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的贝特兰——牛译《西安事变秘闻》再版代序
李云峰
1936年12月爆发的西安事变，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在那举世震惊、风云万变的数月间，有一些外国记者、作家、学者等，曾因缘卷入到了这场历史的惊涛骇浪般的漩流里。他们当中，英籍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的所作所为，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颇为引人注目。
(一)
詹姆斯·门罗·贝特兰(Bertram James munro)，1910年8月11日出生于新西兰奥克兰一个牧师家庭。1932年，他获得新西兰大学附属奥克兰学院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入英国牛津大学，研究英国文学。1935年，贝特兰毕业于牛津大学，旋赴意大利佩鲁贾大学学习意大利文，后又返伦敦新闻界工作，并加入英国工党。那几年，贝特兰曾到德国、意大利和苏联旅行，很快成为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形成了“绝对拥护反对法西斯主义与帝国主义战争的统一战线信条者的观点。”
1936年，贝特兰荣获牛津大学罗滋(Rhodes)远东研究奖学金，于该年初来到了中国的北平。初时，他担任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驱论坛报》的特约通讯员，后又任该报和《曼彻斯特卫报》的驻中国特派员，并在燕京大学攻读汉语言文学和研究远东政治。此时，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北、热察之后，又对华北虎视眈眈，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之秋。因此，平津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基于对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真正理解，又受到抗日气氛的强烈感染，贝特兰十分同情、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在燕京大学期间，他和张兆麟、黄华等学生领袖交往密切，与斯诺夫妇结为密友。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贝特兰除在华旅行外，曾与斯诺夫妇及美联社驻北平记者F·麦克拉肯·费希尔等人，多次跟踪报导北平学生举行的各种抗日爱国运动。
同年6月，埃德加·斯诺秘密前赴陕北苏区，去“寻找照耀中国的红星”。9月份，斯诺托人带信，要求其夫人海伦·斯诺也前去红区。随后，海伦·斯诺乘火车很快赶到西安，却因种种限制未能进入苏区。然而，在逗留西安期间，海伦·斯诺却于10月3日成功地采访了张学良，在一定程度上预报了即将发生的西安事变。在海伦·斯诺赴西安前，贝特兰也对去西安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因为他已以其职业记者所独具的慧眼和对中国局势敏锐的洞察力，预感到中国政局很快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万众瞩目的西北地区，此时已成为各种矛盾汇聚的焦点，若能亲临西安作观察、采访，对贝特兰来说自属求之不得。虽然此次贝特兰未能前去西安，但这样的机会，很快又一次来到了他的面前。
(二)
1936年12月12日，北平学生一大早即上街示威游行，抗议日军侵占青岛和进攻绥远。贝特兰与斯诺夫妇等一起参加了这次行动，并拍摄了许多警察殴打、驱赶学生的照片，又散发了张兆麟从西安寄来的西安学生“一二·九”周年大示威宣言的复印件。也就在这一天凌晨，东北军和17路军分工协作，在临潼和西安等地同时采取军事行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当晚，西安事变的消息已传至北平，但各种说法莫衷一是。在最初几天里，人们一见面总是相互询问：蒋介石被东北军杀死了吗?与此同时，国内外报刊、电台充斥着一片“讨逆”的杀伐之声，各种谣诼不胫而走，给事变笼罩上了一层神秘莫测的暗云。正如贝特兰自己所说的那样，当时，“有许许多多的核心环节不为人们所知，有许许多多的动机人们弄不清楚”，而“流传来的谣言和新闻报道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弄清事变的真相已是刻不容缓!贝特兰一再表示，他“极其渴望能够去西安”，“要是能去趟西安该多好，这样就能搞清楚这些神神秘秘的问题。”
大约在12月15日前后，曾任东北秘密团体抗日同志会的理论宣传部长的苗剑秋拜访了斯诺夫妇。该年10月下旬，苗曾在王曲军训团公开演讲抨击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其言词十分激烈，后遭通缉而暂避天津。此时，既然蒋氏已被扣在西安，苗便急欲返回西安。为了旅途能掩护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尽快能将事实真相报道出来，苗遂请斯诺与自己一同前去西安。不过，因斯诺正忙于赶写《西行漫记》一书，实在无暇脱身，斯诺夫人便建议让贝特兰前往。这样，贝特兰代替斯诺，以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的身份，与苗剑秋一同踏上了赴西安的旅程。
