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特兰眼中的中国抗战
李云峰 李凤琴
1937年10月，一个28岁的青年学者从西安秘密出发，一路风尘，抵达延安。他为自己是第一个到达延安的英国访问者而感到骄傲。他的名字叫詹姆斯·门罗·贝特兰。
贝特兰于1910年8月生于新西兰，是奥克兰的一个牧师的儿子。1932年在新西兰大学附属奥克兰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那几年，贝特兰曾到德国、意大利和苏联旅行，并成为一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1936年，贝特兰获牛津大学罗滋远东研究奖学金，来华在燕京大学进修中文和研究远东政治，并兼任英国数家报纸的驻华特约记者。在华期间，贝特兰怀着极大的兴趣到中国的一些地方旅行，尽力了解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国情民情，并与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夫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贝特兰的此次延安之行，是作为斯诺的代表应毛泽东邀请而来的。一般的读者，大都因阅读《毛泽东选集》第2卷中的《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文而知道他的名字，但对他的生平及与中国抗战的关系则较为陌生。
事实上，贝特兰不仅在延安和山西战场作了历时三个月的考察，而且以其英国记者的特殊身份，深入日军占领下的伪满洲国、北平，并于卢沟桥事变前夕和1938年春两度游历日本。这种经历使他得以从多种角度对中日战争进行观察分析，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把握其本质，得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合乎历史发展趋势的推论。下面，兹就贝特兰对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的几个主要问题的分析和认识加以评介。
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原因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原因，贝特兰认为首先是日本法西斯势力的代表机构军部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后果。
卢沟桥事变前夕，贝特兰正在日本东京考察。时值日本内阁更迭，近卫文麿上台组阁。通过多方面的接触、了解，贝特兰认为，表面上，这个新政权是博得了海内外欢迎的改良内阁，近卫看来也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分子。但实质上，这个内阁中掌握实权的却是法西斯主义分子或亲法西斯主义分子。譬如，外相广田弘毅既是1936年著名的对华三原则(取缔排日运动，日、满、华合作，共同防共)的炮制者，又是同年与德国订立《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有力外交经验人；陆相杉山元一直鼓吹扩大侵华战争；内相马场则是日本重工业和军火工业的化身。无庸置疑，军部实际操纵着内阁，是1927年《田中奏折》所概括的大陆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尽管对《田中奏折》存在的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但日本的侵略行动却在事实上证实着这样一种政策——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先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即是这种政策执行的表现；卢沟桥事变之后的扩大战争，也是这种政策的继续。
贝特兰指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转移日本国内人民的视线，以避免国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
当时，日本国内工人运动高涨，罢工风潮波及全国。贝特兰从日本东京一家报纸的简单报道得知，仅1937年5月份已有280次罢工；其范围之大，为20年代抢米风潮和劳工纷扰所不及。他清醒地认识到，为了对付20年代风潮，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借口国家危机取缔了国内任何劳工组织；而现在，日本统治者为转移国内阶级斗争的焦点，又一次积极地制造战争口实，筹划新的侵略阴谋。
为了使这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能自圆其说，日本法西斯头目长期在国内进行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和宣传，特别是制造所谓“赤色恐怖”，愚弄日本人民支持并参加这场战争。他们把苏联、亚洲的布尔什维克化看成“赤祸”的来源。在东京的所见所闻，使贝恃兰对这一点感触颇深，他说，日本在描绘着这样一幅图画：中国正处在频繁的纷争与内战，苏联则在背后操纵着每一次“破坏”运动，而每一次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都直接损害着日本和太平洋诸国的利益。按照这种逻辑，日本便脱去了侵略的罪责一变而为和平的保卫者。如同希特勒宣称发动战争是为了保卫欧洲或反抗赤祸威胁，墨索里尼叫嚣侵略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是保卫地中海文化或旧教信仰；日本人民也应该为日本和太平洋诸国的利益去异国的土地上扛枪打仗甚至牺牲生命。
可以看出，贝特兰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和侵略伎俩的分析，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二、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贝特兰始终认为，统一战线问题是中国抗战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他看来，蒋介石是领导抗战的全国领袖，而共产党则是最不可忽视的现实力量。所以，两党合作关系着中国抗战的命运和前途。
他指出，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中国共产党方面讲，可以溯源于1932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对日宣战，尽管这一举措在当时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姿态而不具有很多实际意义。红军长征的开始及完成，不仅在军事意义上搏得了全世界军事家的赞赏，而且成为一次逐渐走向抗日统一战线的进军。1935年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发表，是统一战线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但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统一战线的成果还是局部性的，主要局限于西北的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的军事协定与谅解，因为统一战线的另一个主角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坚持采取剿灭的态度。当时，蒋介石把到了西北的红军依然视为主要敌人，采取多种手段阻止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发展。
