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罗镇战役暨109师重建的若干问题
刘东社
一、东进方略的确定
自1935年东北军西进陕甘后，张学良最初“剿共”颇为卖力。然10月1日劳山一战，号称精锐的第110师全军覆没。10月下旬的榆林桥之役，高福源指挥的4个营又告被歼。连战迭败，使张学良痛心不已，并“意识到红军是有一套的”①，故对“剿共”战事渐趋谨慎。
可在另一方面，早在1935年9月28日，红15军团第84师便包围了甘泉县城，切断了鄜(县)肤(施)交通线，使坐困洛川的第67军军长王以哲叫苦连天。为解甘泉之围，王曾令何立中、刘翰东先后出阵，由此而有劳山、榆林桥两败。劳山战役后，围攻甘泉之徐海东、刘志丹部一度撤走，至10月20日又复围之，并四面猛攻。在整个10月份，张学良、王以哲对甘泉受围大为焦心，却苦无良策。10月20日，蒋介石、张学良之“号午”行陕参一电令；“第五十七军以主力控置于宜川、洛川附近地区，以一部推进延川、甘谷驿之线，左与六十七军切取连络”，以防毛泽东、彭德怀之陕甘支队“南窜”；而57军(欠117师，109师归其指挥)主力应推进到黑水寺、合水、庆阳、阜新一带，“保持重点于右翼”。企图让67军、57军、骑兵军与杨虎城之第38军(孙蔚如部)及在甘、宁境内的第35师、第37军协同，将红军压迫合围于黄河两岸地区，并进而“聚歼之”②。28日，蒋、张“俭午”行陕参二电称：“甘泉仍被匪大部包围。肤、甘、鄜交通完全被匪遮断”。为达到先“扫清鄜县、甘泉一带之匪，恢复交通，尔后再大举围剿而聚歼之”的目的，该电令第57军代军长董英斌指挥111师、109师、106师，“速向鄜县推进，以主力向北清剿，打通肤、鄜间交通线，以一部在太白镇(不含)、黑水寺、羊泉镇之线，扼要筑碉，防匪南窜”。③。
可见，到10月下旬，第57军应东进鄜县，以解甘泉之围，恢复鄜、肤交通的主要任务，已基本确定。不过，鉴于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即将召开，张学良又准备在10月29日赴南京开会，故在动身前，张于26日电告王、董两军长：“两路进剿部队停止前进，就地集结整训；不得随意向红军作战”。④张并驾机飞到庆阳，当面告诫董英斌：“你这个梯队的组织和任务从前虽有规定，但目前形势变化，须暂缓前进。部队何时开动，待听我的命令”⑤。
不料，张飞南京后，57军很快全军东进。结果，打先锋的第109师在直罗镇遇伏被歼。现在，关于57军东进的决策问题，在回忆材料和史学论著中，都有一些悖离事实真相的记载，试胪列如下：1．申伯纯称：张在南京得知直罗镇败讯后，“又气又急。气的是董英斌违背他的嘱咐，晏道刚擅自作主，致使部队轻率前进，惨遭覆灭……”⑥2．沈叔明、王肇治等声称：“参谋长晏道刚和参谋处长徐方没有通过张学良，竟下令五十七军全部东开，解甘泉之围”。⑦3．何柱国回忆说：张闻讯“大为震怒：前已有令在开会期间不许行动，因何违令？……查得牛师失败原因，乃董军因缺粮而请示总部今后行动方针，总部的指示仅说明该军迟早是要东进的。董军长误解电意，又因鄜州(今富县)粮食较丰，遂贸然令牛师东进。张将军对参谋长晏道刚、军长董英斌大加斥责。”⑧受这些回忆材料的影响，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史书及张学良的传记，都基本承袭了上述说法，如武育文等所著之《张学良将军传略》即谓；晏道刚与董英斌擅自制定“东进”方案，导致牛师败绩。⑨但上述说法，若征诸史实，显属虚妄。
首先，直罗镇之败与晏道刚毫无干系。考“西北剿总”成立时，初以钱大钧为参谋长，但钱“坚辞”而“久不到差”。张学良乃“向蒋介石保举晏道刚、林蔚、贺国光三人，请择一任参谋长”。⑩延至1936年1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方正式任命晏为参谋长(11)，此前该职一直由谢珂暂代。该年1月26日，张学良飞南京谒蒋，“请示剿匪机宜”，至2月15日返回西安时，晏方同机到西安上任。2月17日，张在西北总部第12次总理纪念周上，曾向总部人员介绍了晏氏(12)。可见，晏就职时，直罗镇战役结束已近3个月，说晏“擅自作主”、张对之“大加斥责”云云，纯系无中生有。若非回忆者成见所致，便是记忆有误的产物。
