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几位西方友人的活动及其影响
李云峰
1936年12月爆发的西安事变，无疑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适值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追述并探讨外国友人在事变前后的活动及其影响，对于深入研究西安事变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一步增进中外人民的交往和友谊，是十分有益的。本文涉及的西方友人主要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前夫人尼姆·韦尔斯(即海伦·福斯特)，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等。
(一)斯诺夫妇积极支持并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这个运动以及他们的有关报道，成了西安事变的巨大动力和催化剂
1935—1936年，正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也是中国政局大变动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卖国，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中日民族矛盾更趋尖锐。举国上下响起了一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
当时，旅居北平的斯诺刚刚结束在燕京大学的教职，专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论坛报》的自由投稿记者。这位正直的、富有正义感的美国记者，通过几年来的耳闻目睹，以及同鲁迅、宋庆龄等的交往，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深恶痛绝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径，更恨中国法西斯蒋介石的丧权辱国，非常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遭遇，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此，当他脱离燕大教职之后，他们夫妇二人仍同中国青年学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5年秋，他们的家开始成为爱国青年的会聚之所，成为酝酿“一二·九”运动的重要据点之一。在这里，他们接触并结识了燕大的张兆麟、黄华、陈翰伯、龚普生、龚澎，北大的黄敬，清华的姚依林，东北大学的宋黎等许多学生领袖。在这里，他们让学生阅读违禁的进步书刊，同学生一起谈论华北的局势，土肥原的阴谋，宋哲元的态度，张学良的动向，国民党的政策，以至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大大激发了青年们的救国热情。作为外国记者，他们完全可以不参与中国的政治运动，但是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感使他们不愿袖手旁观。正如尼姆后来所说：“条条选择向我俩敞开着——然而，我俩却不惜一切代价，选择了一条艰难而危险的道路。”①“帮助拯救中国，使她不受日本和法西斯叛国卖国行径的损害。”②有一次，黄华等想写封信向宋庆龄请教“怎么办”，苦于无法转达，斯诺夫妇慨然答应代转。尼姆随即用打字机将信打出来，并由当时住在斯诺家的史沫特莱带往上海。不多天，黄华就从斯诺手中得到了宋庆龄亲笔签名的信，孙夫人在信中勉励同学们“要有所表示”，“要行动起来”。北平十校学生自治会所写的著名的《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平津各报均不予刊载，尼姆则先请人译成英文，几经奔走，终于通过驻天津的合众社记者在外国报刊上发表出来。
12月9日那一天，北平学生在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斯诺夫妇冒着冬日的严寒，不仅始终行进在学生示威队伍的前列，而且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同反动军警搏斗，尽力救护学生。当晚，斯诺给《纽约太阳报》发了一条独家新闻，称这次行动是北平学生的又一次“五四运动”。为了扩大运动的影响，燕大学生组织根据斯诺的建议，在12月12日举行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出席者除斯诺外，且有其他六名外国驻平记者。“一二·一六”大示威这一天，斯诺夫妇又亲临现场，沿途拍摄了不少珍贵的照片。他们还发动了其他一些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斯诺回顾说，这次运动“使我和尼姆第一次看到大批中国知识青年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我们为能和游行的组织者站在一起感到自豪。”③尼姆也说：“在中国，一二·九运动打破了国民党从1927年以来制造的白色恐怖，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最进步、最勇敢的事件之一。”不仅如此，“一二·九运动从一个新的高度，第一次显示了美中之间真正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属于反法西斯左翼力量一边。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的一种自然的外交关系。”④
