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高等教育评述
袁武振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高等教育，是中国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史学界对此尚缺乏系统的研究。为弥补这一不足，本人根据现有资料撰写这篇文章，以期抛砖引玉。
一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的高等教育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外在的危机是由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教育机构的蓄意摧残造成的。随着战争的爆发与漫延，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溃败，教育发达的平、津、沪一带相继沦陷，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因此受到极大的破坏。到1938年10月，全国108所大专院校中被轰炸的共达91所，其中25所不得不暂时停办，继续维持的仅有83所。教师由战前的7560人减为5657人，职员由4290人减为2966人，学生由41922人减为31188人。财产损失3360余万元。至于广大师生多年辛苦积累的珍贵资料，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国难当头，许多热血学生纷纷弃笔从戎，奔赴抗日战争的前线。教育界一些人士也极力倡导实施战时非常教育，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完全改弦更张，高中及大专院校予以停办，以使师生员工可以应征入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这些学生和人士的爱国热情难能可贵。但若如此下去，我国本来就很不发达的高等教育就会中断。此即当时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内部危机。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国民政府权衡利弊，认为抗战既属长久，各种直接和间接的人才都不可缺少，而我们战后的建国事业，更需要大量的有识之士，这无疑需要大批青年认真学习，以更好地发挥其聪明才智。加之，我国大学生比例只占国民总数的千分之一，与世界先进国家相差甚远。因此为抗战建国长计，原有教育必须予以维持和保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况且就当时兵源而论，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发此类大学生之必要。遂决定以“战时须作平时看”为办学方针。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不有各种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②1938年1月，陈立夫接掌教育部后，发表《告青年书》，再次肯定了这个方针，正式昭告青年有志从军者，政府可加安置，其大部分愿意留学校者，应遵从规定，接受正规教育与适应战时需要的特别训练。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正式确定了抗战与建国双管齐下的战时教育方针。
由于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的制定及其为教育界人士所接受和遵行，全国青年亦能各依其志愿决定前途而情绪归于稳定，中国高等教育遂消除了内部危机，得以按部就班正常发展。
二
日本侵占及轰炸中国高等学府是蓄意的，且具有摧残抗战意识和潜力的战略意义，中国政府为了培元固本，实行了抗战与建国并重的政策，所以大专院校迁离战区到安全的内地继续上课就势在必行。时迁移范围有三种，除部分教会及私立大专院校仍留在沦陷区外，一部分迁入上海租界及港澳，一部分在原省区内迁移，大部分则迁至后方。1937年到1938年10月，这是国统区学校向大后方迁移的时期。在此期间，向大后方迁移的高等学校有37所。③这些学校中有一迁再迁的，甚至多次迁移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天津北洋工学院三院校先迁设西安，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后南迁陕南的城固县城，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不久又改称国立西北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初迁长沙，合设长沙临时大学，再迁蒙自与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在战争年代，交通极为不便，加上敌机狂轰滥炸，数万名师生员工和家属以及若干吨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的搬迁，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是广大师生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经千辛万苦，闯过重重难关，硬是坚持将学校迁到了目的地，从而保存了高等教育的实力和祖国的文化遗产，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战前中国高等院校密布于少数地区，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曾遭到许多有识之士的批评。因此，国民政府决定趁搬迁之机对高校进行必要整顿。整顿的原则一为公立学校由教育部督理，以利统一教育权政策的推行；一为大学为国家兴办，学院及专科学校由地方兴办。整顿的重点在于联合、合并及新设三种方式。约有20％的大专院校进行了联合或合并。取联合方式的以西南联大为著，取合并方式的以西北联大为著，而新设的学校则以农、工、医等类为主。为减少战前院系的重叠现象，1939年教育部严格规定：凡有三个学院以上者始得为大学，且其中必有一院是理、农、工、商或医学院，否则只能为单独的学院。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有在上海租界与香港办理的各校乃至在沦陷区苟延残喘的教会大学都已停闭，其中一部分学校迁至后方，复校续办。