12月16日，贝特兰与苗剑秋等乘火车离开北平。由于南京当局调兵遣将，与东北军正对峙于渭南、华阴一线，因而经陇海路去西安已不大可能，且极易暴露苗剑秋的身份，从而招致祸端。所以，他们只好经石家庄到太原，准备绕道前往。最初，听说张学良的座机要来太原，本想在太原搭乘该机，却未能成功。后几经周折，历尽坎坷，最终在12月24日，他们赶到了黄河岸边的禹门口，又因当地驻军受命严禁任何人渡河，竟被困于河边的禹王庙里。听朔风怒号，见寒流滚滚，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贝特兰他们苦度了3天难熬的日子。再经多方疏通，他们才得以获准踏冰过河，又骑毛驴抵达陕西韩城。幸而在去郃阳(今合阳)的途中，他们搭上了杨虎城派去与冯钦哉谈判的代表的专用卡车，方于12月27日晚抵达西安。
(三)
贝特兰到西安后，下榻于西京招待所。当晚，经苗剑秋介绍，他见到了东北军少壮派的另外两位核心人物——应德田和孙铭九。经过竟夜长谈，贝特兰感到，他“终于能够对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得到一个合乎情理的记述”。在了解了事变的基本真相后，他深刻地认识到：人们从这场历史巨变中，将会感受到军队的群情激愤；“感受到意见的冲突不是个人的，而是关系到国家的高级政策”；感受到“一场可能会席卷全中国的伟大民族运动以及由此而激发起来的感情波动”。因此，虽然蒋介石已经获释，但事情并未完结，“这场运动必将继续进行下去”。
第二天早晨，贝特兰匆匆结识了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随即，他与史沫特莱、苗剑秋及孙铭九、应德田等，分乘两辆汽车前往临潼，对蒋介石在华清池的住所及其在骊山被俘的地点，作了详细的考察。归来后，根据自己的见闻，他迅速写出了一篇报道，生动地描述了骊山扣蒋的情形，并特别提及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正确主张的巨大影响。斯诺看到这个报道后，专门摘录一大段，补充进他正在写作的《西行漫记》之中。
张学良陪蒋回宁被扣后，杨虎城实际上成了张杨两军的领袖人物和“西北地区的总司令。”无疑，在此时此地采访这样一位风云人物，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所以，贝特兰“一到达西安，就一直设法采访杨虎城”。不久，通过王炳南的安排，贝特兰与史沫特莱在新城大楼专访了杨虎城将军。他们向将军询问了西安事变的目的和意义，西安事变与数月前的两广事变有何不同，如何看待某些外国报刊(如苏联方面)对事变原因所作的极其矛盾的评论文章，中国应如何去抵抗日本侵略，西安释蒋的具体情况等一系列问题，都得到了颇为满意的回答。采访结束，正当贝特兰与史沫特莱起身告辞时，杨虎城突然情绪热烈地补充说：“这次西安事变并非偶然，也不仅仅是两个将军的行动。它是西北全体将士的一致请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我们的这次行动，并不夹杂任何个人仇恨。我们只想要进行抗日战争，并结束内战。我们没说过一句反对蒋介石将军的话，我们尤其希望能够与他并肩抗击敌人。我们的要求十分简单。这就是，对内和平，对外誓死抵抗民族侵略!”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反映了一位爱国将军的炽烈情怀。采访结束后，贝特兰立即将谈话内容用电报发出，力争澄清外界对西安事变的种种误解。只可惜，由于南京当局和西安方面都实行了新闻审查制度，采访内容竟被删掉了三分之一。
作为一位职业新闻记者，进行频繁的考察、采访及对外报道工作，自然构成了贝特兰在西安的主要活动内容。如果说，西安事变只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小插曲，贝特兰“作为一个外国旁观者，一个激流堤边的守望人”，曾因涉足其中而令人难以忘怀的话；那么，贝特兰直接投身于这一历史巨流中，从而成为该事件的组成部分，也许才真正显得更有意义。
(四)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及其追随者一面封锁真实消息，一面向国内外散布流言蜚语，对西安的实际情况大加歪曲，甚至说什么“红军已占领西安，洗劫了全城，市民几乎不能外出，到处充满着袭击、暗杀”等等。日本则攻击说，西安事变完全出自“莫斯科的魔手”；苏联的报刊除谴责张学良、赞美蒋介石外，竟捏造说事变是汪精卫与日本人“共同炮制”的。一时间，国内外舆论界十分混乱，弥漫着形形色色而又千奇百怪的谣言。有鉴于此，西安的“三位一体”加强了报纸和电台的宣传工作。当时，西安广播电台(XGOB)的对外英语广播任务，最初由史沫特莱承担。