其次，徐方无权擅自下令。徐方时任“剿总”参谋处处长，以他的身份，自然无权向各军直接下达军事命令，至为明显。说他不经张同意，竟自行令57军东开，于情理、于指挥体制均不合，实不值一辨。
最后，笔者认为，东进方略与命令均应出自张学良。如前所述，1935年10月，57军东进的方略与部署已基本确定。张赴南京开会期间，曾在11月5日与蒋合署“微未”参一电，仍告诫部下：“陕北匪化甚深，尤以自毛、彭、刘、徐合股后为患尤甚，兹此六中全会、五全大会之期，恐将别有企图，我方均应特别注意，严密防堵，确切联系，勿为匪乘……在我增援部队未到前，务望各严饬所属一体慎重为要。”(13)种种迹象表明，此电曾被中共获知，故毛泽东在11日致林、聂、徐、程等电中，大体转述了张电内容后，判断红军“短时间内尚无机动可能”。(14)5日当天，张学良在致67军、57军电令中，也提到已令吴克仁117师向鄜县推进，与刘翰东之107师“协力肃清鄜附近股匪，相机与董军向羊泉转进”，以便“董军打通太白、羊泉间连络”。(15)两天后，张仍电令“董军、吴师行动宜特别慎重。仰饬所属在现地扼要防堵，俟援军到达，再一举肃清羊泉附近股匪”。(16)显然，此时57军打通太(白)羊(泉)线之任务并未改变，但张仍持稳重态度。
延至11月18日，蒋、张“巧亥”电命令王以哲、牛元峰等，认为“羊泉、张村驿、直罗一带赤匪日渐猖獗，直接威胁我六十七军左侧背，甘泉亦被匪围，给养几至断炊，肤、洛交通亦被阻绝，危险堪虞”，遂决定东北军“先以有力部队肃清羊泉、直罗之线股匪，及确保洛、耀间交通后，再北进解甘泉之围，打通肤、鄜间交通”。为此，电令第38军、第117师、第106师予以配合。而57军之109师和111师，“应多带给养，经太白、芦苞岭、子午岭、行屋台、四道河、双柳村、七里铺、龙坊之道或其附近道路东进，到达龙坊店后，指挥吴师先肃清葫芦河以南地区散匪，确保各要点后，再行肃清羊泉、直罗以南股匪”。(17)事实昭然，57军之东进作战，纯系上峰命令，董英斌等只是受其成命而已。必须指出的是，上引电令多次以蒋、张名义发出，却未必是蒋个人也在插手军事指挥，盖当时蒋、张为“西北剿总”之正副司令，两人联署只是通常的惯例罢了。准此，直罗镇之败，代军长董英斌及师长牛元峰均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张学良为此怒责董氏并撤其军长之职(18)，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主要责任，还是应由张自己来负。至于后来的回忆材料及史学论著，将战败的过错完全推到董英斌、牛元峰(甚至拉出毫无关联之晏道刚)身上，却把张洗脱得一干二净，显然有为贤者讳之嫌，实不足为训。
二、东进路线与战役进程
1935年冬的第57军，下辖第109、111、108、120、106师等5师兵力，共约4万余人。该军除临时配属的106师沈克部外，“均属张学良嫡系部队”，其火力配备，“并不弱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9)。东进时且有6架飞机助战，可谓兵强马壮，装备精良。然直罗镇一战，竟根本不是红军之对手。检讨其惨败之因，固属良多，但东进路线选择之不当，显为其败因之一。
战前，57军各师主要驻防合水及太白镇一带。董英斌曾在太白镇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东进路线。与会者多主张走南道，即自太白镇南进再东行，经上畛子趋洛川后东北行，这样绕一个弧形，要多走200里路程，但可能较安全。前引张学良之“巧亥”电，也大致是令109师和111师走南道。可在会上，独109师师长牛元峰力主走北道，即从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但该线“路窄而险”，行军不便，更兼途经之黑水寺、直罗镇、张村驿等地，红军甚为活跃，极可能遭致截击。按理，既有张之电令，众将又见解一致，走南道自属顺理成章。但因董属东北军中杂牌，牛氏受张知遇甚深，为张之宠将，董遂对牛之骄狂不敢箝制，竟“俯就牛的意见”(20)。
