14卷第3期。
(63)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7日。
(64)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65)应德田，前引书，第122页。
(66)商韩一流虽强调“法治”，但实际只是君主之法，归根结蒂仍是“人治”。
(67)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85页。
(68)林语堂，前引书，第183页。
(69)《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载《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1937年版。
(70)《谭嗣同全集·遗墨三篇三》。
(71)《新唐书》卷175《陆贽传》。
(72)《全晋文》卷47《傅子·义信》。
(73)《论语·颜渊》。
(74)《论语·为政》。
(75)《论语·阳货》。
(76)《论语·学而》。
(77)《资治通鉴》卷2。
(78)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26页。
(79)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80)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见《国闻周报》第14卷第3期。
(8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47页。
(82)《论语·雍也》。
(83)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三联书店1987年10月版，第211页。
(84)《国语·郑语》。
(85)《论语·子路》。
(86)《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