贝特兰到西安后，目之所及，觉得“这座城市平静而井然有序，所有的社会团体依然沿着熟悉的救国路线继续前进”，与外界所描绘的“疯人院”般的西安大相径庭。于是，他毫不踌躇地主动与史沫特莱搞起了对外英语“联合播音”。每晚9点以后，他们穿街过巷，去市中心的电台上班，直至深夜播音结束，才又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西京招待所。在广播中，贝特兰为了竭力使自己显得“客观一些”，也为了避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曾刻意模仿英国广播电台播音员的语调，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不受感情因素的影响。通过对外英语广播，贝特兰等人直接向全世界介绍了西安事变的实情，也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这对于稳定释蒋后的西安局势，争取国内外舆论的同情，督促蒋介石兑现其六项承诺，都起了重要的作用。1937年1月，史沫特莱去了陕北苏区，贝特兰独自担当对外英语广播。然而“不久，英国领事馆的官员给他发来一个电报，威胁他停止协助‘反叛分子’，不要做出那些‘令人不愉快的行动’”。于是，英语广播只好由王安娜接替继续进行。
张学良陪蒋回宁被扣后，西北军民义愤填膺，同仇敌忾。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但未见减弱，反而更加迅猛地向前发展着。1937年元旦，杨虎城等主持在西郊机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大会，以抗议南京的倒行逆施并庆贺新年；当晚，西安军民又进行了提灯游行示威。这一天，贝特兰始终置身于千百万军民群众之间，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市民与士兵“又说又笑，随便交谈”，“一起高呼口号”。他不禁感叹：“军队和人民之间以往的一切隔阂都烟消云散了”；“此情此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元月5日和9日及以后在西安多次举行的群众大会、军民示威游行等活动，贝特兰都积极参与其间。此外，元月5日，蓝田县军民10余万人开群众大会，贝特兰等人在当日清晨即驱车前往参加。这次大会，使贝特兰首次真正认识到了中国农民的力量与发动他们参加抗战的重要性。当天的会场上，农工商学兵各界人山人海，远看起来，好似农民的褐色面孔汇聚起来的汪洋大海。返回西安后，他曾深有感触地写道：“除这次外，我再也没见过有什么会议象这次这样令人难忘，感人至深。要是享有结社自由，使他们能够拿起武器，保卫他们自己，中国农民的力量将是无法估量的。蓝田大会唯一使我们感到确信不疑的，就是在中国人民中间统一战线运动已经有了一个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西安地区的文艺活动异常活跃。当时，由士兵、学生及职业演员、民间艺人组织的专业剧团和业余宣传队，曾演出了大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娱节目。其中，多数节目都以宣传抗日思想、唤醒民众救亡意识为主要内容。诸如《火山口上》、《民族之母》、《救国公债》、《死亡线上》、《丰台撤兵》、《沪战之后》等节目，无不令人耳目为之一新。元旦前后，贝特兰曾频频进出于西安各剧场和各种演出会，使他对西安文化界的救国宣传活动有了更进一步深刻的认识。他清醒地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如此丰富的国家里，文学和其它的一切艺术，必然要和当今为中国的内部团结和民族独立所进行的伟大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这种斗争所取得的每一项积极成就，创作表达方式的新疆域也必将随之而得到进一步的拓宽”。
“双十二”事变后，张、杨曾下令释放在押之政治犯，其中有300名红军战士获释。贝特兰便与史沫特莱一起看望了红军女战士和“红小鬼”，并亲手为红军伤员清洗伤口，包扎感染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贝特兰一直盼望能见到野战生活中的红军部队，以获得一些对红军官兵“真切实在”的认识。虽然他已知道三原、蓝田、商县等地均有红军驻扎，但因交通工具不易解决，要想访问他们较为困难。最后，经多方打听，他获悉距西安很近的咸阳一带，有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活动。于是，在一天早晨，他与翻译小刘骑自行车前往咸阳。几经周折，他们终于在咸阳东边的一个小村庄里找到了一支红军宣传队。这支约40人的小部队隶属于红十五军团，成员都很年轻，“全部显得生气勃勃，目光坚毅镇静”，“队伍里存在着一种愉快、友谊和无所畏惧的气氛”，充分体现出红军特有的力量、自信及“行为举止的坦率与开放”。贝特兰与他们共度了一个下午和晚上，双方讨论了世界政局的许多重大问题。该宣传队的政委更向贝特兰详细介绍了宣传内容，回答了贝特兰提出的一些问题，如中共政策的转变、对西北局势的看法等。第二天，贝特兰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红军，返回了西安。与中共人士及红军部队的接触，使贝特兰对中国局势和中国革命的趋向有了更清晰的把握，对西安事变的实质、要求及和平解决的方针，以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策略等问题，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除与红军接触外，贝特兰对东北军也倾注了其殷殷关切之情。1月中旬前后，由于南京扣张不放，又纵兵西进，造成宁陕对峙、战火即将重燃的紧张状态。