57军取北道东进后，11月21日，蒋、张在“马巳”电中，仅提醒董等：“东进道路应按匪情、地形妥为选择，逐日行动迳与孙、王军、吴师确取连系”。(21)。但在当天拂晓，109师已遭红军围攻，“马已”电已成马后炮。选择北道东进，虽为牛所主张，但决定者却是董英斌。张学良从南京归来，力责董氏者，盖亦为此。然在此前，张为何不设法对东进路线予以纠正?单从军事指挥角度言，张在此问题上是否也有应予检讨之处呢?
109师(临时附有11l师之632团)于11月20日下午进占直罗镇(22)，当晚即被红军包围。关于此次战役的进程，杨中州称：“二十一日拂晓，中央红军自北而南，红十五军团自南而北，仅用了两个小时，一举把东北军一○九师全部歼灭……”(23)杨得志也回忆说，21日上午11时左右红军攻入镇内，“中午时分完全解决了战斗”。(24)徐海东回忆，21日晚牛元峰率残部突围，遭红军追击而“最后覆灭”。(25)沈叔明等也有类似的回忆，即认为牛等21日夜突围，翌日天明后战事便告结束。(26)但严格说来，上述说法均不准确，也都程度不等地背离了事实的真相。
首先，红军发动攻击的时间，一般回忆材料所记大致不差。20日下午4时，毛泽东、彭德怀曾电令林彪、聂荣臻：“一军团于明四时出发，主力进至袁家山、直罗镇以北地区，由北向南突击之”，同时红15军团“由药埠头以北地区由南向北突击”(27)。故拂晓发动攻击，应不成问题。其时牛元峰部队以直罗镇为核心，葫芦河北部署有两团及师直属队，另两团则在河南。打到中午11时左右，河北的红1军团之2师、4师等攻入镇内，敌在河北之两团与师直属队基本被歼。(28)此时，红15军团也“在南山把敌人的指挥系统打乱了”(29)，河南两团亦大部被歼。牛元峰集合残部约一个多营，逃到镇东头一小寨里顽抗。因此处“地形复杂，易守不易攻”，为减少伤亡，周恩来遂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他”。(30)可见，21日当天已将牛师大部歼灭。毛泽东在22日晨7时致叶剑英电中也说：“昨日被我消灭者是三个团及一师部”。(31)但若说仅经两小时激战，即全歼了109师，则显然不大准确。
其次，牛部主力被歼后，红军主力向西北黑水寺一带移动，展开打援，于23日又歼敌106师一个团。在此期间，牛元峰残部一直被困在寨内，并非如许多回忆材料所说的那样，牛残部在21日晚已突围。23日上午8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周恩来：“十五军团应以一部包围直罗镇，保证消灭此敌，而以主力于明(二十四)日一时出发，秘密离开现地……准备打击西面增援之敌”。(32)到24日下午2时，毛、林致聂荣臻电时已称：“直罗镇之敌已向北突围，正追堵中”。(33)。据此，则牛元峰残部之突围，应在23日夜或翌日午前。《红色中华》后来报导：牛元峰“率残部约七百余人退守直罗镇土寨，廿四晨我军乃继续向其猛攻，不过数小时，即将土寨打开，寨内白军全部缴枪”(34)，其说大致可信。
最后，牛元峰残部向西北突围逃跑后，红15军团之第75师一路“跟踪追击”，结果“一气追了二十五里”(35)，最终才将其全歼。很显然，直罗镇一役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时间应是21日至24日。所谓22日已结束战斗之说，自然与事实不符；至于“一举全歼”109师、“无一漏网”之类的用词，也值得斟酌。
三、牛元峰之结局