1936年春，处于陕北一隅的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领导下进入山西，以求打开抗日通道，但却遭到阎锡山部和中央军的阻拦。中国共产党统观全局，于5月间将东征红军撤回陕北，并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贝特兰敏锐地看出了局势微妙的变化，认为红军的东征和回师，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武装表演；旧的反国民党的口号被废弃了，而代之以民族自卫的口号。
西安事变的发生，为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共商国事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以调停者的姿态参加了西安与南京的谈判，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初步协议。接着，周恩来专门会见了蒋介石，双方都表明了和解的态度。
贝特兰说，蒋介石“从周恩来(委员长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周氏是值得尊敬的)口中知道共产党准备与南京政府充分合作，只要对方肯提供保证。他们愿意改变红军的名称。而且保证不再执行土地革命的纲领，使反日统一战线得以实现。这个出自中国一个不能战胜的坚强政党的建议，是真正为着和平团结的十分公平的提议。”①贝特兰推测，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和对于两党合作的诚意，蒋介石也许会认识到，为了减少自己的烦恼和政府连年剿共的损失，不如停止为国人日益反对的内战而与红军订立某种协定。统一战线能否最终形成还有待于事态的变化。
七七事变特别是上海八一三事变，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武力进攻的加剧，促使中国的统一战线迅速发展。1937年，西北红军正式由国民政府改编为八路军。9月，国民党中央公布了中共送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本人也发表了团结御敌的谈话。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共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认。
贝特兰认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远东当时最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因为它实现了中国内部各派抗日力量的联合，显示了中国的政治统一，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惧怕的。
三、从西安事变到忻口大战
1936年贝特兰来华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局部抗战向全国抗战的过渡，他对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考察过程中，他重视历史事件但又不局限于事件本身，而是将其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从局部与整体的结合上展开分析。
譬如，他对西安事变的许多看法就与众不同。他认为西安事变不是单一因素的产物，而是东北军强烈的抗日情绪、开赴陕西后与红军作战的失败、张学良对蒋介石排斥异己政策的抵制、共产党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等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不是个人的摩擦，而是政见的冲突。张学良之所以用兵谏的方式，是因为他没有更有效的途径。西安事变还是改变国策的一种企图，因为国策权操在统一中国的蒋介石手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西安事变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有扫遍中国的可能。他形象地说：“把最近七年(按指1931—1937年)的历史简缩起来，我们可以说，日本目下侵略中国的战争，它的最先的那些子弹是1931年9月18日夜间在沈阳发射的。中国的民族抗战，它的最先的那些子弹，并不在满洲或上海，或华北前线，却在1936年12月12日铺满了雪的华清宫外面发射的。”②
谈到卢沟桥事变，贝特兰认为这只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标志而不是导致大规模战争的原因，就象不能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归因于萨拉热窝事件一样。日本的目的是在此十年前的《田中奏折》中早已阐明的，它为什么进攻已无须多问，问题是中国这一回为什么抵抗。
贝特兰分析了九一八以来中国的社会变动，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民只有两条真正行动的路，屈服或战争。而国民党政府一开始即选择了一条不屈不战的“中间路”。但东北、热河相继沦陷，《塘沽协定》之后又是《何梅协定》，日本欲壑难填；中间各阶层终于难堪地明白，这条“中间道路”原来不存在，它只是类乎延缓屈服而已。1936年日本首相广田的三原则也不过是警告中国人最好是接受那不可避免的命运。然而，突如其来的西安事变使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本步步进逼的结果使一个政治上统一的中国的出现。这是日本的军事领袖们所不愿看到的。它刺激了日本在华行动的孤注一掷：胜则得中国，败则全完。
贝特兰指出，就日本的整个侵华战略讲，上海八一三事变是一种声东击西的战术。他分析道，从1937年仲夏到11月下旬，上海之所以时时处于远东战争的中心地位，是日本力图打击国民政府在苏浙皖三个富有省份的经济基础，并借恐吓上海银行家、工业家和窒息经济活动的手段瓦解国民政府的抵抗意志，加速中国的普遍崩溃。但这并不改变它的既定战略，即它1937年的直接目标仍象1931年一样在于北方。日本侵略者的“满蒙”政策以及实现占领华北的目的并没有放弃，只是手段更加狡猾，野心日益膨胀。为了确保其在北方的占领区和控制区，日军乃将战争引向上海。
日本把战略重心放在北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西北红色中国的存在。贝特兰说，尽管陕甘宁边区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可是在东京看来，它毕竟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而八路军则被一个日本将军称为“帝国的主要敌人”，所以，当日军从北平推进想去征服整个华北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遭到这些坚强的敌手的抗击和反攻。
贝特兰把山西境内的忻口会战视为国民党决定在华北实践持久抗战战略的第一个直接后果——中央军和晋绥军在统一指挥下英勇抗日的光辉体现。
此次会战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但因为双方军队都遭到了重大损失，同时也因为华北日军第一次在阵地中受到致命的挫折。日军凶锋被挫，既提高了中国正规军抗日的信心，刺激了游击队的发展，更在政治上加强了正规军与游击队的合作。因此，贝特兰称誉忻口会战为华北抗战的重要标志，是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最不马虎的试验。