当时，西北地区的外国人纷纷撤离，英美等国驻华使馆也派人来西安，安排其侨民撤走事宜。但是，贝特兰却毫不动摇，在所有住客都搬离后，依然独自留在西京招待所，照常进行采访及其他活动。他曾应苗剑秋的邀请，访问了王曲军训团，会见了那儿的200多名学员，亲自了解了东北军思想情绪的实际状况。紧接着，他又乘火车到了渭南，视察东北军在前线的某团官兵。他很快发现，渭南虽处于战争的边缘，但市内却秩序井然，“没有一个地方的军队和市民出现过任何争执”，这真是难得的罕见现象!在该团阵地上，他与团长、炮兵连长及一批士兵广泛接触、亲切交谈，并骑马到最前哨，用望远镜和炮镜仔细观察了对面国民党中央军的活动情况。渭南之行，在贝特兰看来，他所见到的“这个团的故事也就是整个东北军的故事”。通过与官兵面对面的倾心交谈，使贝特兰真正对东北军的抗日感情有了一个充分的认识。
自1月中旬以来，西安内部的和战分歧愈演愈烈。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即所谓的“西安的三个火枪手”)为首的东北军少壮派，力主对南京动武，以营救张学良，全然不顾国家大局与民族利益。在其主张被否决后，他们悍然于2月2日发动兵变，枪杀了主和将领王以哲以及宋学礼、徐方、蒋斌等人，造成了西安局势的严重混乱和东北军内部的相互仇杀与迅速分裂。“二·二”事件后，西安局势明显恶化，国民党中央军即将进入和接管西安。至此，贝特兰在西安实在已无新闻可采，而且到处都是令他不安的消息。这样，他只好于2月7日乘午夜的第一班火车，怅然离开西安，返回北平。
(五)
西安事变期间，贝特兰在西安度过了44天紧张忙碌的日子，为揭示事变真相，传播正义之声，为争取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同情与支持，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作为旅居中国的外国人，他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与中国人民休戚与共，并肩战斗，并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独特的影响。这一种高贵的品质和深厚的情谊，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
作为新闻记者，贝特兰不仅富于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追求真理、进取不止的探索精神和献身精神，而且特别注重实地考察和掌握第一手材料，喜欢冒险与超越，追求客观公正、准确及时，极端憎恶虚伪、谎言和专制。返回北平后，他利用自己掌握的材料，依据西安之行的所见所闻，再结合自己的分析研究，以超常的速度，迅速写出了一本最早的，也是迄今唯一由外国人直接报道西安事变的专著。该书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足半年，即1937年7月由英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取名为《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的故事》(Crisis in China：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其新颖性、快捷性、时效性和感染力不言而喻。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又为此书重写了序言，于次年在美国出版，书名改为《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的故事》(First Act in China：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该书曾在1939年由上海译报图书部初版印行中译本，林淡秋翻译，书名为《中国的新生》。1986年4月，新华出版社曾重印了林译本(印行6500册)，将其选为“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丛书的第一本著作。
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则是家居西安的青年翻译家牛玉林君依据美国版翻译的新译本。作为一名自学成才者，牛君具有一种顽强的意志品质和执著的敬业精神。他克服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穷两年之功，三易其稿，完成了这本23万余字的译著《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该书前面刊有贝特兰以近80岁高龄特意撰写的中译本序——《致中国读者》，初版于1989年3月，印行30000册，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贝特兰及其名著，也有助于深化西安事变的研究。此次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再版，牛玉林君又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某些欠准确之处和印刷中的文字舛误进行了修正，使之更加完善，实属可喜可贺。
