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力行社在张杨两部中的活动及作用
徐有威
力行社与东北军最早的接触可上溯到1934年5月成立的“四维学会”，这是张学良旅欧归来重返政坛后取消以东北人士为主的秘密抗日团体“复东会”的结果。张学良试图通过建立这一新团体使蒋介石属下拥有军事实力的黄埔系与东北军充分合作，以达国家统一、收复东北的目的。力行社方面参加该团体的有贺衷寒(任理事长)、刘健群(任干事长)、邱开基(任常务理事，后因犯罪被扣，由曾扩情补充)、邓文仪、戴笠、丁炳权和袁守谦等。张学良方面的理事有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黎天才和吴瀚涛等。
就在“四维学会”成立前后，原“复东会”骨干的高崇民便对贺衷寒“无条件服从领袖”等主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终使贺衷寒报告蒋介石说高崇民“侮辱领袖”，高崇民因此遭到了蒋介石的第一次通缉。另一位原“复东会”骨干的阎宝航公开向贺衷寒表示强烈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蒋介石通过“四维学会”向东北军大肆渗透，他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拉拢“四维学会”中张学良方面的理事，一方面对考取东北大学和东北中学的学生集中训练，作为未来政训工作的骨干。尤为甚者的是，蒋介石由此开始在东北军军、师为单位设立政训处，刘健群、曾扩情和阮齐等力行社成员就任各级政训处处长之职。这一行动遭到了东北军将领普通的疑惧和反对①。“四维学会”的貌合神离显示了力行社和东北军关系的实质，而随着东北军进驻西北地区，这种实质的表露就更为明显清晰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实现了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同月，国民政府发表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旨在促其联合杨虎城十七路军“剿共”。而早在1930年戴笠就曾去西安活动，1934年力行社特务处陕西站在西安建立，马志超出任首任站长。时至1935年10月西北“剿总”成立，特务处旋在西安成立了特务处西北区和西安站，张严佛任西北区长，马志超任西安站站长，后者的公开职务为陕西省会警察局局长。力行社特务处西北区的组织规模之庞大，活动范围之广阔，都是特务处在全国任何地方所没有的。履新后的马志超不仅掌握了陕西全省的警察力量，而且负责指挥武装警察大队。不久，曾扩情的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全部人员迁至西安，组成西北“剿总”政训处，曾扩情出任处长。另一力行社特务处成员江雄风出任西北“剿总”第二处(情报处)处长兼西安军警督察处处长，在力行社特务系统中受马志超指挥。驻陕的中央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镇亚、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张坤生、陕西省交警总队的公秉藩实为军委会别动总队第一支队队长，他们均为力行社成员。力行社成员及特务处特务一般都有公职作为掩护，接受两重领导。上述人员均归原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现任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节制，从而构成力行社系统在西安的指挥网络②。戴笠在西北“剿总”也有办公厅第三科(特务)科长的名义职务。据载张学良的亲信、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的黎天才也被戴笠吸引参加特务处工作，秘密监视张学良③。据称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国民党各派系在西安设立的特务机构多达120多个，其中拥有武器装备的就有40多个④。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便属于力行社特务处系统。它们在西安活动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破坏中共在西安的地下组织，而监视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东北军、十七路军官兵的思想行动，以及西安民众的动态则是其更重要的目的所在。
力行社对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严密的监视。他们报告称张学良与中共有联系，其部下对蒋介石大不敬。1936年艳晚事件刚结束，8月30日清晨曾扩情便立即径飞广州，向蒋介石当面汇报事件经过。他称张学良与共产党勾结，围攻省党部，背叛中央；又称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逆”迹已著。1936年10月上旬，江雄风向戴笠密报，说张学良与中共要员见面，戴笠令江雄风继续查实。刘健群则得到过黎天才的暗示：“我们副司令有点快发红了，”意指张学良与中共联系极为密切⑤。马志超上任前，戴笠就明确指示他要严密注意杨虎城的动态，因为戴笠认为杨虎城“智慧很差，野心却很大，最靠不住。”马志超上任后不但忠实执行了这一任务，而且还严拒了杨虎城的所谓“亲近”。力行社特务们还报告说杨虎城部下有中共党员潜伏，力谋反蒋，杨虎城夫人也是共产党云云。而在《活路》事件处置过程中，晏道刚曾当面警告杨虎城：“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啊!”⑥