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洪涛巨澜迅速席卷全国，同时也拍击着西北反动势力的中心——古城西安。作为西北“剿总”副司令兼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此时已认识到“剿共”是自掘坟墓，只有抗日才是出路，并同情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应张学良多次电邀，宋黎等以北平学联和东大学生代表的身份到西安，受到张的热情欢迎，并留在张的身边当秘书，还经常到东北军和西北军做宣传鼓动工作，对张、杨及其部队的思想转变有很大影响。此后，北平地下党组织不断选派学生到西安，燕大的张兆麟、陈翰伯担任东北军机关报《西京民报》的编辑。为发展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张学良又把东大工学院迁到西安，这个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为西安“一二·九”周年大示威大请愿运动的一支主力。⑤
斯诺夫妇始终关注着中国政局和学生运动的发展变化，同中国人民休戚与共，甘苦同尝。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任意捕杀抗日群众，制造白色恐怖。斯诺夫妇尽其所能援助遭受搜捕的学生。此时，他们的家既成了进步学生的避难所，又是爱国活动的掩护站。他们曾把有的学生藏在家中的一间密室里，后又秘密地送往外地。这一年3月，宋黎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去北平营救东大被捕的43名同学，也常到斯诺家，并向他们介绍了西安的形势和张学良的谈话内容。有一天，宋黎与黄敬到斯诺家有要事相商，当时斯诺不在家，尼姆热情地把他们让进客厅，自己则到用帏幔隔开的打字室里边工作边放哨。黄敬还常常大白天“躲”在斯诺家，同斯诺夫妇“一连几个小时地谈论马克思主义”。⑥显而易见，斯诺夫妇积极支持并参加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持续而迅猛的发展，对西安事变的爆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亲身参与“一二·九”运动，斯诺夫妇的心同中国人民贴得更近了。他说：“中国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我把这种感情同反对世界各地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义务联系起来。”⑦作为记者，斯诺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在美国国会奉行孤立主义对外政策的时候，他已清醒地预见到中日之间将发生大规模战争以及这场战争的结局，认为西方应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帮助中国人民增强自卫能力。与此同时，他也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说它“根本起不到领导、鼓舞的积极作用，因而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⑧斯诺对共产主义不抱偏见，把中国的最后希望寄托在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身上。尽管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多年来把红军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识的土匪，光知道烧、杀、掠夺，还有共妻”，但他不相信抗击了蒋介石九年之久的红军会是那样的人。斯诺“雄心勃勃地想要掌握第一手材料解答这个问题”，便于1936年6月在黄华的秘密陪同之下，冒险经西安去陕北采访。在西安，他拜访了杨虎城与邵力子，见到了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即王牧师)和著名“赤匪”邓发，了解到西安的局势正在戏剧性地发展，张、杨已同中共达成协议，红军的代表已到西安帮助张、杨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陕北与西安之间偶尔有卡车往返。而他正是在中共地下党员和东北军的帮助下，由西安到了陕北保安。斯诺的红区之行，打破了红区与外界长期阻隔的局面。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他使中共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等“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⑨他本人也因此一行而成为第一个进入陕北红区采访的外国记者，并写下了关于中共和红军的第一手“最伟大的独家新闻。”⑩。