109师于直罗镇大部被歼，其师长牛元峰结局如何?总观各种回忆材料与史学论著，可得4种不同之说法。一是被击毙阵亡。申伯纯、应德田、聂荣臻、谢华、彭德怀均回忆牛氏“阵亡”或“被击毙”(36)；罗瑞卿、王炳南、吕正操之《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亦认为牛氏阵亡。(37)二是自杀。赵希鼎谓“牛元峰拔枪自杀”(38)。沈叔明等回忆称：牛遭红军追击，最后身边“只剩沈叔明和一个随从副官”。牛乃拔出勃朗宁手枪，让副官将自己打死，副官“照牛元峰右后脑打进一颗子弹，从前面打出，面颊炸碎而死”(39)。这虽是假手副官，也属一种自杀行为。三是被俘。最早在1935年11月26日，张闻天致电毛泽东：“为了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此次所俘东北军军官中师长亦在内，应给以优待，晓以抗日反蒋大义后大部分释放……”(40)似乎牛氏当了俘虏。同一天，毛泽东致函董英斌称：“牛元峰固守直罗土寨三日，士兵恨之入骨，终不得不束手就缚”。(41)11月30日，毛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也明确宣布“活捉了牛师长”(42)。12月1日，《红色中华》刊载的《陕甘苏区的空前大胜利》一文中，也称据前方来电，“牛元峰也于带花后被俘”(43)。以后，王炳南、孙铭九、杨中州、徐海东均回忆(或认为)牛被活捉(44)。另外，肖锋的《长征日记》同样谓，“牛师长被活捉”(45)。四是语意含混的死亡。张学良在其《西安事变忏悔录》中写道：“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次则一○九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46)。但牛氏如何拒降?又怎样而死?我们仍不得其详。因众说歧异，不少史书干脆予以回避，笼统地谓牛氏“丧命”了事。(47)
现在看来，牛氏死于直罗镇战役或该役结束后不久，当可无疑。但问题是，牛究竟是怎样死的?因资料不足，我们尚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但仍可做出一个大致的推断。
首先，阵亡说似乎难以成立。申伯纯、应德田、谢华等，俱非该役之直接参与者，其回忆之可信度便很有限。彭德怀、聂荣臻倒是亲历其境，但因彭的《自述》系受审查时所写，当时“手头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故不少细节与史实颇有出入。(48)聂荣臻时任红1军团政委，22日后即率本部主力去对付106师了，解决牛元峰残部时他并不在镇内。且几十年后所写之回忆录，出现若干史事细节上记忆失误的可能性，恐也难以避免。尤其是，阵亡说与当时中共方面发布的战报明显不相吻合。且张学良对何立中与牛元峰两师长的结局，一称“阵亡”，一称“拒降而死”，其用词之差异，也透露出牛、何二人之死法肯定有所不同。凡此种种，足证阵亡说难以令人心服。
其次，自杀说疑点颇多。赵希鼎的“拔枪自杀”说，因未提出史料证据，可不予考虑。较有份量的当推沈叔明等人的回忆材料了。该役发生时，沈任109师参谋处长，与牛元峰朝夕相处，应该说对牛之结局知之较详了。但沈等回忆该役战况时，却说什么“据事后溃兵讲，战斗一开始”云云(49)，可见其所述不少得自溃兵之口，未可全然视为亲眼所睹，此其一。沈文所述战役进程，与史实多有不符，令人感到难解，此其二。沈等谓，最后牛身边只剩沈与一副官，该副官是谁?材料中一直未提其姓名，且无其它方面之描述(如此人长相、身材、性格等)，颇使人有无从对证之感。既然该副官打死了牛师长，那一种情境，想来不会在沈的脑海中没有任何残存印象吧?何以无片言只语述及?此其三。因这些疑窦环绕，又无其它过硬证据的支持，故笔者只好将自杀说亦排除在外。
最后，被俘的说法，主要出自中共方面，且时间较早，大致应视为可信。因为早在1935年11月22日晨7时，毛泽东曾电令叶剑英统一指挥“后方工作及东面对敌”之事，且专门提醒叶：“从俘虏中清查连以上官长，尤注意牛元峰”。(50)。结果战役刚一结束，毛便在致董英斌函中称牛氏“束手就缚”，而此信当时曾“普遍发表”(51)。11月30日，毛又在干部大会上宣布活捉了牛氏。这些，无论如何恐怕都不能视为毛信口而言吧?若无根据，毛又岂会一再在公众面前宣布假战果?而负责解决牛元峰残部的徐海东，其回忆与毛的说法又恰相吻合，也许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吧!