《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这本书详尽、真实而又生动地纪录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贝特兰以自己的西安之行为明线，从事变前10多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入手，着重勾勒了张学良及东北军自“九·一八”以来现实处境与思想感情的波折发展，用活生生的事实，为人们描绘了一幅西安事变的背景画，从而深刻地揭示了这场历史巨变的远因和近因。作者绘声绘色的描述，使每一位读者如身临其境，自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西安事变不是几个将军私人的冲突，而是由于民族敌人无厌的侵略所激起的伟大政治斗争的焦点，是全国人民反日运动，特别是西北军民反日运动之最尖锐的表现。对张、杨发动兵谏初衷及八项主张的深刻理解，对中共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认同，使该书对西安事变的实质和历史意义，在多处都有相当精彩的分析，不少地方虽仅寥寥数语，却不乏神来之笔。此外，该书对西安民众运动的客观报道，对不少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基本上较为准确。尤其是，在事变前后，不少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及国外媒体，对张、杨两将军横加诬蔑，甚至多有人身攻击之辞，而贝特兰却能力辨其妄，虽用语不多，却基本上恢复了“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光辉形象。不可否认，由于贝特兰在西安与少壮派军官和激进分子接触较多，因而对王以哲等主和将领的评价不尽符合实际。但若与全书整体的客观、准确比较起来，不过是大醇之微疵而己。因此，该书称得上是一部关于西安事变的信史、实录。我想，每一位对西安事变有所研究的读者，都会同意这一看法。
贝特兰不仅记录了西安事变这一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而且在许多细节方面，一再显示了其文学天赋。从他的书中，我们可以发现，里面有对苗剑秋、孙铭九等少壮军人肖像的逼真描摹，有群众运动波澜澎湃的风姿，有对军政领袖性格入木三分的解剖，也有黄土高原风景的诗意速写。有时候只是淡淡的几笔，便从字里行间洋溢出作者感情的好恶。所以，说《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也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我相信每一位普通读者也都会有此同感。
贝特兰此书的写成，主要得力于他的辛勤考察与采访，当然也不应忽视他的观察敏锐与才华出众。正是由于他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才为该书的客观性、公正性及其生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1975年，该书的美国版还在重印，这一事实本身，即已说明了该书的价值所在。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该书无疑是了解西安事变的重要入门读物；即使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该书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也弥足珍贵。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本由外国人所写，最先在英美等国出版印行的专著，对于西方人了解西安事变的真谛，了解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了解中国抗战的背景与趋势，了解中国的社会格局与中国革命的脉络走向，均有着极大的帮助作用。正如贝特兰在其另一本著作《华北前线》里所说的那样：“把最近七年的历史简缩起来，我们可以说：日本目下的侵略中国战争，它的最先的那些子弹是1931年9月18日夜间在沈阳发射了的。中国的民族抗战，它的最先的那些子弹，并不在满洲，或上海或华北前线，却在1936年12月12日铺满了雪的华清宫的外面发射了的。不了解沈阳、西安和卢沟桥之间偶然的关联，就会不了解远东社会力的真实动向”。
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国际反法西斯主义者，贝特兰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支持。《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仅是其一系列有关中国的著作中的第一部，但只此一部，已足不朽。中国人民从来不会忘记曾与自己患难与共的真诚朋友，贝特兰自然也不例外。他对中华民族解放斗争所做的巨大贡献及对中国人民始终不渝的友谊，将会永远赢得中国人民的怀念与尊敬。中华民族将会世代记住他，这位来自新西兰的英籍朋友，还有他那脍炙人口的书!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