同年9月，斯诺夫人尼姆完成了去东北和朝鲜的旅行，接着即在秘密使者王林陪同下到了西安，计划前往陕北。但因西安刚刚发生了蒋系特务绑架宋黎以及张学良派兵查抄国民党省党部的事件，双方剑拔弩张，故尼姆去红区的打算未能如愿(直到翌年5月，尼姆又一次来西安，冒着被枪击的危险机智地出走陕北，终于如愿以偿，并因此写下了第一部关于延安的书)。当时，她已预感到西安“正在酝酿着一个有价值的故事”，记者的职业本能和对中国事态的关切，使她不忍“失去记录历史的机会。”于是经过张兆麟联系，她在10月初应邀访回了张学良。而张学良则想通过她和斯诺与外国报界的关系，扩大宣传西安的抗日形势。访问时，张学良爆炸性地声明说，“只有抵抗外国侵略才能表示中国的真正统一”，“如果政府不从民意，就站不住脚”，“如果共产党能够真诚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也许有可能和平解决。”(11)访问一结束，尼姆迅速为《纽约太阳报》拟了一篇报道，确切地报道了西安的动向。其中写道：“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行伍中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这种感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12)不难看出，尼姆所说的“谣传”，其实正是事实，只不过为了迷惑日本与蒋介石而已。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尼姆的电稿，她不得不急匆匆地坐首班火车赶回北平。除发给《纽约太阳报》外，还“发给《伦敦每日先驱报》。合众社把它发往全美国和全中国。文章还在《密勒氏评论报》和《华北明星报》上发表了”。(13)斯诺说，张学良的谈话“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第一次发表这样的声明”(14)。消息不胫而走，各方反应强烈：东京显然十分恼火，要求南京政府作出解释；南京的心情难以言喻，只是慌忙予以否认；然而广大青年学生和国民党的爱国士兵却欣喜若狂。当斯诺从陕北返回西安途中，在洛川就听到东北军士兵激动地谈论尼姆的采访。尼姆后来说，当时士兵都在阅读我和张少帅的谈话，这几乎是爆发了一次不到期的“西安事变”(15)。甚至在南京，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官员私下也承认张少帅的话有道理，他们说，十年内战未统一中国，现在只有实行全国抗战，国家才能统一。”(16)
历史的这种巧合确实带有讽刺意味：10月22日，正是蒋介石去西安稳定“剿共”军心的一天，斯诺却坐着东北军的汽车，带着他的“无价之宝”回到北平。几个小时之后，斯诺就在美国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他的红区之行的主要事实。斯诺追述说：“我的同行及我本人写的报道，在国外发表之后迅速传到中国，并在远东所有报纸上登了出来。”(17)他还把毛泽东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两次长篇谈话的全文，连同苏区情况的综述，交给《密勒氏评论报》(上海)发表(18)。随之，《毛泽东访问记》在北平、上海、西安等大城市被大量翻印，在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官员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因此走上革命的道路，或倾向于抗日统一战线。甚至那些在中国的传教士也对斯诺的报道极感兴趣，邀请斯诺到处去作报告，其中有的竟说：“据我看来，红军任何一天都可以向北平进军。”(19)当时在北平的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认为斯诺的陕北之行起了极不寻常和独特的作用，他说：“中国新闻记者当然不可能穿过国民党的包围而到共产党那里去，也不可能把写的东西发表出来。也可以设想，万一侥幸他们去成了而且发表了东西……，其报道也很可能被认为是过于耸人听闻，令人不能置信。而一个受人尊敬的外国记者的报道却是另一回事。”(20)尼姆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个问题：“如果埃德加是一名共产党人，他的报道将不会有什么价值。但事实上他是个记者，把事实如实地告诉人们。”这样，“在新闻报道里吹奏出来的雄壮激昂的号音震撼下，积累起来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谣言和猜疑，如同耶利哥的城墙一样土崩瓦解了，埃德加的新闻报道甚至影响了剧中人物，即共产党人自己，使他们在自己眼中形象更加高大。”(21)
我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诺夫妇对西安和陕北苏区的采访及报道，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裂变和重新组合，成为促发西安事变的一种重要的催化剂。正因为如此，所以尼姆才说，斯诺和他“都间接地卷进了这次西安事变。”(22)
(二)史沫特莱和贝特兰在事变期间亲临其境观察采访并担任对外英语广播，向全国和全世界宣传了事变的真相和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有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全国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期间，斯诺夫妇仍住在北平，而史沫特莱女士和贝特兰则在西安，直接体察到了西安方面的风云变幻。
史沫特莱女士是美国的一位革命作家和新闻记者，一生饱经忧患。这位“大地的女儿”自到中国以来，一直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自己战斗的笔与中国革命事业结成一体。她嫉恶如仇，爱憎极其分明。她曾通过报道揭露日寇侵华的罪行和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也曾为外国报刊撰文介绍中国红军和江西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一二·九”运动期间，史沫特莱正住在上海。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当大部分外国人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敌视中国人民的时候，她却旗帜鲜明地积极帮助并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她热情支持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并经常邀请进步青年学生到她的寓所聚会，讲述斗争情况。