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介《东南日报》对西安事变的报导
王红岩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影响的事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双方的命运、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对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都曾产生了巨大作用。在当时中国各地所引起的震惊是十分剧烈的，在各地的反应和影响也是巨大的。近些年来，我国史学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可谓深入细致，成果丰富。不过，有一种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以往研究西安事变的论著很少关注国内舆论界的态度，特别是对报纸的言论关注不够。报纸是当时舆论界最有影响的传播媒体，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因而，针对报纸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和态度进行研究，特别是地方报纸所代表的地方势力的言论进行分析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笔者因条件所限，仅选择了民国时期代表浙江省地方势力的、在江浙地区颇有影响的《东南日报》为对象，对其在西安事变后的有关报导作一简介和分析，以期揭示出浙江地方势力在西安事变及其善后问题上的态度。
一
东南日报社前身是杭州民国日报社，1927年3月创办，总部设在杭州，直辖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1934年6月更名为《东南日报》，由浙江省国民党党部与党员合营，隶属东南新闻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南日报社曾数次搬迁，抗战胜利后迁回杭州复刊。1949年5月杭州解放，《东南日报》更名为《浙江日报》。
《东南日报》在民国时期是浙江省甚至江浙地区影响较大的报纸之一，它的主要版面“社论要闻版”、“国内舆论版”、“省市县新闻版”等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官方的观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主张，并代表了地方士绅和民众的态度。从《东南日报》的报导和社论中，可洞察出其在新闻素材的选择上有明显的倾向性，但它仍不失为浙江地方势力言论的代言者，是我们了解分析浙江地方势力政治态度和观点的非常有用的资料。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东南日报》立即对事变做了报导。从12月13日在第一版用特大号字体以“张学良率部叛变，蒋委员长被留西安”为题报导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到西安事变终告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释放的报导“蒋委员长伉俪安抵洛阳”(《东南日报》1936年12月26日)等，直到1937年2月10日发表解决陕甘善后问题的社论《陕变结束后之感想》以及此后的零星报导等，两个多月时间，几乎每天都有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有时甚至是一天好几条。除了报导有关西安事变的信息外，还发表有关社论13篇，评论、论述了西安事变及陕甘善后问题。
概括《东南日报》报导西安事变发生至陕甘善后问题的解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张杨兵谏行为的报导及其态度。
从西安事变发生到释放蒋介石这一阶段，《东南日报》的报导和评论的基本格调是：张杨的行为是“兵变”，而非兵谏，将张杨两将军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行动等同于一般军阀的叛变行为。《东南日报》于12月13日在第一版用特大号字体报导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张学良率部叛变，蒋委员长被留西安”，称“西安十二日上午起，电报不通，嗣据报张学良率部叛变，在临潼附近，施行胁迫，同时发出通电，主张推翻政府，电中并明言对蒋委员长作最后谏诤，暂留西安等语。”①可以看出，当时《东南日报》已经知道了张杨通电的基本要求内容，以及张杨发动兵谏的目的和政治要求，但却强调张杨两将军的爱国行动是“叛变”、“胁迫”、“主张推翻政府”。其后的报导有《四团体昨电张劝送委座返京》(1936年12月14日)、《五万市民冒雨集会竭诚拥戴领袖电张学良护送返京通电全国共伸正义》(12月15日)以及18日的社论《中央颁讨伐令张学良将何以自全》，还有《浙省执委会电劝张学良悔祸自新悬崖勒马向我领袖涕泣谢罪立即维护返京俾得主持大计》(12月19日)、《浙各县民众纷电忠告张学良速送领袖返京以赎罪愆并请中央讨伐灭此朝食》(12月20日)等，上述报导无论是浙省各机关团体的通电、电报，还是该社社论，都指责张学良发动事变，“劫持领袖，称兵犯上”②，认为张杨是“叛逆”，并“劝其幡然觉悟”③，“则悬崖勒马，此正其时。”④把张学良要求抗日的爱国行动歪曲为要报家仇私恨的个人恩怨，并将东北沦陷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张学良和东北军，“说是为要求回乡吗?东北的四省已经由你们自己手中失掉了，现在再想收回，难道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吗?你们有多大实力，真够自由行动，孤军抗敌。你们有什么本领，真够只要家乡，不要国族。”⑤“沈阳之变，不战而逃，黑水白山，拱手送敌，败军之将，通国唾弃。”⑥这两篇社论，表明了浙江地方势力的立场和观点。而对于张杨在事变后发表的对“时局通电”，即表明事变目的和政治要求的八项主张以及对蒋介石是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等内容⑦，《东南日报》则未有全面报导。之所以不予全面报导，除掩饰张杨与蒋介石的政见冲突外，恐与南京政府有意压低西安事变的政治基调，抹杀其政治色彩不无关系。
