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下限新探
刘建平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重大事件，是中国由内战走向抗战的转折点。长期以来，史学界将张学良将军“送蒋返宁”的12月25日看作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如张宪文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李新、彭明、孙思白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王桧林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等著述均持这种观点，更有大量文章也沿袭了这一看法。然而笔者认为，西安事变到张学良将军“送蒋返宁”远未结束，而是向后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谈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各位学界前辈。
西安事变到1936年12月25日“放蒋”非但没有结束，而是以“放蒋”为中线分为前后两期。这样划定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首先是以事变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的最初愿望为依据的。
张学良将军和他的东北军，因为东北沦陷而退入关内，备受社会各界歧视，随后又被蒋介石调到陕西剿共前线与杨虎城将军率领的西北军一起进攻陕北红军。经过几次重大战役，东北军、西北军遭到重创，损失惨重。特别是东北军广大官兵深感家乡沦亡的痛苦，不愿再打内战，要求打回东北，收复失地。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中共的帮助下也逐渐意识到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继续打内战，于个人、于东北军和西北军、于国家民族都没有前途可言。为了寻求和平，举国抗日，张、杨两位将军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及其军政要员，“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①，并提出著名的八项救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②。纵观张、杨两位将军的八项救国主张，最迫切、最核心的无疑是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一致抗日，这也是两位将军发动“兵谏”的目的所在。事变发生后，张、杨两位将军多次通电表示：“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争”、“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③，向国人道出了他们真诚而良好的愿望。蒋介石被扣留西安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向西安方面做出“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④承诺。到此，张、杨两位将军发动“兵谏”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事变该告以结束。然而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自食其“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⑤的诺言，扣押张学良将军，本应东开的中央军向西安逼近，企图分化瓦解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间的“三位一体”军事联盟。骤时，全国形势出现转机的希望破灭了，内战的阴云又一次笼罩全国。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兵谏”寻求和平、抗日的初衷至此显然还没有实现。
事实上，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张学良将军虽然身陷“囹圄”，仍一再为和平、抗日事业贡献其微薄之力，多次电示东北军和西北军各将领“目下大局及国家问题重于良个人问题千百倍……在今日情势下，切盼兄等劝谕部下，本良救国之初衷，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⑥杨虎城将军更是周旋于各方之间，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为了实现“放蒋”前的斗争成果，对南京既斗争又妥协，为西安事变最后和平解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把1936年12月25日作为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显然张、杨两位将军发动事变的初衷没有达到，非但抹杀了两位将军在实现和平过程中所做出的种种贡献，也使得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意义无从体现，周恩来总理“停止内战发动抗战”⑦的评论也就有失客观。
其次，以“放蒋”后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为依据进行分析，也表明西安事变至1936年12月25日远未结束。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一回到南京，便急急忙忙指使陈布雷替他杜撰了一篇所谓“对张杨训话”，并在报纸上发表，把他的被释说成是由于他“伟大人格的感召”⑧，已开始露出其违背诺言的迹象。紧接着布置扣留张学良将军，制造了“审张——赦张——管束张”的一幕，使东北军失去了领导核心。这也正是蒋介石扣留张学良用意所在——使“三位一体”中实力最强的一部群龙无首，进而更易瓦解“三位一体”联盟，达到控制西北的目的。在张学良将军被扣押后，杨虎城将军不下10次电告蒋介石，要求恢复张学良公权令其返回陕西主持大局，但蒋介石以各种理由搪塞各界，丝毫无放张回陕之意。稍后，南京政府更是调派了40多个师积极向陕西推进，完全违背了蒋介石回南京前许下撤军的诺言。各路大军压向西安，威胁杨虎城、东北军和红军，意在搞跨“三位一体”联盟以去其心腹大患。开往西安的中央军分为5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在二华(华阴、华县)正面，共9个师的兵力，以顾祝同兼总司令；第四集团军在渭河以北，有9个师兵力，以陈诚为总司令；第五集团军在商雒方面，共4个师的兵力，以卫立煌任总司令；第二、三两个集团军是在甘肃和宁夏方面，有15个师的兵力，以蒋鼎文、朱绍良分任总司令。另派顾祝同以西安行营主任名义代蒋指挥全军”⑨。中央军重兵开往西安，顿时使刚刚缓和下来的局势复加紧张起来，因而激起人民强烈反对。直接面临内战威胁的陕西人民派20余名代表于1937年1月7日到潼关面见樊嵩甫，“陈述陕民衷吁和平赤忱”，要求南京“对陕事以和平解决，俾得培养国力，一致对外”。他们发表通电说：“旬日以来，交通迄未恢复，潼关复又进兵。设不幸因误会而启衅端，则此仅存之国力将对消于内战之中，其何以制方张之寇焰”。⑩
