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封家信看张学良西安事变时期的心态和人格
赵 杰
1994年夏，张学文四子张彤光来沈洽谈投资业务，言及整理其家父遗物时，曾留有张学良将军往还的一封家书。年末，我进北京组稿，去其海淀区芙蓉里住处造访，他不食前言，将影印件交给了我。
此信满书5页，凡366字(不计标点)。该信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用笺(大八行纸)上，用毛笔不分行，断句书写的。行书字迹端庄，遒劲，流畅，似一气呵成。全文如下：
又卿二弟，手书悉，兄因西来，来至今日才见。一○五师之情形，兄深知之，所以才此番旅团长大更动。弟一时决不能调动，盼汝加意整顿该团，不要灰心，少年人作事无勇气，安可为军人乎。你想一想，当年兄任卫队旅团长旅长时，队伍之糟，官长之坏，无从下手，比弟此时难到万分。汝要知，天下事逆境多，顺境少，能胜过逆境，才算是男儿。该团如长官不良者，或汝有何更换意见，可商陈旅长或师长办之。汝切记你是张学良的兄弟，勿再走你西卿二哥之前辙。希你安心苦干，凭自己的力量，征服一切困难，方不愧为张家弟兄也。请你勿令我再失望。愿你好自为之。兄西来一切尚好，惟此方军队庞杂，匪情万变，亦非能如意进行也。我现改任西北剿匪副司令，现一时不能离开西北也。切望汝努力努力，不可轻举枉动，任意思迁，叫他人看你无定性，遇困难就受不了。切记一件事，由坏改好，不是什么人全行的，如我不能将坏改好也就是无能辈，无用之常人也。盼汝痛下苦功，为作事之基础，切切。此复并祷，
戎安
兄 张学良手启
三十日顿西安
军次
“安心苦干”旁，着意加了双线。
书信时间的界定
(一)年代
1934年3月，接到蒋介石电召回国命令的张学良，就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总部设武昌。1935年3月，由于红军北上抗日，主力进入贵州和四川境内，蒋介石便将“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撤消，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张学良随之也改任行营主任。1935年10月2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西北剿总”于11月1日正式成立，总部机关设在西安市南院门。
从信中“手书悉，兄因西来，来至今日才见”的内容来看，张学文发信之时，尚不知道张学良的职务、办公地点发生变化。因此当信件转至张学良手中予以回信时，署缀的日期和地点已是“三十日顿西安”，由此推断回信是在1935年。
(二)月份
10月5日，东北军110师的两个步兵团和师直属队在甘泉劳山均被红军歼灭。22日，107师四个营和619团部在甘泉榆林镇又被全歼。时至11月20日，109师、106师一部，被红军歼灭于直罗镇。
从“兄西来一切尚好，惟此方军队庞杂，匪情万变，亦非能如意进行”来分析，发信日期似应在10月至11月之间，即军事进展不利之后。但文中有“我现改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一时不能离开西北”语。而张学良于月底即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因此有理由说，仍沿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用笺”的回信，时正值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之后不久，准确时间应当是1935年11月30日。
这封信虽是家书，但对于研究张学良在移驻西安之后，东北军的状况、张学良的思想人格，以及西安事变的有关情况，都可以说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研究西安事变大有补益的资料
这封家书，不失为对研究西安事变大有补益的珍贵资料。
(一)“105师之情况，兄深知之，所以才此番旅团长大更动。”不难看出张学良到西安就任后，认为东北军急需整顿，并着手整顿。
1933年3月10日，张学良在保定与蒋介石会晤后，代人受过，通电下野，同日将东北军改编为5个军，独立第105师师长为刘多荃。下设3个旅，第一旅旅长王秉钺，第二旅旅长霍守义，第三旅旅长高鹏云。
1935年10月2日，张学良被委为西北“剿匪”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张学良就任后，将在鄂豫皖的东北军和河南的51军调至西北。其中独立第105师南调，接防平汉路南段，驻确山、明港、信阳、广水、益园一带，师部设汉口。此时刘多荃仍任师长，参谋长董颜平。第一旅旅长谭海，第二旅旅长熊正平，第三旅旅长高鹏云。与下野之时的改编相对而言，三个旅长换了两个，调整的比例是不算小的。可想而知，团长也有较大的变动。