经过这一时期的迁移和调整，国统区高等院校的分布渐趋合理，其发展教育、培植人才的基础基本奠立。
三
国统区的经济本来就很不发达，加上处于战时，人心惶惶，经费紧张，举办高等教育的困难就更大。为了适应战时教育的需要，保证教学质量，促进高教事业的发展，国民政府在保留原学制(大学及学院除医学院五年外，余为四年制，专科学校为二与三年制)不变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改进高等教育的行政措施。
(一)实行贷金和公费制度。由沦陷区内迁的学生首先急待解决的就是生活问题。为了保证流亡青年能够继续求学，国民政府对学生实行救济制度。1938年对大专院校学生设置贷金，凡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即间接向政府贷款以维持生活，学生毕业后须予以偿还。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各项费用，学校并免费供应住宿。后来因清债不易办到，加上法币贬值，偿还几乎等于不还，于是改资金为公费。而非战区的贫困学生，也多得到贷金或公费。整个抗战期间，教育费用之庞大，在国家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位居第二，而青年救济费用几乎超过全部教育经费的1／2。据统计，战时由中学以至大专院校毕业而全赖国家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④这一措施，不但安定了青年的生活，维持弦歌不辍，更重要的是抗战建国的人才得以培养，西陲开发的基础因而建立。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我国现行的公费助学制就是此由发展来的。
(二)实行统一招生和借读制度。战前各大专院校各自招生，因而学生程度参差不齐。为适应战时需要和保证招生质量，1938年开始实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这样，大学入学的最低水准得以维持，各院系录取学生之人数可依国家需要而确定，而中学可依其毕业生升学比例而有所勤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交通关系，1942年又规定私立专科以上各校招生办法分为单独、联合、委托和成绩审查四种方式。⑤为使沦陷区大专院校肄业的学生能够继续学习，国民政府又实行了借读制度。凡战区甚至港澳大专院校(包括香港大学)学生，一律由教育部分发到后方院校插入相同院系年级借读。绝大多数学生均在借读院校完成了学业。这样既保证了流亡学生的学习，又吸引了沦陷区的学生，原在战区的大专学生，闻有借读制度，虽不经招致也纷纷前来。这就增加了后方的学生人数，为国家民族保存了人才。
(三)整理课程与编写教材。为保证教学质量，经各教授专家提供意见，教育部拟定颁布了各学校、各学系之必修科目表，使全国各大学院相同学院有共同之院必修科目若干种，相同学系又有共同之系必修科目若干种，使各院系学生在基本学问上有最低限度之共同基础，达到一定水准。而选修科目则不限定，各校可以自由设置。学生在选修科目方面，可以就其兴趣与特长发展其学习效能。同时，教育部又组织编写必修科目教学大纲和参考书，到1943年共完成大纲42种，大学生用书163种，以供各校参考之用。这样既为战时教育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又没有妨碍学术自由之开展。
(四)举行毕业考试与学业竞试。各院校实行学年兼学分制。大学生除医学院外，必须修足四年且修满132个学分，才能参加毕业考试。毕业考试不仅考最后学期之课程，而且另增加毕业总考。这就使学生在参加总考时，对以往四年主要学科有一通盘复习，从而对所学知识作最后之整理而得以系统地了解，不致东麟西爪、支离破碎。这种毕业考试办法，固然在教育方面较为适当，但由此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引起了部分院校学生的不满。另外，为鼓励学生勤勉求学，教育部还举行几次学业竞试。办法是由部设学业竞试委员会，每年选择各院系主要学科命题，送各院系任学生自由参加竞试。竞试成绩统一评定，由教育部对优胜者予以奖励。此种竞试颇能产生鼓励作用，也能真正鉴别真才实学。后来多有建树者都曾在那时的竞试中受过奖励。
(五)开展学术研究和国际文化合作。战前各大专院校有研究所设置，战争发生后各校因迁移关系，研究工作多未进行。教育部于1938年特拔经费，就设备与师资优良的国立大学，酌量增设研究所，同时并令旧有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学制二年)。为鼓励研究工作，教育部又于1941年订立办法，每年奖励著作、发明及美术作品，应征作品经过审查，由学术审议委员会决定，分等予以奖金。战时共举办奖励四次，应征作品逐次增加，每次均在百件以上。获奖者计近200人，这对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刺激和促进作用。而国际文化交流在战时中国也有进展。李政道、杨振宁等数百名大学毕业生被派到国外自费或公费留学。对于盟国教授、学者和学生的交换，以及在英、美、印等大学为各国学生设置的研究中国文化的奖金，都曾起到了促进国际文化合作和了解的作用。