蒋介石派大军压向西安以威胁西北军、东北军和红军，只是其手段，谋求政治解决仍是其目的。他一再电示刘峙、顾祝同：“对陕策略，应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如能用政治方法，使我军能有一部和平进驻西城”、“以战事应充分准备，但不轻易发动”(11)等，但是从众多的档案史料中也可以看出：一旦政治不能解决问题时，南京政府是不惜一战的，确有燃起内战的企图，即不择手段打击西安方面。1937年1月7日，蒋介石电示刘峙、顾祝同：“总以军事为准备之手段，而达到政治解决之目的。但于此谈判期间，应作各种战术攻城与巷战之训练与积极之准备”。1月8日，又电示刘、顾：“然战事发动之后，应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须定期攻克西安”(12)。孔祥熙也不断密电樊嵩甫询问：“如用政治解决，可否就范?若用武力，须费若干时日?有无把握?”“政治方式能否解决，或非用兵力不可?”樊嵩甫则向孔祥熙建议袭击红军，“今似宜乘其集中未毕而击破之，开战后泾渭分明，分化始有效果”(13)。蒋介石更是于1月26日令刘峙等如东北军不依限撤退，则宣布“和平破裂”并轰炸东北军阵地。可见，双方稍有不慎，战火定会燃遍全国。更有甚者，杨森直接建议顾祝同以全力扑灭西安力量而后谋求一致对外。另外，档案文献资料也表明中央政府确实制定了非常详尽的中央军进攻西安的计划部署。且对陕西张、杨各部及红军实力进行了详细调查，如“萧霖等呈报的陕甘张杨各部暨红军实力调查表”和“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关于张杨所部军团长以上主官情况调查表”(14)。所以“放蒋”后的形势紧张程度比“放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言和平已实现显然没有抓住历史的真实所在。
正是由于南京方面种种背信弃义的做法，西安方面为了寻求和平、抗日，马上采取了相应的斗争措施，决定与南京斗争到底。1937年1月5日发表“歌电”，对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将军和以大军压迫西安的这一套背信弃义的做法进行了措辞委婉、立意严正的质问，同时又表示了争取和平的决心，“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战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15)。可见，西安方面虽力争和平，但决非无限制退让，做好了以武力捍卫和平的充分准备。为此，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在军事上做了积极有效的准备，以备抵抗进攻西安之敌。在杨虎城代表东北军和西北军向红军要求下，1937年1月7日，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左权等率领红军2万余人抵达三原、泾阳、富平一带，以支援西安附近的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到来使东北军和西北军感到有所倚恃，受到极大的鼓舞，特别兴奋。在西安东线一带，从渭南之赤水直至长安，选择有利地带，构成7道强固防线，配置6个师的兵力以巩固正面；集中步兵3师以上及骑兵两师于渭北地区，准备从渭北实施坚决的突击，歼灭该敌于渭河以北、黄河以西的背水阵上；在蓝田、商县之间由杨部两个旅及红七十四师陈先瑞部以游击战相配合，迟滞李默庵纵队前进，以掩护红军主力得余裕时间转向渭南方面，突击该敌。西线一带，以王以哲、于学忠两军从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曾万钟、李家钰、万耀煌诸敌之东西两侧，红军一小部从胡敌后尾，积极监视钳制之；以杨部一旅、骑炮一团在凤翔、宝鸡、陇县地域监视汉中之敌。北线以孙蔚如师一旅警戒洛川、三原一线，红军一部对瓦窑堡、清涧线警戒。这样，西安方面与南京方面围绕西安周围形成了军事对峙的局面，内战一触即发。双方围绕着释放张学良将军和西北驻防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各自剑拔弩张，内战爆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其紧张、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放蒋”前的局势。“放蒋”后态势显然是“放蒋”前斗争的继续与发展，与“放蒋”前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且此时局势发展，绝谈不上和平、抗日的实现，因而把1936年12月25日以后的历史划于西安事变外明显是不合理的。
最后，以蒋介石对内、对外政策来分析，其处理西北诸问题仍没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
“九一八”事变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一面热衷于军阀混战，一面不遗余力地围剿共产党和红军，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挑衅置若罔闻。“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理应改弦更张、组织力量救亡图存，但它却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并将该政策奉为基本国策。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正是不满蒋介石政府这一误国政策而实行“兵谏”，力劝蒋介石放弃“安内攘外”政策。正如张学良将军自己所说：“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放弃自己的主张”(16)。在得到蒋介石承诺放弃“安内攘外”政策后，张学良将军于1936年12月25日亲自送其返回南京。但蒋介石出尔反尔，违背他的承诺，仍沿袭其老政策来解决西北诸问题，采取各种手段以图瓦解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之间的联盟。他一再声称西安想进一步割裂军政，破坏统一，以造成西北为特殊区域。虽然杨虎城将军数次通电表示“取消十二月十二日以后之一切临时组织，用示爱护国家、服从领袖之赤诚”(17)，以期蒋介石遵守诺言，改弦易张。但蒋介石对此表示怀疑，对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心存顾忌，以国家之统一为借口，不改其“安内攘外”的误国政策，想方设法瓦解“三位一体”，于1937年1月9日，指斥杨虎城等提出的解决陕事办法为割裂军政、破坏统一，称“今日一般国民，均知非统一不足以御侮，而意志之统一与军事政治统一，尤为对外必要之条件”、“为保持军事与政治统一，即不容自划区域，而形成割据独立之形态”(18)。这显然是诬陷杨虎城将军寻求和平、抗日的救国主张，为其“安内攘外”政策寻找借口。在对西安方面军事压迫、政治分化双管齐下的同时，不顾中华民族即将为日本所亡的严峻形势，对日本侵略者只字不提“抗日”二字。日军虽然大量增兵华北，积极准备全面侵华战争，但蒋介石仍忙于“安内”，无暇顾及日益严重的国难。
然而，有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即蒋介石处理陕事的“安内攘外”政策已有别于西安事变前的政策，此时他也不可能完全走上以前的老路。虽然对陕大兵压进，但蒋介石毕竟没有走到以前对红军以武力围剿的老路上去。这当然有多种原因，如广大人民群众和各地方实力派反对内战、日本的不断增兵等，然而张、杨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应该是最直接且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可是，蒋介石处理陕事的政策与事变前“安内攘外”政策又无本质区别，仍然高唱“非统一不足以御侮”。所以，说明蒋介石并没有因被扣留西安而完全放弃其“安内攘外”政策。事实上，直到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政府才从根本上放弃了这一误国政策。这也说明了1936年12月25日以后的历史仍继续起着12月25日以前张、杨力劝蒋介石改变国策的作用，把“放蒋”后的历史划于西安事变外显然是不合理的。