既然牛元峰被俘，那又是如何死的?综合各方材料，笔者以为，当不出伤重毙命与被红军处死两途。前引《红色中华》称牛氏“带花后被俘”，他到底是被红军击伤还是自杀未死(是否副官开枪时只将牛击成重伤?)，现已难以弄清，但伤重毙命的可能性总归难以排除。考虑到牛元峰思想之僵硬反动(52)，考虑到当时东北军中上级军官普遍对中共与红军知之甚少，又耻作俘虏的思想状态(53)，也考虑到此前红军曾对个别顽固军官采取过从严处理的办法(54)，说牛元峰受到红军的严处似乎也不无可能。然而，直罗镇战役后，中共对统战工作已日渐重视。凡被俘之敌军官，中共无不努力改造其思想，设法用之于对周围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中。这一点，只要读了11月26日张闻天致毛泽东电，便不难体会得到。既然张闻天电中，已明确要求优待直罗镇被俘之敌军官(包括师长在内)，而毛泽东在12月1日复张闻天信中，也称“这里已经实行对俘虏官一律不杀、优待释放的政策”。(55)。那么，牛元峰被俘后即使态度恶劣，其被杀的可能性也已微乎其微。
总之，就现有资料来衡量，牛元峰的结局，较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牛氏曾受伤被俘，旋因伤重无治而死。
四、109师的“撤号”与重建
目前，史学界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认为109师惨败于直罗镇后，蒋介石出于兼并杂牌军的险恶用心，乘机下令“把110师和109师的番号撤销”了。(56)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110师番号是否被撤(笔者认为确实被撤)，因与本文无关，可暂置勿论。单就109师而言，败后撤号的说法，笔者认为，虽系事出有因，但却查无实证，只能说是以讹传讹。
首先，所有声称蒋撤销109师番号者，均未提供原始资料作依据。如李家珍称，蒋在五届一中全会后，“宣布撤销东北军109师110师番号”(57)，却未注明其依据何在。象这样没有出处的人云亦云式的说法，如何能令人相信?至于张学良后来也说蒋撤了他两个师的番号，恐怕也不能信以为据。(58)
其次，大量资料可以证明，直罗镇惨败后，109师并非被取消了番号，反而是迅速重新组建了起来。据万毅回忆，“一九三六年一月，我又被调到被红军消灭而重新组建的五十七军一○九师六二七团任中校团长。就任前，张学良将军又单独召见了我，对我说；‘三个团长两个岁数大的，就你一个年轻的，你要好自为之’。接着他又说：‘你们尽快把兵招齐，训练四个月后我要用兵……”(59)可见，早在1936年1月，109师重建工作已大体就绪，3个团长都已任命，唯士兵尚未招齐，且有待训练。张政枋也回忆，劳山战役被俘的110师校尉官有70余人，他们获释后，从延安绕道韩城回西安受训，“一○九师大部被歼后，又补入该师当军官。”(60)应德田在提及1936年秋后东北军人事变动时，曾称：“一一五师师长贺奎调任一○九师师长，任刘启文为一一五师师长。”(61)该年9月28日，朱德、张国焘署名的“中革军委会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中，已明确写到：“一○九师于二十二号到兴平，向宝鸡前进中”。(62)至于109师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活动，当时的报刊杂志一再提及，多不胜举。可见，109师番号被撤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
最后，109师撤号之说，大约受抗战时该师番号一度消失之事的影响(63)，敷衍而成。西安事变结束后，东北军于1937年3月东调豫皖苏，当年6月，经开封会议宣布整编。原105师刘多荃部编为第49军，刘任军长，下辖105师和109师，分别由高鹏云和赵毅任师长。卢沟桥事变后，第49军先调至沧州护路，在与日军矶谷廉介师团作战时伤亡惨重。10月后，49军再南下增援上海，109师于淞沪会战中损失殆尽。12月退至安徽南陵、泾县后，遂将两师合并为105师，暂归70军军长王东源指挥。后经刘多荃、赵毅多方活动，1938年2月方以预备第5师徒手兵补充入109师。徐州会战时，因该师4个团长(全为黄埔生)怯阵告假，致使部队无法出动。蒋介石为此迁怒于赵毅，将赵撤职，并换掉该师全部原东北军军官。后该师北上至开封，转归刘峙指挥，东北军系之109师遂告结束。
综上可知，109师番号被撤之说虽系事出有因，但却难以成立。不少史书声称，张学良由此对蒋落井下石的做法，如何如何的愤恨，又如何转而联共云云，恐多少有点无的放矢的味道，因为它忽略了其结论是建立在并不真实的前提条件之上的。由此，笔者不禁联想到，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象此类连基本史实尚未搞清便展开推论的事情，究竟还有多少?
对此，我们不敢妄加猜测，只但愿它越少越好!
(本文原载《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①惠德安：《张学良将军轶事》，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
②六十七军：《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1935年10月份。见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2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918—919页。
③六十七军：《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1935年10月份，毕万闻，前引书，第921—922页。