她联络一些外国友人，发起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通过著名爱国人士陶行知和章乃器收集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然后编选油印，再由他寄给西方的进步人士和学生组织。她还通过美国进步人士格兰尼奇夫妇在上海编辑出版的英文版《中国呼声》，把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传播到国外，以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同斯诺夫妇一样，史沫特莱也不是共产党人，但她坚信中国共产党所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1935年底，鲁迅获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亲自草拟了给毛泽东的贺电，其中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据说这份电报就是史沫特莱拍发的(23)。1936年初，史沫特莱得知中共急需在西安设立一个秘密转运站，以解决陕北红军奇缺的卫生器材和医药问题，她即介绍德国共产党员、牙科医生海伯特·温奇在西安开设一座牙科诊所作为掩护。这个诊所不久在西安七贤庄一号“开张营业”。西安事变前，中共通过这个诊所收集并转运了大批卫生器材和药品到陕北苏区，转送了一批批干部去陕北和全国各地；并在地下室装了一个较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专门对外转播新华社的新闻。西安事变后，这里先后成为红军联络处和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所在地。
1936年秋，史沫特莱离开上海到西安，暂住在临潼华清池，一边写作一边养病，并准备从这里前往陕北苏区。据她回忆说，10月20日这一天，一位住在华清池的中国女朋友走进她的房间告诉她：“我们中国人遭受了很多损失。现在我们又遭受了另一个损失……我们伟大的作家鲁迅逝世了。”此前不久，史沫特莱接到她父亲逝世的噩耗，感到痛惜和悲伤。但是她说：“鲁迅的逝世，对于我不仅是一个个人的悲哀，而且是一个民族的不幸悲剧。……在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他对于知识青年有着最大的影响。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优良的品质，夺去他的生命的疾病，正是由于忧心和搏斗而加剧的。他是用蔑视的态度来对待死亡。”(24)史沫特莱对中国人民感情之深厚，于此可见一斑。
同年12月初，蒋介石气势汹汹地来西安督促实施第六次大规模“剿共”军事行动，把行辕设在华清池。史沫特莱被迫迁到西安城内的西京招待所。随着蒋系10多名军政大员陆续住进这个招待所，国民党的特务逼迫史沫特莱离开。12月11日，招待所的经理接到一份最后通牒，限史沫特莱24小时内必须搬走，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要由经理负责。史沫特莱性格倔强，拒不受命，吓得这个经理哭诉说：“你难道想要我的命吗?”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突然爆发，象强烈的地震冲击波震惊四面八方。当杨虎城的特务营和卫士队的士兵在招待所搜捕蒋系军政大员时，也踢开了史沫特莱的房间，搜掠了她的钱、钢笔、手电筒和照相胶卷。事后，杨虎城闻知，非常生气，答应赔偿她的全部损失(25)。然而史沫特莱不把个人的损失放在心里，她听说抓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欣喜如狂，情不自禁地跑到院子里用中文大声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26)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及其追随者一面竭力扣压真实消息，一面向国内外散布流言蜚语，对西安的情况大加歪曲，甚至说红军占领了西安，洗劫了全城；日本则攻击西安事变出自“莫斯科的魔手”；苏联的报纸除了谴责张学良、赞美蒋介石外，竟捏造说西安事变是前行政院长汪精卫和日本“共同炮制”的；其他方面的报道也极其混乱。针对外界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谣言，西安的“三位一体”加强了报纸和电台的宣传工作。史沫特莱的身体尽管还没有完全康复，却慨然应邀到XGOB广播电台上班，勇敢地担负起对外英语广播的任务，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传西安事变的实情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这对于击破日本及亲日派的阴谋，澄清外界的认识，促进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据尼姆回忆说，史沫特莱担任英语广播不久，“美国共产党人自纽约发来电报指责她，他们不想受西安事变的沾染。既然史沫特莱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以后也永远没有成为共产党，这种指责简直毫无道理。”(27)史沫特莱还与德国友人王安娜一起访问了事变后获释的大约300名红军战士。令她俩吃惊的是，其中竟有约50名女战士和30名孩子，而且大部分有病，在寒冷的天气里，却住在冷冰冰的茅草棚里。她俩对这些女战士安慰说：“希望你们好好保重，尽早回到延安去。”出于深切的阶级同情，史沫特莱经杨虎城允许，给难友们送去了一些被子和食品(28)。