四、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及对毛泽东的印象
在延安，贝特兰同毛泽东进行了多次谈话。从这里，他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基本观点、路线、纲领、战略战术以及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程度等重大问题，后由延安以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为题发表。通过谈话，贝特兰对中共军事上独立自主的流动游击战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平型关战役就是这种战争形式成功的示范。与那些自以为红军只能对付三心二意的“剿匪军”，而决不能对付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现代化日军的人看法相反，贝特兰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八路军在抗战中大有用武之地，而八路军的胜利则是因为采取了适合自己特点的战略战术。这种战略战术早在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就已由毛泽东概略地讲过。贝特兰还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指出，这种战略战术不仅是一种有意义的理论，而且事实上在战争初期已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了。
贝特兰对毛泽东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原以为这个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一个出色的宗教狂，但毛泽东和蔼的性格和谈笑风生的兴致，消除了他的成见。他很快发现，毛泽东的头脑是稳健无比的，任何和毛泽东谈话的人都会立刻感到一种巨大的智力，一个异常优越的头脑，活泼而稳健地沿着有条不紊的思想线索移动着。而且这种卓越的智慧配合着对任何问题真正实际的了解，以及对于本国人民深刻实际的认识。他说：“毛泽东具有超群出众的、足以代表中国式的最好的精神特征的精明与韧性。就是这个原因使他在这一向充满了机灵的政治投机家的中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战略家。因为他这种才能是在一种训练的、合乎人道意志的支配和控制下的(这种情形在中国是少有的)。由于这种伟大的意志与能力的结合，所以把他和列宁比拟也不是完全不适当吧。”③
五、中国抗战前途的正确预见
贝特兰在结束了对延安一个多月的访问之后，便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前线考察。他看到了从前线溃败的混乱不堪的国民党地方部队，目睹了其中一些毫无军纪的流散部队抢劫百姓制造的荒凉。当地人民不仅受土匪侵害，而且更怕国民党军队借口消灭土匪而对当地政府、百姓进行勒索。当他听到某地一个县长感叹“官匪”之害甚于土匪时，贝特兰再一次深刻地体验到在延安时经常听到的一种议论的重要意义——中国的军队制度必须加以改造。
在深入前线途中，贝特兰亲见日军所过之处留下的片片废墟，亲闻当地人民诉说侵略者的种种暴行；与此同时，东京却在宣传着他们在废墟上制造出的“和平亲善”，这使他更增加了对侵略者的憎恶。
使贝特兰深受震动的是，八路军普遍地得到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沿途，他遇到了不少当地青年自愿参加八路军，一些人民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也希望八路军训练、领导他们进行战斗。不仅广大人民群众对八路军十分欢迎，而且当地的外国传教士对这支纪律严明的队伍也倍加赞赏，表示宁愿和八路军在一起。
在敌后根据地，贝特兰看到共产党人从事着艰巨的工作。他们通过广泛深入的政治宣传、发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并组织群众、训练群众、领导群众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众多的农民游击队已经组织起来，甚至妇女儿童也加入了对敌斗争的行列。正因为看到了蕴藏在中国人民内部巨大深厚的力量，贝特兰得出了他对抗日前途正确的预见。他说，中华民族的真正力量“不在沿海大城市，不在省会。它的确是在这里，在乡村，在城镇里，在这里的农民群众里。他们过了许多年无知无识的生活，经历了许多年的内战，现在正在自觉的、日益加强的目标下联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的社会单位依然是乡村，乡村将变成抗战真正的核心。关于这，有许多地方已表现得很明显了。因为认识了这些人民无比的活力，我对于当前战争的最后结局，没有一点怀疑，一个崭新的中国将从目前艰苦抗战的暴风雨中产生，这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中国。”④
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贝特兰对中国人民的抗战给予深切的同情与积极支持。从1936年至1941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及时、客观、生动地报道于全世界，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他还参加到实际的抗日活动中，如担任宋庆龄等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组织的秘书工作，在香港等地为中国抗战筹集医药等物资。当日军侵入香港时，他毅然投笔从戎，成为后备役炮手。香港沦陷后，他被俘虏，在日军集中营里做了四年码头苦力，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后获释。回国后，他长期在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执教。他曾于1957、1962、1978、1986年四度访华，忠实报道了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1993年8月，贝特兰病逝于惠灵顿。
贝特兰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他的记者生涯大部分和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无论中国革命处境困难还是取得胜利的时候，他都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他对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贡献以及对中国人民始终不渝的友谊，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怀念与尊敬。
(本文原载《党史博采》1995年第8期)
①詹姆斯·贝特兰著，林淡秋译：《中国的新生》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页。
②詹姆斯·贝特兰著，林淡秋译：《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
③《华北前线》，第120页。
④《华北前线》，第275页。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