④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22页。
⑤张友坤、钱进，前引书，第950页。
⑥申伯纯：《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的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4—55页。不过，申在其《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中，已删去了“晏道刚擅自作主”一句。但该书第12页谓：“西北剿总”代参谋长谢珂“不了解前方的实际情况”，“同意了董英斌早日开拔进驻鄜县的意见”；第16页仍称，“董英斌违背他的嘱咐，致使部队轻率前进，惨遭覆灭”。依然不尽符合事实，且前后多少有些自相矛盾。
⑦沈叔明等：《东北军一0九师直罗镇被歼记》，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35页。
⑧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晏道刚：《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分见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3页和第197页。
⑨武育文等著：《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页。
⑩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晏道刚：《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分见吴福章编，前引书，第3页和第197页。
(11)张友坤、钱进，前引书，第929页。
(12)《西京日报》1936年2月18日。
(13)六十七军：《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1935年11月份。毕万闻，前引书，第925—928页。
(14)张友坤、钱进，前引书，第929页。
(15)六十七军：《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1935年11月份。毕万闻，前引书第2册第925—928页。
(16)六十七军：《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1935年11月份。毕万闻，前引书，第925—928页。
(17)六十七军：《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1935年11月份。毕万闻，前引书第2册第925—928页。
(18)张之责董并撤其职，回忆材料中提及者甚多。时军中僚属亦怨董指挥无方，董连日忧思，竟致满头乌发变白。可参惠德安前引书，第111—112页。
(19)沈叔明等：《东北军一0九师直罗镇被歼记》，吴福章，前引书，第34页。
(20)沈叔明等：《东北军一0九师直罗镇被歼记》，吴福章，前引书，第36页。
(21)六十七军：《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1935年11月份。毕万闻，前引书，第925—928页。
(22)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7—138页。但肖锋记述该役发生的时间(11月18日)，显然有误。
(23)杨中州：《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
(24)《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202页。
(25)徐海东：《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1—112页。
(26)沈叔明等：《东北军一○九师直罗镇被歼记》，吴福章，前引书，第39—40页。
(2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28)《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303页。
(29)肖锋，前引书，第137—138页。
(30)徐海东，前引书，第111—112页。
(3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386页。
(3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前引书，第390页。
(3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前引书，第392页。
(34)《陕甘苏区的空前大胜利》，《红色中华》1935年12月1日。
(35)徐海东，前引书，第111—112页。
(36)分见：前引申伯纯文，后来申在《西安事变纪实》中，第13页称“牛元峰自杀”，第16页却谓“牛元峰师长阵亡”，如此前矛后盾，至为可怪。应德田《回忆张学良将军与西安事变》，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编之《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4集，第6页。前引《聂荣臻回忆录》(上)第300页。谢华：《西安事变回忆》，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384页。《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37)罗瑞卿、王炳南、吕正操：《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页。