还应该说到贝特兰。贝特兰是新西兰出生的英国记者和牛津大学的罗滋奖学金学者，曾获文学硕士学位，1936年元旦到达北平。来中国之前，曾到德国、意大利和苏联旅行，这次旅行使他成为一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所以，他一到中国就毫不隐瞒自己是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的，毫不迟疑地同中国的左翼力量站在一起，并成为斯诺夫妇的好朋友。在燕大进修期间，他与张兆麟、黄华等学生领袖住在同一宿舍区，经常互有来往。象斯诺夫妇一样，贝特兰也有一种“四处寻求新的经历”的探险精神。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同年8月他独自到中国各地旅行。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北平学生又成功地举行了“一二·一二”示威游行，并在景山召开了群众大会。贝特兰、斯诺夫妇以及合众社的记者麦克·费希尔都上街参与了这次行动，并散发了张兆麟寄来的西安学生“一二·九”周年示威请愿宣言的复印件。当天晚上，正是贝特兰激动地把西安捉蒋的消息带给了斯诺夫妇等外国友人。(29)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第三天，即12月27日，贝特兰在苗剑秋的陪同下进入西安。苗曾任东北军秘密团体抗日同志会的理论宣传部长，与应德田、孙铭九同为东北军少壮派的代表人物，对张学良颇有影响。他因10月间在王曲军训团发表反蒋的激烈言论而暂避天津。据尼姆回忆，大约在事变发生后的第四天，苗由一个东北人秘密带到他们家。苗说他必须立即去西安，为避免危险，希望斯诺与他同去，并从西安把事实真相报道出来。当时斯诺正忙于写《西行漫记》，脱不开身，尼姆便建议让贝特兰去，而苗则扮做贝特兰的随从秘书。于是贝特兰代替斯诺，以《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的身份与苗一起经山西去西安。放蒋的前一天，他们试图渡黄河未成被阻于大禹庙，驻在当地的国民党军官拒绝发给通行证，直到12月25日才放行，结果到西安晚了两天。
到西安后，贝特兰住进西京招待所。他采访了参加捉蒋的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了解到捉蒋的具体情况以及放蒋后的西安形势，并代斯诺为《伦敦每日先驱报》写了一篇报道。其中谈及蒋在山上被捉后，要求派一匹马送他下山，孙说这里没有马，遂把蒋背下了山。(30)贝特兰等还以孙为向导，登上了捉蒋的那座山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贝特兰和史沫特莱通过王炳南的安排，专门访问了杨虎城将军。贝特兰在他后来所写的关于西安事变的专著《中国的危机》(伦敦，1937年)中谈到，他和史沫特莱向杨询问了西安捉蒋的目的和意义、西安事变与两广事变的区别、西安释蒋的情况等一系列问题，得到了满意的回答。
当他们问及“东京新传双十二事变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搞的”这个问题时，杨非常严肃地说：“不!这不是事实。说苏联和共产国际策划我们搞双十二事变，那是完全低估了我们为民族独立所进行的斗争。但是我们认为苏联及其他民主国家确是应该同情我们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民主运动。”两名记者对于说西安事变是“民主运动”的提法不大理解，杨答：“首先，它表达了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满洲和华北地区的广大人民的意志。而我们的许多要求，都是基本的民主要求，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在我们这儿西安，我们已经释放了政治犯，我们宣布了集会自由和爱国结社自由。我们认为为了团结保卫我们的国家，充分的政治自由是必不可少的。”
两名记者接着问：“你们标语上说的统一战线是什么意思呢?”杨有力地回答道：“抗击日本的侵略已成为团结全国人民的意志。我们认为面对国家的存亡绝续，一切党派的利益都是次要的。所有的人都必须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组成一个全国的抗日阵线。这并不是口号而是可以在中国实现的，就象今天在西安正实现的那样。”
记者又问：“但是中国是否强大到足以抗击日本?”贝特兰已经认识到杨虎城是一位“真正的战将”，也估计到杨会怎么说，但是杨从心理学上而不是从战略学上的回答却使他感到震惊。杨说：“谁能抽象地从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的力量不在飞机和坦克。日本比我们有更多的飞机和坦克。而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懂得我们必须抗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力量问题，而是面对现实，需要意志。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抗战，我们就有力量打。”
听完翻译，史沫特莱大声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回答!”贝特兰也写下了自己的感想：“我同意这个说法，那就是中央政府过去的政策无疑使中国丧失了已有的最大的积极抗战的意志。这使我们对这个杨‘匪’产生了新的敬意。他看来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自己就是一个坚持把战壕挖到底的人。”