“该团如长官不良者，或汝有何更换意见，可商陈旅长或师长办之。”从语意分析，似时任团长的张学文对整顿后的某团长仍觉不满。至于对哪个团不满、不满的原因，因情况不明，尚不能妄加评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为准备发动对陕甘宁边区的第三次“围剿”，张学良在部署军事力量的同时，针对东北军官佐的问题，做了整顿。
(二)对红军的认识是：“匪情万变，亦非能如意进行也。”反映了张学良心情的苦闷和思想的变化。
东北军是张学良抗日复土依靠的军事力量。1935年9月至11月，在与红军交战中，竟连续被消灭了将近3个主力师。南京政府不仅不加体恤，而且取消了被歼灭师的番号。张学良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能低估红军的力量。同时也感到，“剿共”只能两败俱伤。长此下去，“剿共”不果，抗战不成，打回东北老家将成为泡影。于是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开始寻求抗日的出路。
60年代，幽禁中的张学良应蒋介石之邀，撰写的回忆文章《忏悔录》第四节中，也谈到了这一心态。“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士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虽然《忏悔录》问世之后，人们对其真伪，以及是否经过“润色”加工有所争议，但这一段表述的心态，与此封信中流露的“匪情万变，亦非能如愿进行”的情绪，还是基本吻合的。
(三)“兄西来一切尚好，惟此方军队庞杂……”反映了张学良对西北军的看法，及与杨虎城的矛盾。这在与亲友的通信中，直叙涉此内容的胸臆还是不多见的。
西北军是地方的实力派，在东北军进入陕西前，杨虎城又整编了周围的各路民间军事力量，所以在张学良的印象中，此方的军队是庞杂的。
当然这只是表面的印象，其实实质矛盾是张学良统率东北军，杨虎城统率西北军，各据一方，素无交往。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之后，杨虎城和他统领的17路军，便隶属于张学良管辖。适时，东北军已失掉东北，倾军进入陕西，西北军官兵和杨虎城难免有他人抢占地盘之虞。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卢广绩曾回忆说：“杨虎城曾对我说过：‘张副司令来西北，虽有中央的命令，但初时我并不欢迎。甚至有人给我献策，采取类似后来西安事变那样的行动来对付副司令。’”加之国民党特务秉承上峰旨意，制造矛盾，以期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所以双方时有纠纷发生。
为此，张学良为了消除误解，不在地方安排自己的人选，不在城内驻扎重兵。在形式上做出姿态的同时，张学良加强了与杨虎城思想上的沟通。他在《忏悔录》中就曾谈到：“方当一百个师失利之后，重拟围剿计划中，授杨虎城担任宜川方面进剿任务，彼对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称剿匪为‘无期徒刑’等牢骚话语。并言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再当一○九师之败，良亦曾向彼表露倦于剿匪之心情。”联想张学良在从洛阳哭谏归来，询问杨虎城对敦促蒋介石停止内战，领导抗日，有何高策时，杨遂言，待蒋来陕，可挟天子以令诸侯。张学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这就是说，张学良所言的庞杂，亦包括对杨虎城的看法。他在给张学文的回信中，毫不隐讳地直言这一不该直言的看法，徜若可以视为不是有失慎重的话，那就是矛盾突出，几乎公开。
亲情融于军情
收信人张学文，字右卿(信中称为又卿)，为张作霖二兄长张作孚次子。其父在张作霖时代，曾任黑山警察署长，被土匪打死，因此张学文7岁时随母被张作霖接入帅府。成人后，张作霖送其去日本留学(张作霖被炸时他正在日本)。张学良接替父任主政东北，又送其去法国留学。1933年，张学良将东北军所属各旅改编为师制，卫队统带部为105师，张学良兼师长，张学文任第三旅第九团团长。西安事变后，因是张氏家族成员而受株连，离开军界，定居巴西。1986年笔者在他应邀参加西安事变50周年纪念活动时，在西安经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介绍与之相识，次年5月又曾接待他携夫人和儿子、儿媳回归故里观光和祭扫。此即“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同辈回乡祭扫的第一人。1988年他回国定居，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于北京谢世。