力行社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官兵也进行了严密的监视。贺衷寒根据西北“剿总”政训处科长阎保黎的当面汇报和其他特务的报告，多次向蒋介石密报张学良主持的王曲军官训练团中有“联共容共”的宣传，张学良与东北军有联络新疆、单独在西北成立“亲俄政权”之意⑦。小册子《活路》的泄密导致《活路》事件的发生，究其原委则是因为江雄风收买了负责印刷这一小册子的十七路军军需处印刷所工人所致。王以哲在洛川与中共的秘密接触，以及王以哲由此产生的思想变化，也为力行社特务处安插在王以哲卫队连中的特务发现，逐级上报给戴笠⑧。南京方面安插在洛川的特务据称竟达千余人，他们有时还在暗处打冷枪，制造紧张气氛。设在甘肃庆阳县西峰镇的东北军骑兵七团抗日学生队也直接受到康泽主持的军委会别动总队的直接威胁。特务们还化装成车夫小贩，对张学良主办的东北军学兵队严加监视，甚至打算对其学员进行绑架，逼出口供以利镇压。江雄风曾向张学良面呈一份由蒋介石签发的通缉令，指名道姓地认定其部下刘澜波等4人为共产党员，要求立即逮捕法办。嗣后江雄风还亲自审讯了刘澜波等人。马志超专门派出特务跟踪杨虎城系统的《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宋绮云，图谋不轨。戴笠对杨虎城常称“张学良有大西北主义”，大造东北军“失之东北，收之西北”的流言。张严佛则故意在东北军将领面前数说杨虎城待东北军之“不义”，意在离间张、杨关系，造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的不和。与此同时，戴笠还通过力行社特务处北平站的特务套取东北军的情报，并对外出活动的东北军军官进行跟踪、阻挠和威胁。针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稳的现状，曾扩情书面建议蒋介石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主力，并在西安设一“剿共”干部训练班，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营以上军官进行“思想和技术”上的轮训⑨。杨镇亚还针对十七路军故意制造鸦片烟事件，妄图以此陷害杨虎城，并给张学良施加压力。⑩
对西安民众乃至在西安活动的外国人监督也是力行社的任务之一。曾扩情曾建议蒋介石将保甲制度广泛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织而严整‘剿共’的堡垒”。马志超一方面通过警察局系统加强对西安市政户口的检查，一方面对西安风起云涌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进行监视。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西安文教界进步人士于11月上旬筹办追悼大会，特务闻讯后多方进行威胁破坏未遂后，马志超率领一批武装警察和特务参加了追悼会，企图从中加以骚扰。12月9日西安学生在中共领导下举行纪念“一二·九”一周年纪念游行，杨镇亚的宪兵团和马志超的武装警察多方进行干涉，还要求张、杨的部队予以协助。也就在同一天，正在西安采访这次游行活动的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遭到了一名“拒绝说出姓名和出示身份证件的蓝衣社特务”的严厉检查(11)。他质问史沫特莱为什么要给游行学生拍照，并勒令旅馆经理限时将史沫特莱撵走。同时，这名特务还找到为史沫特莱签证的警察，一阵殴打之余宣布将其撤职查办。(12)
对于力行社成员及特务处特务的猖狂活动，张、杨及其部下是极其愤慨和仇恨的。张学良的部下经常向他汇报特务的种种劣迹，请示他早日采取对策斩草除根。张学良深知晏道刚是蒋介石派来监视他的，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张学良还曾向晏道刚表示自己对蒋介石“极端忠诚”，而特务们却对他“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13)他曾怒斥特务为“这批小鬼”。(14)杨虎城对此也深有同感。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和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险恶用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西北“剿共”的屡战屡败，再加上特务的压迫，使张、杨开始重新考虑起自己的前途命运。联共最终不约而同地成为他们的共识，而在这基础上，张、杨捐弃前嫌，终于成了志同道合、生死与共的朋友，西北“三位一体”的新局面逐步形成了。针对力行社成员及其特务的活动，张、杨联手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
首先，张、杨都下定决心根除特务活动。张学良多次对那些向他进言要求根除特务的部属表示，在适当的时候自然会从根本上清除特务。杨虎城则认为：“特务无非是用枪杆吓人，咱也用枪杆对付。有勇气抗日，难道还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特务来硬的，我们就和他硬干!”(15)
其次，张、杨保护了被力行社成员及其特务纠缠上的有关人员和爱国民众的人身安全。高崇民二度遭到了蒋介石的通缉，是张学良保护他最终脱险。苗剑秋也有同样的经历。刘澜波等中共党员更是在张学良的直接干预下免遭力行社特务的毒手。学兵队学员按照张学良的指示，坚持闭门不出加紧训练，终使心怀叵测的特务无计可施，一无所获。参加“一二·九”一周年纪念游行的爱国民众得到了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的暗中保护。西安文教界发起的鲁迅追悼大会因张、杨的明确支持而避免了特务的干涉，最终得以成功举行。杨虎城还派出便衣保护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等爱国民众团体的活动。(16)
第三，张、杨加强彼此的联系和沟通，严格保密，加强舆论控制，以麻痹和迷惑力行社成员及其特务的嗅觉。张、杨在两军联席会议上经常通报特务活动的情况，彼此时常提醒处处警惕小心特务活动。东北军和红军接触时，双方约定向天上放枪，以掩特务的耳目。在鸦片烟事件中，张学良坚定地支持杨虎城反抗杨镇亚和晏道刚的无中生有，对此杨虎城极为感谢。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过去有过一些纠纷和冲突，在前期双方的关系有破坏作用，而到了这一时期却对双方密切合作起到掩护的功效。杨虎城认为这类冲突“没有什么坏处，也许还有好处”，“没有这些冲突，反而会引起蒋介石的怀疑。”这就是他们采取的所谓“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果不其然，艳晚事件期间及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从特务机关抄获了许多秘密档案，其中反映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上层不和、下层火并的密报最多。同时，张学良还充分利用新闻媒介，接受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太阳报》驻华记者海伦·斯诺及中央社记者的采访，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力辟贺衷寒密报中所谓西北将“联俄独立”的谣言，并称其赞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7)