除了频繁的采访活动外，贝特兰还亳不踌躇地受托接替史沫特莱，继续担任对外英语广播。由于蒋介石被释后背信弃义，不仅扣留了张学良，而且软硬兼施对西安施加压力，西安的形势瞬息万变，以至发生了东北军少壮派枪杀王以哲等的“二·二”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贝特兰通过对外英语广播，协助西安方面做了大量宣传工作，这对于稳定西安局势，争取国内外舆论的同情，督促蒋介石兑现所答应的六项诺言，都起了很大作用。当时，“英国领事馆的官员给他发来一个电报，威胁他停止协助‘反叛分子’，不要做出那些‘令人不愉快的行动’”(31)。于是王安娜又接替了贝特兰在电台的工作。此后的1937年1月、3月、9月，正当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史沫特莱、王安娜和贝特兰先后踏着斯诺的足迹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会见了毛泽东等中国革命的领导人。随之又都投身于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洪流中。
总之，以上几位西方友人，都积极支持并参加过中国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和自由的斗争，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西安事变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并发挥了不寻常的特殊的作用。作为旅居中国的外国人，他们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与中国人民休戚与共，并肩战斗，为促进中外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交往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新闻记者，他们富于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追求真理、进取不止的探索精神和献身精神，注重实地考察和掌握第一手资料，喜欢冒险和超越，勇于探索未知领域，什么都想当“第一”，而且襟怀诚实坦荡，极端憎恶虚伪、谎言和专制，看问题比较公正客观，遇事反应迅速，报道准确及时，讲求最高效率。他们都亲自到过西安和延安，访问过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与杨虎城，访问过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并撰写了大量的介绍西安事变和中国革命的报道和著作，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独特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就使他们成为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成为世界上闻名遐迩的记者和作家。他们的优秀品质，不仅值得称赞，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本文原载《唐都学刊》1987年第3期；原文正标题为“同中国人民休戚与共，并肩战斗”，这里仅用其副标题)
①海伦著：《七十年代西行漫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
②海伦著：《旅华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③斯诺著：《复始之旅》，见《斯诺文集》1，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
④海伦著：《七十年代西行漫记》。
⑤参见拙著：《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⑥海伦著：《七十年代西行漫记》。
⑦约翰·谢伟思：《关于埃德加·斯诺的一些个人回忆》，见《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3月版。
⑧期诺著：《复始之旅》。
⑨斯诺著：《复始之旅》。
⑩约翰·谢伟思：《关于埃德加·斯诺的一些个人回忆》。
(11)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
(12)斯诺著：《西行漫记》。
(13)海伦著：《旅华罗月》。
(14)斯诺著：《复始之旅》。
(15)海伦著：《七十年代西行漫记》。
(16)斯诺著：《复始之旅》。
(17)斯诺著：《复始之旅》。
(18)参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
(19)海伦著：《旅华岁月》。
(20)约翰·谢伟思：《关于埃德加·斯诺的一些个人回忆》。
(21)海伦著：《旅华岁月》。
(22)海伦著：《七十年代西行漫记》。
(23)戈宝权：《鲁迅与史沫特莱的革命友谊》，见《鲁迅研究年刊》(1975—1976)。
(24)戈宝权：《鲁迅与史沫特莱的革命友谊》；另见史沫特莱著：《中国的战歌》。
(25)王安娜著：《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1980年5月版。
(26)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版。
(27)海伦著：《旅华岁月》。
(28)王安娜著：《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29)海伦著：《旅华岁月》。
(30)斯诺著：《西行漫记》。
(31)王安娜著：《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