第二，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报导及其态度。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措手不及。何应钦等人力主武力讨伐，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民党内部分成了主战、主和两派。从《东南日报》所反映的态度来看，它一方面追随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决议和讨伐张学良的主张，另一方面又与何应钦等有所不同，明显赞成主和派的主张，流露出了不希望中央军与张杨部队尤其是与东北军打起来的愿望。并希望张杨“悔罪”，劝张学良“悔过启新”⑧，隐含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浙江地方势力不希望爆发更大规模内战、不希望中国分裂的愿望。相关的报导有：《浙军事当局请明令讨伐叛逆愿率两浙健儿扑杀国贼……各界电张学良促其觉悟》(《东南日报》1936年12月15日)、《中央颁讨伐令张学良将何以自全》(《东南日报》1936年12月18日)、《宋子文偕蒋夫人飞陕讨逆军向西安推进》(《东南日报》1936年12月23日)等。
对西安事变的解决，《东南日报》在18日和27日的两篇社论中，陈述了其主张中国和平统一、不希望内战扩大的观点。认为西安事变“关系国家民族全局之安危，求于短时期内，迅速了结”⑨，指出中国是“具有统一整齐之意志与步趋，此诚国事前途绝大之转机，亦国族复兴惟一之好现象也”⑩，并劝张学良将军若“恢复蒋先生之自由，护送来京”则“我全国民众尤将谅其一时之愚蒙，中央或能予以自新之途径，为张计者，舍此殆更无他途。”解决事变应以“为求领袖安全与免伤国力”(11)为原则。在12月27日的社论《蒋委长安抵首都》中总结论述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表明了地方势力要求停止内战、国家统一、和平解决的心愿。文章强调不愿看到中国重蹈西班牙内战的覆辙，不愿“酿成全国大混乱大流血之惨剧”(12)，惊叹“陕变竟不流血而解决矣”，认为事变之和平解决“东北军陕军之全体洞明大义”(13)是原因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东南日报》对蒋介石得以释放、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丝毫没有介绍，对中共代表人物周恩来等在解决西安事变中的积极努力也只字未提。可以认为，《东南日报》对中共介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和作用不予报导，充分显示了其在新闻素材选择上的倾向性和片面性。
第三，对蒋介石个人安危的报导及其态度。
《东南日报》对蒋介石个人生命安全甚为关注，大量篇幅报导了蒋介石被释放、平安返回南京的消息。在西安事变刚刚爆发两天后，即14日就报导了浙江省在杭州召开省会市民大会，“一致表示对领袖始终爱戴，并要求保障领袖之安全”(14)。还明确指出“领袖虽被劫持，仍属安全”(15)。浙江是蒋介石的故乡，事变发生，首先关心蒋介石的人身安全是可以理解的。随后的报导还有：《省会各界昨集议坚决表示拥戴领袖献金奖励维护领袖脱险停止娱乐与领袖同甘苦联电叛逆保障领袖安全》(1936年12月19日)、《领袖之安危亦即国家民族之安危》(1936年12月22日)、《天相元良兆民攸赖蒋委长伉俪安抵洛阳》(12月26日)、社论《庆祝领袖脱险》(12月26日)、《浙省会各界昨晚热烈庆祝领袖脱险市民闻讯欢欣鼓舞今晨召开庆祝大会》(12月26日)、《蒋委长昨午抵京》(12月27日)以及社论《蒋委长安抵首都》(12月27日)等。反映出在一般民众中，尤其是在浙江民众的心目中，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不可替代，仍希望蒋介石作为抗战领袖能领导全民族抗战。而对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后政策的转变没有反映。
第四，对陕甘善后问题的报导及其态度。
蒋介石回南京后，拟定了用政治方式解决陕甘善后的方案。为了迫使张杨就范，蒋介石采取了两手，一方面派和平使者商谈陕甘善后事宜，另一方面命令前方部队积极推进，向西安施加压力。而在西安方面，因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遭扣留，东北军内部出现分裂。1937年2月2日，王以哲军长因不同意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军官与南京开战的主张而被杀害，西安的局势又处于动荡之中，内战危机一触即发。到1937年2月底以前，陕甘善后问题终以政治方式解决，基本保住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此时，《东南日报》的相关报导有：《最后之期待》(1937年1月21日)、《统一救国运动》(1937年1月22日)、《杨于逆迹已彰西北军民速自拔》(1937年1月25日)、《中央对陕甘军事仍宜努力推进》(1937年2月2日)、《解决陕局渐现端倪惟张杨大部迄无撤退模样入陕中央军亦未向前推进》(1937年2月2日)、《陕甘两省之形势》(1937年2月2日)、《渭河南北两岸张杨部队开始撤退》(1937年2月3日)、《西安内讧王以哲被变兵戕杀》(1937年2月4日)、《何应钦昨在中央报告西安善后解决经过张杨部遵令撤退仅告段落开驻指定防地后方可结束》(1937年2月9日)，还有社论《陕局粗定》(1937年2月4日)、《肃军与善后》(1927年2月9日)、《陕变结束后之感想》(1937年2月10日)等。这些报导和社论，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浙江地方势力要求避免内战、要求国家和平统一的心态。如社论《统一救国运动》所说：“就民心言：中国人民酷爱和平，尤酷爱统一。自来民心之向背，实为兴亡盛衰之最大关键”，“统一实为和平之最大保障”(16)，认为西安事变及陕甘善后问题的解决“为中国今后决无内战之表征”(17)。特别是社论《陕变结束后之感想》明确指出：“我全国军民而果以国家民族之生存为念，其必先谋国内之安定，期协力以对外，此又为一定不易之步骤，亦任何人不能加以非难者。是故军人爱国，当先求国内之团结，民众爱国，当首除破坏团结之障碍，军民一致，共向此团结之目标而迈进。”(18)这样才能达到民族复兴之目的。