(六)建立教师资格审查制度。战前大专院校教师资格审查的制度尚未实施，以致资格审查毫无标准，各校聘请教师宽严不一。1940年10月，教育部颁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察暂行规定》，分别实行。大学教员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各依学历、教学成绩及著作与服务年限，规定相应资格，由学术审议委员会负责审查。这对改善高等院校师资素质，调动教师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国民政府的上述行政措施，对于维持战时高等教育、保证教学质量，培养抗战建国人才，重振后方弦歌，作用非浅，收效甚大。
四
战时国统区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首先表现在数量方面，不但维持了战前的规模，而且还有所发展。这个结论由下表⑥的对照即可得出：
专科以上学校 大学研究所
校数 教员数 学生数 毕业生数 所数 学部数 研究生数
1936 108 7560 41922 9154 22 35 75
学年度
1944 145 11201 78909 12078 48 87 422
学年度
增加数 37 3641 36987 2924 27 52 347
其次，战时国统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抗战培养了人才，为建国储备了力量。这些书生学子在战时和战后都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战时的学术研究，解决了不少的军事与工程及经济问题，而学生直接参加军事工作并入伍作战，更壮大了抗战队伍。抗战期间，被征调到军中担任医护、翻译及军法等技术工作的医、药、工、法及外国语学生共计6371人⑦。由于战争需要，许多学生直接入伍作战，到1943年志愿从军的学生已达15000人。1944年大反攻前夕，各大学学生更是纷纷投笔从戎，开赴前线作战，社会为之动容，军队为之振奋。这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战时教育的发展，对于安抚人心，稳定后方，也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至于战时培养出来的人才对今天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的。当然，这些学生中也不乏投靠日寇、出卖抗战的民族败类，但瑕不掩玉，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战时整个国统区高等教育的积极作用。
战时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是广大师生员工辛勤努力的结果。由于战争环境的影响和国统区经济的落后，师生们所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大部分校舍都是茅舍土茨，仅蔽风雨。图书设备在多次搬迁后简陋异常。至于教学经费，虽经政府多方努力，但仍不敷应用。加上敌机频繁骚扰轰炸，情形越发惊险困难。但这些并没有动摇广大爱国师生的意志，物质愈缺乏，他们的精神愈奋发；环境愈险恶，他们对所负使命的意识感就愈加强。西南联大的一位学生在敌机轰炸之后这样写道：“这证明在抗战中文化是如何的重要。这就是敌人为何不得不骚扰文化的原因，从现在起，我们更要积极负起复兴国家民族的重任。尤其是，我们要为还没有报到的新生，吹起胜利号角的前奏。”⑧战前高等教育的规模能得以维持，全赖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同时，我们更应看到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国民政府的扶持，要想发展战时的高等教育，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中共地下党对国统区高等院校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战时高等教育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战时物质的匮乏，敌人的骚扰，这些都限制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进一步发展。而国民党在抗战后期推行的封建法西斯主义，也不能不对战时教育产生消极的影响。
总之，抗战时期国统区的高等教育，在迁移大专院校，接济流亡师生，扩展教育规模，保证教学质量，开展学术研究，促进文化交及直接服务战争等诸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总结战时高等教育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发展教育、振兴国家是大有裨益的。
(本文原载《唐都学刊》1995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高等教育》1995年第10期全文收录)
①《抗战头五年的教育》。
②参照《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1948年印行，第101页。
③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史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57页。
④程光裕主编：《中国现代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化出版部1984年版，第188页。
⑤王炳照等：《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424页。
⑥参照《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⑦薛光前编著：《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印行，第144页。
⑧蔡链著：《师范学院》，见1941年10月16日《联大青年》第1卷，第2期，第30页。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