力行社成员及其特务乃至蒋介石对西安城内联共抗日的活动确有所察觉，但直至西安事变爆发，他们始终有一种错觉，即这些“不轨”行为只是张、杨部下和一些民众团体和学生所为，完全没想到其中张、杨的直接参与和指挥。蒋介石得到曾扩情、江雄风和戴笠的密报后，为表示与张学良“推诚相与”，竟将这些密报原文送张学良，让他答复。在曾扩情密报的封面上，蒋介石甚至批有“胡说，交张副司令阅”的字样。同时蒋介石严斥了曾扩情的无能：“你们在西安干什么?都是死人吗?人抓到了还被抢去!”(18)正如事后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的追忆所言：“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蒋介石的确认为东北军、十七路军已不太可靠，但决没有想到张、杨竟敢“犯上作乱”。12月初随同蒋介石一起来到西安的萧赞育发现西安城内“大队学生游行请愿，满街遍贴标语，完全是共产党、救国联合会所提出的口号”，心中不禁大感惊异。他召集起南京安插在西安的一些工作人员，互相交换意见，大家都只是认为张、杨左右和其部队中有左派分子活动，诸如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孙鸣九和杨虎城的秘书等人，这些人确有“特别加以注意处理的必要”(19)。就连一惯嗅觉灵敏的戴笠也没有意识到西安的潜在危机，当蒋介石去西安时，他正忙于处理杨永泰遇刺案的善后事宜，随后又去广州处理缉私，并没有随行护卫，只是简单地电令西安的马志超负责保卫。马志超和杨镇亚镇压“一二·九”一周年纪念游行后，戴笠除回电嘉奖外，并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曾扩情按照蒋介石的指示，预定在12月举行西北政工会议，蒋介石将亲临主持。曾扩情已草拟了如何处置东北军的上、中、下三策，计划当面请蒋介石定夺(20)。但他们却都和蒋介石一样，丝毫没有想到张、杨与这些活动有直接的联系。
力行社成员及其特务乃至蒋介石判断的根本性失误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因为他们虽然横行一时，但却无法渗入张、杨的核心决策层猎取真实情况，他们所得到的充其量是些捕风捉影的东西。这得归结于张、杨的高度警惕性和保密工作的完美无缺。另外，力行社特务工作中有许多明显的疏漏，而有些疏漏是至关重要无法弥补的。他们之中更不乏无能昏庸敷衍了事之辈。这使张、杨多次绕过急流暗礁，一步步地走向胜利。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因为他们的活动违背民心，蒋介石对张、杨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安民众抗日爱国觉悟的估计不足，这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12月初蒋介石率文武大员进驻西安，蒋介石极力逼迫张、杨“剿共”，扬言如不服从就将其换防，张学良“哭谏”失败，西安事变最终势不可挡地爆发了。而力行社成员及其特务在事变爆发前最后几天的行为也起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加速了事变爆发的进程。这首先表现在12月9日“一二九”一周年纪念游行时，警察开枪打伤了一名学生，愤怒的群众喊出了“惩办凶手马志超”的口号。当晚蒋介石严斥张学良，要求对学生加强管束，并说是他下令马志超开枪的。这使张学良极为愤慨：“委员长太差劲，竟要开枪杀死爱国的青年学生”。其次，在此期间张、杨收到报告说，力行社已拟好一张“黑名单”，上载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同情中共分子的名字，只等换防命令一宣布，即刻将他们加以逮捕。第三，12月8日早上和11日傍晚，蒋介石分别召见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刘多荃和黎天才，他根据特务的密报指责王以哲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而张学良身边有一批共产党员在暗中活动。蒋介石怒斥道：“张副司令是什么居心?”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三组组长、力行社成员蒋孝先还让黎天才转告张学良：“西北的剿共如不愿担当，即请张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好好干”。王以哲和黎天才回来后立即向张学良作了汇报。这使张学良极度愤怒之余感到自己已无路可退，即向王以哲和黎天才表示了“我一定要扣蒋”，“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的决心(21)。几个小时后，即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邮编：200051)
①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8—104页；丘琴等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74—80页；刘健群：《银河忆往》，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34—237页。
②乔家才：《铁血精忠传——戴笠的故事》，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85年增订再版，第106页；晏道刚：《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4—85页；曾扩情：《西安事变回忆》，吴福章上引书，第197页；徐彬如：《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与西北抗日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孙铭九：《“西安事变”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张严佛：《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8—88页。
③潘嘉钊等编撰：《蒋介石特工密档及其他》，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④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1页。
⑤晏道刚上引文和曾扩情上引文，均见吴福章上引书，第197—198、208页；申伯纯上引书，第93页；李木庵：《西安事变纪实》，张协和等主编：《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补遗》，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页；刘健群上引书，第237页；沈醉：《军统与“西安事变”》，《羊城晚报》1985年3月2日。