从这情况自然不难看出，张学文是在大帅府中，经张作霖抚养长大成人的，亦经张学良的倾心培养步入军界。张学良与张学文绝非一般意义的堂兄弟关系。在当日参观帅府时，张学文曾向笔者介绍过，他与张学思同住一院，相伴读书和游戏，因此可以说，张学良与张学文的亲情应视为手足之情。
但张学良在信中流露的感情，不止于一奶同胞的亲情，而是将这种亲情融入军旅之情。“弟一时决不能调动，盼汝加意整顿该团，不要灰心，少年人作事无勇气，安可为军人乎。”除了张学良的回信，缘于张学文来信想辞离军界而引发军情外，张学良是感念亲情的。“汝要知，天下事逆境多，顺境少，能胜过逆境，才算是男儿。”“切望汝努力努力，不可轻举枉动，任意思迁，叫他人看你无定性，遇到困难就受不了。”字里行间情真意切，跃然纸上。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在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后，当天晚上张学良说：“你们要明白，蒋今天的讲话，主要是针对我来的，不是对你们，希望大家安下心来。要知道今天我们是孤臣孽子，谁叫我们把自己的家乡丢掉了呢?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忍耐和克制。”信中，是可以体察到这一心态的。
军情胜于亲情
“汝切记你是张学良的兄弟，勿再走你西卿二哥之前辙。”
信中提到的西卿，即张学成，是张学文的兄长。“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妄图利用他出身张氏家族这一特殊身份，以华治华，利用他为攻打锦州打前站。于是他步已被镇压的汉奸凌印清的后尘，被委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在众人颇感为难，不知该如何处理时，黄显声征得张学良的指令，派熊飞的公安总队进剿，将其在张氏家庙(今北镇县高山子镇赵家村)就地正法并暴尸。
张学良大义灭亲的这段史料，在史学家们众多的著书立说之中，有口皆碑，并不鲜见。但却没有下文所反映和记载的情况。从此信中可以得见，这不仅再一次验证了张学良在这一事件表现出的爱憎分明，公忠体国的胸襟，而且使人们察知了此后他仍然将此视为家族中的耻辱，并念念不忘以此告诫家族的成员们，不要重蹈覆辙的磊落心态和人格。
张学良在信中对张学文直言不讳谈到这件事，这是相当痛苦，也是相当严厉的。痛苦者，张学成也是父亲遇害后，随母在大帅府长大的，与张学良为一奶同胞。很是重感情的张学良秉公将他处置，不会不受到亲情的折磨。张学文回故里祭扫时就同笔者言及，张学良大义灭亲前，曾征询过家人的意见，可见他并非没有考虑到亲情因素。当事人旧话重提，怎能不浮想往事。严厉者，对张学文直面其兄长的结果，并要其勿忘前车之鉴，说明张学良对张学文来信表述的内容和流露出的情绪，是十分重视和忧虑的。张学成不仅与张学良有亲情，而且曾任东北军团长、旅长、师长。就是这样的人物，张学良在其附逆后也能大义灭亲。这就又一次暗示和强调，就是自己的兄弟，张学良也不会徇私放纵。
西安事变后，决定送蒋介石回南京时，张学良发自肺腑地谈到：“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就是为争取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天下、国家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他的这一思想，与信中是一脉相承的。
笔者得到此信时，张学文先生已经作古，当日他去信的内容和情绪无从了解。仅据其子张彤光所言，适时是缘由不满105师一些营私舞弊现象，张学文才有感而发，产生了想离开部队的想法。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张学良在信中确实也军情重于亲情地写道：“希你安下心，凭自己的力量，征服一切困难，方不愧为张家兄弟也。请你勿令我再失望。愿你好自为之。”
在结束回信时，张学良写道：“切记一件事，由坏改好，不是什么人全行的，如我不能将坏改好也就是无能辈，无用之常人也。盼汝痛下苦功，为作事之基础，切切。”他是在叮嘱堂弟，亦是自勉。自立人生，公忠体国的人格，溢于言表，令人感佩。
张学良后来在西安事变中，兑现了自己信中的思想。张学文也正是接受了堂兄的忠告，无悔无怨，踏踏实实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从他后来颠沛流离，仍珍藏着这一信件便可窥一斑。
综上所述，这封家书无论是对于研究西安事变时期东北军的情况，还是了解张学良的思想和人格，都可以称得上是弥足珍贵的。
(作者单位：辽宁省政协学习宣传和文史委员会，沈阳；邮编：110032)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