南京和西安都摆开阵势，做出真打的姿态。然而，国际上英、美、苏均不赞成中国再有内战，国内人民也强烈要求和平。其实，双方也都是以军事手段，意在取得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解决问题，谁也没有真打的决心，但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时刻存在，距离和平、抗日还有一段路要走。1937年1月7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劝告杨虎城：“若再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亦表示于国人，故彼等必须立即决心接受”(19)。张学良将军为了国内和平以及尽早实现对日作战，再次向蒋介石退让。于当日给杨虎城将军去信说：“请兄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仍能本我等救国之苦，全始全终为祷”(20)。杨虎城将军和东北军将领在张学良将军的劝告和蒋介石的压力下，考虑到引发内战的可能，与中共代表协商后，同意就南京提出的“甲、乙两种方案”(21)基础上举行谈判。双方先后经过两次奉化谈判、一次潼关谈判，终于在1937年1月30日商谈就绪，西安方面接受甲案。
就在此时，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分歧，导致了流血事件，即“二·二事件”。虽然在各方的调节下，没有引发大规模内战，但是这一事件直接加速了“三位一体”同盟的瓦解。事件发生后，在渭南前线的刘多荃、缪澂流自动撤离防线，向西安进逼，沈克、檀自新公开投入蒋介石，脱离东北军；东北军将领此时纷纷要求放弃甲案，而实施乙案，全军东开。趁此机会，1937年2月6日，中央军先头部队宋希濂部推进至临潼。7日，宋部一○八旅进至西安城郊，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布告安民：“和平已告成功，一切解决于三中全会，望民众各安其业，如有破坏，定予严办”(22)。8日，国民党中央军三十六师、五十七师接管西安城防。9日，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到达西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恢复工作，即日正式办公。至此，西安事变得以真正和平解决，全国内战停止，张、杨两位将军的愿望经过艰辛斗争终于实现。
上述史实清楚表明，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将军“送蒋返宁”后，西安方面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蒋介石背信弃义，不改其误国政策，西安方面针锋相对进行了周密的军事部署以备中央军进攻。双方围绕释放张学良将军和西北部队驻地问题进行了复杂的斗争，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西安事变前期，实际上1936年12月25日至1937年2月9日的后期斗争是前期斗争的继续，两阶段是不可分离的。前期由西安方面提出条件迫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接受，后期由南京政府提出条件压服西安方面。前后期形成了一种历史转换，双方在这一历史转换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互相作出让步，停止了内战，实现了和平。后期虽在和平中解决了事变，但时刻伴随着爆发内战的可能。在此期间，蒋介石处心积虑要瓦解“三位一体”联盟，控制西北，而且最终达到了这一目的；西安方面则显得特别被动，处处退让、妥协，这是出于要争取前期斗争成果的实现，最后也达到了这一目的。西安与南京最低限度的目标均已达到，因而双方鸣金收兵，爆发内战的隐患得以消除，张、杨两位将军发动事变的初衷经过曲折艰辛的斗争终于实现。
经过以上简单分析，西安事变以1936年12月25日“放蒋”作为历史下限是不合理的，把“放蒋”后事变的有机组成部分排除于事变之外，从诸多方面是讲不通的。事实上，直到1937年2月9日，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中央军接管西安城防、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正式办公，西安事变才最终得以和平解决。所以，应以此为标志作为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而非1936年12月25日的“送蒋返宁”。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西安；邮编：710069)
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②《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4页。
③《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4、6、10页。
④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⑤《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91页。
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53页。
⑦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0页。
⑧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5页。
⑨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70页。
⑩《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91、102页。
(11)《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92页。
(12)《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92、193页。
(13)《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31页。
(14)《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72—177页。
(15)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74页。
(16)《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8页。
(17)《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26—127页。
(18)《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35页。
(19)《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03页。
(20)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页。
(21)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78页。
(22)杨中州：《西安事变大事记》，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