⑥乔家才；《铁血精忠传》，第106—107页；晏道刚上引文，见吴福章上引书，第198页；米暂沉上引书，第107页。
⑦《中央检查新闻处处长贺衷寒上蒋委员长告张学良有独立联俄之意电——民国25年9月18日，自南京发》，“总统府机要室档案”，转引自秦孝仪主编：《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站1983年版，第55页:《贺衷寒上蒋委员长电(民国25年8月5日)》，转引自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第255页。
⑧《戴雨农先生全集》上集，台湾国防部情报局1979年编印，第44—45页。
⑨米暂沉上引书，第107页；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抗日情报战》第1集，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171—172页；乔家才：《铁血精忠传》，第100—101页；良雄：《戴笠传》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再版，第93页；刘向三：《我在东北军中做统战工作的前前后后》，陈大章：《东北军骑兵七团抗日学生队》，均见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477—478页；孙铭九上引书，第63—64页；应德田上引书，第83页；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14、119页；冷拙：《西安学兵队生活片断》，《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93页；曾扩情上引文，见吴福章上引书，第208页；丘琴等上引书，第92页；曹冷泉：《忆杨虎城将军的挚友宋绮云烈士》，张协和等上引书，第184页；《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188页；张严佛上引文，《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第109—110页。
⑩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11)这里指的“蓝衣社”即力行社，请参见拙文：《关于“蓝衣社”几点辨析》，《档案与历史》1989年第5期。
(12)曾扩情上引文，见吴福章上引书，第208页；姚光：《“双十二”前后我在杨虎城将军部队做地下工作的回忆》，张协和等上引书，第128页；米暂沉上引书，第111、113页；应德田上引书，第85页；[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江枫译：《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第149—150页。
(13)应德田上引书，第42页；丘琴等上引书，第94页；晏道刚上引文，见吴福章上引书，第197页。
(14)张玉荪：《华清池之旅——追忆西安事变前后的经历与见闻(上)》，台北《传记文学》第39卷第6期， 1981年12月出版，第29页。
(15)孙达生上引文，《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25—126页；王菊人：《双十二事变回忆片断》，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自行印行，第376页。
(16)丘琴等上引书，第80、98页；孙铭九上引书，第90—91、100页；孙达生上引文，徐彬如上引文，见《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4、5、119—124页；米暂沉上引书，第111页；张兆麟：《回忆西安事变前后在西安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第179页。
(17)丘琴等上引书，第93页；申伯纯上引书，第85—86、106—107页；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74页；米暂沉上引书，第106页；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9页；杨拯民：《回忆西安事变前的几件事》，《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回忆》，第145页；张兆麟上引文，《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第183—184页；安危：《预报西安事变的女记者》，《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12月17日；[美]傅虹霖著，王海晨等译：《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183页；李云峰上引书，第160—161页。
(18)晏道刚上引文，曾扩情上引文，文强：《复兴社在西安事变中分成和战两派》，均见吴福章上引书，第197、208—281页；杨俊湘：《忆周恩来总理与西安事变》(全国政协存稿)，转引自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
(19)萧赞育：《谈西安事变》，载黄季陆等著：《自强奋斗七十年》，台北中华日报1981年印行，第147、149页；《萧赞育先生访问纪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20)张严佛上引文，《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第88页；周开庆：《健庐忆语》，台北1974年版，第82—83页；古僧：《戴笠将军与抗日战争》，台北华欣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76页。
(21)申伯纯上引书，第107页；刘多荃：《扣蒋前夕》，吴福章上引书，第212—213页；《黎天才自传》，转引自张魁堂上引书，第163、167—170页；[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63页；[美]尼姆·威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103页，原载《中国历史笔记》，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转引自傅虹霖上引书，第186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