(38)赵希鼎：《西安事变的片断回忆》，《新史学通讯》1956年12月。
(39)沈叔明等：《东北军一○九师直罗镇被歼记》，吴福章，前引书，第40—41页。
(40)《洛甫致毛泽东电》1935年11月26日。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5页。
(41)《毛泽东致董英斌函》，1935年11月26日；《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0页。
(4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43)《陕甘苏区的空前大胜利》，《红色中华》1935年12月1日。
(44)参见：王炳南《关于西安事变》与孙铭九《忆西安事变》两文，俱载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65页，第342页。前引杨中州书，第11页。《忆徐海东》，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0页。
(45)肖峰，前引书，第137—138页。
(46)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台北《传记文学》第39卷第6期，第12页。
(47)如宋黎主编之《张学良和他的将军们》即采用“丧命”的说法，见该书第1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8)前引《彭德怀自述》，见其《出版说明》之第2页。
(49)沈叔明等：《东北军一○九师直罗镇被歼记》，吴福章，前引书，第37—38页。
(5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386页。
(5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08页。
(52)前引沈叔明等文称：牛元峰当上109师师长后，曾“跑到庐山受训，装满一脑门子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思想”。
(53)其时，东北军中上级军官多对中共优待俘虏政策持怀疑态度，多以为被俘即意味着丧命。故在战场上或死硬抵抗，或势穷自杀，打得颇为凶悍。并非如某些回忆材料所夸张的那样，似乎东北军一与红军接触，即大片溃降。
(54)张政枋：《甘泉劳山战役始末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2集，第188页。据张氏回忆，110师628团团长裴焕采及少校参谋佟国良被俘后，因“抗拒到底”而未获释放，结果按“从严处理”。
(5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08页。
(56)前引宋黎主编之《张学良和他的将军们》，第98页，但该书第19页只称撤销了110师番号，却未提109师。另外，张德良、周毅主编的《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亦未提109师番号被撤。
(57)李家珍：《论杨虎城与“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载《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史学界一般很少言及“撤销”109师番号的具体时间，李文虽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时间，惜乎未注明出处，令人不知其依据何在。
(58)1991年，张学良在美国接受纽约《世界日报》记者魏碧洲采访时说过：“我有两个最好最精锐的师，统统打光了。我很痛心，除了个人拿出钱抚恤外，再报请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重编两师的部队。但中央未拨抚恤，两师番号也予撤消”。(见《世界日报》1991年5月4日“特稿”《张学良忆谈东北军两三事》。转见《参考消息》1991年5月11—13日第2版文)但张此说明显不确。早在50年代，张在其《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述及“恶缘种种”时，也只谓“请求抚恤、补充，皆无结果”，丝毫未提撤两师番号之事。张后来的说法，若非记忆有误，便是受了某些史家不确切的研究结论的影响所致。
(59)万毅：《言犹在耳》，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75页。
(60)张政枋：《甘泉劳山战役始末记》，《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2集，第188页。
(61)前引应德田文，见《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4集，第18页。
(62)《中共军委会通庄静会战役计划》，1936年9月28日。见《三军大会师》(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27页。
(63)孟吉荣称：“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九师全部损失，番号取消”。但其说不尽准确。参见其《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化瓦解的概况》，前引吴福章书，第525页。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