二
分析《东南日报》对西安事变的报导态度，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认为张杨两将军的兵谏是“兵变”、“叛逆”的主要因素是：(一)国民党政权在当时毕竟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有其一定的权威，对一部分民众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吸引力。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民族资产阶级势力较雄厚，是蒋介石政权赖以存在的有力支柱。《东南日报》所反映的浙江地方势力的政治态度，有其一定代表性。(二)作为浙江省最有影响的官私合办地方报纸，《东南日报》的态度拥护蒋介石、听命于国民党有其必然因素。《东南日报》隶属于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它的观点和态度明显受国民党中央的左右。西安事变爆发伊始，在如何解决事变、采用何种方式解决事变的问题上，《东南日报》的报导与国民党内部分裂成主战和主和两派一样，也出现了要求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与力主武力讨伐、不惜一切代价两种不同声音。只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力主和平解决的呼声愈来愈高，并逐渐成为主流意见。(三)西安事变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发生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自然被视为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心力量”，蒋介石制定的“安内攘外”国策亦为全国各地所奉行。“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政策，更是在浙江省得到不遗余力的贯彻执行。就在《东南日报》报导西安事变的同时，14日还报导了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召开“剿匪”宣传大会的内容。就连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的办公用笺左右两边的空白处，都印上了“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字样，可见浙江省受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宣传影响之深。
第二，对蒋介石生命安全的关注有其特殊原因。浙江省是蒋介石的故乡，地缘关系使绝大多数浙省人士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认为张杨发动事变触犯了国法，是“犯上作乱”。尤其在蒋介石被扣留期间，关心蒋介石的个人安危甚于关心张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西安事变终告和平解决，《东南日报》长篇累牍地报导了蒋介石安抵南京，各地群众特别是南京、浙江省各地以及蒋介石家乡奉化庆祝的消息，而对蒋介石以人格担保的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联共抗日、释放上海爱国领袖等六项协议却只字未提，对蒋介石由“剿共”到“联共抗日”的政治主张的转变亦未论及。
第三，需要指出的是，东南日报社的特殊背景使它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从而影响到它的政治态度。东南日报社在筹建过程中，特别是在1934年至1936年12月间，为建新办公楼得到了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的财政支持。笔者曾在浙江省档案馆查阅到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写的数笔借款收据，有6000元、2万元、4万元不等。新厦于1937年2月建成，《东南日报》2月2日以醒目标题报道了落成典礼的盛况，并配发了新闻照片。经济上完全依赖于国民党，那么它的政治态度就不言自明了。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历史系，杭州；邮编：310028)
①《东南日报》1936年12月14日。
②《东南日报》1936年12月19日。
③《东南日报》1936年12月15日。
④《东南日报》1936年12月18日。
⑤《东南日报》1936年12月19日，社论《从绥远说到西安》
⑥《东南日报》1936年12月23日，社论《读齐亚诺氏致张逆电》。
⑦《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
⑧《东南日报》1936年12月19日。
⑨《东南日报》1936年12月18日，社论《中央颁讨伐令张逆将何以自全》。
⑩《东南日报》1936年12月18日，社论《中央颁讨伐令张逆将何以自全》。
(11)《东南日报》1936年12月18日，社论《中央颁讨伐令张逆将何以自全》。
(12)《东南日报》1936年12月27日，社论《蒋委长安抵首都》。
(13)《东南日报》1936年12月27日，社论《蒋委长安抵首都》。
(14)《东南日报》1936年12月14日。
(15)《东南日报》1936年12月14日。
(16)《东南日报》1937年1月22日。
(17)《东南日报》1937年2月10日。
(18)《东南日报》1937年2月10日，社论《陕变结束后之感想》。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